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龔克
（法學博士、旅法媒體人）
2024年堪稱是法國第五共和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動盪之年”：一年間四屆政府如走馬燈般穿梭，並創下了六十多年來首次有政府被議會推翻的紀錄。到了2025年開年，法國政壇仍然保持著“餘波盪漾”的緊繃勢頭。1月16日，新總理貝魯（François Bayrou）再度面對極左派發動的不信任案。但這一次的動議遭遇大面積冷場，僅收穫了131票，貝魯政府輕鬆過關。
這種局面丕變的原因，顯而易見的是左翼聯盟裂痕前所未有地公開化：在漫長的爭吵之後，社會黨這一次不再追隨極左派“不屈的法蘭西”，拒絕投票支援不信任案。社會黨此次邁出的一小步，可能標誌著政治格局上的重大變化：馬克龍派期待已久的左翼聯盟分化解體，或許有希望變成現實。
即便如此，一個簡單的算術題不難解答：假定社會黨這次仍然追隨極左派，將其擁有的66個議席全部押進去，不信任案仍然毫無成功的希望，因為沒有極右派國民聯盟的加入，距離過半數的289票遙不可及。換句話說，在二者都無意倒閣的情況下，更大的“造王者”仍然是國民聯盟，而不是社會黨。極右派眼下無意出手，不是出於對貝魯政府的善意，而是在耐心地等待下一次更加合適的發難機會。
和這種富於心機、講求策略的新型極右派形成對照的，是原“國民陣線”創辦人讓-馬利·勒龐（Jean-Marie Le Pen）於1月7日去世，終年96歲。這位以無所顧忌的反猶、反移民、親納粹言論著稱的老派人物的離去，終於為一箇舊時代降下了帷幕。
無論是法國域內還是域外，對於許多人來說，“勒龐”這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極右”的代名詞，二者甚至可以直接畫上等號。從父親到女兒，這半個世紀以來的法國極右派運動，呈現出鮮明的家族政治特徵。儘管近年來不乏其他小黨偶露崢嶸，但從老勒龐參與開創的“國民陣線”（FN），到經瑪琳娜·勒龐之手重塑的“國民聯盟”（RN），始終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極右派力量的一個標誌性存在。
法國《世界報》的社論蓋棺定論稱：老勒龐是一個“走在時代之前的特朗普式人物”，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感知，並且肆無忌憚地利用了全球化時代困擾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恐懼——移民、不安全感和階層滑落的焦慮。而就在這個“走在時代之前的特朗普式人物”辭世兩週後，正牌的特朗普2.0版本強勢歸來，成為近年來全球範圍內保守右翼和極右翼浪潮中最為強勁的一股。
老勒龐的死訊傳出後，在極左翼政黨的號召下，數百人當晚聚集到巴黎的共和廣場舉辦“開胃酒會”，開香檳慶祝“骯髒的種族主義者死了！”這種“在屍體上跳舞”的做法是否妥當，在政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爭議。不過，這些情緒歡快的反對者們，不經意間共同促成了一場“熄燈秀”，他們慶祝了一個時代的落幕，卻未必準備好面對另一個“漁陽鼙鼓動地來”的新時代。
從失怙少年到議會新秀
讓-馬利·勒龐1928年生於法國西部布列塔尼地區的小城濱海拉特里尼泰（La Trinité-sur-Mer）。二戰期間，他的父親在捕魚作業中因水雷爆炸而喪生，當時年僅14歲的勒龐因此成為“國家撫養兒童”（Pupille de Nation）。這是法國一項歷史悠久的撫卹措施：父母（或之一）因戰爭、恐怖襲擊、履行公職而犧牲後，其不滿21歲的子女可以享受就學、就業和稅務上的諸多優惠。順便一提的是，2024年內閣走馬燈式輪換中的一位前總理博爾內（Élisabeth Borne），也同樣因為少年失怙，曾是“國家撫養兒童”群體中的一員。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法國國民議會投票表決透過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勒龐發表講話。
