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鮮佳（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於《電影評論》雜誌2024.7/8月刊
原標題為“《逆行人生》：追求跨階層共情的現實主義探索”
內容提要：作為關注外賣員群體的現實題材電影，《逆行人生》將“中產危機”與“底層奮鬥”相結合的敘事背後隱含著跨階層的敘事縫合。這一縫合不僅體現為現實性與戲劇性之間的平衡，更帶來了批判現實主義與溫暖現實主義相融合的敘事風格。就對社會的批判而言，電影透過時間加速化與空間區隔化的視覺呈現，揭示了演算法時代下勞動者的共同處境；而就共情追求而言，電影則力圖透過使不可見的面孔可見，努力打造跨階層的共同體美學理想。雖然該片在觀眾中的反響不一，但這些嘗試仍不失為現實主義電影的一次有益探索。
關鍵詞：《逆行人生》 現實主義 演算法時代 跨階層共情
近年來，以《我不是藥神》《送你一朵小紅花》為代表的國產現實題材電影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共情，並收穫了良好的口碑。2024年暑期檔上映、由徐崢自導自演的《逆行人生》也同樣可歸為此類佳作。《逆行人生》以資深程式設計師高志壘的中年失業和職業轉型為核心敘事線索，巧妙地將之與網際網路經濟蓬勃發展背景下外賣員群體的生存現狀相結合，不僅構建了一個既貼近現實又充滿張力的敘事空間，藝術化地揭示了不同階層的人在演算法時代共同的生存境遇，激發觀眾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而透過將不可見的面孔變得可見，則寄託了影片在共同體美學中實現跨階層共情的美好理想。雖然各種內外因素的疊加導致影片票房不夠理想，但其追求跨階層共情的現實主義探索仍值得肯定。
01
跨階層的敘事縫合：當“中產危機”遭遇“底層奮鬥”
中產階級的中年危機向來是導演徐崢較為擅長的題材，在“囧”系列電影中，他便持續關注城市中產階級與中年危機的交織狀況，其電影情節也往往圍繞這兩大主題展開。尤為顯著的是，在這些影片中，徐崢總是傾向於將中產階級與底層群體並置在一起，並藉助兩者間的差異與碰撞，探討中產階級的精神困境與救贖之路，取得了較好的受眾反饋。而在作為主演經歷了《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後，徐崢也開始積極地將目光投向了中產階級之外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以城市外賣員人群為題材的《逆行人生》便是這種現實主義探索下的產物。影片不僅延續了其對中產階級日常生活與心理狀態的一貫關注，還獨具匠心地將之與以快遞員群體為代表的“底層奮鬥”相結合。
電影透過程式設計師高志壘失業之後的職業轉變，將網際網路大廠程式設計師與外賣員這兩個分屬於不同階層的社會群體聯絡在一起，展現了他們各自面臨的生存挑戰。影片開篇交代了高志壘作為網際網路大廠程式設計師的身份與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而隨著劇情的深入，他因中年被裁、積蓄爆雷、家人生病、房貸壓力等種種原因被迫轉型為外賣員，這一轉變不僅是高志壘個人職業生涯的重大轉折，更是對社會階層流動性的一種隱喻，揭示了中產階級在面臨經濟壓力和社會變遷時的脆弱性。
透過這一轉變，觀眾跟隨著高志壘以一種沉浸式的方式體驗外賣員的生存狀態，深入瞭解了外賣行業的運作流程。影片透過緊湊且富有戲劇性的情節，展現了外賣員在系統演算法和時間壓力下的工作日常。為了應對平臺嚴苛的配送時間要求，高志壘不得不採取超速、逆行等危險行為，並前後經歷了三場車禍；同時，他還需要為顧客提供額外的“情緒勞動”以換取“好評”，體現出數字時代勞動者在演算法控制下的無奈。
