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提到我們所熟知的作家，你能想出幾位女作家的名字？她們佔你全部瞭解作家中的幾成？你瞭解她們的故事、寫作經歷，以及除了那一兩本代表作之外的其它作品嗎？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是雨果獎、星雲獎得主，女性主義科幻小說家喬安娜·拉斯的著名文論。她在書中模仿文學評論中的慣用論調，以反諷的方式寫了一份“抑止女性寫作指南”，同時也重新蒐羅了那些女作家們被認為不值得了解的作品，直指女性書寫所面對的結構性壓制與文學界厭女傳統，帶領讀者重新認識那些被貶抑的聲音。
下面的文章是中譯者章豔為本書寫的序言（有刪減）。在這篇序裡，概括了書中所寫的對女性文藝創作者的層層壓制：寫作與文學評論中的雙重標準、男性凝視、女性為了寫作所要經受的阻力與低估……文章也從自己的視角出發，體現了一個開始對這個話題了解不深的學者是如何在接觸女權主義之後進行的自我反思。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作者: [美]喬安娜·拉斯 譯者: 章豔 出版：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
喬安娜·拉斯（1937—2011）是美國科幻/奇幻作家，也是一位激進女性主義者。她的短篇小說《改變》（When it Changed）獲星雲獎，中篇小說《靈魂》（Souls）獲雨果獎，但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她的成名作《雌性男人》（The Female Man），一部把烏托邦風格和諷刺風格相結合的作品，也是文學史上無法繞開的女性主義作品。除了小說創作之外，她還從事戲劇、散文、文學評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寫作，其中就包括這本《如何抑止女性寫作》。
作者喬安娜·拉斯（1937—2011），美國著名女性主義科幻作家、學者。
全書正文部分共有十一個章節，另外還有“序”“尾聲”“作者按”和“後記”。序採用了科幻小說的形式，描寫一群叫“格羅託羅格”的外星生物如何判斷什麼是藝術、誰可以創造藝術以及如何不讓某些群體創造藝術。其中，詼諧嘲諷的幽默感顯而易見，正如《如何抑止女性寫作》這個書名一樣，使這本書聽上去像是為缺乏安全感的男性評論家寫的“行動指南”。
拉斯強調她的書不是歷史記錄，而是要分析抑止、打擊女性寫作並使之邊緣化的模式。她的意圖很明確：不管過去人們是出於無知還是惡意，對女性藝術的蔑視和貶低絕不應該繼續下去了。此外她還討論了女性面對“女性不能寫作”這一斷言時所做出的反應以及審美標準問題。
在“阻力重重”部分，拉斯指出，阻止女性寫作並不需要明確的立法，缺乏教育機會、貧窮、各種家庭義務造成的時間碎片化都是明顯的阻力。更為微妙的是社會期望——女性的傳統性別角色是在家庭，“人們都認為要把孩子、房子、學校職責、丈夫的需要、院子等等擺在前面……要改變順序……太難了。我們的成長經歷裡壓根就沒做這種準備”。很多婦女，特別是19世紀的婦女，在經濟上依靠她們的家庭或丈夫，作為女兒或妻子的義務使她們沒有時間寫作，如果她們表達了寫作的意願，就可能會遭受性別角色帶來的壓力，被指責是在浪費時間或是逃避其他義務。對於現在的很多讀者來說，這似乎是天方夜譚，但我們是不是應該意識到，今天的變化並不是從天而降的？
拉斯還分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她借用的是哲學家薩特的一個術語。在我們的社會中，為了保住對自己有利的現狀，很多人自欺欺人地堅持對某些人群採取歧視態度。“如果你要表現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如果你想保持自己的階級特權，你只需要按照習慣性的、正常的、普通的甚至是禮貌的方式行事就行了。”
“剝奪作者身份”的做法是，宣稱某部作品其實是男人寫的，或者是作品自己完成的（很荒唐吧？但有些評論家就是這麼說的），或者是女作家的“男性部分”完成的，或者這位女作家“不僅僅是女人”。例如，寫《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的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只是“一個透明的媒介，傳遞她周圍人的思想……被動地反映那些生活在她周圍的人的某些瘋狂幻想”。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沒有在作家的控制下進行，她開始的時候是想寫某一種型別的書，結果卻寫成了另一種”。
勃朗特三姐妹
“詆譭作者”的前提基於人們對女性傳統性別角色的認知，從事寫作的女性缺乏女性的傳統美德，沒有女人味，有時甚至不道德。拉斯指出，“第二十二條軍規”現象在文學史上司空見慣，賢良的女人不可能入世太深，因此寫不出好作品，而那些入世太深可以寫出好作品的女人又不可能賢良。在評論家看來，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簡·愛》（Jane Eyre）如果是男人寫的，就是一本傑作，如果是女人寫的就讓人震驚或者厭惡。同樣，20世紀女性詩人的詩歌被貶為“自白”，過於私人化，所以是可恥的。
