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9日，雨後的陽光透過雲層，照進中國廣州越秀區文明路的一處院子裡。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平平無奇的院子，其實是所有越南人心中的聖地。
1924年11月，胡志明藉助中國的支援，在這裡建立了越南共產黨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從此，越南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整整100年後，這個院子，來了一個老人，他俯身將鮮花放在胡志明的畫像前，深深鞠了一躬。
這個老人，就是新任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作為新任總書記，他必須來這裡尋根，以彰顯自己的正統性。
蘇林看著畫像中的胡志明，彷彿隔著100年進行對話，也在汲取百年前的力量。沒人知道蘇林在胡志明的畫像前想了什麼，但我們都看到蘇林回去後幹了什麼。
改革。
也許，胡志明當年破釜沉舟的勇氣，給了蘇林孤注一擲的決心。
於是，越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大幕，緩緩拉開。
壹
越南，近些年在中國網路上，很有熱度，甚至誕生了一個群體：
越吹。
在越吹的嘴裡，越南就是未來的世界之星，經濟增速連續十年超過中國，承接了西方大量產業鏈轉移，在大國博弈中也撈了不少好處，越南終將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balabala。
但是當原越南公安部長蘇林大將，真正坐上總書記的寶座之後，才知道這個家，有多不好當。
基建太差、能源不夠、產業結構不合理、三分之一人口未脫貧、城鄉差距巨大……
當然，最大的問題，還是冗官。
說個冷知識，越南可能是整個東南亞，公務員比例最高的國家。
以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為例，中國的公務員（含行政編和參公事業編）是800萬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約為0.57%。
而越南呢？有250萬人！佔全國人口的2.5%！是中國的五倍！每40個越南人，就有1個是公務員！
不愧是受中華文化浸淫千年的國家啊，對編制的渴望真是刻進了骨子裡。
但問題在於，如此龐大的公務員群體，帶來的問題太多了。
比如，越南政府有30個政府部門及直屬機構（含18個部委、4個部級機關、8個直屬機構），這裡面又包括519個局和219個司級機構等等，設定冗餘、職能交叉的問題非常嚴重。
你去越南辦個廠，先要經過“省–縣–公社三級審批”，然後告訴你，這事光我們批了還不行，你還要找XX部門來批，你就又要走一遍三級審批流程。所以就出現了審批難、辦事難，一個專案需要跨多部門協調，平均耗時比東盟鄰國多30%。
再比如，越南借鑑了法國大區、省、市鎮的架構模式，別看面積只有33萬平方公里（比雲南略小），但居然有59個省和5個直轄市，共計64個省級行政區、700多個縣、11162個公社（可以簡單理解為鄉鎮）！
這些縣別看小，但該有的機構是要有的，要有越南公安部門吧？要有民政部門吧？要有財政部門吧？要有農業部門吧？要有教育和文化部門吧？要有交通部門吧？還有新設立的環保部門和勞動保障部門等等。
700多個縣每個縣都搞出這麼一套班子來，再加上政府直屬部門、縣人民議會和各團體，如祖國陣線、婦女聯合會、勞工總會等，這公務員人數不就上去了麼？
但問題在於，這些人要消耗多少財政經費呢？
根據越南自己的資料，公務員群體工資支出、各級政府一般性支出、執行支出等等加起來，佔國家預算的70%！
財政收入的70%都拿來發工資、保運轉了，哪還有錢去投資，去扶貧，去實施社會保障呢？
