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後，很多西方媒體和反華人士興高采烈，認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獲得諾貝爾獎，證明了中國經濟繁榮是不可持續的。這也許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這兩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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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盃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羅濱遜（James A. Robinson）。這三位都是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是國家經濟繁榮的最重要決定因素，而不是其他。西蒙·約翰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體系，和另外兩位有些區別。今天我想聊聊阿西莫格魯和羅濱遜的研究。
阿西莫格魯和羅濱遜聯手寫過兩本影響力很大的暢銷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和《狹窄的走廊》。兩位經濟學家把國家體制分成兩類，“包容性”（inclusive）體制，“榨取性（extractive）的國家體制。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最主要的內容是比較歐洲國家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主要北美和拉美國家。毫無疑問，今天的美國和加拿大遠遠比拉丁美洲國家更加繁榮。這兩位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差別的原因是，殖民時期引入的社會制度，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引入的包容性制度，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引入的是榨取性制度。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北美比拉美更加繁榮。
兩位作者還引入了“歐洲移民在殖民地的死亡率”做為變數。他們發現，一個偶然原因——瘧疾與黃熱病的死亡率，成為關鍵變數。死亡率越高，歐洲人越難在該地移民紮根，因此越容易設計一個榨取式的殖民體系，將重心放在如何將殖民地資源提取為母國所用；反之若死亡率低，較易落地生根，因此也就較容易將母國較好的財產保護、分立制衡的制度移植過來。該病死亡率的巨大差異，正是南美和北美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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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殖民地中，北美比拉美更發達繁榮，拉美比非洲國家更發達繁榮。這是一個確定的事實。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結果，就是歸因。
事實部分往往爭議比較少，而歸因部分就不一樣了。大儒辯經，大多數都是爭論歸因。我們上學學過《過秦論》和《六國論》，秦滅六國是事實，為啥秦能滅六國，就是歸因。當人們討論歸因的時候，往往就要立場驅動，夾帶私貨了。賈誼寫過秦論，是為了宣傳儒家的仁義。蘇洵寫六國論，主要是主張對遼和西夏要強硬，在大宋宣揚“戰狼精神”。都有自己的私貨。
在比較北美、拉美和非洲三個殖民地時，阿西莫格魯和羅濱遜把北美更發達歸因為北美殖民地的包容性體制。英國殖民地美國、加拿大是自由民，私有產權，市場機制，法治。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殖民地是軍事集團、白人權貴，壟斷資源，大莊園，專制，是榨取性體制。
看上去好像有點道理。但還有其他的歸因方式。比如，北美、拉美、非洲，三個殖民地最核心的區別是 – 土著人的不同命運。
今天的北美地區（美國和加拿大）的龐大人口中很少有印第安人存在，無論是純種的印第安人還是與歐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都非常少。但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即拉丁美洲），與歐洲白人混血的印第安人（印歐混血）卻一直是拉美國家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比如在墨西哥，印歐混血的“梅斯蒂索”人佔總人口的90%以上。
科學家們近年來對拉丁美洲人口的基因圖譜分析，發現佔拉丁美洲人口主流的印歐混血人群的基因中，其父系遺傳基因的大部分是來自歐洲白人男性，而其母系遺傳基因的大部分來自印第安女性。說明拉美的白人殖民者不僅定居下來了，而且還與當地土著印第安女性大量繁衍後代。被大量消滅的，是印第安人的男性基因。
北美和拉美的核心區別是，北美，白人殖民者把印第安人基本全滅了，無論男女老少。拉美的殖民者，把印第安男性滅了很大一部分，印第安女性留下了給歐洲殖民者繁衍後代。（西方的學者說北美的印第安人是被天花和病菌滅絕的。但為啥拉美的印第安女性沒被天花和病菌滅絕呢？）
非洲的情況大家也很清楚，除了南非之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基本都是本地黑人。白人殖民者和混血兒都比較少。
如果比較三個殖民地，更顯而易見的歸因是：白人比例越高，土著比例越低，經濟越發達。純白人的美加澳比混血的拉美髮達，混血的拉美比純土著的非洲發達。
很多年之前，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鼓吹中國要想發展好，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美加澳這些英國殖民地確實發展的不錯。但發展的不錯的前提是，把土著人都殺光，把土地騰出來給殖民者。
對西方人來說的所謂的北美包容性體制，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對印第安人土著的種族滅絕。把印第安人滅絕了，只剩下白人，就可以搞所謂的平等、自由、法治的“包容性體制了”。
丁仲禮院士和柴靜的那次訪談中，質問：“中國人是不是人。”在西方人眼中，非西方人就不是人。但凡把印第安人當成人，就不會說出什麼“北美殖民地是包容式經濟增長”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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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在事實部分還能打及格，只是歸因部分屁股決定腦袋。畢竟，北美確實比拉美更發達。但這兩位作者2019年寫的《狹窄的走廊》，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就連事實部分都不再尊重了。