和埋頭刻苦學習、最終進入精英學校且立場左傾的博爾內不同，青少年時代的勒龐已經顯示出某種桀驁不馴的性格，在中學時代兩次因為違紀而被開除，1944年曾申請加入抵抗組織，但因為年齡太小而被拒絕。1948年，勒龐進入巴黎大學法學院，併成為學生工會的領導人，同時和極右翼運動“法蘭西行動”保持密切關係。
大學畢業後，勒龐心願得償，正式入伍，1954年參加了印度支那戰爭，1956年又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在後一場戰爭中，勒龐被指曾參與實施酷刑，虐待被捕的阿爾及利亞人以便獲取情報，這成了勒龐軍旅生涯中的一大公案和汙點。多名受害人、證人和歷史學者都指認勒龐曾經參與實施酷刑。而他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含糊其辭，一方面承認軍隊中存在酷刑，但堅稱他本人不曾實施，同時對相關指證提出誹謗訴訟，另一方面又曾親口對媒體聲稱“我是在隊長的命令下這麼做的（指實施酷刑）”。時至今日，從自身表態、證人證言到相關判決都顯示出，勒龐極有可能參與了酷刑逼供，但鑑於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這種行為屢見不鮮，同時又牽涉到聚訟紛紜的戰爭倫理問題，並沒有法律檔案一錘定音地釐清勒龐在酷刑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承擔的責任。
雖然虐囚指控從1960年代直到2000年代一直困擾著勒龐，但在1950年代卻並非如此，戰爭塑造出的戰士形象在當時成了他參與政治生活的推力。從印度支那歸來後，勒龐加入了當時興盛一時的“普雅德運動”。這是一個由小店主皮埃爾·普雅德（Pierre Poujade）發起、主要維護小商人和工匠利益的草根運動，最初以反對稅制為宗旨，但隨後逐漸凸顯出反議會、反體制、反精英、反猶的民粹主義色彩。在1956年的議會選舉中，普雅德派獲得240萬張選票，斬獲52個議會席位，成為第四共和末期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憑藉這股東風，時年27歲的勒龐成功當選，成為當時國民議會最年輕的議員之一，並以在任議員身份向議會告假，前往阿爾及利亞服役，儼然是“文武雙全”的典範。
然而，勒龐與普雅德的關係不久便宣告破裂，他被排斥在這場政治運動之外，並且脫離了普雅德派議會黨團。但普雅德運動“興也勃焉、亡也忽焉”，聲勢很快就一落千丈。勒龐卻在1958年第五共和成立之際贏得了議員連任。這一時期的勒龐屬於“獨立經營者和農民全國中心”（CNIP）陣營，該黨當時被視為“非戴高樂主義右派”，尚不能被簡單歸類為“極右”。
1962年，勒龐在議會改選中失敗，丟掉了議員席位。隨後他一步步向極右方向邁進，先是加入極右翼律師蒂西埃-維尼昂庫爾（Tixier-Vignancour）的競選團隊，成為後者在1965年總統大選中的選戰操盤手，幫助後者在首輪投票中排名第四，但後來又與其決裂，因為後者呼籲選民在次輪投票中支援社會黨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這次失敗嘗試後，勒龐暫時退出政治生活，混跡於出版業和報界。
鳩佔鵲巢 “創立”國民陣線
1972年，一個具有新法西斯色彩的極右派組織“新秩序”（Ordre nouveau）為了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考慮，試圖將各個極右派小團體聯合起來，組建一個新政黨。同年10月5日，在一次小型閉門會議上，“法國統一國民陣線”（FNUF）正式誕生，隨後以“國民陣線”的名稱為人所熟知。
