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時間與釋出方式是怎樣的？為何建議提前披露政策細節？
A：經濟工作會議的召開時間通常是在每年的12月10號左右，這是一個為來年政策定基調的重要會議。其釋出方式一般是當天會議結束後，晚上時節會透過新華社釋出公告稿。然而，這份公告稿往往比較模糊，缺乏具體的數字和細節，真正的政策規模和組合通常需要等到來年，甚至有時要等到3月份兩會正式開啟時才能被完全知曉。
考慮到當前的市場環境和國際形勢，我們強烈建議不應該等到明年3月份才明確政策細節，而是應該在今年經濟工作會議落幕之後，今年底明年初就開始提供清晰的前瞻指引。這是因為，首先，決策層高度重視市場信心和預期引導，提前披露政策細節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增強市場信心。其次，海外環境如川普團隊對華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策宣告，從關稅到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都對我國經濟產生了不小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提前明確政策方向，有助於企業提前規劃，應對可能的挑戰。
Q：經濟工作會議中預計的GDP增速目標是多少？財政赤字擴張的力度和方向如何？
A：在經濟工作會議中，我們預計GDP的增速目標會被設在5%左右。這一目標可能看起來相對樂觀，但實現它並非不可能，關鍵在於財政政策的執行力度和方向。
從財政赤字擴張的力度來看，我們預期官方的預算赤字率大概會在3.5%到4%之間，比去年略有擴張。如果赤字率能達到4%甚至更高，那將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意味著政策制定者正在打破過去幾十年堅守的3%上下的赤字率思維定式，這將是一個利好訊息，表明政策制定者願意採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援經濟增長。
除了官方的預算赤字，還需要考慮表外的其他廣義赤字，如地方的專項債、特別國債等。我們預計明年的廣義赤字總共將比今年擴張2萬億人民幣左右，佔GDP的比例將上升接近1.4個百分點。
在財政赤字的投向方面，我們預計大部分資金還是會以供給側為重心，包括基建投資和一些戰略新興行業的投資。這是因為決策層需要時間來打破過去重投資輕消費的思維定式，以及考慮是否主動用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介入房地產穩定問題，破除道德風險。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期待有一部分資金能夠用於支援消費、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房地產去庫存，雖然這部分比例可能不高，最多隻有三分之一。
Q：在支援消費和房地產的政策中，有哪些具體的措施和考慮？
A：在支援消費和房地產的政策中，有幾個具體的措施和考慮。
首先，為了刺激消費，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擴容可能是勢在必行的。今年秋季以來，耐用消費品如家電、汽車的以舊換新已經取得了一些效果。未來，政策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一政策的覆蓋範圍，將一些快速消費品如手機、家居用品等也納入進來，甚至可能將刺激服務類、娛樂類、出行類的消費也納入考慮範圍。
其次，為了鼓勵生育，政策可能會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對生娃家庭進行補貼。這不僅可以提高生育率，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相關消費，如母嬰用品、教育等。
最後，在房地產方面，政策可能會進一步落地房地產收儲政策。更多投研紀要關注公眾號啟靈投研由於目前地方上對於房地產收儲缺乏積極性，因為保障性住房的租金回報率較低，所以政策可能需要提供更廉價的資金，減少對道德風險的擔憂，以鼓勵地方進行房地產收儲。
這些政策加總起來，雖然總量可能不大，不到整個財政擴張量級的三分之一，但對於刺激消費、穩定房地產市場以及提升社會整體福利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Q：官方預算赤字率若達到4%及以上，將意味著什麼？
A：如果官方預算赤字率達到4%及以上，這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這意味著政策制定者正在邁出過去幾十年堅守的3%上下的赤字率思維定式的舒適區，顯示出更為積極和開放的財政政策態度。
過去幾十年，我國一直堅守著官方的預算赤字率在3%上下的老思維定式。即使在口罩的第一年2020年，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挑戰，我們的官方赤字率也只定在了3.7%，那是罕見的一個高度，但也沒到4%。如果這次赤字率能達到4%左右，那麼可以明確地說，這是高於我們的預期，也遠高於市場預期的，是一個明顯的利好訊息。
赤字率的提高，意味著政府將投入更多的資金來支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這些資金可以用於基建投資、產業鏈升級、戰略新興行業的投資等多個方面，有助於推動經濟結構的最佳化和升級。同時，這也可能意味著政府將採取更為積極的措施來應對當前的經濟挑戰，如穩定房地產市場、刺激消費等。
然而，我們也需要注意到，赤字率的提高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和挑戰。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保持經濟增長和防範風險之間找到平衡，確保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
Q：供給側改革的曙光是否已出現？對產能過剩和通縮陷阱的解決有何影響？
A：近期，部分行業的出口退稅率進行了下調，這引發了市場對供給側改革可能重啟的討論。然而，對於這是否能夠重演2016年到2018年的供給側改革，使得產能過剩的現象大幅緩解，我們持謹慎態度。
