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商偉受邀在華東師範大學，以“言與文的現代轉型——意義、方法與可能性”為題發表演講，此次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黃銳傑副教授主持，華東師範大學羅崗教授、毛尖教授、羅萌副教授、陳琦老師、澎湃新聞記者丁雄飛及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張楊思頡、蘇恩祺、嚴奕潔參與了對談。
晚清至民國期間關於語言文字的論爭與實踐，都共同面對這樣一個迫切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解決漢字閱讀和書寫的困難，以適應建立現代國家的需求。商偉教授在講座中將“言與文的現代轉型”追溯至清代，認為雍正皇帝是當時最具有“現代”國家意識的一位皇帝。他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在清代乃至歷代王朝中都是獨具特色的。
商偉教授還回顧了切音字改革時期的“言文一致”實踐，以及這一實踐如何引出五四時期以統一語音為訴求的語文改革活動。他透過對雍正的正音舉措的分析，回答了這樣兩個問題：清帝國內部是否存在統一語言的需求與動力？雍正推行官話的努力是否預示了現代國家的訴求？
商偉 口述
嚴奕潔 整理
本文節選自《商偉｜何謂“漢語問題”》，原刊“遠讀”
雍正皇帝的“現代”改革
清代的地方治理向來是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朝廷任命的文官去地方赴任，基本上依靠兩類人來管理地方事務：一是他們個人聘請的幕客，以及家人和親戚，二是當地的胥吏和衙役。幕客和胥吏都不是由朝廷來任命的，也不享受朝廷的俸祿。他們為僱傭自己的地方官工作，同時也對地方官負責。這可以說是帝國（empire）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方式的一種特殊體現：朝廷將地方治理的責任委託給地方官，並且與他們個人之間達成了一種責任制關係。儘管清朝的疆域空前廣闊，人口激增，文官的編制卻始終不變，甚至與十二世紀的宋朝不相上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清帝國是小政府的一個極端例子。
這一體制固然有助於朝廷減少政府開支，但它的種種弊端卻也日益彰顯，在曠日持久的太平天國之亂中更是被加倍地放大和凸顯出來。晚清知識分子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清王朝表示不滿並做出批評，無論如何概括都難免掛一漏萬。商偉教授著重指出這一點：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看來，問題顯然並不是什麼集權專制，而恰恰在於清王朝無法有效地行使他們所期待的國家職能。他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現實，即清廷在行政、財政和軍事等諸多方面都疲於應對，力不從心，甚至不得不依賴地方武裝來平定內亂，造成了孔飛力所說的十九世紀後期的“鄉紳軍事化”現象，並進而演變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軍閥割據。應對危機的辦法導致了新的危機，而在四分五裂的危機狀態下又如何能成功地抵禦外侮呢？有鑑於此，他們呼籲建立一個強大的、具有集中管控力和全社會動員力——包括迫在眉睫的軍事動員力——的現代國家體制。
晚清思想界和知識界對現代國家的嚮往，固然投射了他們急切的現實訴求，但也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了現代國家的一些內在特質，而這些特質無疑正是清王朝的地方統治模式所不具備的，與清帝國內部多元化和相容性的社會、宗教、文化和語言系統，也有著本質性的差異。
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偉教授指出，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在清代乃至歷代王朝中都是獨具特色的，可以說體現了具有前瞻性的“現代”國家意識。例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下令福建、廣東督撫及各級教官訓導學子學習官話，並要求“凡系鄉音讀書之處”皆聘請官話教官，不通官話者不得參加科舉考試。次年又在閩、粵地區設立正音書館，從而將這項規定製度化了。官話由此成為入仕的先決條件。雍正皇帝諭內閣曰：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為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
