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聊聊天。
G2和歐洲都有不少反思全球化的學者，作者比較推崇的是哈佛大學的Dani Rodrik教授。認識到超級全球化（WTO）帶來的問題，乃至於再往前，認識到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帶來的問題，是一方面。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另一方面。
作者最近比較感慨。
Robert Lighthizer其實是一位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美國愛國主義者，但他已經年邁，對世界的認識和思維還停留在他人生巔峰的美日貿易戰時代，對今天全世界產業鏈的複雜程度，對傳統產業分類標準（也就是經常導致出現各種爭論的所謂製造業、服務業分類標準）脫離現實的滯後性也幾無認知。
Micheal Pettis長居中國大陸，按理說，對G2的認識，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認識應該更加“接地氣”。但似乎中國這片土地還是太大，歷史還是太長，北大又過於特殊，以至於對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理解起來還是有難度。
Stepen Miran、Scott Bessent之流，更是下一等級的拾人牙慧者。
G2都有很多反思全球化，建議變革的呼聲、意見，大多來自作為“官方與民間橋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來自作為當事人的民眾自身。作為中間人的知識分子更多是在理性地“算賬”，根據供給產能、內外需求、外貿匯率去構思一個理想的世界，儘管他們自認為已經非常現實。
任何個體對世界的認知都是淺薄的，但人類社會的風險在於，往往是極少數擁有巨大權力的個體在決定世界的運轉規則。這就是為什麼建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十分重要，因為一旦相當比例的民眾對社會現實產生不滿，那就很難期待他們可以理智地不被極端主義俘獲，而人類歷史反覆告訴人們，每當這個時候，極端的政治觀念和政治人物總是能夠藉助極端的民眾成功上位，並對整個人類社會造成巨大傷害。
川普第二任期的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建立在一個只能稱為“猜想”的經濟觀念上，這個猜想將美國當前的主要問題歸結於美元高估，歸結於順差國不斷積累美元，然後反向投資美國本土，也就是所謂“美元大迴圈”。
“美元大迴圈”是歷史形成的，美國盡享紅利幾十年，突然一天，一些人提出，美國自身各方面問題，都是這個大迴圈帶來的，所以斬斷美元大迴圈才是正確的。這個極端的猜想，之所以能被川普奉為圭臬，並非因為它是真理，而是因為，政治極化時代的美國民眾，成功地將川普兩次送上大位，而川普對世界的理解能力，差不多也就限於這類猜想。
作者曾經翻譯Carrol Quigley教授所著Trade and Hope的一部分（“文明史系列”），這部耗盡Quigley一生心血的文明史著作誕生不久，美國的陰謀論者Joseph Plummer就將其曲解成另一部著作Trade and Hope 101，是的，連書名都抄了。可以想象，老百姓對不費腦子的陰謀論是多麼愛。就這樣，本該成為經典的現代文明史著作就此被塵封。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Dani Rodrik、Douglas A. Irwin憤慨於川普的胡作非為，因為他們的研究被不斷地曲解和引用。川普的智囊們對全球化和關稅的認知恐怕一大半都要出自Rodrik和Irwin，但得出的結論和採取的策略，卻是將人類世界推向火坑。
這不禁令人想起那段醒世恆言：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幹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到天啟，實則為狂想所獲，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位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的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的逐漸侵蝕之力大。這當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理由是，在經濟哲學以及政治哲學方面，一個人到了25歲或30歲以後，很少再會接受新觀點，因此，公務員、政客、甚至鼓動家應用於當前時局的種種理論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論是好是壞，危險的都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凱恩斯
全球化的問題，定然只能以全球協調的方式解決，這是因為從工業化開始，人類走到今天，現實世界已完全緊密而不可分。主張單方挑戰全球的觀念，並不是什麼奇招，只能讓其他認可全球化問題需要得到解決的人，也開始加以反對。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