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伊始，論壇主席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羅素新教授表示，自羅格列酮事件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要求所有新上市的降糖藥物都必須開展心血管結局試驗（CVOT），以驗證其心血管安全性。在此背景下，GLP-1RA及鈉-葡萄糖共轉運蛋白2抑制劑（SGLT2i）等新型降糖藥物應運而生，不僅能夠有效控制血糖水平，還展現出顯著的心腎保護作用，顯著改善患者遠期預後。基於此，本次大會旨在透過多維度、深層次的觀點交鋒與實踐經驗交流，為心血管代謝領域的前沿研究與臨床實踐注入新動力。
圖.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李勇教授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李勇教授指出，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心血管疾病（CVD）、慢性腎臟病（CKD）和代謝性疾病（如2型糖尿病[T2DM]等）的發病率不斷攀升，構成威脅人類健康的“三重負擔”。最新研究揭示，三者存在共通病理生理機制基礎，互為因果且彼此加重預後，因此，綜合監測及管理已迫在眉睫。
隨著臨床實踐的深入，綜合管理理念已從心血管代謝（CM）走向CKM。2023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HA）創新性提出CKM新理念，將診療範圍拓展至心-腎-代謝軸的多維互動機制，推動慢性病管理模式進入系統整合新階段，並將CKM分為0期-4期，不同CKM分期的管理策略有所不同：早期（1-3期）CKM的管理目標為預防CVD，包括減重、降壓、調脂、降糖以及亞臨床CVD和CKD的管理；已合併心腎疾病的4期CKM患者管理目標為提供CVD的優質診療。但值得注意的是，GLP-1RA被推薦用於CKM不同分期的治療，以幫助CVD或高風險合併T2DM的患者。
李勇教授表示，從CM到CKM，不僅是概念的延展，更是慢性病管理模式向系統化、個體化的跨越。這一變革將推動多學科協作縱深發展，為破解心腎代謝共病難題提供全新路徑。
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賈紹斌教授介紹，JAMA發表的最新研究揭示，美國近90%成年人處於CKM不同分期階段。我國慢性代謝性疾病負擔更為沉重，糖尿病、肥胖發病率均居於全球首位，提示中國CKM患者數量可能更為龐大。此外，開灤研究15年隨訪證實，CKM分期與全因死亡率呈顯著正相關（風險梯度：1期HR 1.26→四期HR 3.78），在60歲以下人群中相關性更強。因此，CKM早期干預尤為緊迫。
GLP-1RA是人胰高血糖素樣肽-1（GLP-1）的類似物，其在胰腺、心臟、腎臟、血管、胃腸道、肝臟和中樞神經系統等組織器官中普遍表達，多器官作用機制奠定其綜合獲益基礎，使其成為CKM管理的“多面手”。
已有多項關於GLP-1RA的CVOT、腎臟結局試驗（KOT）及代謝獲益研究公佈，進一步證實GLP-1RA心-腎-代謝實力兼備，推動了其順應CKM時代的治療需求。
司美格魯肽的CVOT——SUSTAIN 6研究結果表明，在標準治療基礎上，司美格魯肽可進一步降低T2DM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發生風險達26％。且事後分析表明，其心血管獲益獨立於冠脈病變支數、既往有無已診斷CVD、基線糖化血紅蛋白（HbA1c）、基線體質指數（BMI）、糖尿病病程等因素的影響。
FLOW研究是首個且唯一一個GLP-1RA腎臟結局研究，研究證實，司美格魯肽可在CKD標準治療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T2DM伴CKD患者主要腎臟複合終點事件風險達24%。
此外，司美格魯肽還可改善T2DM患者的多種心血管代謝危險因素，包括降低HbA1c，減輕體重，減少腰圍，降低收縮壓，並改善血脂譜等。
GLP-1RA因其心腎代謝綜合獲益的特性，已成為《2023 ESC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管理指南》、《2023 AHA/ACC/ACCP/ASPC/NLA/PCNA慢性冠狀動脈疾病患者管理指南》、《2022 KDIGO臨床實踐指南：慢性腎臟病患者的糖尿病管理》等多部心腎疾病相關管理指南的優先推薦藥物。
賈紹斌教授總結道，GLP-1RA透過多器官作用機制與紮實的循證證據，實現了心、腎、代謝三重獲益的協同效應，成為CKM管理的基石藥物。隨著指南地位的不斷提升，GLP-1RA將在CKM時代持續“乘風破浪”，引領慢性疾病管理新格局。
四川省人民醫院孔洪教授表示，近年來國內外指南明確提出，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合併T2DM患者優先選擇具有心血管獲益的GLP-1RA或SGLT2i，以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然而，我國GLP-1RA和SGLT2i在CVD中的應用嚴重不足。在此背景下，我國首部針對冠心病合併T2DM患者的血糖管理的臨床路徑——《2024冠心病合併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專家共識》應運而生，該共識涵蓋了冠心病患者中T2DM的篩查、診斷、管理和長期隨訪，為冠心病合併T2DM患者的血糖管理和疾病綜合管理提供規範化指導。
