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463期
11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陳屹視線】導語這是北大校友郭力女士歷經千辛萬苦，用心血書寫的一篇感人至深的重磅訪談錄。她追溯了北大數學力學系54級那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懷揣美好的理想走進燕園，卻在噩夢中被迫中斷了學生生涯。正如作者所述：經歷了七十年風雨的數54級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筆者接觸到的五十年代數十個北大校友集體中，沒有哪個集體像他們一樣高手雲集而又飽經苦難，沒有哪個集體能像他們一樣直面歷史，重尋道義，保持了超越時空，涵容左右的可貴凝聚力！這是一部萬字長篇的歷史追述，字字凝聚悲壯，篇篇飽含泣血之情。正如一句名言所言：“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認識郭力女士已有十餘年。原本，她在榮休後本可以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但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驅使她投身於北大歷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她已經完成了對500餘位北大校友的採訪。她曾動情地告訴我：“我是在搶救歷史！如果不抓緊，很多本該留下的歷史就會來不及了。”具體來說，本篇內容的歷史記錄最早源於幾年前的一系列採訪，而文中的一些當事人如今已離世。幸運的是，在他們彌留之際，他們的心聲與印記得以儲存。這不僅是對他們個人的尊重，更是對歷史的一種交代和傳承。衷心感謝北大校友郭力女士的辛勤耕耘！
在此，我也忍不住坦言，我對北大數學人有一種特別深厚的情感，緣於我的先生劉丹來自北大78級數學本科，也是著名數學家張益唐的同班同學。從上世紀80年代起，他便娓娓道來講述著這位天才的故事。先生告訴我，當時在學生宿舍，他將一篇元旦社論遞給張益唐，張僅僅掃了一眼，居然連標點符號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出來。由於北大77級未招收數學本科生，78級的數學專業學生幾乎都是因《哥德巴赫猜想的陳景潤》一篇報告文學，深受感染而選擇報考北大數學專業的。在將近40年的婚姻生活中，先生反覆對我提起，是北大讓他見識了無數天才的樣子，也讓他看到了那些比自己優秀許多卻依然努力拼搏的北大校友們。
後來，我與他留美旅居，先生80年代就職於華爾街。在美國股票市場中，負責買進、賣出、詢價和成交的電腦系統背後，是先生劉丹開發並主導的BRASS交易軟體系統，他是這套系統的作者。在股票電腦化自動交易系統的開創時代（1990-2000年），BRASS不僅是華爾街首套股票交易系統，也是當時唯一一套全面支援交易自動化的系統。在華爾街450多家做市商中，有超過350家使用BRASS系統進行電腦化做市交易，超過70%的交易者依賴這套系統處理股票買賣。BRASS逐步確立為股票交易領域的工業標準訂單管理系統（OMS），引領了交易技術的行業規範。2000年8月，華爾街權威雜誌《交易員》（Traders Magazine）刊登了封面故事《Polishing BRASS》，高度評價BRASS的卓越貢獻，稱其為股票交易歷史上的里程碑式發明。呈現了BRASS如何推動了交易自動化的革命，併為後來眾多電腦股票交易程式奠定了技術基礎。BRASS的誕生不僅象徵了一個時代的巔峰，也印證了它在行業中的標誌性地位。然而，他始終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幸運”二字，趕上了一個時代，時代造就了自己。因為先生劉丹始終清楚，北大賜予了他永不言棄的精神，而且比他更優秀的北大校友比比皆是，張益唐更是他和他同學們的驕傲與榜樣。劉丹、張益唐、陳屹在美國重逢正因如此，我們始終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仰望星空，腳踏實地”，以不辜負時代的使命與耕耘，無愧於自己的人生。
燕園星空中最亮的一顆星
—— 北大數學力學系54級
作者 郭力 北大中文系78級
摘要：他們中間，出了七位院士、兩位兩彈一星和宇宙飛船總設計師；他們中間，38人被打為右派，20多年墜入苦難深淵……
老北大的沙灘紅樓舊址，如今保留下來的唯一一棟老建築，就是北京大學的數學樓。數學系一直位列北大各系之首，其標誌是數學系的系號一直是01。
據中文系阿憶師弟考證，北大的系號排列始自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蔡元培校長認為，無論學習什麼學科，都應該從學習純科學起步，而純科學，首推數學。因此，數學系的系號被冠以01，在之後上百年的歷史中，其他一些系的系號或幾經更迭，但數學系的01卻從未改變。
作為中文系的校友，我對01繫有著由衷的崇拜，這個系是一個牛人輩出的系。前些年我們78級數學系的張益唐同學攻克了著名的孿生素數猜想，令世界矚目，也使我們與有榮焉。
我在校史研究當中，有幸接觸到這個牛系的多屆校友，傾聽他們的故事。在這個人才輩出，風光無限的01系中，最令我折服震撼、難以忘懷的是54級這個群體。
數學系的天才學生並不罕見，但在54級，卻集中了一群天才學生，他們甫一入學，便顯示出不俗的實力。
在這個高手雲集的群體中，有公認的五大尖子生：馬希文、陳天權、張景中、楊路、張恭慶，他們的天賦異稟，至今為同學們津津樂道。
馬希文，入學時年僅15歲，是一位戴著紅領巾的數學神童，他曾是北京市中學數學競賽的狀元，他的數學課程能輕而易舉獲得全優。馬希文語言天賦極佳，能閱讀英、德、法文獻，精通世界語，還自學了蒙文、藏文。他興趣廣泛，於文史哲均有涉獵，能賦詩作曲，曾任樂隊指揮。
陳天權，畢業於上海中學，中學期間就學完了部分大學課程，並具備了閱讀英、法文專業書的能力。上數學分析習題課時，他常常很快把題目做完，老師要給他另出題目，開小灶。
他在大學三年級時，就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了論文《線性拓撲空間中的黎曼可積性》，論文的內容都是當時課程中未學過的東西。程民德先生評價“陳天權已掌握了有關領域的全部基本知識”。
張景中，來自河南。上大一時，就在《數學進展》上發表了論文，利用選擇公理給出了函式方程的通解。後來，華羅庚先生以讀者身份指出，德國的數學家哈默爾已在1905年做了這項工作，雖然不是創新，但一個大一學生獨立完成這樣的成果，是令人驚歎的。
有同學評價，在五位尖子生中，思考能力最強的是張景中。
楊路，在校時名楊九高，來自四川成都，畢業於名校石室中學，他在入學之初就顯示出過人的天賦。據同學郭健民回憶，“當程民德老師剛開始講微積分時，‘處處連續處處不可微的函式’初學者很難找。一天下午，我們班正在第一體育館旁操場上課後鍛鍊，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單槓上不動，口中卻唸唸有詞地講起四川話，‘我想起來了’。他找到了這樣的函式，這自然轟動了全班，也使54級同學給數學系留下了深刻印象”①。
張恭慶，畢業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在中學就顯露出數學才華，當時的《數學通報》上每期刊登難題，解出難題者的姓名在刊物上公佈，張恭慶常常是解出全部難題者。
