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克
2020年夏，一位考入北大的“寒門學子”因選擇考古學專業而引發輿論震盪，一時間，“要不要學考古”“學考古有沒有出路”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這場短暫的聚光不僅折射出社會對人文學科的結構性焦慮，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癥結：身處討論漩渦之中，考古學似乎還是無法說清它究竟是什麼。
幾年過去，考古學已不再冷門，甚至成為熱門乃至“燙門”，卻依舊被誤解為“歷史的二級學科”、“靠體力和耐心吃飯的野外勞動”、“文物修復”……而它作為一門具有獨立認識論與物質實踐傳統的知識系統，其真正的技術路徑、方法論邏輯和認知價值，卻從未真正獲得制度性或輿論場中的清晰表達。
這種模糊並非止於公眾認知。進入考古專業的學生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大二選擇轉專業，或在畢業後迅速轉行——我本人亦是其中之一。在每年志願填報期，我常收到關於“是否應當學考古”的私信與詢問。令我驚訝的是：哪怕那些表達出濃厚興趣、已具一定知識積累的學生，對“考古學究竟是什麼”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依然模糊。
這並非個體資訊差造成的理解錯位，而是一種系統性的表達失敗。它暴露出的不是“考古不夠努力”，而是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在當代媒介結構中，考古學是否還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表達主權？在高度平臺化、情緒化的傳播環境中，一門複雜的知識系統還能否講出“自己的版本”？
本文希望從這一問題出發，重新梳理考古學當下的傳播處境——不僅為提醒有意報考的學生，更希望能為考古學自身爭取到應有卻尚未實現的公共表達空間。
一、熱度之下：考古傳播的結構性困境
每年6月下旬，是高考志願的關鍵視窗期，成千上萬的考生與家長在此刻進行一場關於未來的協商——選擇什麼專業，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想象的體現。近年，文史類專業“反彈式熱度”帶動了對考古的關注，一些高校也透過校友返鄉宣講、官方公眾號推文、短影片賬號運營等方式試圖“講好考古故事”。
但我們也能看到，公眾對考古的誤解依然普遍，甚至在碎片化資訊流中愈演愈烈。搜尋“考古學”這個詞條，跳出來的要麼是“畢業好不好考編”的普遍焦慮，要麼是“女生適不適合學考古”這種自帶熱度的性別議題，要麼是“田野考古到底需不需要挖墳”的獵奇目光。真正與考古學科核心相關的問題——它的研究方法及認識論立場——在這些討論中幾乎缺席；偶見幾個考研博主宣講式的科普，也無法喚起公眾的好奇。
這不是一個由宣傳不足導致的問題。事實上，考古學的表達行為不少，尤其在近年來高校數字轉型和流量機制的推動下，各種“走出去”的嘗試層出不窮。但宣傳也要講指標和效率，這導致它們大都強調趣味性，犧牲複雜性；突出儀式，迴避技術；重故事，輕內容。
這個學科並非沉默，而是深陷在一種結構性無效傳播的陷阱中。這種傳播不但沒有破除誤解，反而強化了誤解的慣性，使得每年走進考古的學生，都仍需自己從頭開始摸索其真正的面貌。
二、幻覺性認知：考古傳播的機制錯配與接收偏差
公眾並非遠離考古。在當前資訊環境下，人們透過博物館、自媒體、公益講座等方式，正在接受越來越多關於考古的知識性內容。所以問題不在於沒有傳播，而在於傳播機制與接收習慣之間的錯配，構成了一種“幻覺性認知結構”：觀眾“以為”理解了考古，實則只是建立了一套自洽卻失真的理解框架。