可能是因為2018年貿易戰後，中美關係更加糟糕，中美兩國的意識形態對立更加尖銳。這兩位作者也就更加意識形態驅動，屁股徹底支配了腦袋，事實都不管了。
《狹窄的走廊》一書的核心觀點就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一條路，就是美國和英國的路，這就是所謂的“狹窄的走廊”。其他的道路都無法實現發達和繁榮。福山在 1989/92年《歷史的終結》中也是類似的觀點。
這本書很多地方把中國拿出來當成靶子。然而，書中的中國，更像是一個用來支援其理論的稻草人，而不是一個值得深入瞭解的複雜國家。書中對中國的醜化和汙衊讓人嘆息。
書中說中國創新效率較低，而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夠創新。這也就罷了，畢竟創新效率這東西沒有客觀評價標準，中國目前在顛覆性創新上，也確實做的不夠。不過，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一戰前的德國，也都不是民主國家呀。
書中對新疆的描寫，超過了西方最激進的反華分子，書中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謀殺“。書中認為中國政府無法提供“負擔得起的、高質量的、精英化的教育”，說教育是指出中國政府“侷限性”的最好例子。但實際上，教育一直是中國體制批評者稱讚該國的領域之一。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提供的唯一證據是《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談到了家長給教師送禮和一些精英學校的其他小腐敗行為。僅從這篇文章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就推斷：“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是可以買賣的”。中國當然存在腐敗，但中國人都知道，高考是中國最公平的競爭，也許沒有之一。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把改革開放描述為一個以反腐敗為特徵的時代。實際正好相反，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正是以新的經濟機會在各個層面上造成的腐敗大幅增加而聞名，無論是在私營和國有企業還是在公共行政部門。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書中描寫，在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下，每個公民都將被“給予一個社會信用分數”，你可能會因為“在超市買酒”或“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等原因而被扣分。還有，“如果你做出政府不喜歡的事情，你將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無法旅行、租車或租房，找不到工作”。中國人都知道，並沒有一個信用分數來決定他或她所享有的權利或受到的懲罰。這兩位作者的資訊來源，是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而不是嚴謹的研究。
這本書當然還是有不少可取之處，但其中關於中國的部分給人的感覺根本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而是各種反華誇大謠言的集合。為什麼這兩位作者會如此多的錯誤，是他們找不到更好的資料來源嗎？並不是這樣。
真正的原因是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不太在意理解和嚴格描述當代中國。因為意識形態原因，他們希望中國成為他們心目中“專制利維坦”的完美典範。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將中國納入他們創造的“專制利維坦”的模子。支援他們自己的理論，即使有不準確或誤導性的說法，也比呈現一幅嚴謹客觀的中國畫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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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後，很多西方媒體和反華人士興高采烈，認為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獲得諾貝爾獎，證明了中國經濟繁榮是不可持續的。這也許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給這兩位的目的。
香港的一位反華評論員如是說：“這個諾貝爾獎當之無愧。從今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說：“民主可以當飯吃嗎？”你不妨這樣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可以’，而且他們精準地預言了，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
羅濱遜在記者採訪中說：他懷疑中國能夠持續其經濟繁榮，只要它維持其現有的政治制度。他說“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那樣的社會的例子，它們能在40、50年中幹得好，但你看到的是，那從來不能持續……蘇聯也有50或60年的好時光。”
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還是有價值的，但是，著作中的殖民地經濟繁榮的歸因，值得商榷。涉及中國的部分，事實也站不住腳。儘管如此，國內外仍然有不少人，捧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臭腳。
歸因這東西，就是大儒辯經，永遠也吵不清楚。賈誼《過秦論》把秦國興衰歸因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二世而亡，可以歸因為不施仁義。秦孝公到秦始皇七代秦王統一六國，難道是因為秦國很仁義嗎？
大儒辯經，討論歸因時，永遠是屁股決定腦袋，沒有什麼邏輯。打臉只能靠事實，辯經沒有用。
我只希望，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能活得久一些，長命百歲。他們死之前，能看到中國崛起，超越美國，站到世界之巔，讓事實狠狠打這兩位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