54級的強手如林讓來自各地中學的高才生們知道了什麼是山外有山，大家無不發奮努力，唯恐落於人後。這些勤奮而才華橫溢的學子有幸遇到了最好的老師，他們的業師中有江澤涵、程民德、許寶騄、關肇直、聶靈沼、周培源、王仁、徐獻瑜等學界巨擘，也有當時還是年輕才俊的丁石孫、程慶民、陶懋頎，老師們精彩的授課邏輯嚴謹、循循善誘，讓學生們一步步領略到數學的奧妙而沉醉其中。
更令學生受益無窮的是老師們對學生思維方式的啟發和引導。
“各門功課的老師們都不停留於‘交’給知識，而是進一步‘教’學生掌握各課程基本的觀點、方法及精神。老師們在大課上強調‘是什麼、為什麼是’，習題課常常訓練我們思考‘不是什麼、為什麼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維日臻嚴密，大膽質疑，善於質疑。
考試時，全部回答無誤不一定拿5分，口試時加上不多一點點‘自己的’東西，老師讚許的眼光就和5分同時出現。環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氣甚濃。數學雖極嚴謹，其探索和創造卻非常自由活潑。我們學習的遠遠不只是定義、定理和習題解法，還有數學的精神及既認真又活躍的學問態度②。”這是54級學生洪允楣的感言，它也代表了眾多數54學子的心聲。
北京大學素有思想活躍、自由包容的傳統，數54級聰慧過人的學子們在這樣的大環境和名師們營造出來的獨立思考、嚴謹自由的學風中，養成了大膽反思、質疑、對本真和終極價值窮盡探索的習慣，一些更活躍的頭腦將之運用於觀察和思索社會問題與政治動態，畢竟老師們無法告訴他們哪些是思考的禁區。
1955年的肅反運動範圍和規模，遠不如兩年後的反右運動那麼大，但對胡風集團的批判和定性引起了一些敏感學生的質疑。
楊路回憶：肅反時批判胡風，學習材料裡有胡風的言論，我看了材料，我覺得胡風肯定不是反革命，我搞不清胡風為什麼是反革命，開會發言時我不能直接講，就講了高考時有老師讓我學文科的，看來我學理科還是對了，文科的東西沒有什麼標準。因為這個發言還讓我寫檢查，我沒理。
另一個學生，在1957年鳴放中極其活躍的陳奉孝說：1955年的肅反運動，我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任何衝擊，但學校裡搞得很恐怖，整個暑假沒讓回家，整天開會學習，還在全校大會上抓人。社會上文藝界大批抓人，全國的氣氛都搞得很恐怖。我覺得這種氣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地產生了想離開這個國家的想法。
1956年初，陳奉孝實施了他的外逃計劃，他坐火車南下，試圖逃港，由香港去英國。但因為路費不足，滯留武漢，被有關部門發現，送回學校。因為趕上了向科學進軍的寬鬆環境，他沒有受到什麼處罰。
1956年，蘇聯發生的一件大事，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共產主義陣營，一石激起千層浪，在2月份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時代的暴政，報告全文在數月後由西方媒體公佈於世，激起強烈反應。
因應蘇共二十大上公開發布的檔案，中國共產黨於1956年4月發表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一文，文章從正面介紹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指出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曾接受和鼓勵個人崇拜，實行個人專斷，犯了嚴重錯誤。並強調中國共產黨堅持集體領導和群眾路線，反對個人崇拜，文章特別指出“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又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多黨合作方針，這一系列方針政策昭示著執政黨接受蘇聯教訓，試圖開明施政的意向，因此營造了一個政治上的小陽春。
對政治環境一向敏感的北京大學當時採取了一個非常規的舉措，全校的政治課暫停了規定的《聯共布黨史》的學習，改學蘇共二十大檔案，而且是作為正面材料講授的。這樣的授課極大的激發了北大一批活躍的年輕學子對體制弊病的探索與反思，數54級的一些學生尤其如此。
54級學生，後來被劃為右派的於劭清楚地記得政治課期末考試的時候他抽到的問題是赫魯曉夫為什麼沒有在斯大林時期站出來，而是在他死後才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於劭給出的答案是赫魯曉夫公開發表的為自己辯護的說法，而主考老師非常滿意，馬上就給了他一個五分。
數十年後，於劭在回憶錄中提到，有同學給他寫信提到56年政治課中止《聯共布黨史》，改為正面講授蘇共二十大檔案的課程安排，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北大領導絕對不敢自作主張，一定是上面決定的。
正面講授二十大檔案，對後來的反右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說，是從理論上培養了一些學生的“右派”思想，然而，這等嚴重的事件，至今無人提及，即使在文革十年，連“伍豪”事件都有人翻來翻去，唯獨此事無人觸及③。
或許是受到突然轉向的政治課安排的影響，數54同學對政治課教學長期積蓄的不滿被激發出來。1956年6月，數54級八名同學給報社寫信對政治課教學提出意見，這封信發表在1956年6月18日《光明日報》上，題為《希望改進政治理論課的教學》。
他們在信中提出：政治課教學內容重複，很多在中學學過的內容在大學還要大同小異地再學一遍。內容瑣碎，講授不深入，結論多，論證少。在教學方法上，很少鼓勵同學進行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有時對不同看法進行討論時，老師往往又用“立場”“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
老師有這樣的提法：“應該首先肯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正確的，再來體會它的正確性，”我們認為，這種提法限制了學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學有這樣的感覺：學政治理論是去體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政治理論課必須好好改進，目前的政治理論課實在使我們學不下去。
寫信的八個同學是數54級洪允楣、劉景麟、張景中、於劭、黃乘規、徐元洪、張恭慶、王選。
這八人中在一年之後有四人成為右派：洪允楣、張景中、於劭、徐元洪。數十年後，這八人中出了三個院士：張景中、張恭慶、王選。
八人之中的於劭回憶：事實上，這八人在當年絕大多數是學習上的“一時之選”，而這封信的觀點，可以認為是代表了當年年級中佔絕大多數的“中”和“右”的學生的共同觀點。
蘇共二十大最令人震撼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雖然沒有在蘇聯公開發表，但不久之後卻由西方媒體公佈。北大當時的第三閱覽室可以看到英國的《工人日報》，不少英語程度高的北大學生從《工人日報》上看到了報告全文，這其中包括數54的多位校友。
