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50326
一、為什麼要研究科技右翼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以特朗普大獲全勝、全面取得政治授權告終，並且正在深遠地影響美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並輻射全球。這場大選裡，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矽谷科技陣營的加入：矽谷的創業者、企業家、投資大佬的政治光譜發生顯著變化，選擇公開與特朗普/MAGA陣營結盟。他們在大選期間為特朗普提供資金與媒體支援，在就職日當天親自到現場捧場，在大選後又加入特朗普的團隊，擔任政府要員、顧問及幕僚。這些人被統稱為“科技右翼”（tech right），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當屬在特朗普班子裡擔任職務的幾位，包括負責“政府效率部”（DOGE）的埃隆·馬斯克，以及擔任“AI和加密貨幣沙皇”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hs）。
在特朗普之前，矽谷從90年代網際網路方興未艾的時代開始就與民主黨結盟（矽谷與民主黨的“盟約”），但他們從來沒有如此深入接觸政治，試圖自上而下改變美國的政治、政府、監管、政策，乃至政經關係及社會文化。這種政治與科技資本的緊密結合令許多美國人深感不安：他們想出了各種詞彙來描述當前的美國政治，從“科技權威主義”（techno-authoritarianism），到“科技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
然而，但凡關注美國，關注中美大國博弈及未來的人都必須關注“科技右翼”：“科技右翼”正是美國人工智慧、半導體等前沿科技及應用的原始驅動力。他們之所以深度介入政治，也是為了從根本上塑造、影響、決定美國的科技政策及未來。而21世紀中美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正是科技。
另一點，也要看到，“科技右翼”代表的是新興的企業、技術、資本力量，是精英中的戰鬥機，與特朗普的民粹右翼基本盤——中低層白人——有著極大的差距。確切地說，MAGA基本盤是懷疑和敵視大企業、大資本和精英的。因此，科技右翼和MAGA基本盤的矛盾是特朗普陣營內部最大的矛盾。如果這個聯盟在未來破裂，也可能將“科技右翼”從民粹右翼運動裡掃地出門。所以，我們還得動態的看待美國未來的政局發展。
二、科技右翼裡的“四種人”
然而，目前許多提到人“科技右翼”時，容易泛化、模糊化、過於籠統，有時指代個別的人物，有時指代個別企業，有時甚至指代所有企業、整個矽谷、甚至整個科技產業。因此，有必要以更細的顆粒度去分析“科技右翼”標籤裡形形色色的人物。
筆者根據“科技右翼”代表人物加入特朗普/MAGA陣營的時間先後，並結合其理念與動機上的差異，將科技右翼（tech-right）人物歸為四大類，並分析各類人物的特徵和異同。
這個方法，也結合筆者之前的文章《MAGA的“六大階段”——有趣的歷史比較》。我們也會將這些“科技右翼”的人物對應“MAGA革命”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方便讀者理解。
以下各類人物裡只介紹代表人物。其他人可以適用同樣的分析，對號入座，
1.代表人物：彼得·蒂爾（Peter Thiel）、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
2.加入時間：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早於特朗普民粹右翼/MAGA革命）
3.對應階段：“第一階段：早期思想醞釀和準備階段”
4.基本描述：矽谷的“思想家”及異類、PayPal和Palantir
Technologies的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是“意識形態先驅型”人物的代表。他在斯坦福大學時期就已經右傾，是學生裡的挑釁者，曾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辯護。1995年，他和大衛·薩克斯一起合著了《The Diversity Myth》（多樣性神話），公開反對校園裡的政治正確、多元文化主義、平權法案等，屬於最早一批批評主流自由派文化、左翼身份政治的思想者和行動者
5.意識形態：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保守主義。堅定相信自由市場、個人自由、減少政府幹預，反對進步主義及其社會政策和文化趨勢。他們不僅是MAGA運動的早期支持者，也是“科技右翼”思想的奠基人。此外，他們也相信技術可以實現民主無法實現的目標
