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劇團，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創作女性故事？過去幾年，每當有新戲上演，朱虹璇幾乎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朱虹璇是一名戲劇導演、編劇。14年前，在研究生即將畢業的時候，她和幾個北大同學一起建立了一個名為「話劇九人」的劇團。最早，他們約定每年只做一部戲，劇本是朱虹璇下班後寫的，排練演出靠年假，但機緣巧合之下，他們被觀眾看到、認可，「九人」逐漸從一個朋友間的約定轉型為專業劇團。
「九人」也成了朱虹璇人生分叉的路口。很長一段時間裡，她是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16歲考上北京大學，是當年的江西省文科狀元。研究生畢業後，她進入大廠，從事戰略諮詢工作。但在2019年，她放棄了原本穩定的高薪工作，成為全職戲劇人。
有人曾經問她：你一個北大畢業的人，為什麼要放棄已經很穩定的高薪的工作，去從事相對小眾、清貧的戲劇行業？但現在，這樣的提問逐漸少了，她說，因為作品就是她的答案。
朱虹璇擅長挖掘歷史中的女性故事。她不僅寫共同體，也寫女性之間的嫉妒、惡意和焦慮。她的創作靈感，也來自於她的生命體驗，她遇到過很多熱情、勇敢的女性前輩，她獲得了很多姐姐們的幫助，遇見了她們，讓朱虹璇相信一件事情，一代人會牽著下一代的手上來，她曾經是下一代，未來她會是牽住下一代女孩們手的那個人。
這兩年，「九人」最熱門的話劇《春逝》《翻山海》都是關於女性情誼的作品。有觀眾說，看「九人」的話劇，有一種久違的、被毫無保留擁抱的感覺，這是女性之間的確認。
身為「話劇九人」導演、編劇，朱虹璇很少站在舞臺的中心，但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的演講活動上，她站到了臺前，她分享女性的創作歷程，也將作品背後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女性故事傳遞給了觀眾。
朱虹璇說，她不是從一開始就想好要創作女性的故事。「九人」剛創立的那幾年，她曾創作過一些男性文人戲，但是身體裡總有一些東西會甦醒。現在，她越來越清楚自己心裡的火焰，正如她對開始那個問題的回答：「我不是生下來就明白應該用這支筆去寫什麼，這雙女性的眼睛，是我在後天的道路上劈開的，源於許多次的困惑、不理解、不明白，但它一旦劈開就再也不會閉上。」
以下是朱虹璇的講述——
策劃｜《人物》編輯部
大家好，我是朱虹璇。
很榮幸來到今天的舞臺上。我通常很少站在這個位置，身處光心的不是演員，而是我自己。大多數時候我更習慣站在黑漆漆的劇場控臺裡，望著燈光下我們劇團的演員們一顰一笑、我們的觀眾們一喜一悲——我是一名戲劇導演、編劇，一位劇場工作者。
很多人可能未必知道我，但也許看過我們的演出。我們是一個成立於2012年的劇團，叫做話劇九人，常常被人提起的作品有《春逝》《四張機》《雙枰記》《庭前》《對稱性破缺》《翻山海》等等。以上是我的廣告時間，請大家自行在售票網站搜尋……（笑）
我以前經常遇到朋友們問我幾個問題：你一個北大畢業的人，為什麼要放棄已經很穩定的高薪的工作，去從事相對小眾、清貧的戲劇行業？你們一個民營小劇團，沒有投資，沒有明星，也不用熱門IP，非要自己從零開始做原創，你們真的活得下去嗎？
這樣的問題在我剛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頻繁出現，現在問的人越來越少了，我想有一種可能是，他們已經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6年前，我創作了一則小戲，叫做《春逝》。當時我剛寫完一部講民國文人的戲，想換換題材，對中國科學史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查閱資料的過程中，另一名編劇紫鈴老師告訴我，在她的家鄉南京有一座紫金山天文臺，有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為「吳健雄星」。
誰是吳健雄？她是江蘇太倉人，24歲出國留學，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第一個女教授，她的實驗，證明了震驚科學界的「宇稱不守恆理論」，她在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中負責核裂變反應的研究工作。
這樣一位科學家，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她的名字。
我去問了一些學物理的朋友，很多人也不瞭解她。她成就卓越，卻在長期以男性為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一直拿不到正式的教職；她的副教授提名申請多次被否決；「宇稱不守恆理論」的提出震動世界，贏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證明了這一理論的吳健雄女士不在獲獎名單上；她為推動曼哈頓計劃、結束二戰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後世的很多記錄、書籍、電影卻忽略了她。