“內容的雙重標準”使得女性的生活和經歷低人一等，用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話來說，“足球和運動‘非常重要’，追求時尚和買衣服則‘瑣屑無聊’。這些價值觀不可避免地從生活轉移到小說。評論家會這樣假設，嗯，這是本重要的書，因為這是關於戰爭的書；哦，至於這本書，無關緊要，因為寫的是女人在起居室裡的情感。戰爭場景比商店裡的場景更重要”。很多時候人們習慣了唯一的視角，沒有意識到，如果換個視角看同樣的問題，結果會多麼不同。正如拉斯指出的，“如果以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的閱歷為標準，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閱歷確實是狹窄的，但是如果以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閱歷為標準，維多利亞時期男性的閱歷同樣也是狹窄的。”《呼嘯山莊》作者的性別為人所知的前後，評論家對這本書的評論截然不同，讓人深刻地感受到“讀者在‘他’或她的作品中實際看到或忽略的東西與他們臆想中的作者性別或已知的作者性別有很大關聯”。
弗吉尼亞·伍爾夫
對於女性藝術家來說，“錯誤的歸類”意味著把她們從藝術家的類別中去除，移入另一個類別，讓她們作為男藝術家的母親、妻子、女兒或情人。還有另一種方式，用某種女性形象來代替她們作為作家的形象。以詩人為例，詩人阿芙拉·貝恩變成了妓女阿芙拉·貝恩，詩人溫切西伯爵夫人安妮·芬奇變成了“脆弱的瓷娃娃”，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變成了妻子伊麗莎白，詩人克里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變成了老姑娘克里斯蒂娜，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變成了想入非非的“瘋子”艾米莉·狄金森。拉斯還把視線投向了其他人群，例如黑人音樂家和同性戀作家，他們的作品從“嚴肅藝術”的類別被移入“非嚴肅”的類別。
“成就個別化”是一種長期存在卻不為人意識的現象，即使對英國文學熟悉的英語專業學生來說，有多少人讀過夏洛特·勃朗特的《維萊特》（Villette）、《雪莉》（Shirley）和《教師》（The Professor）？有多少人知道艾米莉·勃朗特除了《呼嘯山莊》還寫過貢代爾詩？有多少人能想到“來自女人內心深處的詛咒/非常鹹，非常苦，非常好”竟然出自以寫情詩著稱的布朗寧夫人？又有多少人讀過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和《三個基尼金幣》（Three Gunieas）？我得坦白，她們都是我透過英國文學史的課程認識並自認為熟悉的女作家，也是我在接受這本書的翻譯時自以為具備的專業背景知識，但我發現自己對這批女作家的瞭解實在非常有限，不僅有限，甚至是錯誤的。為什麼會這樣？很多人也許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許你在書中能找到答案。
在“異常化”部分，作者列舉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資料，不論是文選還是大學的閱讀書目，“總有足夠的女作家湊足那個5%，卻又永遠不會多到超過8%”。關於這個比例，心理學家有一針見血的解釋：“一旦優勢群體遭受壓力，要和被排斥的群體分享特權、權力或其他稱心的商品時，裝點門面這種做法就會出現。優勢群體會承諾提供為數極少的流動機會……那些用來裝點門面的人不會融入優勢群體，而是會永遠處在邊緣狀態。”這個現象造成的後果是“只收入最為傑出的女作家……扭曲了那些少數被保留下來的女作家的現實意義。既然女作家在選集中經常是孤立的……她們顯得古怪、異常，因此，有點微不足道……”。
而另一種異常化的表現是把女作家這個人異常化來詆譭作為作家的她，狄金森寫詩是因為“這位女隱士對情感的渴望從來沒有得到過滿足，也不可能得到滿足，這也許把她帶入了她那種奇怪的幻覺狀態”，“她不知疲倦地寫，就像其他女人做飯或編織一樣”。這樣的前輩，即使在文學史中代代相傳，也難以對後輩產生廣泛的積極影響，因為她們是少數，是異類。
艾米莉·狄金森
對於所有人來說，榜樣可以作為行動指南，可以證明某些事情是可能做成的。而對於有志於創作的年輕女性來說，榜樣的作用也許更為重要。她們不僅要看同為女性的前輩如何展現自己的文學想象力，而且要從她們那裡得到保證，證明她們可以創作藝術，而不必只能淪為二流或必須發瘋或得不到愛情的女人。“榜樣缺失”的後果是，如果沒有成功的前輩，我們憑什麼認為自己現在就會成功？如果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努力？