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目前的供給側政策更多隻是把一個方向的過度投入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從廣譜的供給和產能的擴張轉向區域性擴張，但並不會出現廣譜的收縮。這意味著，雖然政策在某些領域進行了調整，但整體上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產能縮減。
從資料上來看，金融資源、政府產業政策資源、地方引導資金的資源等仍然大部分偏向供給端。例如，對工業部門的貸款現在還是以10%的速度在增長，雖然比之前的速度有所放慢，但這仍然是在增長，在已有的巨大的產能的基礎上還在增長。
此外，從政策切換的角度來看，現在似乎更強調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基礎設施以及新興戰略行業。然而，這也是供給端的基礎設施投資，我們也知道現在也面臨著飽和以及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問題。
因此，我們認為，雖然供給側改革的曙光似乎已經出現，但對產能過剩和通縮陷阱的解決效果可能非常有限。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平衡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政策，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同時，也需要更加關注市場的反饋和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更加精準和有效的政策措施。
Q: 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在打破通縮過程中存在的思維定式及其影響嗎？
A: 在過去的一年半中，中國宏觀團隊頻繁討論瞭如何有效擺脫通縮的問題，並提出了三大思維定式。這些思維定式不僅在去年年初關於是否應治理通縮的討論中被提及，而且近期也再次引起了關注。當時，一些日本經濟學家警告稱，中國可能面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風險，而我們對中國進入所謂的“3D陷阱”（即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表示高度警惕，並建議借鑑國內外的經驗教訓，尤其是日本的案例，迅速採取措施以走出通縮。
在這個背景下，普遍的觀點是，要透過提升生產力和生產效率的投資來打破通縮。然而，在實踐中，這一理念被許多人狹隘地理解為僅限於硬科技和工業產能升級。這種對生產力的片面解讀導致了資源過度集中在特定領域，可能會適得其反，阻礙經濟復甦。蔡志鵬博士提出的一個完整框架強調，在接下來的經濟工作會議之後，需要激發更合適的政策，以避免陷入這樣的誤區。
實際上，經濟是由人驅動的，人的行為受到正向激勵的影響。人們對美好生活有著天然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應當得到支援。因此，為了有效地打破通縮，我們需要將中期的社會保障充實與短期的消費刺激結合起來，這實際上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一種發展式的消費。遺憾的是，有些人仍然將消費和社保福利視為洪水猛獸，認為它們會導致財政不可持續。但實際上，合理的消費和社保投資能夠激發經濟活力，形成持續的生產力。我們需要拓寬對生產率的認知，不再將其侷限於硬科技和工業產能升級，而是更多地考慮到人力資本和社會福祉的提升。
Q: 川普上臺及其政策的影響？
A: 最近，在與內地投資者交流時，我們注意到他們對川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後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表示擔憂，特別是他能否強硬執行競選期間提出的三大政綱：對外加徵關稅、對內減稅以及嚴格控制移民。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持有一定的信心，因為川普2.0版雖然保持了一些不變的核心政策方向，但當前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將限制其政策實施的力度和效果。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川普政府第一屆任期內的情況。2017年，美國剛剛走出通縮和經濟衰退，各行各業都在等待振興。此時，川普上臺推行減稅、放鬆監管等政策，成功點燃了市場信心。但是，現在的美國經濟呈現出“兩高一厚”的特點，即高通脹、高財政赤字和處於週期後期的經濟狀態。與2016年相比，當前的經濟形勢截然不同，這對川普2.0的政策實施構成了挑戰。
具體來說，對外加徵關稅會增加成本並推高通脹；嚴格控制移民則會減少勞動力供應，同樣可能導致物價上漲。這些政策都與美聯儲降低利率的空間相沖突。此外，對內減企業所得稅會使原本就很高的財政赤字繼續膨脹。如果所有這些政策都完全落實，美國將面臨通脹上升、經濟增長放緩的矛盾局面，甚至限制美聯儲降息的能力。這種情況下，美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因為經過四年的連續擴張，財政政策已經觸及天花板，債務成本隨著國債收益率的上升而增加，利息支出佔GDP的比例接近歷史最高點。
考慮到新任財長對美元地位的重視，以及維持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需求，未來的政策調整可能是必要的。這意味著適度的財政緊縮和減少支出。儘管川普政府的三大政綱初衷未變，但內外部環境的變化使得他不得不做出妥協，尋求更加平衡的政策路徑。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從2016年到2020年間，中國政府成功利用外部壓力來化解內部挑戰。例如，在2018年5月之後，當川普對中國加徵關稅時，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在下半年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旨在恢復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包括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放鬆監管，使房地產市場和影子銀行體系更加合理。因此，面對川普2.0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國有能力採取靈活應對策略，減輕其對出口、企業信心乃至整體資源配置的負面影響。