回顧國民陣線的創立，外界往往以為是勒龐一手締造的產物（或者含糊地稱之為“聯合創始人”）。但實際上，真正的推動力量是極右派組織“新秩序”，而後者最初鐘意的主席人選也不是勒龐，只是因為其他人選退出，“新秩序”又看中勒龐此前有選戰經驗，在政界已小有名氣，而且比其他人選看上去更加溫和，才最終選擇了他作為主席。換句話說，國民陣線原本是為了選舉而臨時聚合的產物，勒龐之所以一躍成為這個小黨的領袖，不是因為他有創立之功，而是因為背後的力量“新秩序”需要一個“門面”和“經理人”，以便爭取選舉的勝利。
當地時間2002年4月21日，法國巴黎郊區聖克勞德，國民陣線總部，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及總統候選人讓-瑪麗·勒龐參與競選活動。
在1973年的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並沒有取得“新秩序”和勒龐期待中的成功，在全國範圍內得票率只有1.3%，但這支新興邊緣勢力由此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恰恰在此時，作為幕後推手的“新秩序”遭受到重大打擊：由於該團體在巴黎舉行集會期間引發了極左翼反對者和警方的暴力衝突，導致“新秩序”及其對手“共產主義者聯盟”（Ligue communiste）雙雙被政府下令取締。而既然國民陣線已經成立，那麼在“新秩序”看來，以“金蟬脫殼”之計儲存有生力量，便是順理成章之事，沒想到此時卻遭到勒龐的阻撓，他安排自己的人馬卡住了黨內關鍵位置，並控制了政局。就此，這個原本被“董事會”請來臨時救場的“經理人”，抓住機會成功上位，將國民陣線變成了屬於自己的私產。
在這出“鳩佔鵲巢”的戲碼之後，勒龐仍然不得不面對同類極右小黨的競爭（例如“新秩序”人馬隨後成立的“新力量黨”），國民陣線在當時也並沒有佔據明顯優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勒龐首次參加總統競選，開啟了他一生中五次衝擊愛麗捨宮大戲中的第一次，雖然僅獲得0.75%的選票，在外界看來儼然是個笑話，但對於當時的極右派生態來說，能夠出馬角逐總統大位（哪怕作為笑柄）的勒龐，顯然已經比其他人高出了一個身位。
不過，雄心勃勃的勒龐很快就再次遇到挫折，在1981年的總統大選中，他甚至都沒能達到門檻條件——獲得500個民意代表的保薦簽名，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社會黨人密特朗入主愛麗捨宮。而同年的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也僅僅獲得0.17%的選票，泡沫化的命運似乎難以避免。
在這一時期，勒龐個人生活中一個極具香豔色彩的軼事值得一提：勒龐1960年和首任妻子拉蘭訥（Pierrete Lalanne）結婚，後者為他生下三個女兒（其中包括後來繼承衣缽的瑪琳娜·勒龐），但隨後二人感情失和，拉蘭訥不僅提出離婚，而且在1984年和給勒龐寫傳記的記者馬斯里（Jean Marcilly）“私奔”。隨後，勒龐夫妻二人圍繞離婚爭端，在媒體上相互攻訐，為公眾演足了八卦戲碼。其中最狗血的一齣，是拉蘭訥向勒龐索要贍養費，勒龐則在《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抱怨稱，“如果她需要錢，只要做點家務就好”，結果在1987年，當時已經年過五旬的拉蘭訥，為《花花公子》拍攝了一組衣著暴露“做家務”的照片，作為挑釁性的回擊，故意令丈夫難堪。以至於日後當勒龐再度競選總統時，很多選民對他最直觀的印象是——“老婆上過《花花公子》拍裸照”。
時代變遷中的機遇和危機
儘管個人生活一度淪為公眾笑談，但進入1980年代後，勒龐和國民陣線的確迎來了新的機遇。二戰結束後的“輝煌三十年”因為1973年“石油危機”而落幕，而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外國勞工大量湧入，積累下來的社會緊張關係隨著經濟下行開始凸顯。而社會黨上臺帶來的左派衝擊波消散之後，社會情緒也開始向右反彈。在1983年的市鎮選舉和198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都有不俗表現；在1986年的議會選舉中，該黨不僅首次進入議會，而且一舉獲得了32個議席，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1988年，勒龐第二次衝擊總統大選，憑藉毫不掩飾的反移民言論（此前一年，他還首次發表了最具爭議的“毒氣室只是二戰歷史上的一個細節”言論），在首輪投票中斬獲了14.39%的得票率，排名第四，相比首次參選時的0.75%，得票率已經暴漲了近二十倍。