布迪厄所說的habitus（慣習）正是指這種在社會實踐中逐漸習得、並自然化於日常判斷的“預設理解”。當公眾帶著由媒體、博物館、教育體系等多重機構製造的“理解慣性”接觸考古時，他們看到的，往往不是考古的現實，而是制度早已為其設定好的觀看路徑[1]。
這種“認知結構的預設”在以下兩種機制中尤為典型：
（一）公眾考古與大眾傳播之間的錯位
公眾考古（public archaeology）在全球範圍內興起，最初並非作為一種傳播手段，而是一種在田野調查中引入社群參與、實現文化協商與利益共管的專業路徑。它解決的是“誰有權決定遺址處理方式”“如何處理文物與當地居民的關係”等現實問題，強調過程協作、社會責任與多元視角。真正的公眾考古專案，在完成社群協作任務後，未必具備對大眾傳播的職責或能力[2]。
然而在中文傳播語境中，“公眾考古”一詞被不加區分地與“對公眾的考古傳播”混用，形成了一個模糊不清的中間帶。這並非公眾考古的問題，而是社會對公眾考古的功能投射出現了誤解。而考古學界內部對這一傳播邏輯的回應，則仍顯遲緩，尚未建立起對“公眾語境中考古話語”的持續性校準機制。
（二）博物館展示與觀眾體驗之間的斷裂
博物館是公眾接觸考古的第一入口，過去存在“過程缺失”的問題，即知識呈現集中在器物本體與歷史脈絡上，較少涉及考古學的知識生產過程。
近年來，大量地區性與國家級博物館已在展陳中引入了出土現場復原圖、探方照片、發掘日誌、拼接復原圖、測年流程等“過程性內容”。但問題隨之轉變為新的層面：知識展陳的“視覺負荷”與觀眾接收能力之間出現了錯位。
許多館所採取的是“增加圖文”的線性補丁式解決方式，例如在展櫃後區大面積鋪設複雜圖文資訊，或使用多語種標註疊加技術說明。這些手段雖然在形式上回應了“過程視覺化”的訴求，但對於觀眾——尤其是非目標性參觀者而言，這種資訊密度和表達方式很快造成視覺疲勞和興趣衰竭。
即便是具有專業興趣的觀眾，也很難在一次展廳體驗中消化大量知識鏈條。這種“過程展示的接收中斷”，反而使得更新過的展陳策略再次陷入誤解重建的悖論之中。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博物館沒有講過程，而是展示方式的習慣結構與公眾的接收習慣存在錯位，而這一錯位仍在製造新的認知偏差。
（三）碎片化流量傳播中的知識轉譯困境
短影片平臺與社交媒體在近年成為考古“可見性”提升的重要渠道。大量賬號透過冷門知識、田野趣事、文物故事成功吸引流量，提升了公眾對考古的印象密度。
但平臺邏輯決定了，注意力優先於內容複雜度。為了“被看到”，傳播者被迫簡化內容、弱化方法、強調人物與情緒、迴避爭議與複雜性，最終導致考古被轉譯為“有故事性的文物鑑賞”或“帶獵奇感的冷知識”。
即便有專業考古學者試圖入場，他們也很快發現自己被迫在專業性與傳播性之間自我切割——制度環境對深度知識表達具有結構性排斥。
這三種傳播機制的錯配，最終制造出一個“幻覺性認知系統”：公眾獲得了大量關於考古的資訊，但並沒有獲得對考古的認知能力。他們學會了如何“認識考古”，卻從未真正“理解考古”。
以上三種機制共同構成了一個深度偽裝的公共表達結構：它使公眾在象徵上接近了考古，但在認知上遠離了它的真相。
這種結構不但誤導了社會認知，也反過來制約了考古學自身的表達權力。當高校、研究所、文博機構為了“完成宣傳任務”而主動迎合公眾幻覺時，他們其實是在用象徵權力製造一種“被誤解的安全感”：只要公眾覺得他們理解了，學科就不再需要承擔“繼續解釋”的責任。
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學術危機——它不在於公眾不理解，而在於學科甘於被誤解。
三、表達障礙的制度邏輯：不是沒人能說，而是無從說起
在許多公共討論中，考古學的沉默常被誤認為是一種態度問題，似乎學者們是不願意或者不擅長面對公眾說話。但這種指責掩蓋了一個結構性的事實：在當代傳播體系下，考古學者即便擁有表達意願，也難以獲得表達的可能。在制度邏輯、平臺規則和受眾期待的三重作用下，學科的“失語”是一種結構性沉默，而非個體選擇。