Q：境內外投資者對於接下來第二輪政策刺激的看法有何不同？
A：在上週與香港、新加坡以及歐美投資人的電話會議中，我們深刻感受到了境內外投資者對於第二輪政策刺激看法的顯著差異。國內投資者，得益於對本土政策環境的深入理解，普遍認為短期內大規模需求側政策刺激的可能性不大。他們指出，儘管當前A股市場流動性良好且相對封閉，但政策寬鬆的方向依然明確，因此，即便未來的政策刺激是以“擠牙膏”的方式逐步推出，也未必會對市場構成負面影響。
相比之下，境外投資者的態度則更為期待和急切。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出臺一完整內容聯絡微信diaoyanby些更具力度的政策措施，以應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部分境外投資者甚至提出，鑑於明年GDP增長目標可能設定在5%左右，並且面臨美國關稅風險，中國決策層是否應打破常規思維，將顯性赤字從今年的3%大幅提升至4.5%至5.5%。然而，從我們的分析來看，短期內實施大規模政策刺激的可能性較小。一方面，九月底以來的第一輪政策刺激已經助力四季度GDP環比年化率增速有望上升至5.5%，明年一季度也可能保持強勁，從而降低了政策刺激的緊迫性。另一方面，考慮到特朗普將於明年1月20日才正式入主白宮，未來美國對中國的關稅政策何時出臺、規模多大、節奏如何，目前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此，決策層可能更傾向於採取“以靜制動、見招拆招”的策略。
綜上所述，我們預測12月份的高層經濟工作會議上，第二輪政策刺激的規模大機率將保持溫和，可能不會完全反映決策層對關稅影響的應對。我們估計，增量規模約為2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廣義財政赤字佔GDP比重擴大1.4個百分點，顯示赤字的擴張將較為溫和，可能從3%上調至3.5%至4%之間，但超過4%的可能性較小。廣義赤字的擴張將更多依賴於超長期特別國債、地方專項債以及央企發專項債等形式來實現。
Q：境內外投資者對於美國關稅風險的看法存在哪些分歧？
A：關於美國關稅風險，境內外投資者的看法同樣存在顯著分歧。上週，特朗普發出的威脅——如果中國不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國，將對所有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引發了市場的廣泛關注。部分國內投資者將此舉解讀為利好，認為這暗示了特朗普實際對中國加徵的關稅可能遠低於他在總統選舉期間的60%威脅。然而，海外投資者則普遍表示擔憂，他們認為這10%的關稅可能是在60%關稅威脅基礎上的進一步加碼，意味著中國將面臨更為嚴峻的關稅挑戰。
我們分析認為，無論這10%的關稅加徵是基於現有關稅還是未來可能的60%，都反映了特朗普在上任前就已將關稅作為威脅手段。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們之前的判斷，即新一屆美國政府就位後不久，很可能就會宣佈對中國的關稅加徵方案。我們預測，最早可能在明年一季度就會宣佈。如果按貿易加權的平均計算，美國對中國的現平均關稅為10%，我們預計這一數字將在明年年底上升至25%，後年年底則可能達到36%，整體升幅基本相當於2018年至2019年的2.5倍。
此外，如果美國不僅對中國加關稅，還對墨西哥、東南亞等其他貿易伙伴加關稅，那麼對中國來說將是雪上加霜，因為中國商品透過第三國出口的繞道也可能受到影響。在此背景下，我們分析了哪些板塊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我們發現，當前關稅稅率較低且美國對中國進口依賴度較大的商品，如機電裝置、橡膠玩具、衣服等低附加值消費品，可能面臨更大風險。然而，美國在考慮加關稅時，也可能考慮到產品的可替代性以及是否會影響其在華企業的利益。以手機為例，儘管2018年至2019年期間特朗普曾威脅對智慧手機加徵關稅，但考慮到iPhone等電子產品大部分在中國組裝生產並出口回美國，最終美國政府有意將其排除在關稅清單之外。因此，如果美國再次對中國加關稅，類似考量也可能存在，至少關稅加徵的幅度可能會相對較少。
Q：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對經濟有何影響？
A：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其經濟影響不容小覷。雖然過去六七年來，海外市場的重新佈局使得此次關稅加徵對投資和市場信心的衝擊可能小於2018年至2019年，但考慮到關稅加徵的幅度將是2018年至2019年總幅度的2.5倍，對明年的出口仍將帶來較大打擊。我們預測，明年進出口對GDP的拖累將接近一個百分點，這將進一步加劇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壓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美國關稅加徵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多方面的負面影響。首先，它將直接增加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降低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從而可能導致出口量下降。其次，關稅加徵可能引發貿易戰升級，破壞全球貿易秩序，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造成不利影響。最後，關稅加徵還可能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部分企業可能會選擇將生產線轉移至其他國家以規避關稅壁壘，這將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構成挑戰。
