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的封面圖是日本共產主義戰士、充滿爭議的極左翼組織“赤軍”的領導人重信房子。本文講日本共產主義陣營的四次分裂，房子一個人就經歷了三次，甚至他父親還以反面形象經歷了第一次。所以她是串起整個日本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個關鍵人物，就先從她和她的家庭講起。
先來簡單看一下這四次大分裂：
第一次分裂是在918事變前後，日本共產黨內部產生了一批動搖的、支援軍國主義戰爭的投機分子。後來在法西斯政府殘忍打壓之下，一部分人投降做了走狗，一部分人選擇緘默，還有一部分人選擇抗爭到底，基本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第二次分裂是在日本文化大革命期間，支援文革運動和反對文革運動兩派的分裂。在這其中日共又一次扮演了不光彩的“二五仔”角色，背刺了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靠拖後腿甚至出賣戰友苟活至今。所以我們說日本左翼的時候，別就知道一個日共，若以“二五仔”程度而論，全世界左翼政黨中它能跟德國社民黨爭一下一二名。至少在日本文革中誕生的新組織如“全共鬥”等都比它正統多了。
第三次分裂是關於日本文革走向，一部分人認為應當和平奪權，透過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罷市相結合，並逐步建立基層政權逐步奪取日本政權；另一部分人認為在強大的反對力量面前，必須要進行武裝革命鬥爭，用武力推翻日本政府。
第四次分裂是在日本武裝鬥爭陣營的內部，一部分人認為應當進行遊擊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在山區建設根據地、訓練新紅軍，最終推翻由天皇、財閥集團、軍國主義餘孽、美帝走狗掌控的國家政權；
而另一派則主張落腳點在城市，進行激進的恐怖襲擊、斬首行動，發動針對於重要公司、重要人物、重要場所、重要設施、重要活動的恐襲，否則敵我差距力量過大，走傳統的游擊戰路線斷無獲勝的可能性。最終反對傷害平民一派與最極端分子分道揚鑣。
文章的最後，還要再簡述一下革命失敗之後日本左翼的現狀。革命失敗了並不意味著革命沒有成果、沒有意義，我們當今生活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都是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不懈地衝擊舊體制、舊既得利益集團後留下的成果。
比如日本的大規模全民政治運動和武裝鬥爭雖然停止了，但是曾經的革命者們又以農村建設者、教育改革家、左翼文藝家、環保主義者的新身份繼續影響著世界。
還要打一個嚴謹的補丁是：這四次大分裂並不是按照嚴格時間順序劃分的，而是透過一個階段內最主要的大趨勢來辨別。比如在50年代，日本左翼就開始搞零星的恐怖襲擊活動了，但那個年代還是和平抗爭為主流，所以路線層面的“分道揚鑣”我們還是要選取關鍵性事件。
首先還是以重信房子母女的個人經歷為引子：去年，隨著巴以衝突加劇，重信房子的女兒重信命登上了日本電視臺節目，引發了廣泛熱議。因為重信命在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成長經歷，親身見證了以色列諸多反人類罪行，所以她那次節目讓以色列大大破防了一番。
重信房子有兩個女兒，名字分別是重信革、重信命，取“革命”之意。因為重信メイ的日文羅馬標音是Mei Shigenobu，所以重信命的英文名取Mei的同音May，這是與英文“對齊顆粒度”，方便與西方人交流。結果我們的媒體就望文生義，直接從May
Shigenobu譯為“重信五月”了，現在關於重信命的資料基本全都是“重信五月”，頂多加一個括號“又譯重信命”，這是個錯譯，人家兩姐妹的名字就是革命，也不知道是裝糊塗還是真糊塗。
Shigenobu譯為“重信五月”了，現在關於重信命的資料基本全都是“重信五月”，頂多加一個括號“又譯重信命”，這是個錯譯，人家兩姐妹的名字就是革命，也不知道是裝糊塗還是真糊塗。
重信房子是日本赤軍重要領導人之一，後文會講到與日本赤軍相關的二、三、四次分裂。在開頭特別提一提，在日本進行武裝鬥爭之後，重信房子帶領部分赤軍成員前往巴勒斯坦地區進行武裝鬥爭，這裡有三個重要原因：
第一，共產主義信仰是要解放全人類，不分國家、種族、性別。你可以說赤軍太狂熱、太極端了，但是人家是真信這個，真用自己實踐去踐行了，比嘴上嚷嚷禁慾其實天天對小男孩下黑手的宗教狂信徒們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那麼當時，哪裡的人民最苦難，哪裡人民最需要解放呢？就是正遭受以色列鐵蹄奴役的巴勒斯坦人民。重信房子的前輩切格拉瓦，就永遠在被剝削、被壓迫最嚴重的地區領導抗爭，所以赤軍後輩們也自然而然前往了巴勒斯坦。
第二，共產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最大的敵人，這是政治座標系上最左和最右的兩級，或者可以說法西斯主義就是在1917十月革命勝利後，歐洲的舊貴族與新頑固派恐懼無產階級革命波及到歐洲本土，從而合流誕生的極端右翼形態。