更嚴重的是，越南公務員群體人太多，所以只能實施低薪制度（1080人民幣起），這就迫使公務員更加依賴“便利費”（非正式收入）維持生計，形成了系統性灰色收入鏈條。
去過越南的中國人都經歷過越南邊檢和海關人員要小費的事情，這事也不是一年兩年了，但就是解決不了。
這事越共中央知道麼？知道，但一直無力解決。
早在2017年，阮富仲就推動通過了第18-NQ/TW號《關於繼續改革、調整組織機構，構建精簡、有效力、高效執行的政治體系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但這種需要鐵腕的事情，光靠阮富仲一個理論編輯出身的人去幹，怎麼可能推得動？
所以8年過去了，越南的機構臃腫問題，依然嚴重。越南前總理阮春福就曾苦笑著說，即使有30%的公務員不存在也可以，他們早上撐傘來上班，晚上夾著雨傘回家，自己身上沒有一滴雨。
也許，越南只有等來一個殺伐果斷的總書記，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蘇林來了。
蘇林作為當年阮富仲“熔爐行動”最鋒利的一把刀，辦的貪腐案子數不勝數，但他清楚，如果反腐只把大老虎幹掉，整個臃腫的體系會繼續造出貪腐的大老虎來。
怎麼辦呢？從精簡機構做起。
在中國拜謁了胡志明像之後，蘇林就開始緊鑼密鼓籌備機構精簡工作。
2024年10月31日，蘇林正式提出，要把機構精簡作為“一場革命”，不進行機構精簡就不能推動發展。
11月5日，蘇林又發表了題為《精、簡、強、效能、效力、效果》的文章，批評部分領導“認識和行動不到位，不深刻，決心不高，行動不夠強”。
2024年12月1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召開了第18-NQ/TW號決議推進會議，決定成立以蘇林總書記為主任、由29名委員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指導18號決議的執行情況，而且為精簡機構設定了時間節點：
2024年12月完成機構精簡調整方案，2025年2月召開中央會議和國會特別會議審議方案，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改革。
在會上，蘇林說了一些很重的話：“要想健康長壽，有時我們必須喝苦藥、忍痛去做手術切除腫瘤。”
隨後，越共中央組織部長黎明興按照蘇林的意圖，做了一整套機構改革方案，主要分為三個內容。
第一，裁撤部委。
蘇林改革的第一刀，刺入了越南政治最敏感的神經——中央部委架構。
說起來也有意思，越南這個人口不足1億的國家，竟設有20多個政府部門及直屬機構，形成“九龍治水、互相打架”的權力困局。
比如計劃投資部跟財政部爭投資權，農業部與環境部爭奪湄公河治理權，交通部和建設部爭南北高鐵建設權。部門利益割據早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枷鎖。
所以，這次改革中，蘇林以合併重組之名，對行政權力進行了整合收編：
財政部與計劃投資部合併，保留財政部牌子；
內務部與勞動榮軍社會部合併，保留內務部牌子；
建設部與交通運輸部合併，保留建設部牌子；
科技部與通訊傳媒部合併，保留科技部牌子，通訊傳媒部的新聞媒體國家管理職能劃歸文化體育與旅遊部；
農業農村發展部與資源環境部合併，更名為農業與環境部，勞動榮軍社會部的扶貧部門、職能劃歸農業與環境部。
此外，不再保留國家民族委員會，新成立民族與宗教部。
同時，8個政府直屬機構精簡至5個，胡志明主席陵墓管理委員會、越南社會保險、胡志明國家政治行政學院不再作為政府直屬機構。還要再減少201個公立事業單位，比如裁撤原屬資訊通訊部的5家電影片道，裁撤數十家部委所屬紙媒，各部委僅保留一份官方刊物等等。
第二，裁撤縣級機構。
如果說部委重組是切除腫瘤，那麼裁撤705個縣級單位則是斷骨重接。
越南“省–縣–公社”三級行政體系中，縣雖然扮演了政策執行、資源調控以及公共服務的關鍵角色，但也孕育了尾大不掉的地方豪強。
要知道，“縣城婆羅門”，可不僅僅是隻有中國有的。