影片在展現高志壘個人經歷的同時，也透過他的視角呈現了城市外賣員群像：自帶喜劇效果的川渝騎手楊大山、為給孩子治病而省吃儉用的“老摳”、為還債而奔波的“單王”老黑，以及女性騎手、聾啞騎手、老年騎手等。不同於現實中轉瞬即逝的“工具人”，影片中的這些外賣員角色都有各自的背景與故事，他們共同構成了“可見”的外賣員群體。一方面，編導從真實的社會事件和報道中選取人物原型和故事情節，如《人物》雜誌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外賣》等，奠定了全篇現實主義的基調；另一方面，影片又延續了徐崢一貫的喜劇風格，透過巧妙的敘事手法和幽默元素的融入，緩解了故事的沉重感，增加了觀眾的情感共鳴，達成了真實性與戲劇性之間的微妙平衡。
這種真實性與喜劇性的平衡體現在敘事手法上便是批判現實主義與溫暖現實主義元素的融合。影片前半部分以批判現實主義為主，透過高志壘的身份轉變和外賣員群體的生存困境，揭示了社會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如外賣員在演算法和平臺經濟中的生存困境、無理顧客與嚴苛演算法的挑戰等，構成了影片的現實主義底色，具有強烈的批判性。後半段則傾向於“溫暖現實主義”[1]，透過展現高志壘與家人的深厚情誼、與外賣員同事之間的互助與關懷等溫情場景，傳遞了人性中美好和溫暖的力量。在高潮部分，高志壘透過努力成為“單王”，並在外賣員社群中找到了歸屬感和價值感。如願成為“單王”後，高志壘選擇了賣掉房子，與家人一同搬進舊小區。這表明，儘管他最初的戲劇性需求——保住房子和中產階級身份——並未實現，但卻在此過程中達到了一種新的平衡，透過家庭親密關係中對階層滑落現實的接受，人物最終實現了與生活和解的精神自洽。這種處理方式是典型的“溫暖現實主義”，即雖然不迴避現實矛盾，但更側重於挖掘和提煉具有建設性和積極向上的正能量，給予觀眾以慰藉和希望。
《逆行人生》劇照
02
演算法時代的生存境遇：時間的加速化與空間的區隔化
《逆行人生》在揭示社會現實的同時以喜劇風格和溫暖現實主義的手法部分緩和了現實的衝突與矛盾，但這並未影響影片的現實主義本質。按照喬治·盧卡奇（Ceorg Lukacs）關於現實主義的理解，現實主義的要義並不在於支離破碎的表象，而是對總體性的呈現，正是這一要求使得《逆行人生》的現實主義超越了個人命運的具體遭際。譬如有評論人便注意到電影的背後折射出乃是對優績主義困境的普遍關注。[2]所謂優績主義信條認為“勤奮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然而，在經濟不平等和社會分化的現實面前，這一信條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電影中，高志壘雖然透過個人努力暫時成為“單王”，但最終仍未能擺脫階層跌落的命運。這一情節安排便是對優績主義的一種反諷，它提示我們，在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個體的努力和奮鬥往往難以完全改變其社會位置，而深層次的社會和系統問題更需要關注和反思，優績主義幻象的背後其實是演算法主導下的殘酷現實。可以說，《逆行人生》的現實主義最深刻之處即在於探討了演算法主導社會下中產階級與底層勞動者所共同面臨的生存挑戰與困境，對此，學者李道新更是將之命名為“演算法現實主義”。[3]
演算法技術在現代社會中佔據核心地位，它不僅重構了勞動市場結構，還深刻影響了個體的生活狀態和心理體驗。影片透過展現高志壘在程式設計師和外賣員兩種身份間的轉變，將演算法技術——這一影片真正的主角推至前臺。在人們通常的認知中，程式設計師和外賣員分別處於算法系統的兩端，前者是研製開發算法系統的，而後者則被算法系統控制和剝削。然而，電影卻戲劇性地讓原本研製算法系統的資深程式設計師高志壘被自己研製的算法系統裁員、失業，轉型成為外賣員，不僅讓他繼續身處於演算法的嚴格控制下，甚至還將他爭分奪秒衝刺“單王”設定為了劇情高潮。這一設定不僅是整部電影最具諷刺效果的所在，也成為演算法控制下沒有一個人能倖免的社會現實的寫照。無論是程式設計師還是外賣員，他們作為勞動者在演算法社會中的處境是相同的，而外賣員不過是讓這種控制暴露得更明顯。在平臺經濟下，外賣騎手的工作被高度數字化和演算法化，他們的勞動時間、強度和收入都受到演算法的嚴格控制。社會學家孫萍在《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一書中，將之概括為“區隔勞動”，在演算法的控制下，甚至於時間和空間都被重組，變成了每個人都無法逃離的枷鎖。[4]
