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瑪拉·哈里斯敗選之際，重思“解殖女性主義”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3日，美國密歇根州底特律，2024美國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發表講話。

文｜李雅雯

引言：在特朗普再度當選、男性沙文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重新抬頭，美國迎來首位少數族裔女性總統的希望破滅之際，討論卡瑪拉·哈里斯的問題似乎顯得不合時宜。然而，她所象徵的少數族裔與女性權利，是否真的如我們想象中那樣“理所當然”？哈里斯對以色列所謂“自衛權”的支援，讓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她所提倡的“為所有人的自由、機會、公平與尊嚴而戰”？她在競選中多次強調女性權利，究竟是哪些女性？何種權利？當美國兩黨在對待全球南方受壓迫群體的態度上並無本質性差異時，我們是否依然可以想象一種更具道德和變革性的替代方案？

在今年八月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奧巴馬伕婦的迴歸、性侵倖存者的發聲、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激昂演講、喬·拜登的含淚告別，以及卡瑪拉·哈里斯作為首位有色人種女性總統候選人破除種族與性別壁壘、追逐“美國夢”的故事，被民主黨呈現在一個深度分裂的國家面前。作為牙買加與印度移民的後代，哈里斯的家族史鐫刻著殖民主義、剝削以及反抗帝國主義的印記。她的演講中經常提到父母的移民背景及他們所經歷的艱難，但這些敘述在她的政治立場下顯得格外諷刺，尤其是在她支援以色列所謂的“自衛權”並無視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與自決權的宣告中。

印度媒體The Wire曾在今年八月發表一篇文章《卡瑪拉·哈里斯：殖民夢的新衣》（"Kamala Harris: The Colonial Dream in New Garb"），直指哈里斯的政治崛起更多是一種象徵性姿態，而非實質性的進步。文章認為，這種姿態旨在平息對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呼聲，卻並未真正挑戰維持白人至上體系的潛在結構。哈里斯的提名與其說是解放的標誌，不如說是共謀的證據，揭示了殖民遺產如何延續，並偽裝在那些它曾經壓迫過的人們的皮膚之下。

11月7日，在接受Democracy Now！採訪時，巴基斯坦知名作家法蒂瑪·布托（Fatima Bhutto）指出，哈里斯在競選中高調談論墮胎權，在競選活動中頻繁利用女性名人（如珍妮弗·洛佩茲和碧昂絲）和“母親身份”展開宣傳，卻對過去一年中加沙地帶因以色列和美國提供的武器而死亡的70%受害者是婦女和兒童的事實選擇性失語，這種做法是對加沙苦難的冷漠與輕視，更是對真正女性解放運動的背叛。她進一步強調，有毒的男子氣概並非男性專屬，白人至上主義也不限於白人，而這些現象都在哈里斯的競選活動中有所體現。她質疑兩黨政治之間的實際差異，認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對巴勒斯坦政策都是一種壓迫的延續。

“我們目睹了拜登政府向以色列輸送了逾500批次的軍備，此舉公然違背了美國的法律——明文規定禁止向人權嚴重受損的國家出口戰爭武器。我們還見證了比爾·克林頓在密歇根州出面，公然向穆斯林群體宣稱，他們應當停止對以色列人的殺戮，並強調猶太人早已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我們亦見證了前文提及的伯尼·桑德斯，在選舉前夕於《衛報》上發表評論文章，警示民眾：倘若不投卡瑪拉·哈里斯一票，而讓特朗普當選，那麼氣候危機將愈發嚴峻。然而，我們卻看到以色列在對加沙發動的致命襲擊中，僅前五個月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便超過了全球20個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國家一年的排放量總和。因此，我難以看出民主黨所默許的行為與特朗普所吹噓的作為之間存在何種本質區別……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我們幾乎每日都被安東尼·布林肯的謊言所矇蔽和欺騙。每當AOC或卡瑪拉·哈里斯提及‘竭力爭取停火’時，我們看到的卻是更多的殺戮，以色列在肆無忌憚地繼續其罪行。”

