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件事情還值得更深入地探討，就從共青團中央這條回覆開始。首先我們要表揚共青團中央相關工作人員的負責，如果不是他認真回覆，我們上哪裡找到這樣令人忍俊不禁的反面例子呢。
這位工作人員顧左右而言他，說來說去都是一句話“我怎麼能當環衛工呢？”然而這位工作人員並不誠實，他為自己不當環衛工找的藉口是“沒有專業技能”。眾所周知，掃大街需要什麼專業技能呢？上學的時候沒值日過嗎？我來說出他心裡沒有說出來的話：掃大街的工作不如我現在的工作好——就這麼簡單。
但是本文絕不是對於體制內某些口是心非的工作人員的批判，而是必須要上升到一個高度來研究這個問題：對“三大差別”的反思。為什麼體力勞動者會被同為無產階級的腦力勞動者歧視？為什麼因為“脫下了孔乙己的長衫”會被認為是一種階級滑落、會被人所不齒？答案是：“三大平等”遠遠沒有實現。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於“三大差別”的相關解釋為：在私有制社會中表現為對立關係，如城市中工業資本家對體力僱傭勞動者和農民的剝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對立消失，但它們的差別仍然存在：如農業落後於工業，鄉村落後於城市，體力勞動者在文化技術水平、勞動和生活條件等方面落後於腦力勞動者。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三大差別將逐步消失，這是我們改造社會的理想遠景，每一位有志青年都要以此為願景而努力戰鬥。
無論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都是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養活自己，工作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呢？但是，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眾多腦力勞動者成為了“精神上的資產階級”，渾身上下散發著濃濃的小布爾喬亞的惡臭，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輕視與優越感。
但是，就像本文標題所說的，三大差別是客觀存在且根深蒂固的。坐辦公室好過賣勞力，這個共青團工作人員雖然嘴上沒那麼說，但是身體很成熟。進一步比爛而論，送外賣好過在工廠流水線打螺絲，在工廠打螺絲又好過農村種地，能在農村種地又好過“不做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當然，說這個問題不代表我們不應該為外賣員權益、流水線工人待遇發聲了。現在槓精太多，搞得我說話都得說車軲轆話。
2022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小康集團董事長張興海表示：近五年平均每年150萬人離開製造業，2020年前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中40%曾是產業工人，當下不少年輕人選擇送外賣、送快遞，不願進工廠當產業工人，導致製造業招工困難，這不利於社會長遠發展。
仔細看看這位代表的提案，為了讓年輕人“進廠”，具體提出了三個措施：首先，政府加強就業引導，改善製造業就業環境；其次，建議政府給企業送政策、送資金、送產業工人，如提供新員工就業補貼其次，建議政府給企業送政策、送資金、送產業工人，如提供新員工就業補貼；再次，建議國家相關部門著力培養創新型、應用型技能型緊缺型人才，逐步構建起與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人才培育體系。
看第一個措施，需要政府操心；第二個，需要政府直接給錢；第三個，發展教育，還是得國家掏錢。眾所周知，政府不是營利機構，國家的錢來自於全體納稅人，一個人大代表總想著花全體納稅人的錢，去給自己產業行方便，這事咋聽著總是不對勁呢。生意人不愧是生意人，精明到每一根毛孔裡了。
無獨有偶，另一位人大代表也說了這個話題——人大代表李承霞建議：職稱評上待遇跟上，引導年輕人“少送外賣多進廠”。這個發言應該是根據張興海董事長的議題來闡述的，一半是對的一半是不對的，首先送外賣並不一定就在產業鏈上“低人一等”，沒有必要暗示“對社會來說進廠比送外賣好”；其次這個代表說到點子上，職稱評上待遇跟上才能讓年輕人進廠，待遇就是經濟基礎的問題，職稱就是上升通道、未來發展的問題，這兩樣都做好了，何愁年輕人不進廠？
