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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煒
河南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導讀】在當下影視作品普遍沉溺於個人主義敘事或空洞口號化的背景下，《山花爛漫時》憑藉其獨特的“行動美學”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深刻實踐，成為一部直擊人心的現象級作品。本文揭示該劇的核心魅力在於其“行動”構造：這部劇摒棄傳統內心戲的鋪陳，轉而透過張老師騎摩托、翻牆、募資等一連串“永不停歇”的動態敘事，以極具張力的現實主義筆觸，重新定義了社會主義文化中的英雄形象。
針對將該劇簡單標籤化為“女性劇”的流行解讀，作者提出了更具歷史縱深的定位：劇中張桂梅的故事置於社會主義女性解放的歷史脈絡中，揭示了公有制、教育平等與女性命運變革之間的辯證關係。更為深遠的是，這部劇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籠罩全球的當下，叩擊了一個普世命題：我們每個人何嘗不是被困在某種連綿的“大山”之中、被它巨大無形的陰影所籠罩？《山花爛漫時》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超越資本邏輯的可能性：我們面對的不止是金錢、商品、老闆等組成的世界；也還能是《詩經》、魯迅、毛澤東詩詞所指向的世界。
“這個世界也還能有另外的一面”
行動，是《山花爛漫時》的核心構造。這不是一部人物傳記劇，而是集中在創辦免費女子高中這一件事上。不妨說它在追求最古典的戲劇定義：“模仿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具體在每一集，它都在追求各種動作的開展。第一集開場，張老師就蠻幹地騎上摩托車，後續的翻牆、衝進灶房救穀雨的頭撞腳踢等，立刻顯示這部教育題材劇與眾不同；同樣在第一集，張老師緊接著就在深夜敲打教育局長的家門。行動，促成張老師在不同場合、與各層次人物互動關係的展開。
費振翔導演說：“從第一集開始，我基本上沒讓張老師停止忙碌……沒有一刻是停下來的，一直在動，一直在解決問題。我想拍的是她怎麼做。”——比如第八集張老師的至暗時刻，多位老師離開。鏡頭先是看張老師坐在桌前背影佝僂，然後轉過來正面近鏡頭略有變形地呈現她沮喪的神情和無力的手指動作。在這裡，通常的影像處理會做一定時間停留或做相應“內心戲”刻畫，然而該劇鏡頭並不停留，立刻緊接著張老師移坐到辦公桌去開始打電話，向幾個老闆募集錢款。
在當前文藝理論話語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要麼被棄置，要麼就淪為一堆空頭口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應該是一部行動的詞彙大全，用大戲劇家兼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家布萊希特的話說：以描寫人的心靈的反應來代替對人的描寫，並進而把人溶化在單純的心靈反應之中，是無法把握現實的；描寫人必須描寫其反應及其行動。
《山花爛漫時》更為獨特之處是對行動的戲劇性處理，它不是悲劇的行動，而是喜劇的行動。劇中有各種搞笑“名場面”：張老師兩次騎著摩托車摔進草堆，副縣長、教育局長騎腳踏車跌了個四仰八叉，包括宿舍同學們把著門阻止柳細鶯早戀，等等。全劇採取的語言混雜（東北話、西南官話、普通話）可以視為“以言行事”的特殊裝置，造成戲謔幽默的喜劇效果。東北話、西南官話的混雜背後，實際蘊含著六七十年代建設時期東北知青支邊的一段歷史，也落地為實實在在的土壤氣味：張老師的東北話爽脆明快且有力，“可勁地活”“甩開膀子幹”，同時又帶有“鼓鼓秋秋”的幽默；副縣長、教育局長的西南官話尤其體現為一種喜劇裝置，以簡便直接的方式消除官腔，轉換成一種詼諧接地氣的語言；學生們的西南話更是富有山鄉氣息。在這部劇中，省委書記，還有老師們（哪怕華坪當地出身）的語言，則仍然保持普通話的某種端正姿態。語言混雜的普通話方言土語本身就構成一部喜劇，一種樂觀主義，更暗含著厚重真實的生活碰撞交融圖景。