早在4月，布托就在以媒介問責為基點的新興新聞平臺Zeteo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加沙暴露了西方女性主義令人不齒的偽善》（"Gaza Has Exposed the Shameful Hypocrisy of Western Feminism"）的文章。這篇文章以布托自身的分娩經歷為切入點，引申至加沙地帶孕婦和新生兒在極端條件下掙扎求生的境遇。布托指出，國際社會中某些女性主義者和知名公眾人物——如希拉里·克林頓和美國播客主持人、休斯頓大學研究教授布倫妮·布朗，以及在馬赫薩·阿米尼事件後剪髮聲援的法國多位女演員——對加沙女性和兒童所承受的暴力和壓迫選擇保持沉默，甚至對以色列的暴行表達了支援，這反映了西方自由派女性主義只有在與西方利益相關、符合西方政治議程的情況下，才重視女性權益。布托寫道，西方女性主義不會遭到父權制或是特朗普、蘇納克這樣右翼政客的背叛，只會因其自身對罪惡的無動於衷而消解。

事實上，西方女性在爭取自身權益的過程中，與處於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弱勢地位的群體（包括女性）的福祉之間始終存在張力。這種張力貫穿歷史，從白人女性將進入殖民地傳教作為自身“賦權”的方式，到美國在中東的帝國戰爭以“解放穆斯林女性”為幌子，再到近期西方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偶像——如“神奇女俠”的扮演者蓋爾·加朵公開支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殖民與戰爭。我們所看到的，並非超越種族和國家界限的女性團結，而恰恰是同情和聯盟的有條件性以及代價。在餘下的篇幅裡，我們將回顧“殖民”/“帝國”/“西方自由派”女性主義的發展脈絡，探討為什麼真正的女性主義不能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共存，以及思考基於全球南方經驗的解殖女性主義可能帶來的新路徑與全球正義願景。

“殖民”/“帝國”/“西方自由派”女性主義

“帝國女性主義”或“殖民女性主義”指的是以“解放女性”為名，實則為帝國侵略、殖民統治、種族滅絕、軍事佔領、資源掠奪和勞工剝削提供辯護的言論、政策與行為。這種形式的女性主義通常將殖民地女性描繪為需要從其“落後的”文化、社會和宗教中“拯救”出來的無助受害者，同時又將她們視為可隨意拋棄甚至構成威脅或“應當消除”的物件。

早在1928年，即英國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選舉權的同年，英國女性活動家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便在其著作《緣起：大不列顛婦女運動簡史》（The Caus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中探討了1790年代至1860年代英國帝國主義崛起與現代女性主義興起之間的關係。她分析了圍繞帝國議題的運動如何為女性提供了展示主體性的機會，並揭示了女性在殖民話語、帝國辯論和帝國改革中的積極作用。然而，二戰後，英國女性運動逐漸淡化了與帝國的聯絡。進入1970至1980年代，隨著英國帝國的衰退，女性主義史學家開始更多關注性別與階級關係，而非種族或帝國議題。這一時期的女性研究主要集中於左翼社會史，而非保守的帝國史。

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歷史學研究教授克萊爾·米吉利（Clare Midgley）在2007年出版的專著《女性主義與帝國：1790-1865年間的大英帝國女性活動家》（Feminism and Empire Women Activists in Imperial Britain,1790–1865）中提到，書出版之前的15年來，關於西方、歐洲和英國女性主義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歷史關係的研究呈現出更為批判的分析視角。自1990年代初以來，這一學術潮流逐漸興起，深受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有色族裔女性對當代西方女性運動的批評影響。這些批評指出，許多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通常將自己的經歷視為普適標準，將第三世界女性刻畫為被動受害者，選擇“拯救”而非與她們平等團結。為了回應這一挑戰，新興的研究聚焦於追溯白人女性與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揭示“帝國女性主義”的複雜性。這些研究涵蓋了西方女性主義對帝國主義的多樣立場——從共謀到抗爭，探索了廢奴運動與女性主義的關聯，以及英國和美國黑人女性、白人女性的反種族主義聯合行動，同時從後殖民女性主義視角重新審視文學作品。