演算法的控制體現在外賣員身上最明顯的便是時間的加速化。電影透過快速碎切的鏡頭語言和緊張的聲景營造，具象化地描繪了外賣騎手在時間管理上的巨大壓力。在電影中，爭分奪秒成為外賣員的終極使命。智慧配送系統如同無形的枷鎖，不斷縮短配送時間，騎手們彷彿置身於一場永無止境的賽跑。影片透過諸多倒計時的事件，如房貸到期、住院費用繳納等生活緊迫事項，以及不斷響起的“完了，您即將超時”“您已經超時”“您即將達到罰款的時限”等提示音，具象化地表現了外賣騎手的時間重壓和演算法社會的“加速度”節奏。這些不停催促的聲音讓高志壘在眩暈中奔跑起來，成為外賣詩人王計兵所言的“趕時間的人”：“從空氣裡趕出風/從風裡趕出刀子/從骨頭裡趕出火/從火裡趕出水/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5]
在演算法的控制下，不僅時間被加速化，快遞員的生存空間也日益變得區隔化與邊緣化。影片透過外賣員在城市空間中的穿梭，展現了演算法時代空間環境的複雜性。外賣員頻繁穿梭於城市的各個角落，卻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空間之外。無論是高階商場還是品質小區，他們都只能行走在特定的“路徑”上（譬如商場的貨梯、側門），面臨著空間阻隔和階層區隔（譬如門欄、門禁），進一步強化了其在城市空間中的邊緣化地位。[6]這種空間區隔不僅揭示了他們工作的艱辛，也映射出社會階層之間的巨大鴻溝。影片還透過交通工具的變遷（從地鐵到電動車）隱喻了勞動者在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地鐵象徵著大廠員工的匆忙日常與現代秩序，而電動車則成為從事“過渡勞動”的外賣騎手靈活卻不安定的生活寫照。
《逆行人生》透過對時間加速化與空間區隔化這兩大處境的視覺化呈現，不僅藝術化地再現了演算法時代下勞動者的生存境遇，更寄予了對演算法技術漠視個體生命情感的深刻批判。影片中“笑臉計劃”等荒誕情節的設定便將這一批判和盤托出。當高志壘因趕送外賣沒吃飯而低血糖暈倒後，系統跳出“笑臉計劃”的認證，他多次識別均不成功，最終流著眼淚完成了“微笑”驗證，卻因未戴頭盔而被判不合規則，被封號三天。這一時刻，不僅展現了演算法的冷酷無情，也觸發了觀眾對技術倫理的深刻反思。而在影片結尾彩蛋處，外賣平臺高層發現了“路路通”小程式的開放式結局，可能預示著高志壘個體奮鬥的成功，同時也暗示了平臺對外賣騎手街頭智慧的收編可能導致騎手的未來將面臨更大的工作壓力。這種技術與人性的對壘，使得影片不僅是一部關乎個人成長與奮鬥的敘事作品，也是對當代社會結構與技術影響的一次全面反思。
《逆行人生》劇照
03
讓不可見的面孔可見：跨階層共情的努力及其爭議
《逆行人生》的現實主義探索不僅僅體現在它對演算法時代勞動者生存境遇的揭示與反思，更凝聚於它在共同體美學方面的共情努力。導演透過細膩的人物刻畫和情節鋪陳，試圖在影片中製造更多與觀眾的共情點。影片里人到中年的程式設計師高志壘角色，便是探討中產階級精神危機和救贖的載體。徐崢透過這一角色，展現了中年危機的多重面相，包括職場年齡歧視、家庭經濟負擔、階層滑落焦慮等，試圖與作為主要受眾物件的中產階級觀眾產生共鳴。在表現中產滑落的同時，影片也透過表現外賣員團結互助，構建了社群互助的共同體想象，讚揚了底層民眾在困境中相互支援的社群精神。可以說，演算法技術越是冷漠無情，外賣員群體就越顯得有情有義。此外，透過高志壘與外賣員群體的互動，影片還構建了一種超越階層的共同體想象。在演算法技術的操控所帶來的生存境遇下，無論是中產階級還是底層勞動者，都展現出了堅韌不拔的精神與相互扶持的溫情。這種共同體想象不僅促進了觀眾對不同階層群體的理解與同情，也引發了對於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持續思考。