在經濟影響的層面，雖然政策轉向可能起到一定的託底作用，但我們認為，僅靠投資導向的最佳化難以完全抵消關稅加徵帶來的負面影響。特別是考慮到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可能影響政策傳導效果，以及本輪產能過剩更加廣泛且涉及中下游新興產業，行政手段去產能面臨諸多困難。因此，我們更傾向於海外投資者的悲觀看法，預測明年實際GDP增長為4%，名義GDP增長可能僅為3%，意味著中國經濟將面臨-1%的通縮壓力。
Q：大家對於明年物價走勢的看法有何不同？應如何應對通縮風險？
A：關於明年物價走勢，境內外投資者同樣存在顯著分歧。海外投資者普遍更為悲觀，他們認為至今尚未看到有效的消費刺激措施，疊加關稅風險，明年通縮下行的螺旋可能會不斷深化。而國內投資者則認為政策轉向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託底作用，緩解通縮的程度。儘管政策支援大機率仍以投資為主，但有投資者認為投資導向的最佳化能夠減少產能過剩。
我們更傾向於海外投資者的悲觀看法。回顧2015年至2016年的歷史經驗，我們發現即便當時有供給側改革作為輔助手段，再通脹的效果也有限。行政手段的去產能有時反而損害了民營企業的先進產能。真正讓中國走出通縮的，是國內需求側的政策刺激，如棚改政策，以及外需的全面復甦。然而，在當前政策週期中，我們觀察到的情況並不樂觀。決策層的出招思路仍以供給側為主，尚未看到實質有效的需求側政策刺激。同時，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也可能影響政策的傳導效果。此外，本輪產能過剩更加廣泛，不僅涉及上游產業，也蔓延到中下游的新興產業。這些因素都加劇了通縮下行的風險。
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物價水平的持續低迷，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工資收入的增速，導致消費需求進一步萎縮，形成惡性迴圈。雖然當前統計局公佈的家庭工資性總收入同比資料看似尚可，但新興產業的入職員工工資同比跌幅已經顯著擴大。如果通縮持續加劇，中低收入階層將受到最大影響，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
因此，我們認為中國要真正走出通縮，需要更多的需求側刺激政策。然而，第三輪政策何時推出，仍需關注政策拐點的分析框架。如果明年二三季度社會感知指數因通縮下行螺旋和關稅影響出現二次探底，或許會加快政策刺激向消費端轉向的步伐。在此之前，我們應密切關注政策動態和市場變化，做好應對通縮風險的準備。這包括加強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和針對性，提高政策傳導效率，以及鼓勵企業創新轉型，提升盈利能力等。
Q: 為什麼在當前經濟環境下，需要更加強有力的週期性政策來應對通縮？
A: 在當前經濟環境下，通縮問題日益凸顯，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為了有效應對通縮，我們認為需要更加強有力的週期性政策，這主要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週期性政策與結構性改革並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背景下，一個相對寬鬆、容錯率較高的宏觀環境，有助於結構性改革的順利推進。這是因為進一步的改革往往難以實現所謂的帕雷託改進，即所有人在改革中都能得益的情況。因此，透過週期性政策來穩定經濟，為結構性改革提供必要的宏觀環境支援，顯得尤為重要。正如伯南克二十多年前給日本央行提出的建議，解決週期性問題與推進結構性改革應同時進行，週期性政策能夠緩衝結構性改革帶來的衝擊，為改革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其次，週期性問題若得不到及時解決，可能會長期化，進而加劇結構性問題。通縮作為一個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迴圈，其演變過程中會不斷侵蝕經濟活力，最終可能加劇消費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在通縮環境下，價格與工資的螺旋下降開始顯現，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受到的影響更為嚴重。根據財經新媒體釋出的應屆畢業生平均薪資資料，工資通縮從年初的微弱負增長，到最近幾個月已加速下滑，同比接近-10%。這一趨勢若持續下去，將嚴重損害消費能力，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的消費減少將進一步壓低總需求，從而加劇通縮迴圈。
此外，從家庭部門儲蓄投資的視角來看，通縮導致實際利率高企，資源從債務人向債權人轉移。由於債務人往往收入較低且邊際消費傾向更高，高企的實際利率即使不改變家庭部門整體淨收入或權益，也可能導致消費需求進一步下降。因此，實際利率過高會透過就業市場、資產價格、消費激勵等多個渠道影響消費，加重債務與債權失衡，進一步固化通縮預期。
綜上所述，為了打破通縮迴圈，促進經濟回到正向迴圈軌道，我們需要更加強有力的週期性政策。這包括財政部門透過適當的規模和投向來提高總需求，以及貨幣政策透過適當下調名義利率來匹配實際利率下降的趨勢。這些措施共同作用於經濟體系，為走出通縮創造有利條件。
Q: 週期性政策應如何具體實施以有效應對通縮？
A: 週期性政策的具體實施需要綜合考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面，以形成合力，有效應對通縮。
在財政政策方面，應透過調整財政支出規模和投向，直接刺激總需求。例如，可以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投入，這些領域的投資不僅能夠直接拉動經濟增長，還能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同時，透過稅收優惠、補貼等政策措施，鼓勵企業擴大投資和生產，促進就業增長，從而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
在貨幣政策方面，應適當下調名義利率，以降低實際利率，減輕企業和個人的債務負擔。同時，透過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提高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促進信貸投放。這些措施有助於緩解資金緊張狀況，支援實體經濟發展，進而促進消費和投資的增長。