在英國，關於“女性問題”的辯論深受帝國主義擴張的影響，許多女性主義作品透過類比殖民地女性和被奴役群體的處境，來揭示英國女性所面臨的壓迫。這些作品反映了啟蒙運動中的階段理論，從“野蠻”到“文明”的進步敘事成為了倡導女性權利的載體。然而，正如啟蒙思想家在強調人類平等的同時，也設定了文化和種族的等級，將非西方所謂的“原始人”視為歐洲文明的映象，許多女性主義者在批判歐洲帝國主義的同時，借用了這些對非歐洲社會的負面描繪，以突出西方社會“女性進步”的價值觀。例如，1792年，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其奠基性的現代西方女性主義作品《為婦女權利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批評了盧梭關於女性天生劣勢的觀點和相應的教育理念，呼籲將“人權”擴充套件至女性。她將女性比作殖民地的奴隸，質疑女性是否也應像非洲奴隸一樣屈從於偏見。儘管這一比喻響應了當時反對奴隸制的呼聲，但也因模糊了黑人奴隸與白人女性的不同經驗而受到批評。她以黑人奴隸“強烈的裝飾欲”類比歐洲女性的“虛榮”，認為這種虛榮象徵著“野蠻狀態”——理性和道德原則的不足以及文明的缺失。她透過這種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女性主義批判，反對歐洲女性被限制於男性權威之下，主張女性應透過教育成為理性的個體，而不是像“落後的”或“東方”社會中的女性那樣，淪為男性慾望的奴隸。另一位女性主義盟友瑪麗·達比·羅賓遜（Mary Darby Robinson）在1799年發表的《致英格蘭婦女的一封信：論心智屈從的不公》（"A Letter to the Women of England on the Injustice of Mental Subordination"）中，繼承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她警告說，如果歐洲繼續要求女性在精神上臣服於男性，歐洲男性可能會像“東方”社會一樣，陷入對女性的物化和控制。

與此同時，隨著英國在殖民地宣教活動的展開，福音派開始透過跨文化對比，來強調英國女性的特權。例如，約翰·安傑爾·詹姆斯（John Angell James）在其1852年出版的《女性虔誠》（Female Piety）一書中，透過將印度的娑提（sati）習俗——即妻子在丈夫死後自焚——與英國女性的境遇進行對比，將基督教塑造為女性解放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所謂“異教”社會中女性的境況再次被利用，成為福音派鼓動英國女性支援宣教工作、堅持傳統家庭角色並抵制婦女參政等激進女性主張的工具。

詹姆斯·亨利·勞倫斯（James Henry Lawrence）於1811年在倫敦出版的《奈爾帝國：女性權利的烏托邦小說》（The Empire of the Nairs; or, the Rights of Women: A Utopian Romance）被視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作品之一。勞倫斯透過外來文化的視角，特別是印度南部馬拉巴爾海岸奈爾族母系社會，提出對英國性別關係的批判與反思。奈爾族社會在英國殖民印度之前，以母系血統、女性擁有多個伴侶的自由以及母性至上的觀念為特徵。勞倫斯在小說中構建的烏托邦，正是基於對這種社會結構的“東方主義”想象——與“低劣野蠻的他者”形象一體兩面的“神秘誘惑、原初野性的他者”——提出了一種非婚姻、自由開放的性別關係。然而，作為成長於殖民時期的牙買加一個富裕家庭的作者，勞倫斯在小說中對英國社會對女性身體控制的批評及其對性自由的呼籲，實際上建立在對廢奴主義的敵意之上。他認為，英國婦女的自由程度低於非洲受奴役的女性，因為她們的性關係受到更多的社會約束。因此，勞倫斯認為，與其關注非洲奴隸的解放，不如優先解決英國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像勞倫斯這樣將歐洲女性權益與廢除奴隸制對立的觀點，並未能阻止女性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興起的廢奴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那個時期，尤其是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地，依靠奴隸勞動生產的糖已經成為英國飲食和茶文化的核心要素，同時也是上流社會家庭社交禮儀的重要部分。女性作為家庭消費的主要決策者，在抵制依賴奴隸制的糖品運動中起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例如，1792年，貴格女性詩人瑪麗·伯基特（Mary Birkett）發表了《關於非洲奴隸貿易的詩》（"A Poem 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呼籲女性抵制“沾染血腥的奢侈品”—糖，並倡導透過消費選擇來推動社會變革。為了支援廢奴運動，女性們開始購買帶有廢奴資訊的商品，如胸針、髮夾和手鐲等。到了19世紀20年代，女性們透過舉辦茶會、展示廢奴文學、刺繡等方式傳播廢奴理念，成為廢奴文化的主要推動力量。伊麗莎白·海里克（Elizabeth Heyrick）更是批評當時反奴隸制運動中的男性領導者過於保守妥協，主張從漸進解放轉向立即廢除奴隸制。

