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老媽和28歲的女兒相遇在婦產科，沒懷孕的是女兒，懷孕的是老媽——
《180天重啟計劃》如此“抓馬”的開頭，卻上演了真實細膩的生活日常和深刻複雜的母女關係，由吳越、周雨彤、朱茵演繹母女三代之間的“愛恨情仇”，網友大呼劇中母女吵架簡直是在演我和我媽，看著生氣，卻又罵不出到底誰錯了。的確，每一次母女之間的吵架，總要分個輸贏對錯嗎？
劇中母女三代像一個母系遺傳樣本，展現了東亞文化中情感表達的集體創傷與代際傳遞：母親明明渴求女兒的擁抱，卻總是用鋒利的言語將女兒粗暴地推開，卻又在女兒轉身後，以笨拙的溫情填補裂縫。
這種“刀子嘴豆腐心”的互動模式，也許是中式母女關係最真實的縮影。
媽媽們的“刀子嘴豆腐心”，是如何做到全國統一的？
母女之間為什麼總是既渴望擁抱，卻又總是互相傷害？
關於中式母女之間“擰巴”的情感，《180天重啟計劃》給了我們怎樣的新視角？
#
「刀子嘴」是母親避免自我暴露的保護殼
“刀子嘴豆腐心”“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親罵是愛”，傳統教育似乎總是充斥著對暴力的美化。
傳統的文化長期認為，表達需求和愛意是羞恥的，導致很多父母認為，一旦暴露自己對孩子的關心和愛意，會在和子女的權力博弈中處於下風，從而被孩子“拿捏”住。
“刀子嘴”就是母親避免自我暴露的一種保護殼。
當孩子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時，父母在教育上往往就會包裹著或身體或語言上的暴力，或以父母的權威要求孩子自我審查。
在《180天重啟計劃》中，這一點外婆身上最明顯。吳儷梅未婚先孕，以退學為代價堅持生下孩子，外婆在婚禮上罵女兒“沒皮沒臉”。
可實際這背後呢？父親覺得沒面子根本不願意出席婚禮，為吳儷梅撐場面的，是母親，為女兒出頭痛罵嘴碎的親戚，也是母親。
可母親的這些愛意卻沒有被拎出來說清和道明，偏偏是這傷人的“刀子嘴”，成為母女關係從親密轉向疏離的轉折點。
當吳儷梅懷孕後，母親想要來照顧她，性格要強的吳儷梅直接拒絕了母親，吳儷梅的心理或許是：在我最需要支援的時候，最愛我的母親卻羞辱我，踐踏我的自尊，那麼我也可以用疏離和冷漠來回應你的再度關心，“你的愛，我不稀罕了”。
就這樣，被母親“刀子嘴”傷害過的女兒，形成了一種自我保護的情感隔離。一看到母親，就會想起“刀子嘴”的殘忍。
然而吳儷梅自己成為母親後，就擺脫“刀子嘴”的詛咒了嗎？
#
「刀子嘴」是自我需求的強迫與投射
劇中吳儷梅青年時懷孕退學這個劇情，放在今天也很少能被父母接受，更何況外婆成長於物質和精神都極度匱乏的年代，外婆的“刀子嘴”是和她的生存焦慮捆綁在一起的：
女兒考上大學卻只拿到高中文憑，“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意味著女兒可能要和她們這些沒什麼文化的人一樣，吃盡生活的苦。
外婆對吳儷梅的刀子嘴，是把自我的需求和焦慮投射到了女兒身上。
但吳儷梅又何嘗不是呢？
很多觀眾也在討論，吳儷梅為什麼堅持離婚？她的情況初看和《玫瑰的故事》裡的黃亦玫相似，都是丈夫能提供較好的物質條件，看似沒有原則問題，卻少了夫妻之間最基本的尊重和平等。
吳儷梅認為，她以退學為代價換來的不應該是這樣一種被圈養的生活，她沒有過上她期待中那個“嶄新的生活”，她必須擺脫現狀，即“沉沒成本不參與重大決策”。
即便離婚後獨自帶孩子，一人打三份工累到營養不良，她也沒有回頭，足以說明相比於物質生活，她更想要的嶄新生活，是一定要有尊嚴和自由的。
於是，這份對尊嚴的強烈需求，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女兒作品改編的問題上。吳儷梅認為“創作者需要基本的尊重”、不希望顧雲蘇“為了錢妥協作品”，於是擅自為女兒做主，拒絕甲方順應市場需求的調整。