我不理解，我不甘心，於是我一行行、一字字去搜尋有關她的記錄，直到我看到——1964年，她在美國麻省理工的一次公開會議中發表的講話記錄，她說：「我十分懷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數學的表徵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難道也會對男性或女性有著不同的偏好嗎？」
我想讓更多人知道她的故事，但是在創作過程中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阻礙。在幾乎所有與吳健雄女士有關的傳記文學裡，要麼是將她描述成一個做實驗非常嚴格、不近人情、脾氣古怪的老太太，要麼則將她描述成被父親寵愛、恩師支援、丈夫包容的一位幸運女性，彷彿她一生中能夠擁有這樣的成績全賴於身邊男性的託舉。
這不由得讓我想到一種典型的對成功女性的歸因：她的成功要麼是因為滅絕了人性，要麼是因為她得到了男性的幫助。我不理解，我不甘心，終於我又在一篇記錄裡找到兩行短短的記錄：吳健雄女士，曾於1935年至1936年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擔任助理研究員，她的指導老師顧靜徽是物理所當時唯一的女性研究員。
顧靜徽是另一名被歷史遮蔽的女性，她是中國近代第一名物理學女博士，然而除了她的學術論文，我幾乎完全找不到與她有關的史料。直到我看到她的朋友溫源寧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裡寫道：「靜徽的學業記錄無可挑剔，但她的為人更加可愛。她身材矮小，卻有高大的靈魂。」
就這樣，一段空缺的歷史終於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物理所裡唯二的兩名女性，一個年長，一個年輕，她們朝夕相伴地共同度過了一年時光。一起做實驗，一起探討工作與生活，也一起分擔彼此作為少數派的孤獨。她們當中年長的那一個，曾在很多年前漂洋過海，走了很遠的路，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物理學女博士；而年輕的另一個，在一年之後也漂洋過海，靠自己的實力在核物理領域闖出一條路，震動世界。
我想讓更多人知道她們，不僅僅是知道她們的成就，更是關注她們的來處，她們走向高峰之前曾經走過的那條曲折的路。不是滅絕人性的女強人，更不是依賴於男性，而是兩名女士在涓滴細流一般的陪伴中給予彼此信念與力量。這就是《春逝》的故事。
世上許多事情相互勾連。上世紀50年代，吳健雄女士成為哥大物理系第一名女教授；20年以後，哥大法學院才有了第一名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她叫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她就是後來成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金斯伯格。四年前，我開始創作《庭前》，它講述的是中國最早一批法律人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寫當時的女律師如何產生、如何破局。
我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好了要寫這樣一個故事，起初，我只想寫一位律師一生中的12次開庭，並且在我腦海中，出現的一個天然的律師形象是一名男性。我羞愧於承認這一點，卻又必須誠實地面對這一點，我是一個創作者，可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大部分教育、能找到並用來閱讀和參考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仍然是以男性敘事為絕對主導的。因此儘管作為一名女性，我在很長時間內沒有一雙女性看世界的眼睛。
然而身體裡總有一些東西是會甦醒的。我在給《庭前》查詢資料做功課的過程裡，查到了當年最早的《律師暫行章程》，在律師資格那一條裡赫然寫著：充任律師者，須為滿二十歲以上之男子。我再去查，這條規定直到它出臺的十幾年以後，1927年才終於廢除。我又一次地，燃燒起了心裡的火焰。原來是這樣的嗎？原來哪怕在追尋公正的法律道路上也曾經將女人排除在外。
在最早一代的女律師中，有的人選擇和丈夫合開律所，因為在那個時候，她不得不綁著丈夫的名字，才可能幹這件事。我還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司法部長也是女性，她的名字叫史良。抗日時期，她在營救救國會七君子等案件裡面做出了許多的努力，是一名專業過硬且俠骨錚錚的女性。
但是在當時的報道中，我很難找到關於她們專業能力的描述。那時候更多記載的是她們的丈夫、她們的服裝、她們的容貌。她們被稱為時髦的「滬上女郎」，被評價為律政界的一道風景。
我開始更多地去了解女律師，採訪女律師，創作她們的故事。在《庭前》中，我想要去呈現一個試圖走出家庭去實現自己法律夢想的女性，在獨自戰鬥的過程中，會面臨什麼樣的困境，她需要和社會、和家庭做怎樣的周旋和妥協。她每一步的退和進都面臨極大的阻力，都需要她去攻克。
在《庭前》中還有一個兩江女校的小案子，這個案子在歷史上真有其事，一所女子體育學校被學生家長告上法庭，原因是學校開設的體育課讓學生們練習鉛球、跳遠等活動，家長們認為有傷風化、無法接受，於是把學校老師告了。