這種勢頭延續到1990年代，在1995年的總統大選中，勒龐繼續鞏固了自己的“老四”位置，而且得票率（15%）比上屆又有小幅增加。1998年的大區選舉中，雖然國民陣線無緣任何一個大區主席職務，但它在部分選區裡或明或暗地支援中右派的人選，不僅在後者陣營內部激起爭論，同時也抬升了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然而，在節節上升的勢頭背後，國民陣線面臨著創立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二號人物梅格雷（Bruno Mégret）試圖走一條能和傳統右派“合作”的溫和路線，但勒龐對此並不認同，路線之爭愈演愈烈。在針對199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籌備過程中，勒龐本人因為被司法判決暫時取消了被選舉權，卻寧可授權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來領銜參選，也不願交棒給梅格雷，並在徹底撕破臉後解除了後者的總幹事職務。1999年1月，梅格雷率領自己的人馬召開大會，宣稱建立“國民陣線-國民運動”（FN-MN），試圖上演翻版的“鳩佔鵲巢”。隨後，雙方為了“國民陣線”這塊金字招牌對簿公堂，最終勒龐取得了勝利，而梅格雷將自己的新黨更名為“共和國民運動”（MNR）。
梅格雷（Bruno Mégret）
這次分裂導致國民陣線元氣大傷，骨幹力量中多數追隨梅格雷而去。但事實證明，沒有搶到這塊金字招牌的造反分子，很快失去了自己的魔力。在1999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的得票率雖然不如以往，但越過了進入議會的門檻線（5%），“共和國民運動”卻未能越過，兩黨的命運走向已經註定。而在三年後的2002年總統大選中，則是勒龐眾所周知的歷史性突破：他以16.86%的得票率，力壓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殺進了總統大選第二輪。相比之下，僅僅獲得2.34%的梅格雷，則徹底喪失了在極右陣營內部爭雄的資格。
2002年總統大選成了勒龐和國民陣線的高光時刻，但此後卻很快陷入低谷，在2007年總統大選中，雄心勃勃的勒龐首輪得票率大幅下挫，跌回到“老四”的位置。同期的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的人選幾乎在首輪就全軍覆沒（瑪琳娜·勒龐成為唯一一個堅持到第二輪投票才被擊敗的候選人），2008年的市鎮選舉也毫無起色，導致該黨陷入了財政危機，負債累累，甚至不得不變賣總部大樓來籌款。面對這種局面，黨內多名實力派人物萌生異志，打算另立山頭，國民陣線再次走到分裂邊緣。
“政治弒父”
在五次大選和60年起起伏伏之後，勒龐的政治動能已經逐漸衰竭。2011年，國民聯盟在圖爾召開大會，瑪琳娜·勒龐擊敗競爭對手，接任國民陣線主席，老勒龐“退居二線”成為名譽主席，這個老牌極右政黨，一隻腳邁進了“新時代”。
瑪琳娜·勒龐接任黨主席後，開始大張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新政”，試圖清除老勒龐時代的反猶主義、歷史否定主義（尤其為納粹聲辯）的痕跡，在社會公眾的心目中“去妖魔化”，讓國民陣線變成一個“正常”政黨。以選舉為衡量指標來看，這套策略取得了明顯效果：在2012年總統大選中，瑪琳娜·勒龐獲得17.9%的選票，排名第三，雖然沒能複製父親在2002年的成功，但得票率甚至還要高於父親當年。同年的議會選舉中，國民陣線有60多名候選人闖入第二輪投票，雖然最終只有兩人成功當選（其中一人是瑪琳娜·勒龐的外甥女、老勒龐的外孫女瑪麗昂·馬雷夏爾），但相比上屆議會選舉中被“剃光頭”的敗績，這次迴歸的象徵意義仍然不可小覷。兩年之後，國民陣線在參議院選舉中首次實現突破，擁有了兩個席位，進一步鞏固了全方位的政治存在。