這個秘密報告很快就在北大一些思想活躍的學生中流傳開來，報告的內容顛覆了以往斯大林的慈父形象，陳奉孝回憶：從這個報告裡我瞭解到斯大林統治的殘暴，我又聯想到中國搞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鎮反、肅反等政治運動，我覺得中國跟蘇聯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其實也是其他一些思想出位的數54學生共同的感受。
1956年10月，東歐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蘇聯出兵進行了鎮壓，中國支援蘇聯的行動，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
波匈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警惕，一方面，中共認為，波匈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僚主義，這促使毛澤東下決心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全黨整風運動；另一方面，中共認為，波匈事件的發生外因是帝國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顛覆，內因是匈牙利等國內的反革命沒有得到應有的打擊鎮壓。
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國重演，持續數月的小陽春氣氛開始逆轉，階級鬥爭被重新強調，斯大林的功過被重新評估，反對個人崇拜不再被提及。所有這些精神，被闡述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一文中。此文發表於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
《再論》發表後，一些敏感活躍的北大學生對這種逆轉無法理解和接受。在1957年擔任54級數學專業黨支部書記的陳良焜回憶：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揭露出來的斯大林專制獨裁嚴重後果，以及隨之引發的東歐政局動盪，導致一部分思想敏銳的同學對當代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產生疑問。
1956年12月結合《再論》的發表，上級黨的領導決定在各大學組織學習《再論》，以求統一思想。我記得數學54級討論中爭論最激烈的是關於“民主”問題：其一“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其二是“社會主義還要不要有大民主”④。
學習討論是全校性的，所謂“統一思想”，是讓大家接受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大民主。當時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還自覺不自覺地服從主流意識。
因此這種討論即使在思想活躍的北大，固然會有不同看法，但也沒有引起太多的風波。然而在數54級，卻發生了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論，前述給報社寫信提出改進政治課意見的八位同學之一劉景麟回憶：他所在的五班，雙方爭論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高教部的領導曾去旁聽他們的討論。劉景麟說：上級讓他們寫一份承諾，在任何時候都不參與大民主，遭到他們的拒絕。
陳良焜回憶：過去在學生的政治學習中，基本上都是主流意見成為共識，而這場辯論卻首次以各唱各的調而收場。陳良焜認為：這場爭論為次年的鳴放和反右埋下了伏筆。
1957年5月19日，歷史系55級2班的一群同學貼出了鳴放中的第一張大字報，質疑參加團三大的學校團代會代表是如何產生的，這張並不尖銳的大字報迅速激起連鎖反應，一批活躍敏銳的北大學子迅速跟進。
數54的活躍分子們立即產生了參與感，最為激進的幾個尖子生動議也寫一張大字報，由陳奉孝執筆，七嘴八舌地湊成了幾條：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民主辦校；人事檔案公開；政治課改為選修制；公開選拔留學生；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大字報有四人簽名：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張世林。對於陳奉孝、張景中、楊路來說，這些觀點應是他們在前兩年政治風雲變幻中觀察思考的結果，而張世林，據他的回憶，他並沒有真正理解這些觀點的內涵和外延，只覺得大家議論一番寫出的大字報，不能敢說敢做不敢當。
數54級四位同學的大字報是“5·19運動”中第一張尖銳觸及體制問題的大字報。引起的激烈反響可想而知。陳奉孝、張景中、楊路等也從此而一發不可收，他們深度參與了這場運動，在後續的日子裡，他們頻頻以口頭和書面的形式闡述自己的觀點，與不同看法的同學辯論。
行動力最強的陳奉孝倡導組織了學生社團百花學社，聚集了全校最為激進的一群學生：物理系譚天榮、劉奇弟，哲學系龍英華、葉於泩，中文系張元勳、沈澤宜、王國鄉等，他們策劃編輯出版同人刊物《廣場》，向其他院校同學寄送重磅大字報抄件——民主接力棒，去天津南開等院校介紹北大鳴放情況，成為“5·19運動”中名副其實的核心人物。
數54級與陳、張、楊觀點相似的同學不少，但介入運動的程度有不同，就發表言論來說，筆名“談論”的錢如平，甚至比幾位核心人物更為激進，他發表了《“平等、民主、自由”頌》《頭可斷，血可流，真理不能丟》的宣言，在那場運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
較多的同學是在一些活動中給陳、張、楊們提供了幫助和支援，有同學幫助他們抄大字報，有人幫他們油印刊物，有人購買刊物以示支援。這些行動有源於觀點的認同，也有對他們個人魅力的服膺。
陳、張、楊都才華出眾、人品可嘉，又因活動越出了官方的界限而一直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打壓，這令一些親近他們的同學為之不平而出手相助，而這些同學最終也難逃厄運。
思想活躍的數54同學習慣於獨立思考，有些同學認為陳、張、楊們觀點過於偏激，並不完全認同，同時也對左派的“衛道士”做法不以為然。
1956年率先寫信給報社提出政治課改進建議的洪允楣是調幹生，曾擔任團總支委員，也是一位思想活躍的學習尖子。但他不盡認同過於激進的做法，於是聯絡一些觀點相同者組織了另一個小社團“探索社“，範圍不僅在數54，也牽涉到其他系的一些同學，他們試圖從不左不右的角度觀察和探討當時的熱點問題，以”探索“的名義發出過一些聲音。
1957年之前的幾度政治風雲成為數54諸多同學淪為右派的催化劑，但也有少數人因之前的翻雲覆雨而提高了政治敏感性，在風暴來臨之時保持了緘默。
劉景麟回憶說：我和陳天權在肅反時都捱過整，其原因就是認為我們自由散漫不要求進步。5月19日那天，我和陳天權、張恭慶在去圖書館的路上看到了大字報，不約而同地有一絲不安的感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們拿著書一起向圖書館走，一路上說起最近發生的事情，我提到黨支部的人曾找我，說肅反時整我是錯誤的，讓我有什麼意見可以在會上提，不料陳天權也跟我遇到了一模一樣的動員。
