在職場工作最重要的一個技能，就是“做人”。如果不懂做人、只憑喜好相處，工作上可能會遇到很多人際困難。而懂不懂做人，跟一項個人能力有關，現在常被叫做“情商”。
不過，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情商”利用了個體的情感，是一種潛藏的權力支配工具。想要不被矇蔽，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講述 | 鄭作彧，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來源 | 看理想節目《社會學導航：迷頓人生清醒指北》
01.
明知被壓迫，還在認同它？
霸權的力量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會讓勞工陷入異化情境中。雖然勞工處於劣勢地位、陷入異化情境，但勞工並不是只能束手就擒。
一方面，上班族會有摸魚的情況，摸魚的行為有一種“微量反向剝削資本家”的快感。另一方面，放眼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勞工階級出現之後，也有不少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嘗試，比較重要的有兩大型別的做法。
一類是馬克思自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呼籲勞工透過武力方式從資本家手中奪回生產工具，從根本上徹底改變讓勞工階級陷入異化困境的社會結構。
另一類做法是建立工會組織。所有勞工同心協力建立工會，透過組織方式有足夠的力量與資方抗衡、跟資方談判，要求更合理的薪資、更人性化的工作時長與更理想的假期天數。
不論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工會抗爭，勞工階級一直以來都在努力為自己的生活爭取更好的條件，而且在一些方面非常成功，甚至直到今天都嘉惠著我們現在的生活。例如，“朝九晚五”雖然在今天更多意指上班族辛苦而又單調的生活步調，但其實，“上下班”和“八小時工作制”也是工會努力爭取而來的。
但這些成果並不到可以全面改變社會的程度。勞工階級今天絕大多數時候的生活依然很苦悶，勞資雙方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並沒有徹底改善。
《婦女參政論》
馬克思在不少作品中都預言，資本主義這樣一直髮展下去，終究會在它最發達的時刻同時引發勞工階級的揭竿起義。但目前看來，尤其是歐美社會，資本主義已經無比發達了，這種端倪並沒有出現。這種完全與馬克思的預言背道而馳的發展，是勞動社會學很重要的研究主題之一。
當代在這方面最具國際知名度的研究者，可能是美國馬克思主義勞動社會學家麥克·布洛維。布洛維對“馬克思的預言為什麼沒實現”這個謎題進行了非常紮實的研究，在歐美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用來解釋研究結果的理論涉及一個概念：霸權（Hegemony）。可能很多人一聽到“霸權”，想到的是“霸道的權力”的意思。但在社會學界，“霸權”大多時候指義大利共產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弗朗切斯科·葛蘭西的霸權概念，或曰“文化霸權”理論。
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他對工人階級革命遲遲無法成功的反思，來自於對馬克思思想的一個修正。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場是“歷史唯物論”，並以此建立一套“下層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公式。
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認為只有物質基礎才是真正有用的因素。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人類生活得以真正改善的關鍵不只在於新的物質發展，而是很多時候首先來自於新的觀念轉變。
同時，葛蘭西在義大利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時還發現一件事：之所以當時歐洲無產階級常常不熱衷參與階級革命，恰恰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把持了意識形態，向無產階級灌輸資產階級的觀念，以此矇蔽了無產者的批判思維，甚至讓無產階級認同資產階級對自己的支配。
這讓資產階級獲得了一種在學術討論中常常被忽略，但在現實生活中卻非常常見的權力型別，這種權力型別，葛蘭西就稱為“霸權”。
《婦女參政論》
霸權是什麼權力形式呢？在社會學界，一般有兩種權力觀。一種是古典社會學家韋伯所提出的，他將權力大致定義為“能不顧他人的反對與阻礙而遂行自我意志”的能力，尤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壓制性的力量”。
另一種是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說法，福柯將權力視為一種透過規訓，讓人們從身體的舉手投足間就不知不覺地習慣於權力支配的關係情境，一種不再是讓什麼東西消失不見，而是會產生很多東西，例如各種規訓技術、人力資源的“生產性的權力”。
但霸權既不是一種壓制，也不是讓人不知不覺就服從的規訓，而是一種被支配者明明感覺到壓迫，卻竟然會發自內心認可這種壓迫的權力。甚至會讓被壓迫者忘了自己是被壓迫者的事實，反過來站在支配者的立場上來歧視、仇視被壓迫者，使得階級矛盾轉移到被壓迫者群體自身當中，造成支配者反而可以置身事外的“弱弱相殘”的情況。
雖然葛蘭西的霸權概念主要是在階級革命過程中提出來的，但這個概念顯然不是隻適用於資本主義工廠中，而是很多權力運作情境裡都有這種情況，布洛維的研究發現就是其中一例。
02.