此外，還可以考慮實施一些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如定向降準、專項再貸款等，以更精準地支援特定領域和行業的發展。這些工具能夠更有效地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和升級，從而增強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在實施週期性政策的過程中，還應注重政策的協調性和連貫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相互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同時，政策制定者應密切關注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力度和節奏，確保政策效果的最大化。
Q: 為什麼中國經濟需要透過短期和中期相結合的方式促進經濟朝消費再平衡？
A: 中國經濟面臨通縮挑戰時，單純依靠供給側改革或投資刺激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我們需要透過短期和中期相結合的方式，促進經濟朝消費再平衡，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從短期來看，供給側改革雖然能夠最佳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但難以迅速擴大總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在當前投資是總需求主要支撐因素的情況下，如果製造業投資大幅放緩，而其他領域無法及時補上這一缺口，整體產出缺口將進一步擴大，通縮問題將更加嚴重。因此，短期內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刺激消費需求，以緩解通縮壓力。
中期來看，促進經濟朝消費再平衡是解決通縮問題的根本途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最終動力，透過支援終端消費需求，不僅有助於改善供需平衡，還能透過經濟價格和量的正向迴圈，促進長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與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相比，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更加穩定、可持續。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採取一系列措施。一方面，要透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最佳化消費環境等方式，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另一方面，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和增長點，滿足消費者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同時，還要加強市場監管，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消費環境，為消費者提供安全、放心的消費體驗。
此外，中長期還需要透過結構性改革來推動經濟朝消費再平衡。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這些改革措施能夠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從而推動消費結構的升級和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
Q: 在應對通縮的過程中，政策轉向是否真實？決策層的思維是否發生了邊際上的轉變？
A: 在應對通縮的過程中，政策轉向是真實的，決策層的思維也確實發生了邊際上的轉變。這一轉變體現在對週期性政策與結構性改革關係的重新認識上，以及對消費在經濟增長中重要性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政策轉向的真實性可以從多個方面得到驗證。例如，財政部門開始加大支出力度，透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投向來刺激總需求；貨幣政策也逐步放鬆，透過下調名義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等措施來降低實際利率，減輕企業和個人的債務負擔。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週期性政策在應對通縮中的重要作用，並開始積極採取措施加以應對。
決策層思維的邊際轉變也體現在對消費重要性的重新認識上。過去，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決策層開始意識到，僅僅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經難以持續，必須透過促進消費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更加註重消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努力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
然而，思維或思路的徹底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政策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政策措施。因此，我們策略行業策略團隊也保持謹慎態度，密切關注政策動向和經濟形勢變化，以便及時做出調整和應對。我們相信，在政策的持續推動和市場的積極響應下，中國經濟將逐步走出通縮陰影，實現穩健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