關於以色列的問題我已經講過太多了：猶太人雖然是大屠殺的受害者，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是極右翼復國主義者與猶太金融資本、國際霸權主義共同交媾所誕生的，不僅僅先天具有右翼反動屬性，更用甚於法西斯的種族滅絕政策對待巴勒斯坦人民，自然會成為全世界左翼的敵人。
第三，中東地區是反美的前線。當時中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過是跳樑小醜，美帝國主義才是全世界反動力量的總堡壘。美帝在全世界挑起各種代理人戰爭，其中在古巴、越南被共產黨人有力地挫敗了。而日本左翼青年認為中東地區是下一個狙擊美帝國主義全球侵略的重要地區，而以色列因為跟美國的特殊關係，成為了美帝在中東的戰爭代理人。
所以，日本的共產主義者認為，他們有責任參與在中東地區反右翼、反民族壓迫、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支援巴勒斯坦人民是他們光榮的任務，就像當初全世界左翼陣線支援西班牙內戰一樣。
還是那句話，我們當代人再去看那一段歷史，可以說他們狂熱、極端，但不能否認他們對於信仰是忠誠、果斷、堅毅、知行合一的，並且在那個年代前往中東參加武裝鬥爭，絕對是有無可比擬的勇氣與決心的。
在巴勒斯坦的戰鬥中，重信房子養育了兩個女兒——重信革、重信命。其中重信革幼年夭折，而重信命成長在巴勒斯坦難民營中。對於幼年的經歷，重信命表示理解自己的母親，在接受《洛杉磯時報》採訪時，她表示：自己的童年雖然經常與母親分離，但是赤軍和巴解戰士承擔了很多撫養她的義務，她成長在像一個小公社的集體主義環境中，並有一個簡易的學校學習文化課程，構建了初步的世界觀。
她尤其提到了，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所有重要決策是由集體決定的，即便像她這樣年輕的人也有發言權、建議權。並提到了這個小公社內部會經常開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她母親的“武力抗爭”或是“恐怖襲擊”時，重信命表示現實世界太過於根深蒂固了，母親的道路看起來是唯一的方式（only way）。
為什麼日本那一段歷史值得我們研究分析，原因就如上文所示，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最極左的形態——左翼恐怖主義。最知名（或者說危害最大）的組織是日本赤軍、德國紅軍旅和義大利紅軍旅。其實這三個組織的名字都是Red Army，因為紅軍永遠是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名稱。只不過日語中的“紅”寫作“赤”，所以我們也就這樣翻譯方便區分。也正因此，女兒的名字就應該翻譯為“重信命”。
在日本和德國的恐怖主義左翼運動襯托下，我們國家曾經的“極左”甚至一點都不“極”了，我們在運動中雖然也踏入了民粹主義陷阱，但不管怎麼說矛頭都是對準官僚、學閥、買辦、資本家、舊士大夫階層，總體上是下位者對上位者的革命運動或民粹運動。
但日本、德國、義大利出現的恐怖主義紅色組織，有不少人選擇了把平民生命當做了他們的政治砝碼。共產主義運動是要解放全人類，自然堅決反對這種把平民生命至於不顧的恐怖主義運動。恐怖主義左已經完全背離了左翼運動普世的、人文的、解放的根本核心，而變得跟“法西斯極右”一樣草菅人命。
所以在政治意識形態最極端的兩級中，極左和極右形成了一種閉合，像一個圓環終於完整了。而且很有代表性的是，左翼恐怖主義代表性組織——日本的赤軍、德國和義大利的紅軍旅，恰恰誕生在二戰時三個最主要的法西斯國家中，正是極右翼的恐怖誕生了對等恐怖的極左翼，這就是“歷史的反正”。
（德國紅軍旅成員）
最為典型的，重信房子的父親重信末夫曾經是極右翼軍國主義暗殺組織血盟團的成員，專門刺殺進步人士、反戰人士甚至“沒那麼極右”的商界人士、軍政要員。結果女兒成為了極左翼武裝力量的領導人，這是在微觀家庭領域“歷史的反正”。
不過重信末夫這個人的政治立場非常迷惑，房子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父親全力支援她的革命活動，所以或者可能是因為親情、可能是因為戰敗後歷史的反正、可能就是極左與極右合流的另一種形態。這裡資訊太少就不做判斷了。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大哲學家薩特曾經鮮明地表達過對德國“紅軍旅”組織的支援，稱之為“進步的恐怖主義”，甚至還因為此跟多年好友加繆反目。這裡就不展開分析了，因為薩特這種大哲學家的思想有的時候確實不是常人所能探究的，再者薩特青年時期是進過納粹的集中營的，越獄之後加入了法共領導的地下抵抗組織，有個人經歷影響。
而“紅軍旅”的政治觀點是西德政權是德國法西斯的殘餘，因為西方國家的縱容沒有徹底清算本國的法西斯，所以要經歷一場“血與火的盪滌”。薩特的觀點也很鮮明：總不能右翼屠殺左翼就是理所應當——而且人家已經這樣做了上百年了，左翼反制右翼就成了恐怖主義吧？
但我還是要強調一下：我這裡講薩特的立場，也只是如實陳述一種觀點，並不代表認同他的觀點，並不代表他是二戰後最有影響力的大哲學家就對他全盤接受。共產主義的偉大，首先在於他要解放每一個受壓迫受剝削的人，但是恐怖主義則把平民作為了政治砝碼，則應該被人人所唾棄。我只是在陳述薩特的思路，確實能給我們看待問題提供一種不同的視角。