6.加入特朗普/MAGA運動的動機：他們對民粹右翼運動的支援是基於長期形成的政治信念，動機最為純粹，立場最為堅定，不以個別的人物和事件所改變
7.政治行動和行為模式：不直接介入政治（不到政府任職），主要為民粹右翼提供理念輸入、公開支援MAGA政客（彼得·蒂爾在2016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公開支援特朗普）、提供政治選擇，透過資本重塑政治生態（支援JD·萬斯和Blake Masters等民粹右翼候選人）、投資支援符合右翼理念的平臺（例如右翼影片平臺Rumble）、參與輿論宣傳（例如大衛·薩克斯的部落格節目）等
8.與MAGA基本盤的關係：
1)他們是意識形態和理念驅動，很早就是右翼生態裡的意見領袖，曾是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者和顧問，與特朗普/MAGA的關係最為密切和長久
2)他們更接近思想家，一直混精英圈，在幕後參與政治，與MAGA基本盤沒有直接聯絡，受到的關注也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1. 代表人物：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該類“科技右翼”的主要代表，甚至唯一代表）
2.加入時間：在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加入。馬斯克本人在特朗普首次遇刺後正式加入
3.對應階段：“第五階段：重整旗鼓、建立全國統一戰線階段”
4.基本描述：馬斯克在南非的白人精英特權環境長大，從小對於權威主義、白人精英主義耳濡目染。他自1990年代時就來到矽谷，被加州的自由派環境所影響，也接受了美國主流的自由派的觀點。但這些年，美國自由派和進步主義越來越左，越來越激進，使得從小受保守主義環境薰陶的他發現自己對現狀越來越不滿——特別在非法移民、犯罪、文化多元主義、跨性別、對言論的過度審查、政府過度監管等問題上。同時，他也發現自己的觀點立場其實更加貼近特朗普。2024年7月特朗普首次遇刺後，瞬間集中了大量政治勢能。馬斯克也不再猶豫，正式加入特朗普/MAGA陣營，併為選舉貢獻了2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及X的社交媒體平臺支援，最終幫助特朗普鎖定大選。在特朗普當選後，他積極並高調參與新任政府，被任命為“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人，負責聯邦政府的機構精簡及預算縮減
5.意識形態：自由意志主義、保守主義。作為“科技右翼”，相信科技可以改造未來；相信精英管理制度（認為努力工作和個人能力是成功的唯一合法先決條件）；相信政府可以按照企業的方式管理（權威主義的強CEO制，以及嚴格管理員工、大刀闊斧裁員）。此外，特朗普也是Ayn Rand的純粹資本主義理念的真人化身。但作為意識形態轉變者和跟隨者，在個別問題上馬斯克也持有全球主義、自由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的看法。
6.加入特朗普/MAGA運動的動機：本質上仍然是意識形態而非利益驅動，加入特朗普/MAGA運動更多出於理想、理念、認知、願景上的共鳴，甚至願意為此傷害自己的商業利益及社交關係。從這個角度講，馬斯克“參加革命”雖晚，但立場還是堅定的
7. 政治行動與行為模式：“all-in”（全情投入）：在大選期間，大部分矽谷人士還沒有做出抉擇的時候，即“自帶乾糧”加入革命，並希望憑藉自己的個人努力帶動他人，最終影響政局
8.與MAGA基本盤的關係：
1)在特朗普/MAGA的“流亡”階段（“第四階段”），還在支援民主黨，和特朗普保持距離，只到了2024年大決戰時才加入統一戰線，“參加革命時間”太晚。所以，馬斯克們還需進一步證明自己到底是不是MAGA的“自己人”
2)當然，馬斯克的貢獻是很大的：他率先加入MAGA，影響帶動了一撥人，並且自帶乾糧（資金、媒體），為MAGA的決勝做出了貢獻，這一點MAGA基本盤是認可的，感激的
3)馬斯克在MAGA“奪取政權”後佔據了中心角色，憑藉資金和媒體，對特朗普施加巨大的影響力，也使得MAGA基本盤十分不安，擔心馬斯克“竊取革命果實”
1. 代表人物: Marc Andreessen、Ben Horowitz等
2.加入時間：在馬斯克公開支援特朗普之後，跟隨加入（馬斯克為2024年7月13日加入，這兩位於7月16日加入）。可以理解為：在“革命”成功之前最後一刻加入的
3.對應階段：“第五階段：重整旗鼓、建立全國統一戰線階段”，和第二類人物屬同一階段