創作者們在這裡追求的是喜劇式娛樂，是好看好玩，一種哭笑不得的捧腹，一種“帶淚的笑”（最典型的一段就是陳四海告別女高的點歌《送別》），這恰恰是嚴肅的追求。戲劇不只是娛樂的形式，而且就是以娛樂為目的；使人獲得娛樂，從來就是戲劇的使命，戲劇如果不能把道德的東西變成娛樂，特別是把思維變成好看、有意思的娛樂（道德的東西只能由此產生），就得特別當心，別恰好貶低了它所表演的事物。——布萊希特著名的《戲劇小工具篇》如是說。
影視劇不可避免地置身於大眾文化領域。最近這些年，創作者以及相當多的觀眾反應，尤其著意於影視劇如何呈現女性形象、女性處境。《山花爛漫時》問世以來更被賦予“女權主義”女性意識覺醒的強烈意涵，處於語義解釋爭奪的角鬥場之中。這裡值得追究的關鍵在於：為什麼晚近十年某種特定樣式的“女權主義”、性別話語普遍地引發愈演愈烈的爭論？這種話語之所以凸顯出來，其歷史狀況與根源是什麼？
回到《山花爛漫時》本身，我們不妨注意這部劇前半部分（直到第十一集）一直受困的乃是“錢”這個玩意兒。從第一集開始，張老師就很實際地用算術公式為穀雨算錢算收入，半夜被敲開房門的教育局長又給張老師算錢算財政賬。可以說，“錢”是這部劇裡最不喜劇娛樂的東西，是最強硬的東西，實際也是創作者、觀眾最正襟危坐最頭大的東西。我們都熟知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絡了。然而，贏得我們笑與淚的，是黨委和各級政府啟動的200萬以及後續的860萬，還有就是劇集後半部分馬副縣長被追迫去關心的工傷賠款，是豆花攤販、山區阿麗的捐助錢款。如果說《山花爛漫時》非常重要的著力點是關於女性、是一部女性題材劇，那麼，更準確地說，它是一部主旨明確的社會主義女性教育解放劇。張桂梅老師的理想信念不是某種空洞的所謂個人“信仰”，而是植根於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與歷史實踐。社會主義正是現代世界最早最明確地追求平等解放、追求公有制的思潮、運動以及生活與制度實踐。
社會主義公有制、女權運動、文化符號的重構，這三者是互相支撐缺一不可的立體。從張桂梅老師本人自身經歷來說，她在早期任教時就資助、關心過很多男學生；而從她無數次翻山越嶺的家訪經驗中，她認識到貧困家境的女性接受教育尤為重要根本，正如她在人民大會堂這一重大場合所說：“一個受過教育的女性，可以讓自己不再成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選擇自己想過的人生；一個受過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改變三代人的命運！”實際上這也正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從早期開始就致力於婦女解放的思考程序並付諸歷史實踐：男女平等，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女性有平等的工作權利、獨立的經濟收入、受教育權利，國有單位設定託兒所幼兒園，廢除“太太”“小姐”之類的稱謂，新中國在影像系統裡更是徹底淘洗舊上海銀幕淑女貧弱女的符號，打造《紅色娘子軍》《李雙雙》戰士勞動婦女強健爽朗形象：宋佳飾演的張老師明亮爽利，這個女性形象裡無疑流淌著社會主義新傳統的血液。
實質上這一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承續的也正是18、19世紀以來歐洲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的遺產。但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女權主義”卻與早期傳統日趨斷裂。我們不妨借用英國理論家伊格爾頓的明快描述來說明這一不斷“降維”的過程。