雖然吳儷梅曾經在日記中寫下“我那些沒有實現的夢想，還是我的，與你無關，你可以去做一個全新的夢”。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父母很難擺脫一種“視孩子為自己所有物”的掌控感，從而難以完完全全做到不以自己的需求和期待去要求和教育孩子。
但他們的理想部分又會不斷地自我暗示，騙自己、也告訴孩子，這些都是“為你好”。甚至會在爭吵中脫口而出刀子嘴：“如果沒有你的話，我的生活不可能像現在這麼辛苦”。
曾經要讓女兒做一個全新夢的吳儷梅，變得像她的母親一樣，把那份“尊嚴和自由”的自我需求強迫和投射到了女兒身上，干涉了她的人生選擇，甚至將苦難武器化，用“刀子嘴”去否定女兒作為成年人的主體性。
那麼，為什麼攻擊性語言會在母女之間代際“遺傳”？
#
「刀子嘴」是女性對母職懲罰的「無名火」
劇中吳儷梅兩次面臨生育的“二選一”，第一次是求學階段，如果堅持生下孩子，吳儷梅就要退學處理，第二次是工作階段，出版社因為她高齡生育，選擇不再續約。
這直觀展現了社會對母職懲罰的集體無意識。生育明明是男女雙方的事，付出代價、受到懲罰的卻總是吳儷梅，劇中更是用顧雲蘇的臺詞直接點出了女性生育的現實：
一個女人只要成為“母親”，就意味著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的照護者、育兒者、犧牲者，前腳說“母愛是偉大的”“世上只有媽媽好”，後腳卻說“一孕傻三年”，母親變成了工作中拖後腿的人，是需要被特殊照顧的“麻煩的人”。
在理論研究不夠完善的前女性主義階段，社會對於母親“犧牲者”的角色期待，讓一部分不願消化這份犧牲的女性，長期處於一種莫名憤怒的煎熬中。
吳儷梅離婚後獨自帶女兒蘇蘇生活，她給蘇蘇的關心和愛，足以抵消物質上的缺失，但即便如此，為什麼吳儷梅還依舊會脫口而出“如果沒有你的話，我的生活不可能像現在這麼辛苦”？
因為她無法痛恨當時讓她退學的校方，因為那是抽象的文化結構，模糊到無法完成具體的攻擊。年輕時的她，一定在一次次辛苦和絕望裡，與任性衝動的年輕的自己，做著反反覆覆的鬥爭。
“如果沒有你”這樣的刀子嘴，攻擊的其實是年輕時的自己，但最後承接這股憤怒的，卻是被否定存在意義的女兒
#END
被譽為“女性史詩”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主角是萊農和莉拉，一對女性朋友，母親僅作為配角出現，但作者埃萊娜·費蘭特形容這部作品時說：“除了母女關係，我沒寫別的。”
大約因為母女關係是所有女性關係的底稿，母女既是“天下女子同為一命”的共生關係，也有“女人何苦為難女人”的絞殺互害。如果母親自我厭棄，那麼她投射到女兒的映象，最為破碎與鋒利；女兒為了保護自己，要麼做出反擊，要麼情感隔離。世世代代的母女，就這樣在相互投射中完成對自我命運的書寫與反寫。
田島陽子在《以愛為名的支配》中提到自己46歲跟母親和解：
“我得以知曉，那個讓我痛苦不堪的母親，也因她的母親而痛苦不堪。母親和她的母親都因為身為女性而無法過上自己想要的人生。母親們只能透過支配自己的女兒來發洩生活中的鬱憤，我沒有錯，母親也沒有錯。”
“刀子嘴”的背後是女性代際間未被言說的創傷與期待，《180天重啟計劃》用喜劇的戲謔撕開了東亞母女關係的隱秘傷口。讓觀眾慶幸的是，吳儷梅敢於嘗試尋找自我價值，而非用“為了孩子”為幌子在婚姻中委曲求全；顧雲蘇也選擇與母親持續對話，而非直接逃離。
代際創傷的終結，或許始於女兒對母親困境的共情，以及對自我命運的清醒認知，真正的“重啟”，不是斬斷血緣的糾葛，而是在理解中重構愛的語言。
*圖源網路 《180天重啟計劃》劇照
文/刀疤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