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嘉峪關當“逃兵”的武大選調生那篇矯情的長文，真是氣不打一處來，把在條件稍微艱苦地區工作類比為“黑奴”“妓女”這種屁話，還有把條件不如大城市地區的婦女叫做“野婦”，不知道是什麼傻逼的優越感泡出這種離譜的小布爾喬亞巨嬰來。
本來啊，我是說我本來，看到這個新聞，還以為這個選調生要講一講小地方政治生態的問題，就像當年北大博士寫那本經典的《中縣幹部》一樣——比如講一講地方的封建化、宗族化，講一講地方關係網對於外來人員的排斥，講一講沒有背景的基層公務員所面臨的困境——諸如此類的問題。
因為我還是太善良了，覺得是武漢大學的高材生，碩士，又是選調公務員，怎麼也得“必有高論”吧，結果這種東西從頭到尾就是呻吟出了一整篇“粗鄙之語”。甚至她導師也是，粗鄙之中的粗鄙，字裡行間都透露著對於不那麼發達地區的歧視、對於不那麼富裕群眾的歧視。
她跟她的導師真應該慶幸生在了“好”時代，這要往前推個五六十年，就會有人用皮帶為她們提供動力，讓她們好好翻譯翻譯什麼TMD叫TMD“野婦”。
我想起了兩年前看過的一部劇《人世間》，有個情節大致是這樣的：跟郝冬梅一起下鄉的女知青，因為擠牛奶的工作凍傷了手，然後她哭著抱怨道“我這手本來是應該彈鋼琴的，但是現在卻用來擠牛奶”。
我當時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就想掀桌子：可去他媽的吧，你喝的牛奶不是用人手寄出來的嗎？你的手就該彈鋼琴，農民就活該給你擠一輩子牛奶？
太多的所謂的“傷痕文學”作品都是這個調調：知識青年們說他們受到了迫害——因為他們被“發配”到了農村，跟農民一起勞動。憑什麼啊？農民就活該幹一輩子農活嗎？
在一系列“傷痕文學”中，總是強調去的地方多麼艱苦、多麼貧瘠、多麼難以接受……但這些描述中有意無意忽略了一點——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有人住的，他們也都是新中國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
更進一步地思考，你城市來的知識青年，享受了城市優良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這就是贏得的嗎？
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有一種不嚴謹的概括，叫“農業支援工業”，其實這是刻意扭曲本質，本質應當是“農村輸血城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本不屬於工業部門的——官僚集團、舊文人、知識分子，享受了大量來自農村的轉移支付，讓他們過上了高於新中國平均水平的生活。
我在《毛澤東一生最大的敵人》這篇文章中講解過，在毛澤東主席退居二線的時候，我們走過一段“精英路線”“士大夫路線”，當時給城市“士大夫”群體發福利都發到通貨膨脹了，有一個順口溜諷刺：“高階點心高階糖，高階老頭上茅房，手裡拿著高階紙，拉了一泡高階屎。”——全是“高階”二字，就能體現出人民的不滿，明顯你們是“高階”我是“低階”唄。
毛主席迴歸一線後，特別對於那幾年我國的醫療衛生工作不滿意，認為只滿足了15%城市人口的醫療需求，怒斥其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於是下達著名的最高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一指示也稱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腳醫生”的由來。這也是毛從退居二線到重回一線之後，對前幾年“重視城市、犧牲農村”“士大夫貴族主義”的路線方針的一次撥亂反正。
所以，城市青年也別嫌委屈，你們成長的年代享受了農村和農業的持續輸血，過上了“紅利加成”的生活，現在支援一下鄉村建設，至於受那麼大委屈嗎？
當時偉大領袖設計的“城市回饋農村”戰略主要分為兩步走，第一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提升農村建設的軟體實力；第二是“四三計劃”，大量建設如化肥工廠、拖拉機生產線等工業基礎，讓農業工業化、農村機械化。
事實上，“上山下鄉戰略”也確實實打實的提升了農村教育水平。新中國小學初中高中數量，均在1976/77年達到巔峰，隨後逐年下降；初中在1998年、高中在2003年才重新回到了1976年的水平，而小學至今都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數量。
教育建設是漸進的，先有中小學才有大學，這樣貧下中農跟幹部子女才能公平競爭。對於一窮二白的新中國來說，普世基礎教育是第一步，精英高等教育是第二步。毛主席著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區，清理學閥和整頓幹部子女後門問題，再讓城市精英回饋農村，已經是生命中最後幾年了，可惜沒有給他再多的時間。
於是1978年一切回到了最初起點，恢復高考制度被賦予了超級特殊的意義，甚至印刷毛選5的紙張都被特批拿去印刷高考卷子，於是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高呼“守得雲開見月明”。
但是在歌頌恢復高考的一篇歡呼雀躍的氛圍中，沒有人注意到小學、初中、高中數量正在以一個驚人的速度下滑，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越來越難以獲得教育資源。
這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出現父母識字孩子文盲的“倒春寒”現象；留守兒童難以接受基礎教育；比如少數民族成長的新一代不會漢語，在這一代成年之後成為了極端分裂勢力……