伊格爾頓及其妻子都是女權主義的同情支持者，早在90年代，他就指出：歐美新理論形態“女權主義”70年代興起時所論及的，仍在於文化符號解構、社會主義、身體性態這三者，及至80年代則限於符號遊戲消解與身體性態，到了90年代，就只剩下身體性態在談了，尤其在缺乏社會主義傳統的北美，則轉而降格為“性政治”；由於西方在70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消退，婦女運動開始拒絕反資本主義的總體化政治鬥爭，伊格爾頓對此嚴厲批評道：個人的就是個人的，政治的就是政治的；聲稱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很可能陷入個人經驗性情緒反抗。西方女權問題提出來的實質是批判私有化資本主義的整體系統，各種文化差異性別符號消解也是針對意識形態規訓建制，但現在卻失落目標，只在抽象化性別身份政治裡打轉，這無形中恰恰迎合資本的個人主義消費所要求的原子化邏輯。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網際網路這一看似中立的技術更以表面宣稱的解放與光明，構建了一個籠罩全球的技術-資本-金融複合體。所謂眼球經濟、注意力經濟、數字化貨幣等虛擬線上工具化消費關係，正在取代真實社會生活關係，正徹底侵蝕、切割、分裂共同生活，造成一種普遍的“自戀型社會冷漠”、幻想的性別覺醒與自主、數字化封閉自我，不斷助長反社會共同生活者的冷酷自利和同情心的喪失。當前很多思潮運動，其實質乃是碎片化社會所大量催生的各種脆弱投射型自我保護自戀人格，是高技術高度資本時代的異化結晶。
以上這些宏大的描述，在我們看來，正是一些激烈情緒化極端爭吵的理論背景和歷史根源。《山花爛漫時》在這一背景下獲得的廣泛讚歎喜愛因此有著更為深長的意味。它的評分自播出後節節攀升，從剛播出的9.0分慢熱到達現在9.5分，進入中國當代電視劇“神劇”之列。它是一聲應者雲集的召喚。它不僅意味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傳統的紮根式力量，更意味著一種批判型的力量，一種批判資本現實的力量。這一“力量現象學”有待我們更深入地描述。
《山花爛漫時》影像視聽語言當中，實質蘊含的是一部社會主義信念教育劇。它提示我們不能完全陷入一個所謂資本的利益世界，不必總認為私有化資本的世界是最正常的，是生活的全部內容，甚至構成生活的所有形式框架。我們知道當代西方的批判理論家哀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已是最大的難以超克的現實主義；他們哀嘆：“想象世界末日，都比想象資本主義的末日更容易”，他們也因此不斷徒勞召喚各種若有若無的烏托邦力量。但《山花爛漫時》全劇結尾高高飄揚的國旗鏡頭所顯示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切實的社會制度、深厚的革命遺產、廣泛葆有的社會主義人人平等信念根基，仍然處處顯現，迸發著難以磨滅的基石般力量，昭示人類生活更豐富更直接的具體行動層面，指向世界的另一種可能。
這個劇對於許多觀眾最根本的一個觸動，我相信，就是中國大地有如此平凡如此真實如此投身教育事業的一個人一群人，這個世界並非全由各式各樣利益攫取、形形色色商品交易、眼花繚亂直播帶貨所構成，還有另外一種腳踏實地的現實，另外一種現實主義，另外一種可能。
劇中張老師講述她辦女高夢想的一段臺詞，無疑會讓所有觀眾動容：
在我看來，這段臺詞更深刻的含義在於，我們所有人也正困在某種連綿大山之中，被它巨大無形的陰影所籠罩。資本-技術的複合體困擾著、滲透到我們生活的諸多層面，但大多數人都知道，它並不必然會產生完全自私自利的人。資本無疑在製造各種非人化，同時也在創造激發人心種種高貴的面向。人之高尚正體現在與種種非人化的較量之中。我們有可能擺脫精緻化利益、技術化自戀的生活；生活可以有別的模樣——我們可以真實地面對面相見，建立具體的共同聯絡，可以成為互相承擔責任、共同生活的主體。我們面對的不止是金錢、商品、老闆等組成的世界；這個世界也還能有另外一面——那至少是《詩經》、魯迅、毛澤東詩詞所指向的世界。
編輯/渡波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4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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