聯想起數月前在討論《再論》時還爭論到劍拔弩張，如此變化讓我的感覺就像數學上說的不光滑，我們幾人達成共識，不能去趟這攤渾水。後來的結局是即使一言不發我們也都成了中右，如果講一句話，就必是右派無疑。
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宣告了反右運動的開始。6月21日，人民日報又在關於北大的報道中宣佈“百花學社”為反革命小集團。作為“百花學社”的發起人和骨幹，鳴放中全校知名的活躍分子，陳奉孝、張景中、楊路已是在劫難逃。
幾位同道人的態度是毫不妥協，堅不認錯。他們都多次發言宣示自己的態度。
百花學社的組織者陳奉孝試圖將責任攬到自己一個人身上。他說：我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我是這次運動的組織者，你們對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麼請你們來找我吧！我知道你們會用捏造和無窮的推論的方法給我製造罪名的，對於這些我都願意承擔，我只是希望你們不必再折磨那麼多無辜的人。
我的態度就是這樣：如果有人（不管是誰）願意共同跟我把問題搞清楚，那麼我歡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麼坦白交待，那絕對辦不到⑤！
張景中說：目前政治儘管目的偉大而手段不能不採取骯髒，人民日報為了人民利益但手段是骯髒的，我欣然接受組織處分，校規國法，我不改變我的態度⑥。
楊路說：從某些跡象（《人民日報》的報導）看來，黨採取了大刀闊斧的方式，在打擊反社會主義分子同時將許多積極要求民主與革新的人一概扼殺，嚴重地摧殘了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當中的民主力量。
我是不能同意這種小題大做的措施的，我將保持與黨不同的意見，即不應因一小撮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同時打擊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力量，不應藉口階級鬥爭而打擊了那些為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積極掃除障礙的人，同時對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顯然的對民主的壓制表示強硬抗議⑦。
越來越惡化的形勢讓陳奉孝感覺自己的抗爭幫不了任何人，而自己也遲早會被捕，他於是偷跑到南斯拉夫大使館求助，被拒絕後他試圖外逃，跑到天津塘沽港口時被巡邏的人抓獲，由此開始了20年牢獄生涯。
張景中和楊路是數54級公認的天才學生，惜才的教授們很想為二人爭取網開一面，校方也在等待他們改變態度。6月下旬，段學復、江澤涵、程民德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和時任數學系秘書的丁石孫先生邀約張、楊二人談話，楊路回憶說：我當時覺得一定是談不攏的，我對張景中說，先生們平時對我們都不錯，談不攏的話傷感情，我就不去了。
6月26日，三位教授和丁石孫先生與張景中談話近四個小時，希望他能認錯，以幫助他過關，但張景中沒有聽從教授們的勸告，堅持自己不認錯的態度。
第二天，丁石孫先生約楊路單獨談話，根據丁石孫先生的記錄，楊路認為：良心、人道是最高的準則，他不願意從社會主義的利益來考慮問題。楊路表示，你們要談效果，我只管動機，我不願改變我的思想，我等待你們的審判好了。
這次談話最終不歡而散。楊路回憶當年的談話時說：我發現丁先生其實挺左的。後來，在批判我的會上，讓我談感想，我說：我覺得丁先生辜負了我對他的信任。
無論是政治高壓，左派圍攻，還是老師勸告，幾位同學態度堅決，不願做任何違心的認錯。加之不少同學對他們有同情甚或欽佩，使反右運動遇到極大阻力。
當年的學生幹部武際可回憶：開始的時候反右是進行不下去的，後來彭真到北大坐鎮，到張景中的班級親自指導，才漸漸發動起來。
陳良焜回憶：1957年6月初全國已經轉入對右派的批判，北大左派士氣大振，激進大字報也日漸凋零，但是在數學54級形勢並未扭轉。班級準備召開批判張景中、楊路的會，由於張、楊等拒不參加，根本開不起來。黨總支和學生幹部意識到，不批倒張景中，數學54級形勢不可能扭轉，於是決定在宿舍28樓門前召開批判大會。為了壯大左派力量，還到外部搬兵。
力學54級本來和數學54級是同一年級，剛分專業不久，但是力學54級左派力量較強，於是部分同學被指派參加批張大會。哲學系當時是左派大本營，部分師生也來助陣造勢。
會議開始張景中仍然在宿舍拒不出門，於是派出幾位身強力壯的同學到宿舍找他，最終連床帶人一起抬到樓前進行批判，所以行動帶上了暴力色彩。這次批判會根本扭轉了數學54級的反右形勢⑧。
數54級的右派堡壘就是這樣被高壓強勢摧毀的。
隨著反右的步步深入，數54級凡是支援同情過百花學社的學生悉數被劃為右派。鳴放中發表過傾向右派觀點的更是無一漏網。組織探索社的洪允楣本是試圖走中間路線的溫和派，但在反右後期，卻被扣上“以中間的面目出現，與共產黨爭奪中間群眾”的帽子，被打成極右分子，參加過探索社活動的數54級同學於劭、趙立人、陳孝萱、梁世輝也一一入彀。
反右運動在數54這樣的重災區顯得尤其殘酷，到反右後期，一些原來屬於左派的同學因觀點有過搖擺也紛紛落馬，即使痛哭流涕檢討也無濟於事。陳良焜回憶：按照我當時的思想認識，有些同學以不劃右派為宜，但現實卻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
按照當年的政策規定右派一律開除黨籍團籍，反右進入尾聲時，各個黨團支部紛紛開始清理門戶工作，數54二班團支部的很多右派都是團員，支部會討論開除某一人的團籍時，沒有被開除的團員仍然有表決權，被開除者透過開除決議後就被勒令退場，接著討論另一位右派團員的團籍，而他剛才還舉手贊成開除前一位團員的團籍，這樣一個接一個的舉手開除別人，接著開除自己的態勢，真是慘不忍睹⑨。
最終，240人的數54級，劃出了38名右派，他們是：梁世輝、林 埜、 孫傳儀、戴佑健、樊振環（女）、劉訓善、陳孝萱、茹新民、 趙立人、莊國強、李顥、潘軺湘、楊路、陳奉孝、洪允楣、錢如平、 孫乾、於劭、張景中、張世林、蘇乙波、陳守義、胡耀鼎、吳其斌、楊奇峰、馮禮貴、蔣星耀、李權、劉巽仁、馬立毅、蘇亞貴、崔彥昭、蔣巍、李蘭芬（女）、徐元洪、張敦顥、張炳謙、董尚斌。
數54級的右派很多受到嚴酷的處罰。其中：判刑勞改三人：陳奉孝、錢如平、馬立毅。勞動教養四人：張景中、楊路、孫傳儀、楊奇峰。被遣送工廠、農村勞動考察九人：梁世輝、茹新民、李顥 、洪允楣、於劭、張世林、吳其斌、李權、劉巽仁。
其中梁世輝被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勞改，張世林在返校復學後被打成反動學生遣送勞改。
他們帶著美好的理想進入燕園，
卻在噩夢中結束了學生生活。
反右之後，被打成右派的學生們墜入了苦難深淵。
右派學生錢如平在反右後期，以“談論”的筆名寫了一張大字報，號召要預備刀槍準備戰鬥等，他在夜裡貼完大字報後即跑回浙江老家，但很快被公安局破案抓了回來，開全校大會宣佈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
錢如平的行動被陳奉孝認為是打橫炮，非但不能幫助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因為在當時，即使是北大最活躍的一群右派，也是為了要幫助共產黨進行改革，而不是要推翻黨的領導。錢如平的行為，超出了當時右派學生們對自己的定位。