這項規定為什麼如此重要？其中一條原因正在於它有悖於傳統，體現了雍正不同於帝國體制的關注。
電視劇《雍正王朝》（1999）
事實上，清廷通常並不特別關注地方官能否與地方鄉紳和當地百姓進行有效的口頭交流。他們更擔心地方官與當地勢力瀣沆一氣，形成利益同盟，與朝廷離心離德。根據官制的規定，任何人不得在離家鄉500裡範圍內出任地方官，以免地方官與當地鄉紳聯手壟斷地方事務，並從中漁利。此外，傳統帝國的行政體制是以文書為媒介來運作的，資訊的口頭交流並非當務之急。而官員與百姓之間，就更無面對面口頭溝通的必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體制設計無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為什麼雍正要提出統一官音的舉措，並且付諸實施？
商偉教授指出，雍正特別重視語言，他比從前任何一個帝王都更強調官話對於王朝統治的重要性。雍正大力推行官話教育，首先是為了保證朝廷釋出的資訊可以透過口頭交流而在官僚系統內部通行無礙；其次是為了防止地方官因語言隔閡而受制於當地豪紳和世襲胥吏，以此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控並改善行政治理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認為地方官只有精通官話，才能有效地行使上通下達的行政功能，一方面確保他們可以“深悉下民之情”，另一方面又令“身為編氓”的平頭百姓也能夠“明白官長之意”。
雍正在推行官話，統一語音這一點上用心良苦，體現了他有關地方治理的新想法。但他對官話、方言，以及言文關係的理解，有別於傳統的認知。因此，上述要求顯得既不近情理，也不切實際。商偉教授指出：
首先，由於雍正皇帝滿族背景的侷限，他無法體察閩、粵等地讀書人學習官話的實際困難，對閩、粵方言的悠久歷史與文化地位也缺乏足夠的瞭解和尊敬。他當然更不明白，他所推崇的官話不過是一種行政語言，在歷史起源和文化底蘊上完全無法與閩、粵地區的方言相比。
其次，雍正在說到漢字書寫時，認為“字音”是“四海如一”的，而忽略了中國歷史上的“言文分離”現象：一旦落實在誦讀上，字音便有賴於方言的發音，尤其是地方精英所使用的方音，即所謂“紳談”，因此並不存在具有絕對普遍性和高度標準化的統一發音。實際上，雍正本人也意識到，讀書人“只因用鄉語讀書，以至字音讀慣，後雖學習官話，亦覺舌音難轉”。但正因為如此，對讀書人來說，改用官話讀書不僅是難以接受的，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也是行不通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奏效。
最後，雍正嚴重低估了方言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誠如他所說，“五方鄉語不同”。既然如此，哪怕地方官能說一口流利的官話，又如何做得到“使下民共知而共解”呢？除非雍正假設編入戶籍的民丁都可以透過官話來交流，而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
實際上，雍正對官話的理解主要出自滿族皇室的教育背景與學習經驗。而有清一代，朝廷從未對官話做出明確的定義（平田昌司 語）。官員操習的所謂官話實際上南腔北調，同質性與標準化的程度都不夠高。這一點很快就從正音實踐的失敗中得到了印證。
商偉教授總結說，雍正的正音嘗試是史無前例的，同時也不乏前瞻性，預示了接近現代國家的治理觀念。也正因此，這一改革舉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獲得成功的。
雍正強調政府治理與資訊傳遞都有賴於統一的官話語音，尤其是強調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務必掌握官話。這表明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帝國體制的某些內在問題，尤其是帝國體制下的地方治理的侷限性。需要強調說明的是，在官話的基礎上統一語音正是雍正的一貫主張。他在閩、粵地區搞正音試點，希望成功之後在其他地區推廣：“通行凡有鄉音之省，一體遵行。”