我們來看一看人大代表張興海的公司——小康集團的平均薪資待遇：
講道理勞動者也不是傻子，他們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對於自己生計這一人生重大問題上，他們難道不會做出理性的抉擇嗎？
外賣員和外賣平臺壟斷吸血的問題，我關注過很久了，寫過很多文章：
在這個問題上，我甚至覺得我比張董事長更具有發言權，因為我至少做過鄉土調查，至少跟外賣員們聊過天。
我在寫《不是“逃離北上廣”，而是廉價勞動力註定被驅離》的時候講過：我調查了少量的外賣、快遞、保潔和摩的人員：我每天點外賣就說小哥我給你打賞五塊錢，你陪我聊個一兩分鐘；在樓下等快遞小哥，說我幫你搬兩件咱倆嘮嘮嗑；每天請一個保潔，跟阿姨說我家也不髒，你隨便擦擦然後歇會聊聊天；從地鐵站坐蹦蹦車到小區，再讓他拉回去，在地鐵站再換一輛反覆如此。接觸到的樣本雖然很小，但是還是能看出一定的普遍性來。快遞和保潔的事情本文就不說了，至於摩的在五環內也“治理”的差不多了，本文專門說一下我所接觸到的外賣員的生活特點。
一、我驚訝於他們的收入之低。當初我對他們說，我給你五塊錢紅包，陪我聊一趟單子的。他們說五塊錢差不多兩趟了。我就很驚訝，要這樣的話一天得跑四十單才能有100塊錢？他們說一天跑得絕對不止四十單——
首先，早上七八點就出門，晚上還要掙個送夜宵的補貼，一天工作時間12個小時打底，平均在14小時左右。其次，有經驗的旗手對於路線諳熟於心，一次性會接順路的三四單，必須要這樣才能掙到錢。再次，網傳什麼送外賣月入過萬，那都是極少數個體精英，他們一天工作時間平均在15個小時以上，還必須得送超遠距離的、凌晨夜宵的這些高補貼單，才有可能月入過萬。
最後，每天的收入有0.5%—3.5%被平臺抽成，強制購買保險，這是他們穿梭於街頭、頻繁違反交通規則下的唯一保障。後來我看新聞才知道，就這0.5%—3.5%的保險，都會被美團、餓了麼剋扣——美其名曰“服務費”。
2021年1月，餓了麼外賣員在送餐途中猝死，妻子稱，丈夫生前每天都會被扣3元，以為是保險費，但事後才得知，保險只買了1.06元，還是旅行人身意外傷害險，猝死保額只有3萬。據媒體後續報道，餓了麼騎手熱線稱：3元不是保費，是平臺服務費，繳納服務費後，平臺贈送一份保險，後續會幫助處理保險問題。隨後家屬回應：表示能接受賠償，但出事20多天沒人管，需要一個道歉，還是不明白交了3元為啥只買了1.06元的保險。
資本吃人，莫過於此。
二、這種看起來很辛苦的工作，也比“進廠”好。之前我跟大致八九個外賣員聊過，只有一個是之前種地的，剩下的全部都在工廠流水線工作。種地的老哥說，他家三畝多地，每年一季小麥一季玉米，拋去所有成本加上政府保底價和補貼，一年到頭一畝地能淨掙6、700元——注意這是一年、一個家庭、年景好、還有政府保底的收入。
所以出來打工，對他來說是很好的出路。他講他就是靠老鄉帶老鄉，當起了外賣騎手，電瓶車服裝都是專門的小額貸買的。他肯吃苦，喜歡送全城的單，所以每個月除了還貸款還有不少盈餘，他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很滿意。
其餘的之前在工廠打工的外賣員們，不約而同地的表示——送外賣雖然辛苦，但是說啥也不會再回工廠裡去了。工廠流水線生活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熬人”：工廠的工作是精神高度緊張、不斷進行重複性動作的體力勞動，你一齣差錯，整條流水線都得停。這就是卓別林大師在《摩登時代》裡所表現的場景——人，被剝奪了人性、主觀能動性與情感，被異化成為了重複性動作的機器。
而且工廠的待遇遠沒有外界傳說中的那麼好，基本上現在都是計件工資，這就意味著你不得不靠長時間的加班來獲得自己滿意的收入，我幫他們算了算，按時薪來算工廠收入確實明顯低於送外賣的收入。而且外賣工作自主性相對較強，也沒有那麼重複和枯燥，他們普遍會在送餐過程中戴上耳機聽聽音樂、相聲評書，也就沒有那麼“熬人”。雖然我認為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交通風險，但是畢竟連續十幾個小時的騎行也不是那麼輕鬆的。
三、總結出城市“打零工”的體力勞動者一些普遍規律，包括外賣員、快遞員、保潔員：1、體力勞動者的流動也非常非常頻繁，一般會在一個時間點選擇離開：比如丟掉工作、結婚或者攢夠了錢在家買房；
2、體力勞動者的吃苦程度遠超我們想象，他們要麼住在極其偏遠的市郊，要麼住在極其擁擠的群租房，還經常面臨被驅趕的窘境，每天睡眠時間平均在五到六個小時，勞動時間幾乎沒有低於十二個小時；