當然即使這個定位，也已大大超出了官方的容忍度。陳奉孝於1957年9月16日，在試圖外逃時被捕入獄。
張景中、楊路和百花學社的幾名骨幹分子、發表了“反動”觀點的極右分子，於1958年2月8日被送勞動教養。
幫陳奉孝油印《廣場》刊物的孫傳儀，被定性為《廣場》集團骨幹，於1958年2月15日（除夕）被送勞動教養。
梁世輝、茹新民、洪允楣、於劭、張世林、吳其斌、李權、劉巽仁被送往工廠，李顥被送往農村勞動考察。
這些熱情單純的學生從進入公安局的那一刻起，立即感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
與張景中、楊路同一天送勞教的中文系右派學生王國鄉回憶說：進了公安局，楊路輕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牆角。
從天之驕子一夜之間成為階下囚，這巨大的心理落差，他們是如何適應的呢？
作為百花學社的組織者，陳奉孝對於被捕是有思想準備的，因此才會有外逃的行動。被捕後，因為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首犯，他甚至做好了被判死刑的準備。
宣判後得知被判15年，他說：宣判後我突出的感覺是高興，甚至是有點“喜出望外”，因為臨去前我估計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實際只判了15年。
當時我想，我雖不能像舊小說裡所描寫的，有些綠林人物臨死前說的豪言壯語“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但我畢竟只有22歲，15年後出來不過37歲，還是正當年，還能有所作為。後來的勞改生涯徹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張景中說：當時我就覺得自己發表這些言論，不應該受到這樣的處理。但同時又覺得還是應該去勞動，因為勞動也是建設，也是必需的工作；而且，到了農場我看到周圍的農民可能比我們的生活還要苦。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村莊附近挖溝，有一個農民就找到那個領著我們的隊長，說我們勞動教養能吃飽，那他們也勞動教養好了。整個國家有這麼多人生活這麼苦，我們的苦也就算不得什麼。只是沒有想到會有20年這麼長⑩。
張景中的學生彭翕成回憶：張師曾考我是否能背誦東坡的《留侯論》，我是記得的。“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⑪。”這或許是張景中在面臨命運巨大轉折時的精神支撐吧！
性格率真的楊路，則是一個管不住嘴的人，他說：我這個人，講話不太考慮場合的，比如：大躍進那時候，總是說這也能發電那也能發電，我說：左右手搓一搓還能生電呢！於是被批了一頓。
有一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了電影《夜半歌聲》的主題歌，結果又被批判了，說我想表達什麼？
勞改的陳奉孝因為多次頂撞管教，抗拒改造，受盡折磨，他多次被關小號，受過鐐銬加身、吊打、老虎凳、槍斃死刑犯陪綁、被強迫跟吊死的人在一個炕上睡覺等折磨，十多次從死神手中逃脫。
他在九死一生中沒有放棄過學習和思考，利用僅有的條件，閱讀了馬列原著和人民日報的重點文章，對一些重大事件如中蘇分裂、文革等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
兩個數學天才張景中和楊路則用對數學的鑽研和思考作為精神寄託，在超負荷的勞動和非人折磨中，他們從未放棄學術探討。張景中回憶：大躍進年代，勞教農場裡勞動之緊張繁重不難想見。
白天勞動，晚上開會。我隨身帶有幾本書，其中《數論基礎》是最常翻看的。裡面有許多好習題，忙裡偷閒記個在心裡，上下工的路上或開會時就夠想一陣子了。有時在路上不想題，邊走邊下盲棋，對鍛鍊記憶力很有好處，也有助於形成不用紙筆想問題的習慣。
我和楊路常常通訊交流心得。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主要討論的是幾何演算法和函式迭代。其中很多和國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後才發表。
張景中對數學的思考和鑽研已經到了超然忘我的境地。他的難友、北大物理系右派學生王書瑤回憶：在最困難的1960年，勞改農場中很多人餓死了，也有很多人奄奄一息，被送到病號隊，只要有一點營養，就能起死回生。
有一次，王書瑤送一個奄奄一息的右派難友去病號隊，看見張景中也在病號隊搶救，他躺在床上，雙目緊閉，有人在向他喂東西。
過了兩天，王書瑤再去病號隊時，看到張景中已坐了起來，擁被而坐，面前攤著一本書，是《泛函分析》還是《複變函式引論》，記不清了。
後來王書瑤遇到同一個勞改農場的右派戴文葆，戴因為體弱，資格比較老，被安排管理勞改農場簡陋的圖書館，戴文葆對王書瑤說：前些日子張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圖書館，問戴文葆：今天系圖書館開館嗎？
戴說：今天系圖書館不開館，你回去好好休息吧！張景中悵悵地走了，仍然那樣神情恍惚，他整個精神已經麻木了，他顯然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
戴說，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在流血，餓到了這個份上，張景中還在想著系圖書館。
在幾位苦難深重的同學在生死線上掙扎的時候，數54的其他右派也在痛苦的歲月中煎熬。
右派學生劉訓善，畢業分配到內蒙古大學，在“四清”中因為是右派被清出，下放到卓資山中學任教。劉訓善與一位農婦結婚，遇人不淑，農婦對他非常不好，不喝酒的劉訓善痛苦之中開始酗酒，有一天猝然去世，離開了這個讓他無可留戀的世界。
右派學生於劭，在工廠勞動考察後返校復讀，插班到57級，因無法忍受無處不在的歧視和人格侮辱，退學回老家當了農民。
右派學生張世林，也在於劭之後從工廠回校復讀，插班到59級，儘管他謹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仍在1965年畢業前夕被打成“反動學生”，被送往南口農場勞動，1969年結束改造三進北大，又捱了近一年批判後才畢業離校，至此，他在北大度過了15年另類人生。
張世林的老母不知兒子犯下了什麼罪過竟遭此劫難，在寒冬臘月雪地裡下跪為兒子祈求上天開眼。
數54級沒有劃為右派的同學們很多也在政治運動的跌宕沉浮中負重前行。王選等同學進入計算專業後參加了大躍進中上馬的衛星專案紅旗機的研製，在當時超英趕美的狂熱氣氛中只能日夜苦幹，稍有不同意見或略有牢騷就被視為右傾，被批判調離。
最終雖然完成了簡單執行的獻禮工程，王選卻因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足患了重病，不得不回上海老家休養幾年才得以恢復。同學陳良焜認為，王選的健康因此受到重創，他的英年早逝也與此相關。
數54級學生幹部武際可回憶：在1957年反右時，他還是一名願意做馴服工具的新黨員，對於反右儘管內心有看法，但行動上仍是緊跟。然而在反右之後，左傾之風愈演愈烈，1959年反右傾時，數力系的原任總之書記林建祥、系秘書丁石孫均因對大躍進和瞎指揮提出意見，遭到整肅，林建祥被打成漏網右派，丁石孫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