日本也是如此，在沒有被完全清算的極右翼的土壤上，誕生了極左翼的萌芽。同時日本是一個土地狹長、資源貧瘠的島國，戰略空間基本等於沒有，所以日本從個人到整個民族在歷史中都特別容易走極端——不是這個極端、就是那個極端，這給了我們很好的分析樣本。
所以別看三次大分裂都是在日本文革期間，但正是因為鬥爭的劇烈性、統治階級的根深蒂固，才導致了左翼陣營同等的震盪，就好比力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樣。因此，有一種流派的觀點認為，日本的政治、社會、文化現代化，開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文革。
確切來講，這一派觀點認為日本的經濟現代化來自於美國的技術轉移，但是二戰之後因為美國的包庇，依然保留了天皇制度，依然有著大量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參與，日本的舊貴族們依然把持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方方面面。
日本人民抬頭一看，國會里全部都是子承父業的“貴族世家”，經濟上各行各業都被三井、三菱、住友、富士幾大財團把控，所以日本出現了現代化程序中經濟技術與社會體制的“倒掛”現象。而最激烈地衝擊這種倒掛的社會運動，就是日本文化大革命。
這一派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歷史學者加加美光行，他認為日本的文化大革命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之一——正是以日本文革為歷史節點，日本從貴族政治轉向了國民政治，從封建文化轉向了市民文化，告別了千餘年的封建餘毒，大大削弱了以天皇和世家為核心的政治體制，這是日本文革最大的成果。
在其著作《文化大革命與現代日本》中，開頭部分加加美光行就說，中國文革是不是“動亂”咱不說，但對於日本來說絕對不是“動亂”。同樣，1968法國文革差點成立了第六共和國，美國民權運動也是美國政治現代化的開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加加美光行並不是一位左翼學者，他的學術立場算是一箇中肯講道理的自由派，就像美國學者麥克法夸爾的成名作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但他也是個鐵桿自由派一樣。加加美光行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現代化學者”——具體就是要走歐美民主政治路線的現代化，而不是文革這樣過於激進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加加美光行對於日本文革和中國文革都是持一定的批評態度的——肯定了其變革的初衷與態度，但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巨大缺陷。他的邏輯是：文革的缺陷，恰恰是其開啟日本現代化政治的缺陷，日本的政治、社會、市民現代化開啟是先天不足的。
其實就是國際共運的失敗在日本學界內部產生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當時左翼運動的失敗太可惜了，再徹底一點把舊貴族統統送上斷頭臺就好了；另一種認為左翼運動從根本上就不應該走，我們走歐美那種民主政治、議會改革就對了。
但無論哪種觀點只是立場層面的爭論，事實層面上兩派都不會否認日本文革對整個國家所帶來的顛覆性變革，這一點搞學術研究還是有基本節操的，不會簡單地用諸如“動亂”“浩劫”這種簡單的詞彙，去概括一個長達十年的、全民參與的社會政治運動。
所以加加美光行的態度是矛盾的（或者說是辯證的）：既承認沒有從中國而來的共產主義運動思潮這種外力劇烈的衝擊，日本政治是難以開啟現代化的，從上文中“甲級戰犯”“舊勢力”“舊財閥”“復辟”這些略微帶有情感判斷的詞彙中就可以看出；但他又指出當今種種問題恰恰是這個起點沒鋪墊好，或者革命的初衷與目的被刻意淡忘了。
反正總而言之，認可前輩們的這些貢獻，但終究是歐美的“現代化道路”更合適一些；但走歐美現代化道路的基礎，又離不開那些人們的暴力衝擊舊體制……雖然但是這筆賬也算不清楚，那就先“中肯”一下吧。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已經不僅僅是日本左翼陣營的歷史了，而是日本整個國民的政治現代化程序史，以及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一個側影。所以左翼陣營的分裂，是日本國家、國民分裂的縮影，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困境的體現。
（一）第一次分裂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不僅僅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樣影響到了日本。差不多在同時期，日本也成立了眾多共產主義小組。只不過日本的革命土壤比較薄弱，反動階級有著統一而強大的執行力，所以能夠帶領日本走向進步的力量被完全扼殺了，最終滑向了“全民軍國主義狂熱”之萬劫不復的深淵，成為了亞洲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