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楊
編輯 | 江臾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
5月6日，又到該化療的時間了，鄧靜沒有出現在醫院裡。
第二天，她在自己幾十萬粉絲的社交媒體賬號上發了一條影片，說自己心裡悄悄做了個“不容易，但或許能帶來改變”的決定：“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
賽博世界裡的鄧靜，以“鄧靜媽媽（長命百歲版）”的名號出沒，帶著這樣幾個關鍵詞：乳腺癌晚期，超強生命力，時時在放聲大笑，永遠樂觀。現實中的鄧靜是一個38歲的普通“貴州嬢嬢”，十幾歲職高畢業就出來打工，做過加油員，賣過化妝品、炒飯、爆米花，還兼職做過房產中介，朋友圈裡裝滿房源資訊，微信名後面跟著手機號。
患癌以後，她開始拍短影片，在影片裡她“挑戰完成100個人生遺願”：跟母親和解，和老公重新約會，“爆改”自己，嘗試新中式、亞文化，跳女團舞，玩滑翔傘……
她的檔案傳輸助手裡還存著很多願望：“認真地和（兒子）何子申呆一天，陪他做他想和我做的事，沒有煩躁，沒有批評，沒有拒絕（我覺得我對兒子有很多要求，我希望能沒有要求的和他在一起）。”
“我想洗澡自由（生病後洗澡要看天氣，關鍵連搓澡都會累，這是現在想做的）”
“我想和媽媽好好呆一天（我和媽媽沒有親密接觸，在她面前我都很勇敢，都能獨擋一面，我想和她去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旅行，放下家裡的所有，走走看看，玩玩）”
“我想給我妹夫講，我很不喜歡他，但是我希望他和妹妹能幸福”
“我想哭（我覺得這輩子太苦了，小時候苦，長大苦，現在更苦，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
一開始，她拍影片的初衷很簡單。只是為了“給孩子留下一些念想”，沒想到踩中巨大的流量。一個“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莫名其妙擁有了幾十萬粉絲，有商務找來，她賺到一點治病的錢。
後來的事情像個奇蹟一樣，一種對她的病最有用、但她負擔不起的藥在今年1月被納入醫保。靶向藥DS-8201，在此之前這種藥打一次要三萬，她在影片裡說，即使賣掉房子也打不起幾次。那天從醫院回來的路上，她仰天大笑，笑出了眼淚和大牙：“這一次，是我贏了。”
幾年來，她面對絕症展現出的明亮和勇氣鼓勵了很多人，不斷有人發來長長的私信，講自己人生中的至暗時刻，以及從她這裡獲得的力量。甚至有一個人在私信裡告訴她，自己在想要跳樓前一秒刷到她的影片，決定活下去。
或許因為這樣，當鄧靜在影片裡宣佈“我可能要放棄打藥了”的時候，一切變得如此令人難以接受。人們七嘴八舌地湧入評論區，多數是勸她堅持。有人說自己的親戚得了癌症，吃癩蛤蟆吃好了，讓她去某個地方看“神醫”。有人勸她不要放棄，“現在有藥可打，是幸運的”“熬過這5年，醫療一定會進步”。還有人讓她想想家人，“不要停。娃兒怎麼辦？”翻著那些評論，鄧靜想起和丈夫何哲爭吵的時刻，她問他：“我能不能為我自己？”丈夫說：“不行。”
她在影片裡說：“從今年開始，每次打了那個維持了特別久的藥，身體的反應就特別特別的大。以前也是21天打一次藥，難受個幾天，但是總有十多天是可以恢復的。去做我想做的事，去擁抱生活，去完成我一個個的願望。但是現在情況變了，同樣是21天為一個週期，打完藥之後，身體要十多天甚至更久才緩得過來。”