製造同意：
我們為何甘願認同剝削自己的人？
布洛維是英國人，在美國讀書與任教，後來，他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在美國、匈牙利、前蘇聯等多地的工廠進行研究，他到工廠裡當工人，以參與觀察的方式瞭解工人的生活。
他的研究發現，雖然工人在鋼鐵廠裡是被剝削的，卻因為三個因素，讓工廠的工人竟然對這種剝削抱持同意的態度。這個現象也就是布洛維這份研究後來出版時的書名：“製造同意”。
那麼工廠是怎麼製造了工人對自身所承受的壓迫的同意呢？第一個做法叫“趕工競賽”。管理者有意將某個機臺專門給某位勞工操作，讓勞工在工廠的工作變得個人化。然後制定競賽規則，哪位工人的生產效率高，就可以獲得更好的報酬。
這讓工人可以在機臺的熟練操作上獲得成就感，用這種“相對滿足感”來多多少少抵消剩餘價值被剝削的感受。工人們之間的生產競賽，也可以讓階級矛盾轉化成勞工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做法是“內部勞動市場”，簡單來說就是設定“晉升管道”。若有工人不只在“趕工競賽”中獲得優勢，而且還能為老闆多做事、讓老闆開心，那麼這個工人就有可能被提升到管理階層。
這讓工人們會有一種幻覺：只要認同、甚至擁護資方立場，自己也可能離開工人階級、往管理階層邁進。於是工人們即便明明是無產階級，卻會因為這樣的幻想而認可、採取資產階級的立場。
《華盛頓郵報》
第三種做法是“內部國家”。簡單來說是“工會抗爭合法化”，允許工人合法組建工會，甚至可以設定很多合法的抗議方式。當然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進行違法集會活動，管理者會報警。這種棒槌和甜頭雙管齊下的做法，讓工人階級的不滿有了宣洩管道，但又不會到搞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步。
當然這三點都還同時配套了一個話術：如果這些大工廠倒閉，國家經濟崩潰，最後就是大家都失業，沒人有好處。於是，以失業恐嚇為前提，輔以上述三個讓工人們嘗甜頭、或是讓工人們幻想可以嘗甜頭的做法，最終讓資本主義在工廠裡製造出了工人對自身所受壓迫的同意，製造出了霸權。
這種一方面用“失業”來恐嚇，另一方面又用“升職”或“加薪”來誘使員工努力工作，甚至還以此誘使員工與員工之間相互廝殺的把戲，不只在布洛維的研究中看得到，而也存在於今天大多數企業中。
這就是為什麼布洛維的研究很有影響力的原因。不過他的研究也有一些時代上的侷限性，他所做田野的鋼鐵廠是製造業，這在以工業為主的時代也許很典型，但今天，常常被認為更占主導地位的可能已經是服務業。
布洛維的三種“製造同意”的策略是否適用於所有產業，是不是有些策略今天已經被淘汰掉，出現了更多新的“製造同意”的霸權施行策略，值得進一步討論。
布洛維本人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事實上，今天有越來越多勞動社會學家發現，資本家的確已經做出了新的“製造同意”的策略。有的策略甚至不只針對外在的行為方面，也從內心的情感方面下手。這方面研究值得一提的一位社會學家，是伊娃‧易洛思。
03.