所以說，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實打實地提升了農村教育水平，是“城市反哺農村”最好的體現，也有一代偉大的知青紮根農村，以提升農村教育水平為己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農村兒童。
然而這些千千萬萬平凡“知青”們的偉大，都被矯情且惡臭的“傷痕文學”所一筆掩蓋了，讓大家以為“傷痕文學”的無病呻吟代表了“上山下鄉”的全部。
就比如說“牛棚”這個東西，一系列“傷痕文學”中總是有意無意掩蓋“牛棚”的真相，暗示或直接誤導大家牛棚是農村養牛的地方，是讓下鄉的知識分子跟牲口一起住。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資訊傳播的便利，當年很多著名人物居住的“牛棚”都成為了歷史文物甚至景點供遊客參觀、瞻仰。結果大家一看，好傢伙，一個個住的是兩層小洋樓、三層大別墅，你管這叫“牛棚”？
我當年就參觀過一個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個“牛棚”真是好傢伙，三層半大別墅，樓頂還有半層雜物間，傢俱設施一應俱全——電燈電話冰箱沙發，我就不能理解這咋就叫“迫害”了呢？
而且這種紀念館做得很貼心，著名人物居住期間生活工作狀況非常還原，細心的遊客仔細參觀紀念館的展品、仔細閱讀文字旁白，竟然會發現這些大人物們即便在“下鄉勞動”的過程中，生活與普通農民也是完全區別對待的：他們能吃到特供的酒和肉，而且人家喝的酒即便在21世紀的當今，也不是普通人家日常消費得起的。
當然，老幹部們為革命奮鬥一生，吃了那麼多苦受了那麼多罪，在晚年多吃一點肉、多喝一點酒、住的寬敞一些，我們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能理解為什麼喝酒吃肉住別墅的生活一定要強調為“迫害”。
更為關鍵的是，老幹部的兒子女兒們，他們沒有吃過那麼多苦、受過那麼多罪，反而享受了優越的生活，這在信仰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中，確實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歷史資訊：當年上山下鄉的主力軍，一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女、大院子弟，讓這些“二代”們也去生活一下勞動人民的生活，不至於那麼高高在上、不接地氣、何不食肉糜，認為自己從小到大的優越生活是“理所應當”。
大家看看現在的北極鯰魚、周公子、張康陽、曲婉婷、王思聰、張核子之流，是不是覺得“上山下鄉”運動非常之必要呢？別說去農村了，讓他們體驗一下普通打工人的996也好啊。
或者從這個角度思考：偉大領袖大手一揮，周公子鯰魚之流就去下鄉種地，切身體驗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生產，這是一個多麼令人心馳神往的時代啊！
我反覆強調過：不要對文學作品瞎雞兒帶入，你不是帝王將相、也不是才子佳人，穿越到民國你也不會生活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場；同理，也別看個傷痕文學就帶入到城市文青瞎雞兒感慨“迫害”了——看一看當時農村人口比例，再看一看你的家庭條件，同等對比到六十年代你肯定是在農村臉朝黃土背朝天干農活，還要天天提防城市來的“北極鯰魚”們偷你家下蛋的老母雞。
上山下鄉的第二大主力軍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這個問題我在《文化革命的意義》《文化革命的內涵》中詳細探討過，涉及到很深層次的歷史慣性、文化慣性問題，我這裡就說一個大家能夠感同身受的小點，就是諸多所謂的“專家學者”不接地氣的問題——
還有諸多文藝作品中，不能展示普通勞動人民真實生活的問題——拍市民生活就是涉黑街溜子和富二代，拍職場戲就是大公子和開金手指的小白談戀愛，拍北漂滬漂人均180平大house，拍革命歷史題材軍人衣服上一塵不染。
我們的影視工作者絕大部分毫無生活，也不想努力去感受生活、積累素材、開發故事。比如我們的國產職業劇，寫醫生的故事是戀愛，寫律師的故事是戀愛，寫外交官的故事是戀愛，寫警察的故事是戀愛，寫創業的故事是戀愛，爬個珠穆朗瑪峰還是談戀愛……
為啥？因為你讓他們實打實的寫這些職業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種種事情，他們寫不出來，只能用談戀愛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共情”來湊劇情。
這些人如果與工人農民一起參加勞動生產，還會說出這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論，還會職場戲只會寫華而不實的戀愛情節嗎？
說到底，真正的先鋒隊不會介意在條件艱苦的地方發光發熱，真正的有理想的文藝創作者會非常樂於體驗生產生活實踐、為自己的創作增加素材。
文章的最後引用一段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汪老參加勞動的真實體驗，其實“上山下鄉”參與勞動，並沒有那些廢物文青矯情逼們說的那麼“迫害”：
對啊，工人能幹、農民能幹，憑什麼你小布爾喬亞矯情逼就不能幹？你又“高貴”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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