“每次在副作用裡面苦苦掙扎的時候，我都在思考，生命的意義到底是啷個？這個藥是為了讓我活下去，可如果代價是大部分時間都在痛苦和虛弱中度過，那我活起的質量到底在哪裡嘛？”
悲傷也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
為什麼不快樂呢？
現實中的鄧靜如同她自己所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她長著一張圓圓的臉，皮膚很白皙。頭髮烏黑濃密，非常光亮。這讓我常常感到恍惚，忘記她是個病人。但有時說著話，我聽見句子中間會飛快地掠過一口嘆息，那表明她又沒有力氣了，隨時可能睡過去。
她怕冷，空調要全天開著，保持在25度。腫瘤切除手術後，她的右側乳房和腋窩的淋巴組織被掏空，肋骨泛起，一條長長的傷疤像藤蔓一樣擁住她的身體。在手術很長時間以後，她才能直視鏡子裡的自己。
我們在遵義見面，鄧靜和何哲帶我去吃毛肚。“我已經好久沒有吃好吃的了。”鄧靜很期待，一定要吃比較辣的那家。打完藥以後，總有十天吃不下東西。剩下的十天，又是這不能吃，那不能吃。她連中藥都喝出了甜味。“哪一天吃飽飯，我就覺得我好開心。”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兩個嘴巴閒不住的人。兩口子沿路點評著街邊的店鋪，為此還難免一頓嘴鬥：“你看他們家好寬的……但是說實話我覺得他們家不太好吃。”鄧靜說。“好吃。”何哲不同意。“我說好吃就好吃。”“我說不好吃就不好吃。”說著說著，兩個人又達成共識：“那家的牛肉可以。”“牛肉可以，粉要吃老陳家的。”
他倆的相處方式一貫如此。即使是在面對鄧靜確診的訊息時，他們仍然把一切處理得像情景喜劇一樣輕快。2023年的情人節，他們在凌晨四點收到了檢查結果。鄧靜說：“給你講個好訊息，還有個壞訊息，你要聽哪個？”何哲說：“好訊息噻。”“好訊息安逸了噻，這次沒人管你了喲。”何哲嘿嘿嘿地笑了起來，問，“壞訊息呢？”“壞訊息啊？我得癌症了。”
詼諧的鏡頭剪輯外，何哲沉默半天，什麼話也沒說，站起身來抹一把臉，去了衛生間。鄧靜知道他在哭，她坐在床上也哭。她的腦子裡迴盪著一些問號：怎麼辦？孩子怎麼辦？父母怎麼辦？
2023年6月，鄧靜被推進手術室。從早上十點開始，手術持續了8個多小時。在那之前，鄧靜已經做了6次化療。到了第4次的時候，身體產生了劇烈的反應。全身像被打了“軟骨散”，連撐著坐起來都很難，躺著也是“昏天黑地的難受”。上吐下拉，一盆一盆拉血。但好在終於能做手術了。他們想，把腫瘤切掉，人就好了。結果，手術後兩個月，鄧靜複查時發現癌細胞已經肺轉移，她又哭了兩個小時。
“遭那麼多罪，以為自己會好，結果也並沒有好。”她悄悄在網上搜，看自己還能活多久？結果顯示：3-6個月。面對何哲，她扮演著一種樂觀的角色：“你看我能吃能睡的，根本死不了。”何哲笑笑不說話，他心裡很清楚，“肺沒辦法治，它是多發性的。（癌細胞）不是一點，滿肺都是，很多。”
手術後，鄧靜又經歷了25次放療，每天1次，每週5天。她的皮膚出現了嚴重潰爛，醫生判定達到了三級燒傷的程度，整個傷口被“烤脆了”，輕輕一摸就破皮，連帶著周圍的皮膚一同脫落。她在一次採訪裡形容過那時的感受：“這一年下來，沒有一天是好的。我躺在床上，每天這樣躺著，就覺得人活著沒意思，活著幹嘛？”
那種狀態持續了一年，直到現在都難以回想。他們的鄰床祁姐是個豁達的北京大姐，抗癌12年了，乳腺癌四期，有6處轉移。但總勸慰他們：“即便你明天真的沒了，在那之前，悲傷也是一天，快樂也是一天，為什麼不快樂呢？”
鄧靜想想覺得有道理。如果死亡是必然的，在它到來之前，人到底應該怎麼活？一定不是像現在這樣。“不曉得哪天都不在了，你要在乎有沒有錢，關係好不好？誰喜不喜歡我，有關係嗎？我再去糾結這個病對我傷害有多大，有用嗎？”
