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四駕馬車”的制度在河內相當穩固，歷史上胡志明、長征、阮富仲、蘇林均曾短暫實現過“三位一體”，但都沒能做滿一屆。
以阮富仲為例，他在陳大光逝世後曾於2018年10月至2021年4月兼任越南國家元首（革新開放以來首次），又在換屆時將該職位交給阮春福。
再以蘇林為例，他2024年8月至10月間也曾同時擔任過越共一把手和越南國家元首，但只持續了兩個多月而已，更像是一種臨時性安排。
國際政治中，實權一把手不兼任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會帶來外交、法律等領域的一系列問題，比如：G20、APEC或國家間互訪等場合，假如越南派來的並不是主要話事人，對方會感到被怠慢，不願意花費太多時間精力到你身上。
那為何越南“四駕馬車”的政治傳統如此牢固，這種“弱王現象”又有何種淵源呢？
越南政治具有權力分散、鬥爭溫和的特點。
1945年，越共在北方宣佈獨立並建立政權，當時它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不具備獨立的能力，只能依靠蘇聯和中國的援助來維持。
軍事方面，越南人民軍是由中國顧問和教官一手組建訓練的。
1950年8月28日，經解放軍提供全套蘇式裝備與三個月整編訓練，越軍第一支正規主力師308師成立，這一天被定為越南人民軍的新建軍節。
由於強烈依賴外援，使得越共最初並未形成絕對的核心，胡志明與其說是領袖，不如說充當了一個對外聯絡、對內協調的角色。
長征、黎筍、范文同、武元甲等分別負責黨政軍的實際事務，權力只是象徵性的集中於胡志明。
如果要再向前追溯的話，十九世紀阮朝時期曾將越南全境分為北、中、南三圻，後來法國殖民者繼承了這一制度，並採取了三種不同的統治形式。
越南革命者則在南圻、中圻和北圻分別建立起自己的反抗組織，直到1930年胡志明將其合併為越共。
換言之，越共內部一開始就有南、北、中三支力量。
隨著時代變遷，越共內部不同派系逐漸形成了強調協商的政治傳統，越南歷史上經常出現“X人治國小組”的講法，比如：1969年胡志明逝世後，黎筍與長征、范文同一起組成三人治國小組；1986年黎筍逝世後，長征、范文同和黎德壽又再次組成臨時治國小組。
再考慮到越南軍隊、公安等系統的封閉程度較高，各自形成了堅固的利益共同體，使得不同系統之間進行協商成為常態。
有學者表示，越南所謂的協商民主，深層原因是高層政治人物和強勢部門傾向於擴張自身權力，在沒有絕對核心做約束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被動式妥協共治。
具有轉折意義的越共六大，1986年。越共歷史上有兩代軍功集團：第一代是1954年北越建國的那一代，第二代則是1975年南北越統一的那一代；1986年後又形成了革新開放一代新集團。
除“權力分散”外，“鬥爭溫和”也是越南政治的突出特點，二者某種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
長征在跟黎筍鬥爭失敗後，改任科學委員會主任。
阮晉勇跟阮富仲競爭失敗後，平穩退休。
近幾十年來，前胡志明市市委書記丁羅升是唯一被判刑的越共局委，除他之外，別看越南反腐反得很熱鬧，遭到刑事指控的高階官員其實很少，大多“辭職不咎”。
另一方面，越南受宗教因素影響很大，尤其是佛教。
據越南政府宗教委員會的資料，全國宗教信徒共2650萬名，佔總人口的27%，其中佛教信徒超1400萬。
在越南，宗教信仰和祖宗崇拜非常普遍，普通人家裡普遍供奉佛龕、財神和去世長輩的牌位，每逢春節，越共領導人還會帶頭去各地寺廟上香。
或許是受到佛教“痛苦來自慾望”理念的薰陶，亦或許是長期形成的民族性格，越南人相較中國人顯得更加懶散自由，敬業精神不高，缺乏對財富的狂熱追求，小富即安、知足常樂的特徵非常明顯。
這種社會氛圍和民族性格也一定程度上傳遞到了政壇。
除此之外，越共內部“四駕馬車”之間的制衡存還在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
比如：越南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均兼任軍委常委，可以同時在軍事領域發揮自身影響力。
再比如：越南國會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來源，國會主席能夠對政府首腦形成強大約束。
阮春福辭職後還辦了一個工作交接儀式，繼任者表示“希望阮春福同志憑藉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智慧和寶貴經驗繼續為黨、人民和國家做出貢獻”。
2025年是南北越統一五十週年。
在2015年統一四十週年之際，許多西方媒體曾探訪過胡志明市，其中《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西貢：資本主義的靈魂”。
文章稱：
“越共軍隊獲得勝利40年之後，這個城市仍被當地人稱為西貢，但它的靈魂似乎牢牢著眼於當下。對於日益富裕的年輕人而言，西貢是一座不願回顧往昔，熱衷於玩樂的城市。”
無獨有偶，有旅行者在採訪當地居民時，一位本地人稱：西貢還是叫西貢，胡志明只是官方的名字。
不難體會，即使在統一近五十年後，南北越之間的割裂仍十分嚴重。
“國父”胡志明在受法國、美國影響的越南南部民眾心目中，更像是北越價值觀的代表，地位並沒有那樣崇高，甚至帶有一種負面情緒。
還有一段歷史同樣關鍵。
在越南戰爭期間，越共曾於1951-1954年和1961-1975年兩度設立南方局，該機構事實上負責著越共在南越的黨、政、軍各方面工作，甚至有自己的“南方軍委”，形成與河內分庭抗禮之勢。
像日後的黎筍、阮志清、阮文靈、範雄、阮晉勇（時任營團級幹部）等高階幹部，均有南方局的工作經歷，他們與在河內工作的同事也頗有認知隔閡。
1991年之前，南方局幹部普遍親蘇聯；蘇聯解體後，他們又轉而傾向於效仿西方，與經濟界、企業家聯絡較為緊密。
不過近十年來，隨著南方局一代幹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原先“南派”“北派”的標籤已不再像之前那樣明顯，公安系、人民軍系、經濟系、文宣系等成為更現實的切入角度。
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大樓。儘管改了名，但西貢這一稱謂仍無處不在——胡志明市國際機場的IATA程式碼仍為南越時期西貢的英文縮寫SGN，市內的西貢河、西貢港、西貢車站亦仍沿用舊名。
1945年8月，胡志明抓住日本戰敗前夕的寶貴時機，趁著日本人準備投降、法國人還沒有捲土重來、國民政府接收部隊尚未到達之際，發動了全國大起義，史稱“八月革命”。
爾後，就在盧漢大軍抵達河內兩週前的9月2日這一天，胡志明在巴亭廣場當著五十萬人的面宣讀《獨立宣言》，宣佈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脫離殖民統治。
這一天即越南的國慶日。
宣讀宣言時，胡志明穿著清簡，聲音洪亮有力，給現場民眾留下深刻印象，儘管這次突擊建國並未讓越共事實上擁有政權，但它帶來的影響卻極其深遠。
正是應了那句話——觀念是最持久深沉的力量。
某種意義上講，“四駕馬車”的制度安排也是越南人底層社會觀念的一種外在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