在視覺語言的運用上，影片同樣展現了導演對引發觀眾情感共鳴元素的精心設計。一方面，影片巧妙地運用多種視聽元素以增強受眾的情感體驗，首先便是電影中大量對準外賣員面孔的特寫鏡頭。這來自徐崢前期體驗生活做外賣員時的親身經歷，他本來以為自己送外賣可能會被人認出來，結果發現，“沒人認出我來”。他這才意識到，“對於外賣員，我們是連他們的臉都不看的”。[7]因此，電影有意以大量特寫展現外賣員的“面孔”，表達每個外賣員背後都有自己的人生與故事。同時，電影透過一系列沉浸式的主觀鏡頭語言，如高志壘在低血糖暈眩時的身體反應，以及他在競爭“單王”時被車撞後的晃動鏡頭等，以直觀的感官刺激加深觀眾對角色境遇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電影利用虛實相交的片段，將虛構的電影情節與真實的底層紀錄影像相結合，體現出對社會底層的普遍關照。譬如電影中介紹“笑臉計劃”的段落以及結尾處的短影片集錦彩蛋，均在虛構的電影片段中插入了真實的紀錄影像，其中既有外賣員，亦有工地小哥、保潔員、拾荒者等，使影片的關懷視野從“外賣員”延伸到了更為龐大的“零工群體”與“社會底層”。
可以說，正是透過綜合運用敘事縫合、情節設定、視覺語言等多種藝術手法，電影努力地讓外賣員這一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見”的面孔變得可見，而這一行為作為影片現實主義的終極追求，本身也極具風險，因為對電影院這一深具娛樂屬性的空間而言，現實的浮出水面可能非但無法取悅觀眾，反而容易被認為是冒犯。譬如部分觀眾便認為影片存在精英階層對底層生活的誤讀和消費苦難之嫌，他們指出高志壘從中產階級到外賣員的身份轉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中產破產三件套”buff疊滿，批評其未能真正觸及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和心理體驗。[8]此外，影片在後半部分從批判現實主義轉向溫情現實主義的處理方式，也被認為過於簡單化和理想化，未能深入探討個體與系統（如演算法壓迫、平臺政策等）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未能提供更有效的解決方案。[9]
儘管《逆行人生》努力在社會批判和社會共情之間維持平衡，但觀眾的反饋仍然提示了今天現實主義電影所面臨的難度。院線商業電影需要規避的各種風險固然存在，但更大的挑戰也許還是來自觀眾的眾口難調。在當今這個紛繁複雜的資訊化社會，人們對於現實的理解難免會陷入莫衷一是的局面，更遑論跨階層共情的更大挑戰。對於現實主義，觀眾總是既恨又愛，一方面希望藉助電影逃離殘酷的現實，另一方面又總是對現實主義電影抱有較高期待，希望它們能承擔社會責任，引發公眾對社會問題的反思——有時這種期待也難免會給電影創作帶來壓力。作為一部現實題材電影，《逆行人生》在探討中產焦慮、底層共情以及社會問題等方面做出了積極嘗試。儘管或許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著爭議，但無論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直面，對人文關懷的傳遞，還是對新的創作視野的啟發，它都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在未來的創作中，如何在保持藝術性的同時更好地承擔社會責任，也將是現實主義電影需要不斷探索的課題。
《逆行人生》劇照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