武際可對這種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做法產生了反感和厭惡，他說：從那時起，我才真正體會到對一切問題獨立思考的必要性，我對政治產生了厭惡感，慢慢由消極到逐漸遠離，專心於教學了。
數54級比較幸運和順遂的是畢業後被分配去參加“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同學。李頤黎、朱建士、杜明笙、龍世猛、謝昌年等人榮幸地入選。儘管是在一片荒野中白手起家，篳路藍縷，但艱苦不是那一代人所畏懼的。他們被賦予了神聖的使命感，在為國效力的自豪和激情中忘我工作。
同學們回憶了他們在工作單位九所接受的第一項任務：進行原子彈的流體力學模擬計算，當時的工具僅有算盤、算尺和手搖計算機，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學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數學組緊密配合做數值運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數字，如何保證精度要求？當時只能用算盤和手搖計算機一個一個數據來算，可要計算的是數萬個數據！
為保證計算的準確性，還採取了兩人一組，背對背同時計算，要求計算結果完全一致，否則要由第三人進行核算後再確認。另外還有一個人拉算尺，檢驗前三位大數的準確性。
人手不夠，領導將其他組的大學生調過來，組織大會戰，即使這樣，一班人日夜奮戰演算一個模型也要花上一個多月的時間。
可是這樣辛苦的計算居然要重複九次，原因是當時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專家已撤離。而蘇聯專家遺留下一個關鍵的技術引數，與他們計算的最後結果對不上，而這個結果對以後的一系列工作有直接的影響，到底誰對？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為此，1960年組織了多次力學、物理和數學專家的討論會進行論證，在辯論中有時專家駁倒了他們，有時他們駁倒了專家。那時候，學術民主空氣很濃，在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意見。出於謹慎，決定再計算。
他們根據專家們的意見，一次一次地改變計算的物理和數學條件，都獲得了完全相同的結果。他們確信自己的計算是正確的！至於“老大哥”的那個資料，他們不管了。這就是著名的“九次計算”。
1961年周光召從理論上論證了他們計算的結果是正確的，給予長達一年多時間的“九次計算”畫上了完滿的句號，解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關鍵性難題⑫。
朱建士、杜明笙們是幸運的，他們終有機會踐行在北大接受的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迷信、求真求實的教育，而他們的同學如陳奉孝、張景中們卻因為不屈從於強權、堅持獨立思考而身陷囹圄，歷盡苦難。
1976年，中國發生了改變歷史走向的大事件，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這意味著很多人的命運將面臨改變。
之後，文革結束了，鄧小平復出了。1978年，三中全會召開，55號檔案釋出。揹負汙名和重壓20年的右派們終於看到了改變自己命運的希望。
然而，春風未度玉門關，在天高皇帝遠的邊疆農場、社會底層勞動改造的很多右派們被封鎖了這些不利於改造的資訊。此時的張景中還是一個在新疆兵團勞動的勞教期滿就業人員，而楊路在1975年才被勞改釋放回到成都自謀生路做臨時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好運即將到來。
然而，千里之外卻有當年同時蒙難的老師和同學在關注他們的命運。1977年，當年北大數力系的助教陶懋頎和數54級學生趙立人都從其它單位調入了中國科技大學，他們都是57反右的落難者。
他們較早知悉55號檔案，但他們沒有陶醉於自己的時來運轉，而是想到了仍然困頓在社會低層的張景中和楊路，他們瞭解張、楊的不凡天賦，決定盡最大努力讓他們早日重返學術殿堂。
陶懋頎、趙立人和一個北大師弟共同謀劃此事，他們擔心直接商調難以成功，決定先由科大發函邀請張景中來做學術報告，使他能離開新疆農場，把人“扣”在科大，再由科學院院長李昌在人代會期間請新疆領導允許放人，事情進展順利，只待檔案到來，此時陶懋頎擔心夜長夢多，決定親赴新疆取檔，他坐火車到烏魯木齊，又坐小飛機到張景中的農場所在地庫爾勒，全然不顧顛簸和危險，取到張景中的檔案，原路返回。
從張景中那裡，他們得知楊路的下落，又去辦理楊路的調動，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兩位勞改流放二十年的天才重新歸隊。此舉令張、楊二人感激終生。
1996年，已調到北京計算機學院的陶懋頎老師罹患胰腺癌住院，張景中聞訊，帶全家赴京看望，並親自在床邊服侍十多天。1997年，陶懋頎不幸病逝。張景中不勝悲悼，他說：陶老師的逝世是我成年後經歷過的最大的悲痛。
張、楊在重返學術講壇後很快拿出了多項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這令很多人驚詫莫名。如果回溯他們在漫長的勞改生涯中鍥而不捨地研究探討數學問題的經歷，就會明白這些成果背後的超凡付出。
我曾詢問張景中學長，在多年勞改、根本接觸不到最前沿科技文獻的情況下，您是如何使自己保持較高的專業水準，平反後迅速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他回答：做數學研究主要靠思考，長期深入思考，有些基本問題要反覆想才能想出新的思路。楊路學長也說：我們研究的是數學，主要靠思考。不像其他學科比如物理需要實驗，而我們一直堅持思考交流。
張景中和楊路在1979年至1985年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的六年中，合寫了幾十篇學術論文，內容涉及多個領域，張景中說，他最喜愛的是生鏽圓規問題的研究成果。
生鏽圓規問題即只用一個固定半徑的圓規能做出哪些幾何圖形？張、楊進入這一研究後，很快得出了意外完美的結果，文章在國際期刊《幾何學報》上刊登，審稿評論稱：這結果如此驚人，如此重要，其方法又引人入勝。我無條件推薦它發表。
美國著名幾何學家佩多在《美國數學月刊》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稱讚“楊和張是中國幾何學界的阿爾法和歐米加”。
1985年，因兩地分居問題遲遲未能解決，張景中和楊路同時調往中科院成都數理科學研究室，次年同時晉升中科院研究員，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時，他們轉入機器證明的新領域。
張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吳文俊先生提出幾何定理機器證明新方法的論文，受到啟發，開始了在這個領域的探索。他特別關注吳文俊的成果之後有待突破的難題——如何讓機器生成易於理解和檢驗的證明的問題。
經過反覆思考和論證，終於在1992年取得了突破，他提出了幾何定理機器證明的消點法，後來，楊路將消點法用於非歐幾何，出版了英文專著。