3、也正因為此，體力勞動者往往能攢下錢來，這也是他們為什麼選擇留在北京的原因，而離開通常是在一個錢攢夠了的節點——在老家買房或者夫妻在縣城租一個門臉開個店，體力勞動者幾年下來的積蓄絕對能讓依然靠寄生在原生家庭來維繫北漂生活的小布爾喬亞們汗顏；
4、夫妻共同生活的，大多會在北京留更長的時間，比如當時我找的保潔阿姨都是跟老公一起生活在北京，自己做保潔、老公在施工隊或保安，一般都待了五六年最多有十年，攢下來的錢多寄給老家的孩子；
5、對於他們來說孩子教育是個大問題，因為北京打工子弟小學關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養在老家，他們講如果不是沒學上不會讓孩子當一個留守兒童；
6、他們的生產生活組織方式多為老鄉抱團，比如十幾個老鄉一起租下一個地下室，比如老鄉車隊壟斷一個地鐵口的運營，然後會排擠“外地”的摩的，後來這種群租模式因為眾所周知的那次“清除XXXX”事件而叫停；
7、這些體力勞動者的處境主要艱難在，不僅僅受到“看不見的手”的剝削，更會受到“看得見的手”的驅離，這就是敏感話題不好多說了，大城市對他們並不友好。
現在的年輕人們普遍從事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業工作，可能不太熟悉第一、第二產業的工作狀況，這裡給大家簡單說一說：農業是最累的，也是附加值最低的。大家如果不是從農村出來的，可以問一問家裡種過地的長輩，體會一下這個播種、澆地、施肥、收割是一種多麼繁重的體力勞動。前面說過流水線工作有多枯燥、有多“熬人”、有多繁重，農業比工廠流水線累得多。分享一首白居易的詩：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我們在城市長大的當代年輕人們，也要有一個“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覺悟。另外關於流水線工人們的境況，我也引用幾首詩舉例說明。詩歌這種藝術形式確實是最直接、最直指人心的。
從2006年開始，就有媒體報道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我印象很深的是因為那時候我剛上初中，富士康自殺事件是一次政治期中考試的題目，具體方向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均衡。我那一屆是初中政治舊課標最後一屆，學的是法律、經濟和政治，下一屆學弟學妹學的就是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了。
2010年，媒體開始把富士康跳樓自殺事件聯絡起來，開始的新聞標題是“富士康十連跳”“十一連跳”，現在網路上能夠檢索到的最後的新聞報道是“富士康二十三連跳”，再之後估計媒體也沒心思統計了。而這僅僅是2010年這一年，真實的數字有多麼驚人可能永遠無從得知了。
當年富士康的90後打工者許立志，寫下了一篇篇打工詩篇。為什麼我這篇文章要先從富士康流水線工人寫起，看看這些詩篇就明白了——在寫字樓格子間裡的白領“打工人”們，看一看流水線工人用靈魂寫就的詩句，你們也一定會產生共鳴：
這些不分晝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
靜電衣
靜電帽
靜電鞋
靜電手套
靜電環
整裝待發
靜候軍令
只一響鈴功夫 悉數回到秦朝。
我嚥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他們把它叫做螺絲
我嚥下這工業的廢水
失業的訂單
那些低於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
最後，二十四歲的打工詩人留下了這一篇悲憤之作後，從富士康的高樓上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
在這個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
輕輕一響
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個相同的夜晚
一個人掉在地上
小農生產模式從唐代到近代都沒有什麼太大變化，這也是為什麼農業是附加值最低的行業。也正因為此，當年農民們紛紛進入工廠流水線與建築工地，成為“農民工”。雖然他們的待遇也非常堪憂，但是勞累程度與收入都大為改觀了。
