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過往教訓的膚淺解讀，嚴重影響了之後歐美諸國的貨幣政策運作，甚至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化”現象的原因之一
文 |《財經》記者 江瑋
編輯 | 蘇琦
4月9日，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表示，日本央行將仔細分析美國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以此作為制定貨幣政策決策的依據。
“由於美國的汽車關稅和對等關稅，國內外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劇。我們將繼續透過各種渠道，仔細分析這些關稅將如何影響日本的經濟和物價。”植田當天在日本國會發言時說。
面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加徵的關稅，日本沒有采取報復性措施進行反擊，而是試圖透過外交層面行動要求美國調整關稅措施。日本首相石破茂於4月7日晚與特朗普舉行了電話會談，雙方確認將指派部長級官員繼續展開磋商。
植田表示，日本央行將仔細評估圍繞關稅的不確定性，並密切關注經濟、通脹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從而制定適當的政策。
2024年3月，日本央行開啟自2007年以來的首次加息，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負利率寬鬆貨幣政策。今年1月，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進一步從0.25%上調至0.5%。日本央行將於4月30日至5月1日召開下一次政策會議，市場預計政策利率將維持在0.5%不變。
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3月下旬在北京出席線下讀書會時對《財經》表示，日本央行肯定會進一步加息，問題在於加息的速度會有多快。他指出，日本央行對加息的速度非常謹慎。市場預計日本央行今年將加息兩次，每次25個基點，這意味著日本的政策利率到今年年底將達到1%的水平。
白川方明表示，如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所言，美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確定性非常大，因此並不存在所謂的預設航向，日本央行需要根據基礎通脹率的變化、美國關稅政策造成的具體影響來制定政策。
白川方明於2008年4月至2013年3月擔任日本央行行長。白川時代的日本央行常被批評在抗擊通縮上不作為。在離開日本央行的第五年，白川出版了《中央銀行——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39年》。如中文版書名總結的那樣，白川方明的五年行長任期是一個“動盪時代”。
《動盪時代》譯者、河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裴桂芬寫道，白川連續經歷了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日本政局兩次政權更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間日本經濟態勢萎靡不振，通縮壓力持續高漲，日元升值趨勢難擋。由於日本經濟始終表現不佳，讓白川方明執掌的日本銀行進退維谷。
（白川方明與他的中文版回憶錄《動盪時代》。江瑋/攝）
“我總在想我是否有能做得更好的地方，但我的答案是沒有。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我不會做得更好。當我還是日本央行行長時，很多人說，通縮是導致日本經濟出現問題的主要原因，央行應該部署更激進的貨幣政策，我因此一直遭到批評。但在我離開央行以後，日本實施了大規模的貨幣擴張，問題依然存在，沒有改變。”白川對《財經》表示。
在白川看來，日本此前面臨的通貨緊縮是非常溫和的，不應該對此過分擔憂。如今的日本之所以出現更高的通貨膨脹，主要是受到全球通貨膨脹的影響，而非貨幣擴張政策的結果。
白川寫作《動盪時代》的一個強烈動機在於，西方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對於日本經濟和日本央行有諸多誤解，認為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低增長是因為日本央行政策失敗所致。這些看法主張，通縮是日本經濟低增長的主要原因，由於通縮是貨幣現象，央行應該採取積極的放鬆銀根政策。
但在白川看來，通貨緊縮是日本經濟問題的結果而非原因。他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很多歐洲經濟體儘管實施了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但仍然受到持續低通脹的困擾。而日本從2013年4月開始了真正激進的貨幣政策擴張，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但日本增長率依然下跌。
白川在中文版序裡寫道，對於日本過往教訓的膚淺解讀，嚴重影響了之後歐美諸國的貨幣政策運作，甚至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化”現象的原因之一。
“造成日本經濟低增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二是生產率的下降。”白川說。對於日本經濟的現狀，白川既不悲觀，也不完全樂觀。他表示，雖然日本呈現股市上揚等積極態勢，但歸根結底，重要的是生產率增長是否有所提升，而他目前沒有看到這樣的跡象。
今年是“廣場協議”簽署40週年。1985年9月，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財政部長及央行官員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會議，達成“廣場協議”，決定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日元等主要貨幣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的問題。
“廣場協議”的結果是日元大幅升值。為了緩解匯率變化對出口以及整體經濟的影響，日本開始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低利率、過度銀行信貸和投機熱潮推動了日本國內樓市和股市的空前繁榮。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日本陷入了長期的經濟停滯，即“失去的十年”或者“失去的二十年”。