有的煤礦審批權，被縣級官員明碼標價，有的港口建設因縣域利益糾葛拖延十年，還有的中資工廠，被縣級單位各種盤剝。
這種“政令不出紅河平原”的困局，早已成為國家治理的毒瘤。
而蘇林的策略簡單粗暴，裁！
根據蘇林的初步計劃（還沒實施），要全面裁撤縣級機關，原本分散在縣級的財政審批權、土地規劃權上收至省；公共服務職能下沉到公社。而公安、法院、檢察院整體裁撤，基層警力改由省級公安廳垂直管理。
這種改法，既削弱了地方諸侯的獨立王國，又將社會治理的毛細血管延伸至最末梢。
根據測算，裁撤縣級機構後，能減少20%的公務員崗位，每年節省370億人民幣的薪資支出，越南的南北高鐵、芹苴深水港、核電站等基建專案，總算有錢搞了。
第三，裁撤國資委。
越南國資委的誕生，源於 2017 年越共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的重要決議，是越南政府為應對國有企業管理難題而做出的大膽嘗試。
當時，越南國企是越南部委條線管理的，比如越南石油歸工貿部管，越南航空歸交通運輸部管等等。
但問題在於，有部委作靠山，這些企業躺著掙錢，誰還會把精力放在經營上？這不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嗎？碰到競爭對手了，讓靠山發個紅標頭檔案不就行了？
結果就是，越南國企連年虧損，發展規劃長期不更新，內部貪腐違紀嚴重，國家利稅任務也完不成。
所以，2017年，阮富仲大手一揮，你們部委別管國企了，統統歸國資委管！
但問題又來了，歸了國資委管理之後，雖然國資委是管理方，但具體業務的諸多審批、監管事項仍由相關部委負責，部委的錢袋子被國資委拿走了，怎麼可能順順利利審批？就算國資委出面協調也不好使，這樣反而導致了管理上的混亂和效率低下，很多國企和部委矛盾不斷，嚴重影響了國企的發展。
所以這次，蘇林又給改了回去，裁撤國資委，19 家國資集團、總公司將回歸各部委管理。
具體來說，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電力集團、石油集團、化工集團、煤炭礦產集團和菸草公司等迴歸工貿部管理。越南航空總公司、越南航空港總公司、越南鐵路總公司、越南高速公路發展投資總公司、越南航海總公司等迴歸交通運輸部管理。越南電信公司歸越南公安部管理。
目前，這三項改革措施，部委裁撤和國企轉隸，已經陸續開始。而因為縣級機構改革動靜實在太大，所以現在還在論證階段。
對此，現在越南官方正在不斷地放風，可能是想試探一下各方的反應。如果反應激烈，就再緩一緩。如果覺得可以接受，就這麼定了。
有意思的是，關於老大難的軍隊經商問題，並不在這次改革的範圍內。軍隊接到的改革命令，只是研究一下縣級軍事機構（武裝部）的改革問題，並不涉及軍隊體制改革的核心。
顯然，蘇林這改革也是“選擇性改革”，畢竟軍隊勢力龐大，現在先不動軍方，就是為了換取其對改革的默許。
貳
2025年2月18日，越南國會透過《政府組織法》修正案，標誌著越南改革正式開始，也標誌著越南至少10萬公務員，將丟掉他們的飯碗。
當外界驚歎于越南改革的“壯士斷腕”時，河內權力核心圈，卻瀰漫著無聲的硝煙。蘇林的反對者們普遍認為，蘇林這場看似“利國”的機構精簡，本質是一場蘇林派系奪權的政治鬥爭。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
在機構改革之前，11月-12月，越南前國會主席王庭惠被警告處分，前國家主席、前政府總理阮春福也被警告處分，只有前國家主席武文賞因生病逃過一劫。此外，前書記處常務書記張氏梅、前常務副總理張和平也受到了警告。
這在越南歷史上，是第一次有國家主要領導人進行警告處分，也是第一次四家馬車中的三架被連續密集處分，更是第一次國家領導人辭職後的“翻舊賬”式的處分。
人家都已經退了，按道理來說已經算是在政治鬥爭中認輸了，何必趕盡殺絕？
說實話，這有點過了，一點面子也不留啊。
可是現在呢？蘇林還要給人家上眼藥，恐怕目的並不僅僅是他說的“反腐無禁區”那麼簡單，而是做給外面看的一次“殺猴儆雞”。