但之所以說國民陣線只有“一隻腳”踏入了“新時代”，是因為2011年之後的國民陣線，處於某種尷尬的“雙頭政治”格局。一方面，女兒大力推行“去妖魔化”新政，另一方面，“退居二線”的父親卻頻頻放炮，繼續發表各種反猶、種族歧視和否定大屠殺的出格言論，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新政效果，並且和黨內以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為代表、力圖推動國民聯盟轉型的少壯派關係緊張。
將這種緊張關係推向高潮的一個最具象徵意義的場景，發生在2015年的“五一”集會上，當瑪琳娜·勒龐正準備發言時，穿著鮮豔紅色風衣的老勒龐突然上臺，像勝利者一樣張開雙臂，接受在場聽眾的歡呼，留給女兒滿臉的驚愕和尷尬。八旬老父的這次“搶風頭”行為，讓女兒忍無可忍。她事後促使領導層透過決議，中止了老勒龐的黨員資格，並試圖剝奪此前授予他的名譽主席，但老勒龐透過法律訴訟保住了這一尊號。
2017年，在經歷了又一次內部分裂、原二號人物菲利波脫黨出走之後，瑪琳娜·勒龐整飭黨務，一方面修改章程、取消了名譽主席稱號，清除了老勒龐賴以發揮影響的最後一個抓手，甚至拒絕他進入黨部大樓；另一方面將該黨更名為“國民聯盟”，以進一步消除數十年來“國民陣線”這個名稱給公眾留下的負面定見。由此，女兒終於完成了一場“政治弒父”，這個老牌極右派政黨改換招牌，完全進入了“瑪琳娜時代”。
當地時間2011年1月6日，法國南泰爾，讓·瑪麗·勒龐在“國民陣線”黨總部最後一次發表新年祝詞，女兒瑪麗娜·勒龐出席。
在生命的最後七八年間，老勒龐基本上已經喪失了政治影響力，只剩下同女兒反目後追討借款，以及當年擔任歐洲議會議員期間違規使用經費遭到追訴這種“拖棚歹戲”偶爾引起媒體的注意，大部分時間裡，他住在巴黎西北郊區的別墅，由他最喜歡的幾條純種杜賓犬陪伴度日——“我是種族主義者，我喜歡純種狗”，他曾這樣直言不諱地對媒體表示。
一些媒體在給老勒龐蓋棺定論時，稱之為“法國極右派之父”，這種說法在嚴格意義上當然不正確，自從法國革命為現代政治引入“左-右”之分以來，極右派在法國政治光譜中從未中斷過：從大革命期間忠於極端君權的所謂“黑黨”，到波旁王朝復辟後極端君權派一度甚囂塵上，再到“德雷福斯事件”催生的“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çaise），乃至二戰期間的貝當政權，和它的極左翼映象一樣，極右翼思潮和人物不絕如縷，而勒龐只是這個悠久傳統中的一環。
不過，如果把語境限定在“當代法國極右派”，那麼這個“之父”也有其道理所在。一方面，從第一代的老勒龐到第二代的瑪琳娜·勒龐，再到第三代的瑪麗昂·馬雷夏爾，法國當代極右派的變遷呈現出明顯的家族政治特徵，而老勒龐無疑是這個政治大家族的族長。哪怕對於曾經親手“政治弒父”的瑪琳娜·勒龐來說，即便有種種不堪過往，人倫之悲仍在所難免。在從海外省馬約特返回法國的飛機上，得知父親去世的訊息，瑪琳娜·勒龐情難自抑，以手掩面痛哭（這一幕被《巴黎競賽畫報》搶先曝光，結果引發了極右陣營的憤怒，在壓力之下，該報被迫撤回了照片）。
另一方面，數十年來，法國極右翼從邊緣一步步走到中心，其中固然有社會經濟變遷的大勢所趨，但老勒龐作為傳承性人物，上承“法蘭西行動”和普雅德主義，下啟如今極右派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儘管從政治上說，老勒龐從被女兒驅逐那天就已經“死”了，如今這場生理性死亡更像是極右政治家族中終於清除了一個過時的殘餘符號，老勒龐的一頁最終完全翻過，但極右派的興盛局面卻承襲了下來，而且可能會維持很久。他“淨身出戶”，卻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