她強行把自己從病痛裡打撈出來，努力給自己找點事做。一個職高畢業就外出打工的人，決定在直播間讀書。開啟心靈雞湯，一行一行往下讀，鄧靜覺得自己的心靜了一些。賺到錢就更好了，能治病，給家裡減輕負擔。一個月後，她果然有了兩個固定的鐵粉，一個是老公，一個是兒子。有一天，兒子實在忍不下去，說：“媽，別播了，瞌睡都聽來了，還播啷個？”
鄧靜堅持每天出去走一走，到河邊散步，吃好一餐飯，讓自己的精神變得茁壯起來。何哲盡力陪她做每一件事。直到有一天，鄧靜宣佈，她要拍短影片，記錄自己的生活，給孩子留下點東西——“小兒子太小了，我怕他記不得媽媽的樣子。大兒子呢，我又怕他太記得我，會想念我。”
鄧靜和何哲在江邊散步©徐楊
我是一個從來不哭的人
鄧靜的“團隊”陣容無疑是個“草臺班子”：作為鄧靜閨蜜的兒子，小朱過去唯一和短影片有關的經歷是宣傳自己家的麻將室——那個麻將室最初是在鄧靜的建議下開起來的，裝修的時候，何哲還出了不少苦工，不小心把手弄傷了。另一名成員小龍是小朱拉來的好朋友。他們在川美學遊戲相關的專業，快畢業了，沒什麼課。他們週六週日跑到遵義來拍影片，週一又坐高鐵回學校上課，把這個賬號當畢設來做。小朱告訴我，當時鄧靜找他，僅僅是因為“我是她唯一認識的年輕人”。
在小朱的成長經歷裡，鄧靜一直扮演著一個“保護神”的角色。他幼年時父親去世，有親戚想分走家裡的房產，還霸佔了他們家的車。鄧靜帶著丈夫何哲跑到他們家，死死堵在門口。後來好幾年的時間裡他們住在一起，鄧靜照顧他，接他放學。小朱問鄧靜，到這個份上了，你還有什麼願望？就這樣，“遺願清單”，成為了鄧靜的影片主題。
沒有技巧，沒有角度，最初拍攝的裝置就是一臺舊手機。按照小朱的指導，“有什麼好玩的事，你們就拿著手機拍自己。”於是，鄧靜的影片裡常常是一張大臉懟上鏡頭。他們發過去的影片素材裡，有時候能“一鏡到底”半個小時。
無論如何，第一期影片總算發出去了。她平靜地講自己確診的經過。問大兒子：“有一天媽媽不在了，你啷個辦呢？”大兒子說：“我也不活了噻。”下一秒，鄧靜的手揪上了兒子的耳朵：“耶？以後不準像這種講，聽到沒得！”又問小兒子：“么兒，萬一媽媽有一天不在了，你會啷個辦？”小兒子那時不滿三歲，口水還滴溜在嘴邊，看著媽媽笑：“媽媽，媽媽。”鄧靜嘆口氣：“你不懂。”
她的每個影片開頭都會喊一句話：“有限的生命，無限的可能。”就是這樣幾個無比家常的粗糙鏡頭，突然在網路上“爆了”。一個社交平臺上一晚上蹭蹭蹭漲了10萬粉，另一個也是一天五六萬，普普通通的貴州嬢嬢鄧靜，成為了那個感動無數人的“鄧靜媽媽”。
他們總是把影片處理得無比歡樂，但傷痛的底色一直都在。小朱聽媽媽形容過，從前的鄧靜，不哭，也不笑，總是撇著嘴面無表情。拍影片以後，她嘗試去做很多事，也釋放了從前緊繃繃的自己。“做了這些事情之後，她才會去想、去感受。”小龍說，“我就天天看她哭，我喊她去寫個感想，邊寫邊哭。喊她去唸一下自己的遺願清單，邊念邊哭，或者跟大家談心，邊談邊哭。最後採訪的時候說，我是一個從來不哭的人。我每次都要翻白眼。”
母女關係是鄧靜影片裡反覆出現的主題。小朱說，有幾次，他們放下影片不拍，讓兩個人開誠佈公地聊從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鄧靜的母親是個老實本分、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村婦女，嘴硬，說話也不好聽。經歷過兩次婚姻，嫁給了兩個會打她的男人。鄧靜生孩子的時候，她打來電話，問：“我要來看你嗎？”
鄧靜和母親©徐楊