國際同行評價這一成果是計算機解決幾何問題發展之路上的里程碑。1995年，張景中因這一成就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張景中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說：我對自己一生的工作最看重的，不是獲獎當院士那些，而是從新疆就開始思考的教育數學，數學教育是國際上多年無解的難題，我發現關鍵是數學本身需要簡化整頓，即為了教育，要改造數學，把數學變容易。
為了普及數學，張景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寫了幾部數學科普書籍，《數學家的眼光》《數學傳奇》《數學與哲學》《教育數學叢書》，集科學性、趣味性於一身，備受讀者喜愛。榮獲中國圖書獎等多種獎勵。因為對科普的投入和貢獻，他曾擔任中國科普協會理事長。
與張景中合作半個世紀的楊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與張景中合作無間，而又各有所成。他是中科院知識創新專案“不等式自動推理及其在高技術領域的應用”首席科學家，他所創的“多項式完全判別系統”被行內專家認為是“解決了實代數的基本問題”，他的研究成果曾榮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他曾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張景中和楊路這一對甘苦與共的數學雙璧，前半生投身於民主，後半生獻身於科學。
在張景中和楊路還在困境中煎熬的1975年，他們的同學王選已經受命出山，作為技術總負責人，領導中國計算機漢字雷射照排系統的研製工作。
在這之前的十幾年，從研製“紅旗機”開始，王選以長期患病之身，始終堅持計算機硬體與軟體的研究探討，即使在養病期間，他也堅持英語閱讀和聽力的訓練，這使他的英語水平迅速提高。在後來的研究中，他養成了每做一個專案先要了解國外現狀的習慣。
積跬步以致千里，1979年7月27日，經與協作單位共同努力，王選主持研製成功漢字精密系統的主體工程，從雷射照排機上輸出一張八開報紙底片。1980年9月15日，王選團隊用雷射照排系統成功排出了第一本樣書，這一研究成果引發了我國出版印刷業“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技術革命，王選被譽為“現代畢昇”。
為了推廣這一技術，王選致力於成果的商品化工作。1988年後，王選作為北大方正集團的主要開創者和技術決策人，倡導技術與市場的結合，闖出了一條產學研一體化的成功之路。1991年，王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上世紀90年代，是數54級同學人生豐收的季節。1991年，當年的天才學生之一、北大數學系教授張恭慶因數學基礎理論和應用方面的重要成就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1993年，在中科院軟體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周巢塵因計算機科學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當選中科院院士。
1995年，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胡文瑞因微重力流體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當選中科院院士。同年，朱建士因長期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為中國“兩彈”的突破做出重要貢獻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跨世紀後的2001年，在航天研究領域工作的劉寶鏞因在導彈總體設計工作中的重要貢獻當選中科院院士。
當年高手雲集的數54級，高開高走，出了七位院士，兩位兩彈一星和宇宙飛船的總設計師。著名教授和研究員則不計其數。
如果回溯眾多數54學生崎嶇的人生之旅，就能夠了解這些榮耀的標籤遠不足以彰顯他們在漫長的跋涉中堅忍無畏的氣概和壯志未酬的辛酸。不能以世俗的成敗論英雄，對數54人尤其如此。
在苦難與輝煌之間，有多少雄鷹折翼，龍行淺水。
很多從57年開始，就遭受人生重創的數54人，儘管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盡了最大努力，發憤圖強，鍥而不捨，但仍沒有達到他們應該達到的人生高度，他們的才華被時代摧折，但他們絲毫無愧於這個時代，無愧於母校北京大學。
上世紀九十年代，經歷了人生風雨，在各自的崗位上奉獻了所有心血和智慧的數54同學們開始面臨退休。忙碌奔波的時光過去，他們開始檢視過往，回顧歷史。
最先寫出回憶文章的是1957年最為活躍，之後也為之付出最大代價的陳奉孝，他的文章寫於1998年5月19日，“5·19運動”41週年之際。他說：今年去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許多同學都勸我寫一寫當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的那一段歷史。
說實在話，我本不想寫，二十多年的監獄勞改生活，各種各樣的刑罰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經受過，人們常說“九死一生”，而我卻早已超過了這個數字，我是真正死裡逃生僥倖活著出來的，對於過去的傷痛，我寧可忘卻。可是大家都勸我說，你應該寫，因為你是那場運動的核心人物，掌握瞭解的情況比較多，你如果不寫，隨著我們大家年事已高，將來想寫恐怕也寫不成了，這段歷史恐怕就要被湮沒。
因此我寫下了下面這段史料。這篇題目為《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的文章，刊載於季羨林主編的《沒有情節的故事》，2001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其實，1957年的風暴及其後來所經歷的一切在數54很多人心中都是刻骨銘心的記憶。反右之後的右派處理中，數位同學身陷囹圄，多位同學提前結束了學生生活，被趕往工廠、農村接受強迫性的勞動改造。
在畢業前全系大會上，右派學生被命令站到臺上亮相。系主任段學復先生望著臺上一排排青春稚氣的面孔，不盡潸然淚下。
那些離開學校被勞改、勞教、勞動考察的學生所受的苦難自不待言，留在學校的右派學生也是度日如年。1957年以後，北大的大環境急劇左轉，右派被作為階級敵人看待，對右派學生的歧視和欺辱成為順利成章的事情。這種歧視在數學系尤其嚴重。
段學復先生在右派學生上臺時落淚的態度受到嚴厲批判，有大字報指責段先生竟如此同情右派，立場站到哪裡去了？從此，系領導不敢再表現出對右派學生的憐憫。
右派學生不能參加任何娛樂活動，數54級右派潘軺湘回憶：當年各國大使館經常在北大搞些宣傳活動，有一次羅馬尼亞大使館在校辦公樓禮堂放映電影，隨便入場。我不知趣就去了，剛坐下不久，就被一位同班黨員同學發現了，出於對異類的憤恨，他立刻穿過人群，義正詞嚴地向我指出，我這類人是不宜在此出現的，我當然就灰溜溜地離開了禮堂。
而學校裡有任何勞動，都會派右派去幹，還有掃廁所、打掃衛生之類的雜活，也常是右派的差事。右派需要定期寫思想彙報，向聯絡人檢查自己對右派罪行的認識。在數學系，右派學生完全被排除在集體之外，任何集體活動，他們都是沒有資格參加的，而其他系，並不盡然如此。