雍正希望造成天下試子皆說官話的局面，而這並不僅限於漢人，他在滿族學校中也一以貫之地大力推行官話教育。影響所致，滿族貴族的滿語、滿文水平都出現了滑坡，雙語教育變得難以為續。至乾隆中期，這一勢頭已變得無可逆轉，乾隆皇帝一再重申滿語滿文的重要性也無濟於事。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事實，那就是滿語、滿文自身也在與時俱進，尤其是在與官話和漢字的互動中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十七世紀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正是在滿族皇帝統治下的王朝，滿族人最終失掉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其中雍正時期構成了一個轉折點。從現代民族國家的族裔認同和代表性政治的立場來看，這一現象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它又在相當的程度上預示了對現代國家管理的訴求，其複雜成因與深層邏輯都足以發人深省。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還推行了其他的改革措施，包括“火耗歸公”。其目的是為了在財政、稅收和行政等方面，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有序管理。這一改革無疑觸及了帝國體制中更為深刻、也更為複雜的方面。儘管雍正仍無力解決地方治理的結構性問題，但重要的是，就其指向而言，火耗歸公與雍正的正音措施是基本一致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雍正推行官話的正音實踐，為我們提示了一個先見之機，以此窺視現代國家有別於傳統帝國的一個重要側面。這是一個清朝帝制及其不滿的故事。
在文字、口語、誦讀之間：以今例古的錯誤
《雲帆集》商偉 著，活字文化 策劃，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2023年
接下來，商偉教授探討了現代言文轉型對於我們理解歷史上的言文關係究竟提出了哪些問題，又有怎樣的啟示。以及如何以此為參照，來反省和重建我們的語言文字史觀。
商偉教授指出，“五四”以來關於“言文一致”的主張存在兩大悖論：首先，儘管“言文一致”為白話文運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但在實踐上卻仍未擺脫中國以書寫為中心的“文”的傳統。例如，胡適大力倡導白話文，但對語音卻相當馬虎。他甚至認為作家可以直接向《水滸傳》學習白話文寫作，而不必先學官話或國語。
其次，即便是在“五四”之後，白話文和國語文也並未實現嚴格意義上的“言文一致”，但這一觀念卻深刻地塑造了學界對於中國語言文字史的理解，形成了以口語為旨歸的書寫進化論的歷史敘事。根據這一宏大敘事，漢字書寫系統經歷了“從口語出發，到脫離口語而走向死亡，又迴歸口語”的週期性的歷史迴圈，而這一歷史迴圈最終又受制於不斷接近口語的線性進化邏輯，至五四時期而最終達成“言文一致”，體現為以白話文或國語文取代了僵死了近兩千年的文言文。
這一歷史敘事需要確認一個起點，以證明漢字書寫從一開始就是接近口語的。錢玄同等學者因此聲稱，《尚書》之所以難讀，正是因為它記錄了當時的口語，“是當時的白話告示”。他們從起點上就將作為表意文字的漢字書寫納入了“言文一致”的軌道來加以解釋。但這不僅無助於說明《尚書》與語言的關係，反而引出了更多有待回答的問題。商偉教授主要論及兩個主要問題：
首先，漢字書寫的言文一致說是難以成立的。言文一致說出自對錶音文字的理解，即文字是記錄語言的。但是，書寫與言說屬於兩套不同的表達系統，分別受制於各自所屬媒介的性質、功能與運作語境。文字書寫的載體、工具、技術、格式，及其預設的交流語境，都並非透明的、可有可無的物質媒介，而是以各自的方式參與塑造了文字系統及其意義的產生、接受與傳播。因此，儘管相對於表意文字而言，表音文字更接近語言，但即便是表音文字也做不到嚴格意義上的言文一致。不僅英文做不到，屬於閃米特語系的阿拉伯文甚至還體現出了結構性的言文分離的特徵。這是我們思考文字與語言關係的一個基本前提。僅就書寫的物質性來看，在《尚書》的時代，文字的載體來之不易，書寫也有相當的技術難度。因此，任何形式的漢字寫作都難免刪繁就簡，惜字如金，並且形成自身高度風格化與文體化的表述風格，而不可能亦步亦趨地追摹語言。