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考古表達面臨的第一個障礙是資訊在傳播路徑中的“過濾結構”。守門人理論（Gatekeeping Theory）指出，資訊在從生產者傳遞給受眾的過程中，會被平臺、編輯、演算法、社交邏輯等多重節點不斷篩選與重組[3]。對考古而言，這種篩選機制尤其嚴苛。一旦知識中包含較高的專業術語密度、需要背景知識支撐，或難以被娛樂化包裝，演算法便會迅速識別為“低互動內容”，加以降權處理。這意味著，考古學者即便願意傳遞複雜內容，也往往被動地被捲入“碎片化”“趣味化”“情緒化”的表達方式之中。
更具結構性的問題在於：考古學在當代中國語境中，恰恰是一個既具有高度話題性，又極易被誤讀的學科。它在文化想象中天然具備“故事感”——有地層、遺蹟、文物、墓葬，擁有豐富的影像性與敘事性，容易被平臺演算法識別為“潛在爆款內容”；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長期將“考古”與“古玩”“修復”“盜墓”相互纏繞，這種語義歷史使得公眾對“考古”的第一認知往往並非其作為學科的技術與理論框架，而是作為獵奇、冒險或鑑寶活動的一種延伸[4]。
演算法機制對此種文化編碼有著極高的敏感性——平臺更傾向於放大那些符合“歷史揭秘”“奇觀發現”“文物估價”等敘述邏輯的內容，而非支援“如何確證地層關係”“碳十四測年的誤差機制”之類需要認知努力的知識表達。考古學者面對這種局勢時，往往被迫在“學科本體的複雜性”與“平臺傳播的低門檻”之間做出犧牲。傳播的過濾機制，不僅抹除了學術語言的專業性，也塑造出一種公眾對“考古”理應輕鬆理解、快速消費的期待。
換言之，平臺並不是不歡迎“考古”，而是隻歡迎一種被預設、被剪裁、被文化編碼後的考古敘述。真正的知識結構——如何從碎片推導社會結構、如何理解沉積邏輯、如何藉助科技還原行為模式——在這種期待下顯得不合時宜、“不合算法”。
這便是考古傳播所陷入的雙重困境：它被需要，卻不被期望以真實面貌出現；它被看見，卻始終未被理解。更深層的障礙來自制度本身。在現行的高校與研究機構中，知識傳播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相較於論文、專案、著作等有明確評估標準的學術成果，對公眾進行有效表達既不帶來績效（或佔比較低），也難以轉化為職業發展資源。在考古這一勞動密集、專案繁重的領域內，傳播始終被視為“可做可不做的事”——一種“順手為之”的任務，而非專業工作。這就造成了“表達者無人正式擔任、內容產出沒有機制支援、長期投入缺乏資源保障”的惡性迴圈。可以說，表達在制度內部被預設為不重要，它的不可持續是註定的。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願意衝破制度壁壘，對外發聲，平臺結構和公眾接受習慣也會對其形成新的閹割。學術語言在進入大眾傳播平臺時，常遭遇“轉譯壓力”——要被裁剪成易懂段落、被剪輯成快節奏內容、被包裝為人物化故事，甚至被引導為情緒表達。長此以往，專業者的身份便不再基於其知識能力，而變成可供消費的人設資源。一旦學者在表達中保留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便可能被演算法邊緣化。更甚者，那些真正堅持表達專業立場的聲音，往往被塑造成“不夠有趣”的反面形象，最終陷入自我審查與自我沉默的惡性迴路。
在此封閉之下，專業的考古學者無法有效說話，考古機構缺乏正式表達機制，公眾也在平臺內容的誤導中不斷積累對考古的偽理解。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令人錯愕的悖論：考古學似乎“說了很多”，但沒有一句說到了點子上；學者“頻繁露面”，卻始終沒能代表自己。這種表達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沒人能說，而是因為整個傳播系統沒有真正為他們預留一個能說的空間[5]。