極右的“美麗新世界”
一個不管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領袖，在掌權多年之後，都難免老朽而昏聵，這種政治上的“弒父”於是反而成了不可或缺的蛻變契機。不難想象，如果時至今日國民陣線還是由老勒龐掌舵，堅持他的“挑釁”路線和反猶、親納粹的說辭，恐怕很難與時俱進地發展到今天的程度。
在老勒龐身後，2020年代的歐美極右翼興盛景象，恐怕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生前的想象力。就在他去世後兩週，特朗普重返白宮，並且讓幾乎整個共和黨和眾多矽谷精英都匍匐在腳下。在歐洲，極右翼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登堂入室、躋身主流：在義大利，梅洛尼政府不僅完全站穩腳跟，而且在特朗普上臺後作為最親美的歐洲大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在奧地利，中間派政黨無法達成協議，將組閣大權拱手讓給了極右派自由黨；在德國，“紅綠燈聯盟”宣告瓦解，雖然民調顯示傳統右派聯盟黨大機率重掌政權，但極右派選擇黨高居次席，加上馬斯克不遺餘力的助攻，未來將獲得更大話語權；在荷蘭，老牌極右派分子維爾德斯率領的自由黨在大選中獲勝；在瑞典，民主黨雖然不參與政府，但構成了舉足輕重的支援力量；在芬蘭，芬蘭人黨以微弱劣勢屈居議會第二大黨；在匈牙利，崇尚“非自由民主”的歐爾班連續出任四屆總理，牢牢把持大權，和斯洛伐克的菲佐（其本人雖然出身中左派，但具有民粹傾向，並同極右派結盟）一同構成了歐盟內部的親俄“特洛伊木馬”；在喬治亞，親俄執政黨擁戴一個足球運動員出身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擠掉親歐派總統……
此外，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各國極右派此前摩拳擦掌準備超越中左派、衝擊第二大黨團的地位，雖然未能如願以償，但仍然不乏收穫，在法國、義大利和奧地利都拔得頭籌。尤其在法國，國民聯盟的勝利導致總統馬克龍決定解散國民議會、提前選舉，試圖遏制極右派勢頭，但這一輕率決定事與願違，製造了更大的不穩定性，使得左右兩個極端在議會的比重進一步上升，直接導致了下半年的政壇動盪和年末的倒閣，並間接導致歐盟在內憂外困之際，作為核心驅動力的法德兩國幾乎同時陷於熄火狀態。
雖然各個政治派別都必然面對權柄競爭和代際更替的問題，有時甚至以不乏權謀色彩的激烈方式表現出來，但從老勒龐和國民陣線的發展歷程來看，“內鬥”似乎成了法國極右派歷史中的一個恆久主題：從普雅德和勒龐的分裂，勒龐與“新秩序”的爭鬥，勒龐和梅格雷的內訌，到勒龐父女反目成仇，以及隨後瑪琳娜·勒龐與菲利波的決裂、和自己的外甥女瑪麗昂·馬雷夏爾分道揚鑣，以及和另一個極右派競爭者澤穆爾（Eric Zemmour）的敵對，甚至她和國民聯盟下一代接班人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的關係，也時常傳出微妙音符……似乎極右派大佬們總是難以精誠團結、去完成一項（哪怕是他們自己眼中的）偉大事業。邊緣政治力量的這種內鬥，彷彿狼群的內部競爭，既展現出殘酷的一面，又保持著主流政黨所罕有的鬥志和戰力。
而在美國，情況亦不乏相似之處，甚至在特朗普還沒有正式上臺之前，班農和馬斯克的關係就已經勢同水火，而且特朗普同馬斯克的關係能維持多久，也是各方觀察人士密切注意的焦點。
然而，和變動不居的人際關係相比，今天這個極右派面臨的“美麗新世界”真正令人悲觀的一點是，極右勢力已經不是當年老勒龐那種“窮小子闖江湖”、靠挑釁言論搏上位的路數。它不僅在經濟上積聚了資源，更獲得了媒體-科技巨頭的加持。這就意味著，未來雖然仍會有起落，但恐怕很難會出現老勒龐時期國民陣線那種一朝聲勢浩大、一夕議席清零的劇烈震盪，即便移民危機緩解、經濟形勢好轉，極右派仍然會成為一股穩定的常駐勢力。