鄧靜的生父在她8歲那年早早去世，繼父在菜市場裡擺攤補皮鞋，母親是環衛工人。作為長女，母親沒把她當成孩子，她要洗衣服煮飯、收拾家務、照顧妹妹。那時候她最討厭週末，要從早上七八點鐘就起床洗全家人的衣服，一直洗到下午四五點。母親和繼父常因為錢大打出手。她不得不讓自己“兇點”，才能幫著母親幹架。
有一年，鄧靜跟繼父不記得是因為學費還是生活費的事情打架，母親叫她滾。鄧靜離家出走，跑到了同學家，跟著同學的姐姐到酒吧當服務員。洗盤子、擦桌子，幫別人買酒，從下午六七點上到凌晨一兩點。一個月沒回家，母親也沒有找她。這件事到現在仍是一個結。有一期影片裡，鄧靜故作輕鬆地提起這件事，她試探地問母親：“你搞忘了，找都沒找我。找我沒得？”母親沉默，看向了別處。
“後面都已經覺得和解了，其實是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另一期影片裡，她錄了一卷錄音帶給母親，講那些說不出口的話，母親哭了。她想起坐月子的時候回到孃家，母親每天給她煮6個荷包蛋放在面前：“起來吃了，冷了。”去北京看病的時候，母親也曾悄悄塞給她一些錢，學會打影片和她聊天。後來，鄧靜給母親介紹了一種叫做短劇的東西，於是整個下午，他們家的小超市裡都回蕩著扇耳光的聲音：“敢打我？”“你是我養大的，我打你怎麼了？”
鄧靜和母親
對於媽媽拍影片這件事情，大兒子何子申起初不太理解。對於一個10歲的小男孩來說，“癌症”這個概念是如此遙遠，但媽媽生病這件事的影響又如此具體。上完課，老師特地把他留下來，對他說：“你媽媽生病了，不要惹媽媽生氣”，喊他好好學習。他很煩那種感覺，也害怕同學們也知道了，會看不起他。所以當媽媽在家裡宣佈要拍短影片的時候，他很反對：“不要拍。”
“他們怎麼看你，有什麼關係嗎？”鄧靜說，“你看我那麼痛苦都還想做事情，你沒有覺得這是一種精神嗎？”正好那時候，一個女孩給鄧靜發了一條長長的私信。她在信裡說，自己有雙向情感障礙，但是被鄧靜的精神感染，會好好活下去。鄧靜把這條私信念給何子申聽，“未來我不在了，除了可以給你們留下念想，我還去鼓勵了很多人。”
讓何子申沒想到的是，他的很多同學都成為了鄧靜的粉絲。他們打電話來告訴他，你媽媽好棒。“還有兩個人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人到底要怎麼活？
那條決定放棄打藥的影片發出後，我問小龍，鄧靜現在是不是查不到癌細胞了？“查得到啊，只是她不想化療了。她覺得這樣子沒意思。”小龍說，“這是她的人生。我們做弟弟的只能支援她。”
幾天後，鄧靜一個人來北京複查，我去醫院看望她。午飯時間，她穿著寬寬大大的病號服，在病房門口買了一個菜糰子、一盒米飯。“他們不讓出去。所以辦好住院，我就去買了一些翅尖、豆腐皮。”她壓低聲音，偷偷向我傳達一些經驗：“他們的菜確實很難吃。”
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她也相當敬業，時刻保持著一個自媒體人的職業素養，“他們都習慣了我舉著手拍影片。”我來了以後，她終於不用再到哪兒都像打卡一樣自拍了。在進入CT室之前，她把手機遞給我：“待會我進去的時候你幫我拍一下，我出來的時候也可以拍一下。”面對如此重大的責任，我有些謹慎，問她，應該怎麼拍？用前景、中景還是遠景？她頭也不回：“隨便拍，我們都是隨便拍。”
三年前，鄧靜就是在這家醫院確診了乳腺癌。這是她第一次一個人來複查，以前這些瑣碎的事，都是何哲來操持。有時她覺得他過分焦慮。她去玩滑翔傘，何哲覺得不行，“這是適得其反。一定不能劇烈運動，不能累，會加速它（癌症）的程序。”鄧靜對此很不屑，“我做的好多事情，他都不敢。”