然而，廢奴者們透過倡導“合法的”帝國商業來支援改革，而非解體帝國。例如，海里克等女性廢奴者提倡支援來自東印度“自由勞動力”生產的糖，而非西印度奴隸勞動生產的糖。此時，英國女性的道德同情心成為廢奴文化宣傳的核心，這一形象幫助英帝國將自己與其他帝國行為區分開來，強化了一種“道德帝國主義”的觀念。英國女性在廢奴文化中的角色也並非無瑕，她們常常自認為是“無聲的”黑人受害女性的代言人，卻缺乏對黑人女性非洲文化遺產的理解和尊重，甚至審查和刪減她們的抗爭經歷，以適應當時英國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對自由和女性角色的理解。

19世紀末至19世紀30年代，英國傳教士在推動廢除殖民地奴隸制的同時，將改革印度社會的“惡習”——尤其是娑提——視為其主要任務之一。與廢奴運動不同，反娑提運動的目的並非改革殖民者，也未真正關注印度婦女的訴求，反而抹去了如羅摩摩罕·洛伊（Rammohum Roy）等本地改革者的貢獻。該運動呈現出一種典型的“白人女性拯救棕色皮膚的女性”的帝國敘事。這種敘事將印度婦女描繪為被動的受害者，強化了對印度社會“野蠻”的印象，並賦予英國男性“保護者”的形象，從而將英國殖民統治合理化為一種道德責任。

儘管殖民時期女性主義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女性解放，而非直接支援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但它們在強調非西方女性的壓迫時，往往也間接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從而鞏固了帝國主義“文明教化”使命的正當性。

這種帝國/殖民/西方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延續在當今地緣政治中得到了明顯體現。謝菲爾德大學教授詹妮弗·格林伯格（Jennifer Greenburg）去年出版的專著《與女性為敵：永久戰爭時代的軍事人道主義與帝國女性主義》（At War with Women: Military Humanitarianism and Imperial Feminism in an Era of Permanent War）分析了美國在“全球反恐戰爭”中如何將性別作為戰略工具，尤其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透過“女性參與小組”（Female Engagement Team, FET）實施軍事和心理戰。格林伯格揭示，美國軍方利用西方白人女性解放者的形象，既與阿富汗女性接觸，從而開闢了傳統男性士兵無法接觸的情報渠道，也透過將這些女性與被壓迫的阿富汗女性對比，進一步加深了“病態的阿富汗他者”觀念。

同樣，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以及西方的支援中，我們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如何被與“恐怖”緊密聯絡，被同質化、野蠻化、甚至“非人化”，因此不值得同情甚至生存。今年一月，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高階講師瑪麗亞姆·阿爾多薩里（Maryam Aldossari）在半島電視臺釋出的評論《對於女性主義者而言，對加沙保持沉默已不再是可行之策》（"For Feminists, Silence on Gaza is No Longer an Option"）中，批評了西方女性主義在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的輿論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阿爾多薩里指出，許多西方女性主義者對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表示譴責，但對於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區實施的全面封鎖和無差別轟炸，導致數萬名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死傷，成千上萬的孕婦和哺乳期母親面臨嚴重健康風險，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卻視而不見。這種“選擇性同情”反映了一種偏狹的女性主義傾向—部分西方女性主義者似乎只關注與自己政治身份或意識形態一致的女性苦難，而忽視了其他女性的痛苦。這種選擇性關注使得女性解放的口號被挪用，成為支援強權和維持現有政治秩序的工具，助長了對受壓迫群體的忽視與不公。