在老勒龐時期，國民陣線的財務經常面臨捉襟見肘的窘境，這也是為什麼幾乎法國左中右各黨都被曝出在本國議會或者歐洲議會透過虛報議員助理職位“吃空餉”，但極右派最嚴重的原因——不是因為當事人品行低劣，而是因為黨真的需要這筆錢。為了維持運作，國民聯盟還被曝光曾向俄資銀行借款、從而引發外界對其“通俄”的擔憂。如今的國民聯盟，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當年這些醜聞的後遺症，但財務狀況已經大為好轉，不僅還清了俄資銀行貸款，而且在議會站穩了腳跟，獲得了穩定的政府財政補助，更獲得了某些鉅富的青睞和援手。
近年來，法國媒體界、知識界和政界開始日益擔憂的一個問題是，以文森·博羅雷（Vincent Bolloré）為代表的超級富豪，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干涉媒體的運作，推動意識形態空間的極右化。
文森·博羅雷（Vincent Bolloré）
作為博羅雷集團的掌門人，文森·博羅雷40年來打造了一個橫跨運輸、物流、農業、媒體、通訊的龐大集團，積累了鉅額財富（如今他在法國富豪榜上以約100億歐元排名第13）。最近20多年來，他頻頻收購各式媒體平臺。如今，博羅雷集團擁有Canal+集團及旗下多個頻道（C8、Canal+、CNews、CStar等）、廣播電臺Europe 1和RFM、《星期日報》和《巴黎競賽畫報》、多份娛樂及財經雜誌、出版商 Editis等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傳媒帝國。但他接手的許多媒體，定位明顯右轉，許多批判性的調查節目被取消，代之以娛樂節目，並邀請右翼和極右翼人物（最典型的是澤穆爾）亮相、為其提供發聲筒，安插極右翼媒體人來主掌編輯部，解僱內部異己分子，並用法律訴訟讓外部批評者噤聲。與此同時，博羅雷還被媒體曝光在幕後積極促成極右派不同勢力之間的聯合，以及推動傳統右派向極右派靠攏。
儘管視聽監督機構時常針對相關節目中的不當言論祭出處罰，參議院也舉行聽證會並傳召博羅雷解釋，但現有措施的力度，完全無法觸及這位立場極端正統保守的億萬富翁的任何痛處。相比馬斯克收購推特後的改造，博羅雷對媒體的控制沒有那麼大的國際影響力，但手法卻異曲同工。法國媒體和機構可以退出X平臺以示抗議，卻很難逃脫博羅雷打造的極右色彩媒體帝國的陰影。
在美國，“特朗普-馬斯克”聯盟這種政商結合的弗蘭肯斯坦式怪胎，正將其能量向全球範圍內傾瀉，並可能激發起更多效仿之舉。不過無論是特朗普還是馬斯克，其不穩定的心智狀態都可能導致朝令夕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斯克前腳剛剛炮轟英國工黨政府，並宣佈要向極右翼的英國改革黨（Reform UK）注資一億美元，後腳就抨擊該黨創始人法拉吉（Nigel Farage）“德不配位”、必須走人。這一億美元究竟能不能如馬斯克所願，將工黨首相半途拉下馬來，還有待觀察。但幾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金錢的力量就像泥石流一樣，雖然不能永久性地改變地殼結構，但仍然能讓所經之處滿目瘡痍。
老勒龐去世的1月7日，正逢《查理週刊》2015年遭遇恐襲十週年紀念日，這種冥冥之中的巧合，彷彿兩條線索，貫穿起法國和歐美這十年、乃至更長時段的變遷歷程。在這場恐襲之後的第二年，剛剛登上權力寶座的特朗普曾聲稱，“法國已經不再是法國了”。如今，同樣的句式或許也可以說，“美國已經不再是美國了”。
而世界，也已經不再是那個“昨日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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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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