共識強調，所有冠心病患者都應進行T2DM篩查和評估，檢查首選空腹血糖和HbA1c，如二者還不能確診，則考慮進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
在藥物選擇方面，共識針對不同冠心病合併T2DM患者的血糖管理均做出了規範化的指導，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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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脈綜合徵（ACS）合併T2DM患者，如血液動力學和病情穩定且無禁忌證，應接受生活方式干預以及具有明確心血管獲益的GLP-1RA和（或）SGLT2i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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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冠脈綜合徵（CCS）合併T2DM患者，不論其HbA1c是否達標，若無禁忌證，應啟動具有明確心血管獲益的GLP-1RA和（或）SGLT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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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圍術期合併T2DM患者，GLP-1RA可考慮繼續使用；對於接受靜脈注射碘對比劑的患者，在檢查前或檢查時必須停止服用二甲雙胍；PCI術前需根據情況停SGLT2i 48 h；對於術後當日即能恢復正常飲食的短小日間手術的患者磺脲類和格列奈類降糖藥一律停用。
孔洪教授表示，希望心內科醫生能從共識中獲得新的見解，同時在臨床實踐中積極應用該共識，使更多患者得到規範診療，最終全面降低患者心血管風險。
重慶市第五人民醫院王哲教授透過成功診治一例CKM綜合徵患者的經驗分享，深入探討了CKM綜合管理策略及GLP-1RA的臨床價值。
患者為一位BMI約為19kg/m2的76歲女性，主訴活動後胸悶氣促2年，加重5天。既往史複雜，包括T2DM 20年、糖尿病腎病、高血壓、冠狀動脈三支重度病變、主動脈瓣狹窄及心力衰竭。外院冠脈造影顯示前降支近段狹窄90%，迴旋支次全閉塞，曾拒絕血運重建，病情反覆惡化。此病例集中體現了CKM的核心特徵——心、腎、代謝紊亂相互交織，傳統治療難以全面控制。
王哲教授指出，GLP-1RA憑藉其多靶點獲益，或可成為打破這一迴圈的關鍵“利器”。為此，其團隊制定了介入與藥物協同治療方案，力求實現“1+1＞2”的療效，藥物選擇以司美格魯肽為核心的治療方案，不僅能改善患者CVD及腎臟疾病，還能最佳化代謝指標，實現對患者“心-腎-代謝”全方位干預。
經過治療，患者活動耐量顯著提升，血壓、血糖、血脂等代謝指標均得到改善，心功能和腎功能也有所恢復，這進一步印證了GLP-1RA在CKM管理中的地位。
王哲教授強調，新型製劑如司美格魯肽的應用，為CKM管理提供了從“單兵作戰”到“協同制勝”的轉型契機，全面助力改善心血管代謝疾病。
隨後進入討論環節，與會專家圍繞CKM管理帶來的改變及展望、GLP-1RA多靶點獲益的病理生理機制以及起始時機等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旨在為GLP-1RA在臨床應用中的最佳實踐提供更為全面的指導。
李勇教授表示，以GLP-1RA為代表的新型降糖藥物，不僅實現了血糖精準調控，更能透過多靶點作用機制延緩心腎功能惡化程序，突破了傳統指南對正常體重/低體重人群的用藥限制，推動了臨床診療策略的核心轉變，實現心腎代謝疾病的全週期管理目標。
賈紹斌教授指出，GLP-1RA的受體廣譜分佈於全身多個器官或組織（心、腎、肝、腦等）。其透過抑制炎症、抑制氧化應激、改善內皮功能、抑制腎損傷和纖維化等多重機制，在心腎代謝疾病的防治中展現出獨特優勢，這一進展標誌著心腎代謝性疾病管理邁入多靶點協同治療的新時代。
孔洪教授介紹，在她的臨床工作中，對於所有無禁忌證的冠心病合併T2DM患者都該應用GLP-1RA，改善動脈粥樣硬化；而SGLT2i用於所有心衰的患者。當冠心病與心衰共同出現時，會果斷地採用兩者聯合的治療方案。目前臨床研究也顯示二者聯用能夠帶來進一步的心血管獲益。她還特別強調，GLP-1RA（特別是司美格魯肽）在冠心病合併糖尿病患者的應用，不應該受制於患者胖瘦與否的條件，藥品本身適應證和醫保適應證都沒有這個限制，指南推薦中也從未加上此限制。因此，心內科醫生應該在應用時避免這個誤區。
王哲教授強調，GLP-1RA不應僅被視為減重或降糖的藥物。對於患有ASCVD或處於ASCVD高風險合併T2DM的患者，無論其血糖水平和BMI如何，都應儘早啟動GLP-1RA的治療，以改善患者遠期預後。他通過幾年來應用GLP-1RA的體會，已經看到很多患者從治療中獲益。
李勇教授總結道，CKM管理體系的構建標誌著現代醫學從單一靶點干預向代謝-心-腎軸整體調控的正規化轉型。以GLP-1RA為代表的新型降糖藥物，不僅能夠有效控制血糖，還能為患者提供全面的心腎保護，從而顯著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及遠期預後。因此，李勇教授強調，患者一旦確診糖尿病，無論其體重狀況如何，均應儘早啟動GLP-1RA司美格魯肽治療，以帶來顯著的臨床獲益。更為重要的是，司美格魯肽在降糖的同時，還具有更低的低血糖風險，為患者提供更安全的治療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