解殖女性主義的介入

印度裔著名女性主義學者錢德拉·塔爾帕德·莫漢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在其1984年發表於boundary期刊的經典文章《在西方的注視下：女性主義學術與殖民話語》（"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中，提出了西方女性主義學術（同樣適用於媒體和公共表達）必須被視為與全球權力結構密切交織的實踐。莫漢蒂批評了西方女性主義學術在三個方面的侷限性。首先，西方女性主義學術往往假定所有女性具有相同的政治訴求，忽視了階級、種族、宗教等因素對女性身份的深刻影響。她認為，這種簡化的處理方式無法真實反映不同背景女性多樣的生活經驗。其次，西方女性主義者傾向於透過普適性的框架來證明女性遭受壓迫的普遍性，忽略了這些方法在跨文化分析中的侷限性。最後，西方女性主義的分析策略往往隱含一種權力鬥爭的模式，這種模式透過簡化的壓迫模型，將“第三世界女性”描繪成同質化、落後且靜態的受害者，剝奪了她們作為歷史主體的獨特性和複雜性。這一形象與西方女性自我呈現的“現代”、“獨立”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後者通常被描繪為受過高等教育、掌控自身身體和性別、能夠自由選擇的人，這不僅壓制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多元身份，也進一步強化了西方作為“文明”和“現代化”代言人的形象。莫漢蒂還質疑了西方女性主義者常常假設的“天然姐妹情誼”的概念，認為僅僅因為性別相同，並不能自動生成團結。唯有在具體的社會與政治實踐中，女性之間的團結才能培養和建立起來。

1988年，後殖民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加亞特里·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其文章《庶民可以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從備受推崇的激進理論家如福柯和德勒茲入手，論述了這些關注權力與話語的西方理論家，如何也在不經意間延續了對“他者”的邊緣化。斯皮瓦克強調，知識生產必須更加謹慎和自覺，真正面對底層群體在自我表述中的困難與複雜性，而非以浪漫化的方式代替他們發聲。尤其在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時，這些理論家往往試圖“代言”底層女性，卻反而進一步鞏固了“西方作為主體”的地位。斯皮瓦克同樣質疑了美國和歐洲的女性主義是否真正為被壓迫女性提供了發聲的平臺，還是隻是參與了一場服務於西方中產階級或精英階層的女性權利鬥爭。她以英國殖民者在19世紀初廢除印度娑提習俗為例，揭示了帝國主義和本土父權制如何共同壓制女性的聲音。在殖民者的敘述中，印度教寡婦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而本土父權制則聲稱這些寡婦“自願”殉夫。最終，這些女性完全喪失了發聲的空間。透過布瓦內什瓦里·巴杜裡（Bhuvaneswari Bhaduri）的例子，斯皮瓦克提出了她最為著名且富有爭議的觀點。巴杜裡因未能完成革命任務而選擇自殺，她特意在月經期間實施這一行為，以避免被誤解為因非法懷孕羞恥而自盡。然而，這一行動在其死後仍被解讀為不合法激情的結果。這種歷史與社會權力結構對於話語的深層限制，成為斯皮瓦克論斷的核心，即庶民無法發聲。

或許與巴勒斯坦語境最為相關的，是人類學家莉拉·阿布-盧格霍德（Lila Abu-Lughod）在2002年發表的文章《穆斯林女性真的需要被拯救嗎？關於文化相對主義及其“他者”的人類學反思》（"Do Muslim Women Really Need Saving?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Its Others"）。文章中，阿布-盧格霍德批判了美國以“拯救穆斯林女性”為名義，對阿富汗發動軍事幹預的合理性。她反對將罩袍簡單地視為女性受壓迫的象徵，特別是考慮到在歷史上，許多穆斯林國家（如伊朗和土耳其）曾強行要求女性脫去傳統服飾，作為現代化程序的一部分。阿布·盧戈德指出，西方政治家，尤其是一些女性主義者，將阿富汗女性的著裝，特別是罩袍和麵紗，視為壓迫的象徵，忽視了這一服飾在穆斯林社會中的文化意義。她回溯罩袍在阿富汗的歷史，強調罩袍並非塔利班的發明，而是普什圖地區女性的傳統服飾，代表著尊嚴和道德的遵循。她進一步說明，即使在北約軍隊介入、塔利班倒臺後，部分阿富汗女性依然選擇繼續佩戴罩袍，這表明罩袍並非單純的壓迫象徵，而是一種內化的文化選擇。對於這些女性來說，罩袍是她們“移動的家”，是女性在公共場合中維護私密生活的象徵。阿布·盧戈德進一步分析了2001年阿富汗戰爭期間時任美國第一夫人勞拉·布什的講話，認為其“解放阿富汗女性”的言論暗含了西方的優越感和文化傲慢，忽視了“被拯救者”的意願，實際上是複製了殖民主義式的文化霸權。她提到，來自阿富汗的女性活動家，例如阿富汗革命婦女協會（RAWA），堅決反對美國的轟炸，認為這些軍事行動只會加劇阿富汗女性的困境。阿布·盧戈德提出，西方女性主義者應摒棄透過軍事幹預“解救”他國女性的想法，轉而關注如何透過和平與裁軍等手段，支援阿富汗人民的長期福祉。她呼籲將精力投入到解決更為緊迫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女性所面臨的結構性暴力、不平等以及戰爭帶來的苦難，推動一個更為公平的全球環境。