面對“女人不能寫作”的斷言，女人有怎樣的反應？反應之一是“那就不寫了”；反應之二是“還是要寫”，但得先同意一個觀點，那就是女性的寫作不如男性或女人首先不是（或不應該是）作家；反應之三是用“我不是女人”來為自己獲得寫作的權利；反應之四是不予理睬；反應之五是那些不能（或不願）停留在文化邊緣的女性經常宣稱自己是不同凡響的女人。這五種反應都是透過對“女人”和“寫作”進行某種界定而做出的妥協。還有一些女作家採取了正面反擊，有的訴諸事實：“女人能夠寫作，因為她們能夠看到其他作家（男作家）看不到的事實”；有的訴諸榜樣；有的正面反駁。而現在最鼓舞人心的一種反應是，採取一種基於“女性中心意識”的視角，以女性主義者的團結作為後盾。有了這種視角，女性才可以更加心平氣和地看待自己的前輩和傳統，用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話來說：“詩人是代表。她為了成為完整的女人站在不完整的女人中間……年輕的女人仰慕過去那些天才的女性，說實話，她們比她自己更瞭解她……向所有信奉真理並需要表達的女人致敬。”
在我翻譯這本書的半年中，很多和女性有關的事件接踵發生。2018年1月1日，一篇題為“女性的艱難一年：2017性別新聞盤點”的文章在微信圈廣泛傳播，這篇文章對2017年全年的性別事件做了梳理，並做了非常全面深刻的討論：
“在女性的人身安全方面，江歌和章瑩穎是今年兩起全民揪心的大案；在性騷擾和性侵犯方面，美國有震驚全球的韋恩斯坦性侵醜聞，中國有被中學輔導老師誘姦的臺灣女作家林奕含，以及被班主任強姦的北影學生阿廖沙；在升學和就業機會方面，浙大社會學系教授馮鋼和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溫儒敏都發表了聳人聽聞的性別歧視言論，而作為高校招生和高考改革的具體執行者，他們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真的可以打擊女性的自信，進一步剝奪女性本就與男性不平等的機會。而在婚戀、家庭和育兒中，女性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舊道德與新的資本邏輯合謀，借屍還魂於當代社會，在鞏固和加強男性優勢地位的同時，將女性徹底貶為商品；生產依舊是女性不可言說之痛，而喪偶式育兒讓更多已婚女性失去了就業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同時，大眾文化還在繼續傳播著‘瑪麗蘇’的童話，只不過這一次它披上了成功學的外衣，更具迷惑性地為本就四面楚歌的當代女性製造著物質和情感的雙重陷阱。”
林奕含
在每一句話的後面都有因為篇幅所限而在這裡無法展開的故事，每一句話又使我聯想到在我閱讀和生活中看到和聽到的很多事情。因此，我也希望透過閱讀這本書，讀者能夠把視線投向更多直接或間接的現實事件和經歷。用本書導讀作者潔莎·克里斯賓的話來說，“我認為喬安娜·拉斯所做的是試圖探討我們應該怎樣才能真正面對彼此：怎樣從關注個體轉向關注共同的人類。”
潔莎·克里斯賓的另一句話也非常具有深意，“我擔心這本書的新一代讀者大多會把自己視為被抑止者，而不是那個去抑止別人的人。”這本書雖然重點在女性，但後記中大量黑人女作家的引言已經清楚地把討論範圍延展到了種族問題，繼而引向任何少數派問題。當我們在抱怨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視時，千萬千萬不要以無知為藉口成為施害者。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兩件事。我的奶奶是和我感情最深的親人，我讀書前的那些年是在她身邊長大的。我的父母在我之後沒有再要孩子，即使是以現在的觀念來看，我都會覺得我的奶奶當時至少會希望再有一個孫子。然而，在我的記憶中，我是她的寶貝，從小到大都讓她無條件地驕傲，這也許是我從來沒有認為女孩不如男孩的原因。在她去世後的十幾年裡，我沒有寫過關於她的文字，甚至不敢多去想她，只記得她的善良和能幹。然而，此刻我的腦海裡突然出現了一個畫面：漫長的夏日午後，奶奶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縫著全家縫不完的衣服，納著全家納不完的鞋底，嘴裡哼著悲傷的小調。我坐在她旁邊，只要她開始哼唱，我就會哭著打斷她，好像她不哼悲傷的小調就沒有悲傷了。我還想到了一件我以前從來沒有去多想的事情，在我印象中，奶奶什麼都好，就是太“小心眼”，遇到不順心的事，她會去早已去世的太爺爺墳上哭一場，讓幼年的我好擔心。現在想來，那個能夠管理一大家人的奶奶其實心中有太多的委屈和傷心，而她只能忍耐，再忍耐，在年幼的孫女面前哼哼悲傷的小調，在陌生的早已逝去的長輩面前訴訴苦。否則，她又能做什麼？
另一件事是聽我女兒說的。有一次她和一個男同學聊天，那位男同學說：“像你這樣長得好看的女孩子，為什麼要這麼用功讀書呢？以後嫁個有錢人不就行了嗎？”女兒說，他們當時正一起等公交車，聽完這話，她默默地戴上耳機聽音樂，不再說話。聽完她的講述，我知道了她的態度，很是欣慰，但同時又忍不住納悶，這是什麼年代了，那個男孩怎麼會那樣說話？
謹以這本譯著獻給我的女兒和她們這年輕的一代，希望“她們”終有一天能得到與“他們”一樣的平等，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本文節選自《如何抑止女性寫作》序，較原文有刪節，經出版社三輝圖書授權釋出。
編輯｜李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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