為什麼要這麼做？這和蘇林的上位史有關。
1957年，蘇林出生在越南北部興安省的一個英雄家庭，他的父親蘇權，早年滲透南方從事特工工作，國家統一後官至越南公安部監獄警察部隊的最高負責人。
作為這樣一個家庭出身的孩子，如果想從政，首選肯定就是父親能罩著的領域。
1974年，蘇林考入特殊學校人民保安學院第六期，畢業後進入內政部政治保衛一司工作。
巧了，一司的主要領導人裴善吾，是蘇權在南方時的老戰友，倆人一起捱過美國人的轟炸，那真是過命的交情。
所以蘇林的公安經歷一直順風順水，2007年，蘇林晉升少將銜，2010年，成為越南公安部副部長。
但是呢？再往上走，就難了，因為上面沒人了。
蘇林不是範明政，範明政有老大阮晉勇罩著，可以從越南公安部副部長直接跳到廣寧省當省委書記。
而蘇林這個祁同偉式人物，要往上走，就必須找靠山。
巧了，阮富仲的熔爐行動，給了蘇林表現的機會。
為了配合熔爐行動，蘇林重組了經濟、貪腐和走私犯罪調查局（C03局），從各系統抽調了大量力量補充C03局，讓C03局可以不經過紀檢部門的參與，就直接進行拘捕和調查，查辦了很多大案要案，獲得了阮富仲的賞識。
就是靠著阮富仲的賞識，蘇林才在沒有地方大員經歷的情況下，和範明政一起，成為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後被授予大將警銜。
但是再往上走，蘇林就又走不動了。
蘇林不是武文賞，武文賞是越南改革設計師武文傑的孫子，含著金鑰匙長大，年紀輕輕就能被定為接班人。
而阮富仲雖然也賞識蘇林，但並沒有想過把蘇林當成接班人來培養。
既然如此，太想進步的蘇林唯一一條路，就是把競爭對手都幹掉！
因為掌握著越南公安部，蘇林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靠著這些罪證，蘇林接連掀翻了阮春福、武氏映春、武文賞、王庭惠、張氏梅等等一眾大佬，徹底掃清了前途的障礙，直接問鼎越南的國家主席，阮富仲去世後，又順理成章接任總書記。
但問題在於，蘇林在政府的根基，太淺薄了。
他一直是公安系統出身，又不像範明政有過基層政府的任職經歷，也沒當過總理，雖然當上了總書記，但對國家掌控的能力，可以說是差太遠了。
說不好聽點，越南政壇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彎彎繞，蘇林根本就搞不定。
那怎麼辦呢？
中國歷史給了蘇林很多參考。
公元1521年，明朝正德皇帝暴斃，其堂弟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年號嘉靖。
嘉靖帝登基之初，看看滿朝文武，都不是自己提拔的，在朝堂上根基全無。而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文官集團發起了“大禮議”，其實是想透過禮法約束皇權。
但嘉靖帝敏銳察覺其中玄機，於是扶持張璁、桂萼等邊緣官員提出“繼統不繼嗣”新解，然後利用宗廟、郊祀等進行禮儀改革，在改革過程中大肆提拔自己人，同時給自己人密摺專奏之權，繞過了內閣票擬，把權力都集中在了皇帝身上。
嘉靖帝根基穩固後，楊廷和被迫致仕，其門生故吏200餘人遭清洗，六部尚書半數更替為嘉靖嫡系。
這就是中國歷史給蘇林的啟發：渾水才好摸魚啊！
越南官僚集團鐵板一塊，怎麼下手？只有把原來的官僚機構都拆散了，把“不老實”的人借這個機會清洗掉，才好安排自己的人。
所以，蘇林第一步，就是“追殺”王庭惠、阮春福等前任大佬，殺猴儆雞，威懾官僚機構老老實實服從自己的改革。
第二步，就是拿著2017年出臺的第18-NQ/TW號決議當尚方寶劍來搞機構改革，趁著阮富仲“政治餘溫”未散，利用阮富仲的威望壓制反對聲浪，來增加自己改革行動的合法性。
改革的大方向定了，至於具體搞方案的時候嘛，合併誰不合並誰，用誰不用誰，削弱誰的力量加強誰的力量，可操作性就比較大了。
前內務部行政改革司司長丁維和提到，這次改革會涉及約20名部長級官員和相應職務，以及約80至100名副部長級官員和相應職務，涵蓋黨、陣線和國家系統。透過“誰走誰留”的博弈，可以輕易把蘇林派系提拔上高位。