出發前，何哲不放心：“你搞得清楚不？”鄧靜嗆他：“我長了嘴，我可以問啊！”她想著，醫院不讓陪護，家屬來了也得住賓館。這兩個月沒有接到廣告，能省點是點。結果搞出好多烏龍。坐飛機忘了取票，被安檢攔了下來。嘴裡唱著“我是鄧靜，我是鄧靜，強強的鄧靜”，結果一進醫院又懵圈了。付完錢站在視窗，心裡想：“怎麼還不讓我走呢？”原來是忘了輸密碼。往那一坐，排號的紙就不見了，只好挨個求人家站起來，“讓我找一找我的號。”
打藥之後，她的身體發生了很多變化。眼睛裡像是蒙著薄薄的霧，看東西全是花的。記憶力也變得很差，一句商務廣告詞要拍二十遍，轉頭就忘得一乾二淨。“10天15天都躺在床上，我能陪孩子什麼？他來叫一聲媽我都冒火。”
鄧靜感覺這一切沒意思。為著打藥的事情，她不止一次和何哲生氣。這樣的對話反覆出現：鄧靜問：“能不能不打了？”何哲答：“不行。”勸她為孩子想想。起初，鄧靜只是答應“好”。後來，她忍不住了，問：“我能不能為我自己？”何哲說：“不行。”靶向藥進了醫保後，何哲說：“那麼貴的時候我們都打，現在進醫保你不打了，你不覺得虧嗎？”鄧靜想想是虧，那就打，至少每個月還有11天是好的。
起初，打一次藥，大概要恢復10天。剩下的11天，雖然身體還是發軟，但算是可以正常生活。後來，痛苦的時間被不斷拉長，她每天數著數過日子，3月份，大概有15天左右，還有“那種感覺”，嘴巴沒味道，想吐。4月，時間又變成了十七八天。沒好好過兩天日子，下一次打藥又來了。
“打完藥以後特別難受，我常常都跟他講，可不可以不打了嘛？”何哲不說話，“他沒有辦法答應我，但他深知我是多麼想不打藥。”在放棄打藥這個問題上，何哲一向態度強硬。為此，他們有過很多次爭吵。她有點生氣，“痛又不是你痛。”那幾天，何哲有點感冒，吞口水都吞不下去，鄧靜嗆他：“僅僅一天你就受不了了，我每個月、每天都這樣，你要我怎麼辦？”
但這次，何哲沒有反駁，他只是看著她：“你想好了？你都發影片了，你就肯定是要這樣幹了，是不是？”鄧靜說，是。“你不怕轉移很快嗎？”“你在想啥？”鄧靜打斷他，“不打藥了，我能吃能喝能睡，萬一出去遊一圈回來，我病就好了呢？你為什麼不想我好了呢？”丈夫嘆一口氣，好嘛，聽你的嘛。
這件事對何哲來說很難。談戀愛那年，鄧靜19歲，何哲20歲。像小孩一樣吵吵鬧鬧地，十幾年就過去了。他們都年幼喪父，用渾身的刺把自己包裹起來，直到對彼此袒露出柔軟的肚皮。有時，他寧願病的是自己。在鄧靜生病前，何哲本打算和別人合夥做高速公路養護維修，結果變故突如其來，他把自己撤了出來，“沒辦法，我要照顧她。”他沒想過失去了經濟來源該怎麼辦，“當時的想法是陪她走過最後的時光。”
鄧靜和何哲
在CT室門口等待檢查的空隙，鄧靜拿出手機，開始翻那條“放棄打藥”影片下的網友評論。有人祝福，有人共情，有人勸她堅持，她刷刷地略過那些，指著一條評論對我說：“你看，也有正常的。”那條評論寫道：我媽媽淋巴癌化療6次，最後一次結束之後我媽說我再讓化療她就死給我看，現在停了兩年了，她一切正常。
她一連說出很多理由：繼續打藥，可能真有治癒那一天，也可能在那天之前，就會把自己的五臟六腑打廢。不打藥，起碼還能吃得進去飯。萬一真的不再打藥，癌細胞瘋長怎麼辦？“我問過我自己，就算這個結果，你能不能接受？我覺得我可以的。”
她興奮地向我描述接下來的宏偉人生藍圖，她想去一直以來嚮往的床車旅行，從219國道、331國道、228國道三條線環遊中國。她設想得很好，“只要我不打藥，我至少可以吃得進去。吃得進去，每天開開心心的，我的身體是不是變好了？我覺得有種深刻的聲音告訴我，繼續打下去，你不是因為癌死的，是因為這些器官衰竭而死的。”她說，“萬一我真的好了呢？不是也有很多奇蹟嗎？”
“機率太低了。”我說。她看我一眼：“我就是那機率！”