在與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財經》雜誌前總編輯王波明對話時，白川表示，日本簽署“廣場協議”是因為當時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速增長，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日益加劇。美國要求包括日本和西德在內的貿易盈餘國家貨幣升值，同時要求它們出臺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國內需求。
（白川方明與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財經》雜誌前總編輯王波明對談。）
“廣場協議的最大問題是日本承諾提升國內需求，以減少經常賬戶盈餘。但這種盈餘從根本上反映的是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差距，這是由人口和技術決定的，而非宏觀經濟政策可以改變，但我們還是做出了承諾。”白川說。他指出，因為做出了不可能的承諾，日本被迫部署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他不認為日本的泡沫僅僅是由貨幣政策造成的，但認為如果沒有貨幣寬鬆，就不會有日本的經濟泡沫。
“我經常聽到中國人說廣場協議是日本的一個錯誤，它導致了許多問題。但這不一定是正確的。日元升值本身不是問題，在貿易順差的背景下，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貨幣寬鬆，這是中國人可以從日本經驗中吸取的教訓。”白川說。
白川認為，在泡沫破滅之後，日本需要考慮兩件事情：一是防止金融系統的崩潰，二是維持宏觀經濟穩定。在泡沫時期，一切都是過度的，過度增長、過度的裝置投資和過度就業。一旦泡沫破滅，這些過度必須被消除，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少支出，因此低增長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曾公開表達對強勢美元的不滿。重返白宮後，特朗普在3月3日點名批評日本的匯率政策，稱日元貶值使美國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日本經濟新聞》在3月20日發表文章談及不得不防第二次“廣場協議”。
白川表示，現時情況與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已有很大不同。在1985年，日本貿易賬戶處於盈餘狀態，但現在處於赤字；美國國債佔GDP的比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1985年的大約40%變成現在的接近100%。他因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元大幅貶值，將給美國國債發行成本帶來負面影響，再一次尋求“廣場協議”對美國而言是有風險的。“特朗普很難預測，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但從日本的觀點來看，沒有理由簽訂第二個廣場協議。”白川說。
近年來，關於中國經濟如何避免重蹈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覆轍的討論越來越激烈。白川表示，對於任何一個取得過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平穩過渡到穩定增長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現在的中國與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存在不少相似之處，比如都處於低通脹或輕度通縮狀態；房地產市場走軟，債務水平仍然相當高；面臨人口結構變化；與美國的貿易和投資關係日益緊張。
考慮到中日經濟的相似之處，白川認為重要的是要理解日本經濟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增長放緩的三個關鍵因素：第一，日本資產泡沫對日本經濟的打擊非常嚴重。第二，人口結構的變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三，作為生產率增長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必要的資源再分配由於各種政治和社會風險而受到抑制。
在白川看來，對通縮的恐懼多數時候被過分誇大，不必對通縮本身有過多擔心。“我們必須將日本經歷的那種非常溫和的通縮與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經歷的那種嚴重蕭條區分開來。”他說。
儘管中國與日本有上述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白川指出，面對從高增長到穩定增長轉變的挑戰，中國有幾個優勢。首先，中國可以從日本的經驗中吸取教訓。其次，中國政府在部署必要的政策措施方面相當迅速。第三，中國有更多的空間來防止潛在的增長率降低，人口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的遷移還有改善空間、提高退休年齡都是例證。“我對中國社會接受新思想和新舉措的敏捷程度印象深刻，這對生產率的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白川說。
對於與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摩擦，白川表示，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是美國和日本，如今則是美國與中國。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事關國家的發展，也關係全球經濟。
白川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在防務上依賴於美國，日本最終妥協於美國的壓力。但此時與彼時有很大的不同，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如今國家間的互相依賴程度更強，這意味著中美兩個國家都有強烈的動機來避免災難的發生。“我希望美國和中國能找到好的解決方案，雖然這是一個挑戰。”白川說。
責編 | 秦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