當然，在這場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其實還是蘇林出身的越南公安部。
越南公安部的機構改革，算是最早的（畢竟是龍興之地，要做表率），這次撤銷了位於河內的一個廳級單位、694個縣級公安局以及超過5000個基層公安站。
看似元氣大傷，但在後續的部委改革中，越南公安部卻吃了個飽。
戒毒職責，從勞動榮軍社會部調整到越南公安部。
司法檔案和實施犯罪記錄卡發放公共服務的職責，從司法部調整到越南公安部。
道路機動車輛駕駛證的檢測和核發職責，從交通運輸部調整到越南公安部。
國家網路資訊安全職責，從資訊通訊部調整到越南公安部。
國家出入境管理職責，由越南公安部負責。
機場和飛機上的航空安全，由越南公安部負責。
邊境地區和口岸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由越南公安部、國防部負責。
越南的越南公安部本來權力就大，約等於中國紀委、監察部的執行機構、武警部隊、國家安全部、越南公安部的職責和許可權的總和，現在又新增了這些職能，權力急劇擴張。
最可怕的是，越南排名第二的電信公司在越南國資委解散後，並沒有劃給科技部（通訊傳媒部），而是劃給了越南公安部！這實際上為越南公安部提供了一個“錢袋子”，形成“情報+經費+執法”三位一體控制鏈。
一個擁有刀把子的強力機關，現在有了自己的錢袋子，還有誰能制約？
而掌握了這個強力機構，還有誰敢和蘇林作對？就像普京掌握了希拉維克集團，還有誰能和普京作對？
只要越南公安部的權力強大了，蘇林挾越南公安部之威，就可以實施自己下一步的權力馴化工程。
比如，裁撤705個縣級行政單位，表面是減少行政層級，但實質上，是斬斷省級官員的勢力觸角。
越南政治傳統中，縣級官員往往與省級領導存在派系紐帶，形成“省–縣利益共同體”。而裁撤了縣級後，直接斬斷了這條輸送鏈。
比如，在過去，縣級官員多由省委書記提拔。裁撤縣級後，省級部門接收土地審批、基建招標等核心權力，縣級幹部或提前退休，或去公社工作。這種“去根基化”操作，迫使省級領導不得不依附中央，再無力量向蘇林發起挑戰。
更玄妙的在於，如果真需要10萬名公務員下崗，既是減少行政包袱，更是對體制忠誠度的測試。
越南國會代表兼國會法律委員會成員範文和就提出：“同一個辦公室有五個人，每個人都在工作，每年都被評為合格以上，那該如何精簡？精簡誰呢？”
這時候，就看有沒有向蘇林派系積極靠攏了，不積極靠攏的，自然會優先被精簡。
那麼，為什麼蘇林這麼著急要在2025年完成改革？
因為2026年1月要召開越共十四大，蘇林要在大會召開之前，將越南公安部的嫡系安插到幾百個核心崗位上，完成自己對整個國家的掌控，徹底穩固自身權勢，為自己的後續執政鋪路。
叄
改革，歷來都是得罪人的。
不管蘇林改革的初衷是“強國”也好，還是“私利”也好，必然會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群體。
目前，越南國內暗流湧動，一些人痛罵蘇林是“暴君”，而外媒則有點幸災樂禍地稱蘇林是越南的“戈爾巴喬夫”。
那麼，蘇林是戈爾巴喬夫嗎？
從表面上來看，蘇林和戈爾巴喬夫有點像，都是政壇新興力量上臺，短時間升居高位，地位不穩固，只能靠改革來重新洗牌。
但事實上，外媒還真的沒看懂蘇林的改革，也沒搞懂蘇林和戈爾巴喬夫的區別。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一開始是從“新思維”的思想方面入手，而蘇林呢？則是以機構改革方面入手。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目標，是放棄馬列主義主導權，瓦解蘇共集權體制，而蘇林，是為了強化越共中央集權，堅守社會主義道路。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背景，是計劃經濟瀕臨崩潰、外債高企，而蘇林面臨的，是熔爐行動剛剛清掃了實力派，反對力量元氣大傷，GDP增速不錯，社會相對穩定。