這種嚴重的身份歧視與凌辱，加上反右期間及其後對右派上綱上線、強加各種罪名的荒誕批判，不可能不在右派同學心中留下痛楚和傷痕，也必然嚴重傷害到同學之間本來單純的關係。
數54級各種身份的同學，在回顧往事的時候，難免五味雜陳。數十年後歷史被顛倒過來，右派同學從被眾人唾棄的賤民，成為苦難深重的受害者。昔日曾極端對立的左右雙方，該如何面對彼此，諸多高智商的數54同學，對這個問題也多少感到為難。
據當年的學生幹部武際可回憶：首先釋放出善意訊號的是張景中和楊路。“我們聽到張景中和楊路提出建議說願意聚會，非常高興。他們提出來，我們當然要組織啊！”於是在1988年，畢業三十週年之際，數54級有了第一次聚會。
曾經被人為製造的敵意割裂的同學們很多年後第一次相見，難免還有些尷尬和生分。但組織者精心的安排試圖彌合這種裂痕。右派學生孫傳儀回憶：1988年的校友聚會規模較大，聚會中雖未有人口頭表達歉意，但畢竟都是高智商的人，是非觀念並不糊塗，同學們的誠意體現在我的待遇上，如報銷我赴京的來回路費，將我定為我們班的聚會召集人，幾位同學先後為我聯絡京中的工作等。
其後的1994年（入學四十週年）、1998年（校慶一百週年）、2004年（入學五十週年）、2014年（入學六十週年），數54級先後組織了四次大型聚會，其間還有數次小型聚會。
聚會中有交流、有溝通、有道歉，也有意在不言中的默默傳遞。我聽說一些經歷過反右等政治運動的集體，在後來聚會時，為了避免不愉快，會提前約定不談敏感話題，而數54的同學們從沒有這個禁忌。在這樣的交流互動中，更多地瞭解和理解了彼此。
在瞭解了右派同學經受了20年的非人折磨之後，很多同學都深感同情和歉疚。一個共同的感受是：當年真沒有想到右派的命運會那麼慘！一些右派同學也認為：當時並沒有想到會有二十年的受難，如果知道這樣的結果，學生幹部和同學們應該也會手下留情的。
不同身份的同學對過往都有真誠的回顧和深入的反思，在此基礎上，數54級在2005年編輯出版了《五十年情懷》——數力系54級入學五十週年紀念冊，又於2014年編輯出版了54級入學60週年紀念文集《六十年情懷》和《六十年情懷續集》。三本書都沒有正式出版，是基於要使所有人的文章都以原貌呈現，不刪改一個字。
因為做校史研究的需要，我收集閱覽了幾乎所有北大不同系級的回憶文集，在這些正式與非正式的出版物中，數54級的三本書最能夠真實而不加掩飾地直面歷史。
在回顧和反思中，數54級昔日的學生幹部和積極分子的表現可圈可點。當年的54級數學專業黨支部書記陳良焜寫了一萬七千字的長文《所憶所思話反右——回憶數學與計算數學專業54級“反右”運動》，詳細記述了他所經歷的54級數學專業反右運動的背景、重要事件的發生和處理、當時對重點人物的態度等重要史實，文中揭示了一些不為人知的背景情況，也如實袒露了當時一些極左做法的前因後果，有真誠的反思，也有至今仍不能得出更妥帖答案的惘然和無奈。
儘管數54的右派同學們對陳良焜的文章並不全然認可，但在筆者接觸到的北大反右親歷者當中，還沒有哪一位運動主持者寫出如此詳實而又相對客觀的回憶，陳文的記述對北大反右歷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是極其珍貴的。作者如果沒有對歷史的責任感和真誠反思，很難想象能在六十年後留下這樣的歷史記錄。
數54級當年的學生黨員武際可曾兩次接受筆者的採訪，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回憶，他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表示對自己當年做了傷害同學的事深懷負疚感，並多次表示道歉。他是幾次全年級聚會的主要組織者和三本文集的主要編者之一，筆者能夠由衷感受到他為彌合曆史造成的裂痕，重新凝聚這個集體而付出的真誠努力。
數54級還有一些學生幹部為自己當年對同學的傷害道歉，筆者瞭解到的有：黨員陸玉英、幾位班級團支部書記葉其孝、高如瑛、周煒。
右派學生們的回顧和反思更是動人心魄，發人深省。
陳奉孝發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一文後，又寫出了長篇回憶錄《夢斷未名湖》，這本書主要著墨於他身陷囹圄20年的遭遇以及平反改正的經過。他的經歷在數54級以及北大全校學生右派中堪稱慘烈，但在全國55萬右派分子中並不罕見，這本令人不忍卒讀的回憶為北大右派以及整個國家右派的研究留下了珍貴資料。
繼陳奉孝之後，於劭也寫下了十萬餘字的反右運動回憶錄，在數54級數十名右派學生中，於劭是一個非典型右派。他與數54很多學生一樣思想活躍，曾是1956年給報社寫信建議改革政治課教學的八名學生之一。
但在57年鳴放中，他並不很贊成陳奉孝、張景中等同學的激進觀點，他真實記錄了當年自己既反左也拒右，跟同學洪允楣一起，試圖走中間路線，最終又誤打誤撞落入右派陣營的過程，凸顯了右派學生的多重性以及反右運動的荒誕殘酷。
從右派學生的回憶中，很難看到二十年的思想改造對他們有多少影響，數54的右派中，沒有人認為當年的“右”是錯謬的，相反卻有同學反思自己也曾經極左，比如在自己當右派之前，曾批判過其他右派同學。
更有人說：我當年的思想其實不能算是右派，經過這些年的改造，成了真正的右派了。在他們回溯過往時也會有不同的意味，有些人較之當年多了一些理性，張景中以數學家的思考感言：我對很多事情是做了一些思考的，也看了一些書，慢慢地就明白了：這個公理系統是什麼？一個社會是按照什麼原則來運轉的？如果你觸犯了這個原則的話，你很可能是要倒黴的。
我還想，我不可能改變整個國家已經形成的公理系統，那就必須找到適應這個公理系統的方法。而有些人則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當年的激情，自稱為“怙惡不悛”。
提及自己為1957年的行動付出的巨大代價，大多數人都無悔於當年的選擇。楊路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被問到經歷了二十年勞改是否代價太過慘重，他的回答一語千鈞：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這一代人能做的已經做了。
其實，像任何群體中的左、中、右一樣，數54級同學對歷史、對現實的看法仍有很多差異，但是，在無數次的溝通、交流、反思、碰撞中，他們尋找到了最大公約數，從對立走向融合，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一笑泯恩仇，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君子風度。有些歷史的傷痛恐永遠無法平復，但這傷痛沒有轉化為戾氣。
如今，他們建立的同學微信群，氣氛融洽，沒有互撕，沒有人惡語相向。數54級四班的潘軺湘學長告訴筆者：我們小班每月15日都要影片見見面，聊聊天。這耄耋之年的同學情誼令筆者感動和豔羨。
經歷了七十年風雨的數54級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筆者接觸到的五十年代數十個北大校友集體中，沒有哪個集體像他們一樣高手雲集而又飽經苦難，沒有哪個集體能像他們一樣直面歷史，重尋道義，保持了超越時空，涵容左右的可貴凝聚力！
與54級同學情誼深厚又曾在57年同時蒙難的數學系助教程慶民說：“五四級”在整個北大和數學力學系都是極具才華而又飽經苦難的一屆學生。在我的一生中，“五四”是恆星。
數54級，無疑是燕園璀璨星空中最亮的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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