同理，工業的繁重程度比第三產業高，附加值又遠遠低於第三產業，所以工業中的體力勞動者們紛紛進入第三產業——外賣、快遞、保潔、餐飲，也是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的。
並不是說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就沒有出路了，要想增加農業和工業的產業附加值，就必須提高科技水平——比如農業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比如從流水線工培養為有一門技術的熟練工，甚至成為工程師，這才是第一、第二產業的出路。
所以說那個資本家有一點是對的，要培訓體力勞動者，讓他們更進一步成為熟練技術工人。以後流水線繁瑣的重複性勞動，就可以交給自動化機械完成，人需要在技術層面更進一步，進行高附加值的工作。
但是這個資本家話只說了一半，提案中三個方面全部是指望政府扶持的，絲毫不提產業資本應當提高工人待遇。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的實踐者，肯定不會不知道勞動力為什麼流動、資源靠什麼分配。送外賣難道真是什麼好工作麼？你自己廠裡的工作崗位還比拼不過送外賣的，指望國家扶持？我只能說這董事長是個裝糊塗的高手。
插播一條關於小康集團的新聞：
資本家在為自己的階級利益發聲，無產階級也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發聲，聲音還要蓋過這群吃好的還吧唧嘴的特權階層。
所以我們不能陷入二極體思維，央視網和共青團對於“孔乙己文學”的批評“跑偏X跑偏”，但不能代表所有的“孔乙己文學”都是正確的，都應該對其全盤接受。正因為此，我在寫完了前一篇文章、分析完主要矛盾之後，本文就要講一講次要矛盾了。
首先要對於“孔乙己文學”進行分類，有些是借古諷今的，有些是自怨自艾的，有些是搞笑玩梗的——這些都是屬於無傷大雅的，正如我所說，對網民的要求不能像對先鋒隊那樣。然而有一些“孔乙己文學”的觀點是錯誤的，是值得深入討論分析的。比如這一段——
這個觀點就是我一直以來所批評的：讀書並不是高人一等，腦力勞動也並不是高體力勞動一等，大家都是無產階級，不是你有學歷你就變成“人上人”了。
所以偉大領袖曾經對我們的最高學府有一個詼諧幽默又一針見血的評價：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就是因為這些頂層精英中，很容易沾染惡臭的小布爾喬亞習俗、特權階級思想、舊貴族風氣，很容易就把自己當成了高高在上的老爺而瞧不起其他人民群眾。也正因為此，偉大領袖提出了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一決策。不過後來這項政策的落實也沒有逃過矯枉過正與擴大化的結局，造成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就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了。
偉大領袖還有一句名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這一點我很有感觸的。我是有意接觸過一些“看不見的底層”，也有過一些基本的調查，我接觸到的體力勞動者學歷水平確實不高，但是不代表不聰明。他們會製作很精巧的木工小玩意，他們會瓦工管工電工，他們打牌用的伎倆隨便秒殺我。而且眾多體力勞動者身材都不錯，肌肉分明可見，一頓飯食量驚人，晚上說睡就睡還不失眠，比像我這些坐辦公室坐到腰椎間盤突出、爬個山累個半死、經常焦慮失眠的辦公室白領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他們學歷不高，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體力勞動，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並不是因為他們“素質低”，更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而是他們從小的家庭條件差，教育條件差，早早就受生活所迫不能接受到完整的教育。
當我們在用兩條腿艱難跋涉的時候，很容易看見保時捷呼嘯而過，但我們如果往後望一望，還有人揹著沉重的包袱。
就像我批判各種富二代繼承財產不具備道德性一樣，高學歷也並不能提供理所應當的優越感。