“我問了我自己的內心，反正人都要死，最終都走了，我什麼時候死，那不是我能決定的，對不對？我能決定的是我怎麼活。”鄧靜說，“與其像這樣，還不如活得鮮活一點。這輩子我活到80歲，也才3萬多天，我每天都在這上面耽誤，每天病怏怏的，我覺得不值得。”
很遺憾，鄧靜日思夜想的床車旅行計劃再次流產了。和我分別第二天，她的老病友祁姐看見那條放棄打藥的影片，專門找到了她。“她現在的狀態非常不好，已經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治療她的身體。她說，你現在至少還有藥可以打，還有希望。”
鄧靜哭了，“看到她癌後期發展很快，我就害怕了。”“我現在的課題就是打藥，怎麼打藥，能不能承受？其實也都是做自己，我也怕癌痛，我也怕很快（復發）。”現在，她的身體裡四處埋雷：肩膀上靠近甲狀腺的位置，有一個不明物體，查出了一點點血流訊號。子宮裡還有一個不知道是囊腫還是肌瘤的東西。它們會不會在停藥以後瘋長起來？一切都是未知數。
小朱告訴我，其實在最初，他問鄧靜有什麼願望的時候，她想了很久說，她想去西藏，想開車去自駕遊。“我覺得是離天最近的地方。”鄧靜說。離天最近幹嘛呢？“不知道幹嘛，我就想去。”然而，小朱說，“她的肺根本就不允許她上高原。”
見完祁姐，鄧靜哭得很兇。“不能完全做自己，也是好矛盾。”她後來告訴我，她的身體和精神在強烈地對撞。21天一次的治療，疲憊得隨時可能睡過去的身體，還有哇哇大哭的孩子，有父母、丈夫、姐妹，他們離不開她。“如果出去了，我肯定想毛豆（小兒子）的。如果孩子遇到了什麼事情，父母遇到了什麼事情，我肯定要回來。”
“所以本來我想好了，最後沒有走，我覺得我要去面對我的生活。”
從北京複查完回到遵義，幾天後，她走進醫院，第22次打DS-8201。長長的注射器刺破皮膚，身體的痛苦，精神的不自由，“習慣了也就沒那麼聲嘶力竭了。”她在影片裡寫，“只是偶爾看著窗外自由飛翔的鳥兒，心裡還是會泛起一絲漣漪。”
不過，野草一樣的鄧靜，仍然沒有放棄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西藏去不了，她就在山裡找了個小院子，在那裡搭起帳篷，她決定先小範圍地為自己活一下。營地老闆慷慨地表示，土地和帳篷隨便用，收水電費就可以了。他們全家上陣，自己拿鐮刀鋤草，用鋤頭墾地，穿上雨衣和雨鞋冒雨清理礙事的石頭和雜物，何子申也來幫著清洗帳篷。
床墊、移動儲物櫃、桌椅板凳，暖黃色的檯燈，小院一點一點地被佈置起來。她白天在陽光下擦洗傢俱，中午到“鄰居”家蹭飯，再繼續回來釘好最後一塊樹皮圍欄，接上天然氣，通好電，高興地圍著它轉了好幾圈。坐在那兒發呆，聽見鳥叫的聲音，“好安逸哦，在這裡怕不會失眠都要給我治好哦。”
鄧靜說：“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都到這個時候了，還折騰什麼呢？”她的社交媒體簽名，是幾年前上綜藝時，詩人餘秀華寫給她的：“火焰一直在升騰，灰燼也是”。在“時間很珍貴，一天不浪費”的日子裡，她想繼續折騰，“我心裡頭那種想要為自己做點什麼的渴望變得特別強烈，像一團火在我心裡燒。現在，我不想再等了。”
在這之後，她撕掉了自己的“遺願清單”。她在影片裡說：“死之前要做了100件事不做，沒關係。理想中的樣子沒有成為，沒關係。一直向前奔跑，跑不動了，沒關係。”她決定放棄對不圓滿的恐懼，放棄打卡，放棄任務，放棄那些“精心策劃的表演”，放棄證明什麼。把自己扔回生活裡，“重要的是，我還在感受，我還在愛。”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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