4. 基本描述：Marc Andreessen和Ben Horowitz是風險投資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是矽谷最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Andreessen也是臉書的董事會成員，公司還投資了微軟旗下的OpenAI。和矽谷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大部分生涯都是民主黨人，認為一輩子投票給民主黨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過去幾年，這些人對現狀嚴重不滿，對拜登政府及民主黨的政治和政策有極大怨言，但又不敢公開跳船、廢棄和民主黨的“盟約”，只是一直潛伏等待。在馬斯克的帶動和鼓舞下，他們在2024年大選的後期公開加入了特朗普MAGA陣營，併成為特朗普核心圈的幕僚。他們支援特朗普的原因主要是認為拜登政府在AI和加密貨幣等領域的政策有利於大型科技公司而非初創企業（及風險投資資本），反對拜登提議的對億萬富翁未實現資本收益徵稅的計劃，認為這會“扼殺初創企業和為其提供資金的風險投資行業”。
5.意識形態：這一類人的動機主要關注特定議題——加密貨幣、AI及相關領域的監管。在政治上，他們有一部分的左翼自由主義思想（liberalism），也有一部分的自由意志主義思想，但絕對不屬於傳統的保守主義。
6. 加入特朗普/MAGA運動的動機：
1)這一類人在歷史上傾向民主黨，只是因為特定議題（如加密貨幣和AI監管）轉向特朗普/MAGA陣營，並希望透過改變政治站隊，影響政治政策
2)他們的支援實質上具有條件性，聚焦於特朗普/MAGA在科技政策上的優勢，而非認同其意識形態的全部
3)這些特定議題和他們的商業利益直接相關
4)作為“科技右翼”，他們認為政府可以按照企業（包括初創企業）的方式進行管理，認可要削減開支、提高效率，引入強人領導等
5)他們本質上是非政治的，不關心MAGA政治，也對MAGA基本盤不感興趣
6)馬斯克的公開支援和科技右翼的崛起可能激勵他們加入，形成一種“跟隨效應”
7. 政治行動與行為模式：他們為特朗普提供競選資金，透過行業聯盟（如a16z的加密遊說團體）遊說特定議題的政策——而他們只關心特定議題），給MAGA提供的是間接支援，但一般不直接參與競選活動。他們對特朗普/共和黨的政治忠誠度是有條件的，是一個利益聯盟；他們能夠放棄民主黨，自然也能夠放棄MAGA
8.與MAGA基本盤的關係：
1)他們絲毫不關心MAGA基本盤，對MAGA基本盤（“勞動人民”）沒有感情，完全是活在兩個世界的人
2)他們本質是利用MAGA基本盤的選票，推特朗普上臺，然後推動有利於自己的特定議題政策
3)作為深受自由主義薰陶和影響的精英，除了特定議題（如人工智慧、加密貨幣）之外，他們在很多問題上實際和MAGA基本盤的政見不同，認為MAGA基本盤愚昧、反智
4)反過來，MAGA基本盤對於這些矽谷精英只有深度的警惕、懷疑甚至厭惡：他們認為這些矽谷精英昨天還是自由派和全球主義者，今天就在最後一刻加入革命，只是打算分食勝利果實的機會主義者。他們過著最精英的生活，遠離普通美國人的真實生活；他們專注推行的政策（人工智慧、加密貨幣）和老百姓沒有太多關係，純粹只是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
1.代表人物：馬可·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
2.加入時間：他們在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後才“加入”特朗普陣營
3.對應階段：“第六階段：奪取政權階段”
4.基本描述：這裡包括了所有在特朗普贏得大選後嘗試與之修復關係的矽谷大佬。與第三類機會主義者不同，這類人物都是大廠的創始人及執行長，所有一舉一動都在聚光燈下，一點政治轉向都會涉及巨大的政治利害。他們是民主黨和矽谷“盟約”的核心主體，在2016年大選時支援民主黨，在特朗普當選後遭到民主黨政治譴責，認為他們的社交媒體平臺成了助力特朗普勝選的“幫兇”，使得他們引發真實的自責；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後，他們將特朗普從主流平臺上禁言，與特朗普劃清界限。在2024年大選期間，他們仍舊支援民主黨候選人，不敢公開支援特朗普（當然，識時務的貝索斯特地讓旗下的《華盛頓郵報》不要公開支援某一方候選人，實際上是怕萬一特朗普當選，得罪了特朗普）。特朗普當選後，這些大佬看到美國已經變天，立即轉投特朗普——扎克伯格、貝索斯、奧特曼等都向特朗普就職基金捐款；他們公開祝賀特朗普，表示期待與特朗普的政府合作；扎克伯格飛到海湖莊園與特朗普共進晚餐，並且為了做到“言行合一”，還對Meta進行了重大調整，包括將內容稽核交給使用者、放寬對仇恨言論的限制、削減DEI政策、任命特朗普的盟友、UFC老闆Dana White擔任Meta董事會成員等。一夜之間，他們都從特朗普的反對者變成了順從者甚至擁護者
5.意識形態：他們的主體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左翼自由主義（liberalism）。當然，許多人也反感左翼的過度進步主義政治，同時，他們也希望放鬆對大企業，對社交媒體，對AI及相關領域的監管，減少政府的過度職能。他們對特朗普/MAGA的支援更多是策略性，而非深層意識形態認同。無論如何，他們在政治上都不屬於傳統的保守主義。