作為表意文字，漢字書寫與語言或語音的關係遠比表音文字複雜。晚清和五四以來的學界通常以“言文分離”來概括這一關係，但也往往引起一些誤解，而有待於澄清。有人誤以為對於漢字書寫來說，言文分離意味著語音和語言不重要，其實不然。在商偉教授看來，言文分離的一個基本特徵在於，漢字書寫沒有與任何一種語音系統形成固定的一一對應的排他性關係。這首先涉及表意文字與語音及語言的結構性的複雜關係，尤其是談及過去時代的語音時，我們需要在文字、口語和誦讀之間做出區分。這三個領域彼此關聯互動，但又不相等同。所謂字音一旦落實在誦讀上，便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這也正是雍正所批評的閩、粵士人“用鄉語讀書”的情況。不過，誦讀與方言口語在語音上又不完全一致。誦讀的語音——即所謂讀書音——或多或少地有賴於方言中的“紳談”，而與老百姓使用的“鄉談”在發音、語彙和表達風格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學界通常稱之為“文白異讀”。就誦讀而言，同一個漢字在不同的地區有各自的讀音。而這些地區不僅包括今天的某些少數民族地區，也包括日本、韓國和越南等漢字書寫圈內的國家。於是，在統一的漢字書寫與眾多的地域性讀音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和相輔相成的生態關係。
在近現代歐洲式的民族主義和語音中心論的影響下，論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對漢字書寫系統做出批評，認為它壓抑甚至剝奪了方言作者的主體意識和自主性的書寫表達。從語音中心說的寫作立場來看，這一批評或不無道理，但它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恰恰是批評者所依據的近現代歐洲模式及其語音中心論的實踐，在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和地區造成了對語言多樣性生態的巨大破壞。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擁有民族國家官方地位的語言被拼寫成文字而廣泛傳播，其他的語言則處於明顯的劣勢，即便有幸進入書寫也不免被邊緣化，甚至難逃最終被淘汰的命運。因此，一部分人固然可以透過書寫而確認並表達其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從而在代表性政治中獲得支配性地位，但對於不屬於這一族裔和群體的個人來說，這勢必意味著壓制與剝奪。相形之下，清王朝的官方語言文字包括滿、蒙、漢、藏、維吾爾五種，而屬於不同族群的其它文字也散見於各自的居住區域，形成了多種語言文字共存的局面。在前現代的帝國框架內，即便是統一的漢字書寫也並不必然導致對包括方言在內的其它語言的排斥，反而為後者的生存儲存了自主空間，因為眾多不一的地域性語言已經構成了漢字生態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一方面顯示了表意文字自身的本質特徵與優越性，另一方面也展現了傳統帝國內部難以替代的多元化和相容性。
不難看到，歷史上用來誦讀漢字文字的語音系統遠遠超出了我們今天確認為“漢語”的範圍。畢竟，我們無法將誦讀漢字的任何一種當地語音都稱作漢語。而即便是在被確認為漢語的那些語音之間，也無法做到相互溝通。由此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以語音及其與漢字書寫的關係為依據，來劃定我們通常稱之為漢語這一概念的外延與邊界？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我們今天使用的“漢語”這個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有怎樣的歷史，前後經歷了哪些變化？它與從前的“漢人”和現代定義的“漢民族”的觀念，又是如何在各自的形成、變化的複雜過程中，相互規定與相互塑造的？我將這些問題統稱為“漢語問題”，在這裡一併提出來討論，是為了引起更為具體的歷史分析和更具理論性的深入闡述。