我再舉一個例子，當年微博上有一位編劇，上海臺風天，下水道排水困難，這位朋友家裡廁所堵了，恰好老公又不在家，所以情緒有點小崩潰。這個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種小崩潰下說的基本都是心裡面的實話，平時不可能公開說的心裡話，全倒出來了：
兩千萬，top5，地鐵味，蟑螂，“和那些人不一樣”，一種惡臭的精英優越感已經溢位了螢幕。你看到這種人高高在上，心裡是不是很反感？所以將心比心，我們不能變成自己討厭的人，不能再話裡話外揶揄“工廠擰螺絲”是低端工作。
無論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都是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養活自己，工作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呢？但是，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眾多腦力勞動者成為了“精神上的資產階級”，渾身上下散發著濃濃的小布爾喬亞的惡臭，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輕視與優越感。
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劃分，是以是否掌握生產資料為區分的。無論白領階層還是體力勞動者，他們都不掌握生產資料，因此應該算作“無產階級”的範疇。真要用理論去套，賣煎餅果子大媽都比白領們更像“小資產階級”，因為大媽還能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抗風險能力比那些說加班就加班、說裁員就裁員的白領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當然，我們也必須分析這種優越感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客觀差異就是存在的，這是因為我們生產力發展還沒達到更高的層次。所以，對“孔乙己文學”的反思，必須上升到對“三大差別”的反思。
再強調一遍：我們在城市長大、從事腦力勞動的當代年輕人們，也要有一個“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覺悟。不是因為我學歷高，而是我不去擰螺絲了；不用進廠，我們至少要首先審視一下自己幸運。而更重要的是，要把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命運繫結起來。逐漸去推動城鄉平等、工農平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平等。
階級社會就是一個鄙視鏈，貴族瞧不起暴發戶，暴發戶瞧不起做題家。比如最早“小鎮做題家”這個說法，其實是汙名化寒門學子，認為“小鎮”出來的“做題家”具有天然的劣根性，綜合素質差等等。但是很快這個名稱普及化了，越來越多的人挺起胸膛驕傲地說：收起你惡臭的優越感，我們就是光榮的“做題家”，中國就是做題家為主體的國家。
但是，因為這種鄙視鏈，有些“做題家”出身的人就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一方面對於權勢階級極盡跪舔之能事，無條件認可舊貴族的優越性，表示“十年寒窗苦讀怎麼比得上人家幾代積累”；另一方面，他們做題不是為了改變命運、不是為了成就自我，而是為了做“人上人”，為了能夠壓迫人、剝削人，為了能夠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
所以我說：“做題家”稍微賣掉點良心，就變成了“奮鬥逼”；“奮鬥逼”再稍微賣掉點良心，就成了工賊、乏走狗。
本系列文章在開始寫之前，就已經想好哪篇寫什麼內容如何層層遞進了。我在釋出前兩篇文章的時候就篤定，評論區一定會有這樣秀優越的“人上人”來為我文章提供素材，所以我也就不客氣了。
最後讓我們我忘掉“孔乙己文學”吧，我來給大家介紹另一位穿著長衫又脫掉長衫的人所創作的“屠龍術文學”，他的理想是想讓擰螺絲的和穿長衫的能夠手挽手迎來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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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