戈爾巴喬夫的靠山，只是一些民主派代表，而蘇林的靠山，是一個強力的越南公安部，還有軍方的默許。
這場改革的核心，並非戈爾巴喬夫式的體制顛覆，而是透過技術性調整，將權力向蘇林派系集中。
說白了，蘇林的改革，就是在玩一場越南版“推恩令”，用機構改革肢解各個山頭。與其說他像戈爾巴喬夫，不如說他像普京，都是用“特務集團”為權力核心，作為自己穩固統治的底氣。
那麼，蘇林的改革能成功嗎？
說實話，蘇林有點操之過急了。
蘇林被選為總書記才剛剛幾個月，說不好聽點，恐怕連部委的班子成員都未必認全呢，就著急上火地要改革了，你調研了沒有？了不瞭解冗官形成的歷史原因？知不知道改革的現實困難？
一直命令容易，可改變的，是數十萬人的命運。
越南現行的部委條線管理和三級行政體制很多年了，現在突然從三級變成二級，結果會發生什麼？
——省級政府直接管理近1.1萬個公社，省級部門處理事務量可能會激增500%以上，省級機構難以及時響應公社需求，本來是想減少審批層級的，結果專案審批週期反而延長。
——下崗的公務員怎麼辦？不少工作人員，毫無徵兆地收到通知不用來上班了，瞬間陷入失業困境，雖然能拿到9-12個月的工資補償，但仍然感到極度迷茫。
還有的地方，對自願提前退休的幹部每提早一個月退休將額外補助1個月工資（最多不超過36個月），但很多人仍然覺得不是滋味，總覺得自己還年輕，職業生涯就這樣倉促結束了。
還有的人，遲遲不清楚自己的職位是否會被裁撤，只能苦苦等待靴子落下，還有什麼心思工作？
——為了保住職位，必然帶來人身依附乃至腐敗，舊的山頭沒有了，新的山頭很快就會誕生。
此外，越南公安部權力過度擴張可能催生“新特權階層”，重蹈蘇聯克格勃干政覆轍，而放任軍方利益繼續坐大，也必然會和越南公安部發生利益衝突（越南第一電信企業是軍方的，第二電信企業現在劃給了越南公安部），導致國家強力機關的內鬥。
所以，當急切地出臺一個改革方案，卻沒有足夠的配套改革措施的話，那麼改革一定會搞得一地雞毛。
按照常理，如此大規模的改革，起碼應選一個部委和地區做試點，驗證沒問題後，再逐步推廣。
可是現在連試點都不試點，為了趕十四大的時間節點，就貿然全面推開，顯然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
更危險的在於，現在的國際環境，已經不是拜登時期了，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個美國優先主義者，不止一次吐槽越南，說越南是“最糟糕的貿易規則濫用者”“越南對美國的剝削比中國還要嚴重”。
而作為最依賴對美貿易的國家，一旦特朗普把關稅加到越南身上，越南經濟必然遭遇滅頂之災。
經濟上的困境再疊加機構改革的怨氣，將成為改革程序中的不定時炸彈，考驗著蘇林的危機管控能力。到時候，蘇林的位置能不能坐得穩，還真不好說。
要知道，被裁撤的驛卒如果有口飯吃，還不會造反。但如果讓他吃不上飯，後果嘛，中國可是見過的！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權力邏輯永恆流轉。
胡志明畫像前的百合花仍在靜靜綻放，百年前那句“讓越南成為一個獨立、自由、強大國家”的箴言，此刻在改革風暴中激盪出新的迴響。
然而很可惜，蘇林的改革，其實不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進化，本質上是一場披著效率外衣的權力重組——
越南公安部掌控情報、經費與執法，省級官僚淪為執行機器，十萬公務員的失業危機成為馴化工具。這場改革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效率提升，但其埋下的權力隱患，或許在某個時刻，就會反噬這個國家。
就像手術刀切開膿瘡時，往往也會在肌體上，留下新的傷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