這樁案子在《庭前》中只是一個小故事，但我對這所女子體校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沿著它我繼續去查詢，發現原來這所學校還在上世紀20年代破天荒地建立了一隻女子籃球隊，在那個連露胳膊露腿都被非議的年代，她們做了這樣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了不起的是，她們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經濟上的窘迫，日復一日地堅持訓練，再後來1931年，她們受邀前往日本參加一次國際友誼賽，一連打了日本9所高校，大勝歸來。
我震撼於她們的成績，更震撼於她們在環伺的惡意中堅持下去的信念，沒有人能預料到自己一定能贏，可是她們仍然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沒有放棄。兩年前，我開始創作這支女子籃球隊的故事，我給它起名為：《翻山海》。
從《春逝》到《庭前》再到《翻山海》，我像是越來越清楚自己心裡的火焰。我不是生下來就明白應該用這支筆去寫什麼，這雙女性的眼睛，是我在後天的道路上劈開的，源於許多次的困惑、不理解、不明白，但它一旦劈開就再也不會閉上。但是，坦誠地說，作為編劇、作為導演，這條路上我也曾不斷地懷疑過自己。
從《庭前》開始，就逐漸有人質疑，這位曾經寫男性文人戲寫得蠻不錯的女編劇、女導演，為什麼開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寫女性敘事了？你做了一部《春逝》還不夠嗎，你還要寫？婦女早就已經能頂半邊天了，你哪裡還有這麼多話要說？
在創作《翻山海》的時候，我給我的好朋友葉紫鈴打電話說，我想寫這樣一個故事，可是我又怕別人說，已經第三部了，除了女性題材你就不會寫點別的嗎？電話那頭的紫鈴，幾乎是脫口而出：可是如果現實中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就是寫十部、一百部也是應該的呀！
是啊，婦女確實早就能頂半邊天了，但是天空並沒有向我們敞開。
就在上週，我們剛剛在北京進行了《春逝》的演出，有許多從事科學研究的女觀眾來看了這部戲。有一名觀眾在她的觀後感裡說，她們實驗室只有兩個女生，有一次實驗室裡發人體工學椅，她們兩個怎麼都找不到高度合適的椅子，最後只能墊上一個厚厚的坐墊才能勉強合適。還有一名也是學物理的女觀眾說，她曾經拿到過的第一名的獎品，是一隻剃鬚刀。就在我所從事的這個行業裡，女性技術人員仍然會面臨有色眼鏡，而女演員的平均收入遠遠低於男演員。
我常常想，受限於種種因素，我們過去的故事不是女性所寫，也不是為女性所寫，但這是過去而不是將來。我就是一名創作者，我為什麼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寫我們女性自己的故事呢？會有人質問一名男導演的作品為什麼是男性視角嗎？我既然已經成為這個行業裡的一部分，它以後長成什麼樣就絕不能說與我無關了。
我把《翻山海》的劇本發給我們劇團的女演員們看，我說，雖然舞臺有舞臺的假定性，但這是一個證明女性也能贏的故事，我不想在臺上做假動作。所以大家除了演戲，做臺詞和肢體的練習，還要從零開始學習打籃球，做俯臥撐，做大量的體能訓練，它可能會非常的辛苦。我的女演員們眼睛亮亮地說，沒有問題，我可以。
去年，《翻山海》終於首演了，每一次演出，在她們成功進球的那一瞬間，我都能聽見臺下無數的觀眾在鼓掌歡呼。那種鼓掌和平時謝幕時的鼓掌不一樣，我知道那一刻坐在臺下的無數女性，是在為自己的同類鼓掌，你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
也正是一名《翻山海》的觀眾，她非常喜歡這部戲，於是去查找了很多女子籃球的資料，她竟然找到了吳健雄女士的孫女寫的一篇回憶錄，她是這樣寫的：「我對祖母最後的記憶是她坐在褪色的黃色燈芯絨的扶手椅裡……那是她在1996年中風後不久。她喜歡看著窗外的巴納德學院的校園，讚歎那些她透過窗戶看到的正在打籃球的青年。她說：『看，她們多強壯，多快。看她們做事多麼努力。』」
我看到這裡，突然覺得這句話好像是《春逝》裡的健雄說給《翻山海》的女孩們聽。有些東西彷彿穿過了很長的時間，它從許多年前就已開始，經過許多人的傳遞，到達了我，又到達了很多人。
我們劇場工作者最常掛在嘴邊的幾個詞，就是上場、下場。果斷上場誠然需要一些勇氣，一些衝動，但真正上場之後卻很容易被許多東西逼退。這些東西里，有失敗的耳光，也有世俗的眼光。
今天站在這裡的我終於能夠很確定地說一句，我，以及許多和我一樣在堅持創作與表達的女士們，都會一直堅持「在場」。豪言壯語，當然並不代表一定會成功。我還沒有跟大家說過我們劇團的源起。話劇九人這個劇團當年是我和幾個北大同學在二十出頭的時候一起建立的，在我們的第一部非常稚嫩的作品裡，每個角色都曾經回答同一個問題，「這個世界會好嗎？」
現在是十三年後了，世界有沒有更好我不知道。但我們依然存在，在激烈的潮水中沒有改變做事的本心，我們結識了夥伴，傳遞了火把，這群蚍蜉撼樹一般懷抱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沒有死去，她們還在做大做強。我想，這就是對當年那個問題的回答。
世界不會自己變好，它需要我們堅持在場。如果真的有戲劇之神的存在，希望當她向我們偶然投來眷顧的一瞥時，她會說，看，她們多快、多強壯，看她們做事多麼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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