不容否認的是，言與文之間也難以避免地會產生磨合，包括方言方音反過來對漢字書寫發生影響。這一影響體現在一些起源於方言的詞彙進入漢字書寫系統，從而在該方言區以外的地域中獲得流通和使用，有時也透過另造新字和改變漢字的字形、字義等方式而體現出來。這些現象從古至今綿延不絕，為漢字書寫系統內部的多樣化與自我更新提供了重要的來源，但影響通常是區域性的、個別的和漸進式的，而非整體的和系統性的。漢字系統中的方言書寫以粵語、吳語和北京話為最，可是到目前為止，只有接近普通話的北京話寫作具有跨地區的流通性。這固然是情有可原，不難理解的，但即便是北京話寫作，也時常會遇到有音無字的情況。這正是漢字書寫所難以避免的一個問題。如前所述，漢字文字的地方化可以透過方音誦讀而間接地和部分地得以實現。但直接用漢字書寫方言，則存在明顯的侷限性。無論是藉助形聲字還是索性將漢字本身當作聲符來使用，都是如此。時至現代，漢字系統已經吸收了大量的形聲字，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或消解其表意文字（logogram）的性質與功能。
有所失必有所得，也正是因為表意文字不可能緊隨一時一地的語言和語音的變化而變化，漢字書寫才得以保持跨越時空的連續性、穩定性和普遍性，並且起到了連線古今與維繫統一帝國的作用。與歐洲的表音文字的歷史相對照，這一特徵尤為顯著。在羅馬帝國的邊緣地域，很早就出現了以當地語音或鄉音化的拉丁語誦讀拉丁文《聖經》的現象。這有些像漢字文化中的以方音讀書，但不同之處在於它並非常態，而是例外，並且在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歷史過程之後，最終導致這些地區以地方化的文字書寫替代了拉丁文，從而一勞永逸地終結了羅馬帝國拉丁文的一統天下。而這些地方化的文字書寫，也為近現代歐洲的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顯而易見的是，近現代中國的語言文字變革並沒有走上這一條歐洲式的道路。
時至今日，在歷經白話文、國語文，以及推廣普通話等一系列由政府所主導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動之後，漢字書寫與普通話之間相互磨合、相互塑造，已經形成了大體相近的關係，但這一關係的建立有賴於許多外部因素，而不完全出自文字自身的規定性。如果以為漢字書寫因此便實現了“言文一致”，並且此為依據來想象過去時代的言文關係，從而否認漢字書寫史上曾經存在結構性的言文分離現象，那就犯了以今例古的錯誤。
商偉教授接下來轉入第二個問題的討論，即從形聲字出發來看《尚書》的文與言，及其相關議題。漢字書寫與語言的關係離不開對形聲字性質的理解。漢字是符號性的表意文字，但早至甲骨文時期，形聲字就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數量。這表明漢字與語言是分不開的，只不過漢字的聲符固然具有輔助表音的功能，但與表音文字的字母仍有很大的區別。聲符只能大致標音，而不具備字母記音的準確性與規範性。已有學者指出，《尚書》中的一些形聲字有可能出自周王室岐山時期使用的口語發音，可是這不等於嚴格意義上的語音記錄，更不等於在句子的層面上去複製口語。至於感嘆詞或象聲詞如“嗟”“哉”等，也都是高度風格化的文字表達。它們的作用並非記錄語音，而是標記語氣助詞。有關的研究表明，這些詞彙還具有分句、調整語句節奏和塑造文字風格等功能。而這些功能都應該在“文”的範疇內來加以分析和理解。
整體而言，《尚書》的文字風格以整飾簡潔見長，多用單音節的字和四字句，體現了高度濃縮凝練的書面語特徵。任何時代的口語都不可能僅僅由單音節的語素所構成，商周時代也絕無可能按照《尚書》的書寫方式來說話。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的意見值得參考。他不否認書寫與語言相關，但反對言文一致說：“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省儉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謂“口語的摘要”，就是“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魯迅沒有對此做出深入闡發和具體論證，但這一意見無疑是中肯的，並且大體適用於早期漢字書寫的普遍情況。透過《尚書》來重構當時的口語，尤其是重構口語的語句，勢必會在文與言之間造成混淆。而以言為標準、以“活”與“死”來評判文的價值，更是對漢字書寫及其發展史的嚴重誤解，有必要加以反省和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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