6.加入特朗普/MAGA運動的動機：“識時務者為俊傑”，“打不過就加入”，他們擁護特朗普是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現實，基於商業利益的現實考慮，而非意識形態層面的認同。對於Meta（以及Google），首要任務是避免監管戰（反壟斷訴訟），讓企業“活下去”（生存考量）。此外，他們也希望在移民、貿易、關稅和能源等關鍵政策問題上影響特朗普，並獲得特朗普的支援
7.行動模式：主要是低調捐款、與特朗普維護高層一對一關係、參與白宮產業政策諮詢，避免在公開層面批評特朗普政府，但同時也注意避免公開宣揚MAGA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距離
8.與MAGA基本盤的關係：顯然，這第四類人骨子裡是自由派/民主黨，和MAGA基本盤沒有關係。他們也正是MAGA基本盤反對的大企業、大資本的原型。在政治上，他們更是活在兩個世界的人
三、“科技右翼”裡的“四種人”的異同歸納
1.加入MAGA的時間線比較
第一類: 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遠早於MAGA運動成型。
第二類: 2024年中，特朗普遇刺後
第三類: 2024年大選最後階段，在馬斯克的帶動下，在大選最後階段
第四類: 特朗普勝選之後。
這種時間上的差異反映了他們對MAGA運動的忠誠度和投入程度的不同。
2.意識形態和動機差異
第一類和第二類：更多由意識形態驅動（保守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前者信念更早、更堅定，後者稍晚，但也同樣深刻；
第三類：主要由具體議題驅動，是實用性與理念的結合
第四類：以商業利益和政治適應為主，實用主義色彩最強，也最易變化
3. 認同程度
廣度: 第一類和第二類對民粹右翼/MAGA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有更廣泛認同；第三類和第四類則聚焦特定政策（如去監管），在其他議題上可能保留分歧。
深度: 第一類的支援最深，第四類的最淺。
4. 影響力與角色：
第一類：蒂爾是科技右翼的先驅和思想領袖；
第二類：馬斯克透過高調行動擴大影響力：
第三類和第四類：都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跟隨者，受自己的政策需求和商業利益推動。
四、一點補充觀察：
1.馬斯克的樞紐作用：馬斯克與第一類、第三類都有個人關係及因果關係；蒂爾和馬斯克有思想同源和影響；馬斯克的公開站臺也為Andreessen等人提供了“安全背書”，降低了其他人轉向MAGA的聲譽風險
2.Vivek Ramaswamy：有科技投資背景的印度裔MAGA政客Vivek Ramaswamy不算矽谷人，但一些理念與矽谷科技企業家和投資人相似。他希望走仕途，一直全情支援特朗普，有一定的思想，應該說介於馬斯克和彼得·蒂爾之間
3.民主黨盟約：除此之外，鮮有在“第二階段”到“第四階段”公開支援特朗普的矽谷人——從2016年特朗普當選直到2024年，矽谷人還在維持與民主黨的盟約，是反特朗普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反革命”）
4.南非聯絡：第一類和第二類的三個重要人物，彼得·蒂爾、大衛·薩克斯、埃隆·馬斯克，都和南非有關係。蒂爾小時候在南非待過好幾年；薩克斯和馬斯克都是南非生人。因此，外界有理由猜測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和政治對他們的思想形成是否有影響
5.相互競爭：雖然都依附特朗普，但裡面也是各種商業競爭：例如貝索斯和馬斯克、馬斯克和奧特曼等。大佬之間都保持距離，政治聯盟不等於商業聯盟
6.遠近之分：科技行業裡，有努力貼特朗普的——如扎克伯格、貝索斯，也有距離稍遠的，例如蘋果（蒂姆·庫克）和奧特曼，還有刻意保持距離的，例如谷歌，還有距離更遠，基本屬於半公開或公開反對的，例如微軟和LinkedIn。須知：“科技右翼”並非矽谷的絕對主導，大佬的選擇也不代表一般企業員工的選擇。
綜上，這四類人物的演變反映了美國科技行業政治光譜的變化——從早期的自由意志主義、保守主義到更加複雜的政治立場的組合，同時交織著各種商業利益。
隨著特朗普的勝選和MAGA運動的壯大，越來越多的科技領袖選擇與之結盟，但要看到，他們的動機和忠誠度是不同的。總體來說，對“科技右翼”四類分類可以提供一個框架，幫助我們理解科技行業領袖與MAGA運動的複雜關係，以及他們政治立場和行為背後的動機和利益考量。這種分類有助於分析當前的政治格局，也可以為預測未來的政策走向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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