多年來，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Y. Davis）、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奧德雷·洛德（Audre Lorde）、瓊·喬丹（June Jordan）、託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芭芭拉·蘭斯比（Barbara Ransby）、瑪戈·崗澤-雷伊（Margo Okazawa-Rey）、貝弗利·蓋伊·謝夫塔爾（Beverly Guy-Sheftall）等黑人女性主義者以堅定的立場，表達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援。這一跨越種族和地域的聲援，將美國的種族正義運動與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鬥爭相連，展現了全球壓迫體系的共性如何促成新的女性團結。2006年8月18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尼·莫里森與其他17位知名作家共同發表公開信《18位作家的呼聲》（"A Letter from 18 Writers"），明確抵制以色列消滅巴勒斯坦國家的政治企圖。這封信的簽署者還包括約翰·伯格（John Berger）、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若澤·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和娜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貝弗利·蓋伊·謝夫塔爾在2012年《女性主義之聲》的巴勒斯坦專欄中，以自身經歷表達了對巴以時局的批判性認知。她寫道：“我成長於20世紀50年代美國南方種族隔離盛行的田納西州孟菲斯，而在20世紀60年代，我就讀於被譽為民權運動的聖地、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斯佩爾曼學院。早在那時，我和我的女性夥伴們便已意識到，全球受壓迫人民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通之處。然而，我們希望親眼見證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處境，以及他們在何種條件下展開抗爭。而如今，我們可以非常確信地稱其為以色列的種族隔離專案。”這種超越性的女性團結在2024年再度顯現。在加州的薩拉託加舉行的“黑命攸關”五一勞動節集會上，著名女性主義活動家、《康比河公社宣言》（1977）的共同作者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發表了支援巴勒斯坦的演講。她回顧了自己學生時期參與反越戰運動的經歷，並將當時的抗爭與當下全美乃至全球範圍內由學生領導的支援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聯絡起來。史密斯強調，透過推動撤資、制裁以及廣泛的基層行動，人們可以為巴勒斯坦的解放和全球壓迫體系的瓦解貢獻力量。

結語：為什麼女性主義與殖民/帝國/猶太復國主義不能共存

正如位於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作家瑪麗亞姆·巴爾古提（Mariam Barghouti）在其文章《不，你不能既是女性主義者又是猶太復國主義者》（"No, You Can't Be A Feminist And A Zionist"）中所說：“女性主義不能是選擇性的。它的核心是追求全體人民真正且徹底的解放，而不僅僅是女性的解放。這正是為何猶太復國主義與女性主義無法共存的原因。如果一個女性主義者不同時反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各種形式的不公正，那麼她實際上是在選擇性地服務於全球社會中某一特定群體的利益。”

自去年10月7日以來，我們目睹了猶太復國主義宣傳機器以“解救女性”為藉口，大肆汙名化巴勒斯坦人，以便對他們發動無差別攻擊。即便是自詡為自由派的西方媒體，也幾乎完全剝離了歷史語境——20世紀20年代，英國殖民者侵佔巴勒斯坦土地，協助猶太復國主義者從1948年的“大浩劫”開始實施定居殖民，無數巴勒斯坦人因此被迫流離失所，以及持續數十年的和平抗爭——來報道哈馬斯的襲擊，而回避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長期佔領，包括非法拘禁、對平民、婦女和兒童的暴力、對醫院的轟炸、以及對救援物資的封鎖。

作為曾經歷殖民壓迫的民族，以及在當今全球體系中仍可能面臨種族、階級和性別不公的群體，我們與巴勒斯坦並不遙遠。或許，從摒棄殖民式的“拯救”敘事，重新認識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實處境開始，我們能夠共同探索邁向理解與團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