互助代替相殘，警惕問題被轉移
易洛思現在任教於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不過她主要在法國和美國成長與讀書。易洛思以情感社會學研究聞名於世，她認為情感不只是一種心理狀態，甚至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商品”。
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曾提出“情感勞動”的概念。今天很多服務業在販賣的不是有具體使用價值的物，而是主要在於提供情緒價值。勞工的商品生產活動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今天，不是隻有挖礦、打鐵才是勞動，微笑、愉悅也是一種勞動。
在霍克希爾德的研究基礎上，易洛思又進一步指出，如果說過去挖礦、打鐵等等勞動型別會讓好的體力被認為是優秀勞工需要具備的一種能力，那麼在今天，情感的自我控制也變成優秀勞工需要具備的能力之一。這種能力直接關係到情感勞動或情感商品的生產效率。
因此，就像各種體力活需要設定考核指標來讓資方可以評估所僱勞工的生產效率一樣，情感能力在今天也越來越需要有考核指標來評估了。在這種資本主義運作的邏輯下，“情商”滿足了這項需求。
《東京沙拉碗》
“情商”最初是由美國心理學家丹尼爾·戈爾曼1995 年在《情商：為什麼情商比智商更重要》這本書裡提出的。這本書出版後爆紅，所以戈爾曼又陸陸續續出了很多續集。
今天我們常會將“情商”理解為個人的情緒管理能力，高情商是一種美德。這雖然和戈爾曼最初的意思大差不差，但只要真的去讀一下《情商》這本書就會發現，戈爾曼真正的重點不在於情緒管理，而是要說：一個人的情緒管理能力與一個人的職業生涯發展有直接關聯，高情商的人能更好地在組織中與他人進行團隊合作，也因此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效率。
“情商”這個概念真正的內涵其實很有問題。易洛思正是想指出這件事。
什麼樣的人會需要團隊合作並提高生產效率？被要求做情緒管理的是老闆還是員工？是員工。
易洛思說，就像人們會用“智商”來對人進行分層，讓智商高低成為社會分層的工具之一一樣，今天人們也開始會用“情商”來進行社會分層。例如很多公司在招聘或是晉升時，都會做心理測驗來測試員工情商，即量化地呈現一個人的情感能力。
情商高的人，在職場上能獲得更高的晉升可能性，更容易從底層往上成為中產階級。易洛思說，這使得“高情商”漸漸被包裝成一種中產階級的性格。但易洛思在這裡又補了一句說：也就只有中產階級才會需要這種性格。資產階級，也就是老闆們，並沒有太大的情緒管理需要，而情緒管理不佳的底層階級，正好可以拿來威嚇中產階級：你要是鬧脾氣，小心社會階層往下掉。
也就是說，易洛思指出，情商概念針對的物件不是隨便的一般大眾，而是勞工。而且，“情商”的概念把好的情緒管理道德化了，這幾乎等於是說：勞工情緒穩定地乖乖聽資產階級的話，是一種美德。這就是霸權的“製造同意”的力量。
《華盛頓郵報》
不過，這裡並不是鼓勵大家不再管理情緒，也不是說“拋棄情商，就可以抵抗資本主義”。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顧及對方感受，是很重要的事。階級問題的改變是一個大規模的歷史問題，人人都拋棄情商，也並不會改善勞資關係或社會階級樣態。但是，有一些小事是我們自己可以警惕在心的。
例如，霸權可能會帶來一種“弱弱相殘”的情況。有些時候，一些社會問題或組織問題，會因為一些情況被轉移焦點。但可以透過社會學的學習，培養更清晰的思維邏輯能力，更好地分析問題的真正成因，針對該針對的物件，避免弱弱相殘。
這是我們至少能從自己開始做到的事，提供基本的互助，改善自身處境。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社會學導航：迷頓人生清醒指北》第19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請移步"看理想"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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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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