寫作本就是一種自我暴露。在這樣的傳播結構下，個體的表達嘗試往往淪為高風險、低收益的自我消費行為。而制度的不作為，也不斷加劇了這門學科在公眾視野中的表達真空。在沒有制度激勵、缺乏平臺支援、受眾接受結構亦不友好的三重困境下，這門學科的聲音註定難以清晰，也註定不可能長期有效地被聽見。
四、幻覺式選擇：表達失靈的代價在誰身上
學科傳播的失衡，清晰、具體地體現在高考志願填報的考生身上。在與考古相關的社交媒體內容與高校宣傳話術中，學生與家長所接收到的，是一個被過濾、被娛樂化、被浪漫處理的考古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喜歡歷史”成了報考理由，“探秘考古”成了學科標籤，而學科所需的技術能力、身體條件、學術節奏與職業前景則被系統性遮蔽。
幻覺式的傳播較容易被青春期的學生接受。青春期正是個體進行身份建構（identity formation）的關鍵階段，按照發展心理學家詹姆斯·馬西亞（James Marcia）對埃裡克森“身份危機”理論的細化，此時的青少年傾向於透過“理想化職業”完成自我角色的認同投射。他們不只是想知道未來能做什麼，更想借由某種身份的選擇來回答自我的建構[6]。
考古的幻覺版本，恰好滿足了這種身份想象的需求：它代表著與主流路徑的疏離（拒絕功利化），象徵著自由與浪漫（田野、遠方、歷史深度），同時又允許一定的反叛姿態——它不像傳統文科那樣被視為無用，也不像經管法那樣完全制度化。在這個意義上，它與青少年特有的“中二精神”（一種理想主義驅動下的英雄主義與純粹化世界觀）高度契合。所以幻覺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讓人願意相信”。
這也意味著，考古幻覺的危害不僅僅在於選錯專業，更在於它將一個知識性的學科異化為身份幻想的投影幕布，而當真實的學術訓練與知識勞動撞碎這塊幕布時，往往帶來更深的信任崩塌。那些曾義無反顧報考考古的學生，在幻覺破裂之後，也會更快地選擇離開學科。這不僅是個體選擇失誤的後果，更是表達機制失靈的結構性代價。
五、當表達失效成為常態：考古學還能擁有自己的聲音嗎？
在經歷了演算法降權、平臺去複雜化、身份消費化以及學生幻覺選擇的多重路徑之後，考古學似乎已不再處於“表達未起步”的階段，而是陷入一種更隱蔽的結構性困局：它在高頻率地被提及、被觀看、被轉譯的同時，失去了“如何被理解”的主動權。這是一種傳播學意義上的“結構性失語”（structural muteness）——學科仍在被說，卻不再能說自己真正想說的內容。
這一困境並非考古所獨有。在大眾傳播環境中，所有“複雜但非剛需”的知識型學科都遭遇著相似命運。它們的話語一旦進入主流通道，便必須經歷“平臺邏輯—使用者心理—媒體模板”的三重重構，最終轉化為容易理解、容易情緒化、容易轉發的版本。可問題是，這些版本通常已經與原始知識的結構與方法發生了脫節。
不過，有些學科或話語共同體能在這種條件下仍然構建起自己的表達主權。一個明顯的對照是當代科技領域，尤其是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空間探索等方向的科學傳播。這些領域同樣技術性強、概念門檻高，但卻在公眾中建立起了相對清晰的形象。這部分歸因於它們在學術、商業與傳播之間構建起了一種“三螺旋表達結構”（triple helix of communication）：研究者、應用者與講述者形成穩定協作，使得即使知識複雜，也能被結構化地講出，並轉化為社會認知[7]。
反觀考古，它在表達結構上的單薄幾乎是顯而易見的：沒有明確的“知識中介”崗位、缺乏制度性的傳播激勵、學科自身長期缺位於社會議題討論的主舞臺。這使得它只能在各類“他者話語”中被包裝與想象——在博物館的視覺敘事中，它是歷史的腳註；在社媒平臺的流量邏輯中，它是隱晦獵奇；在高校招生宣傳中，它是浪漫田野。但它從未完整說出：它其實是一種關於物質—時間—知識生成機制的複雜系統，一種建構人類認知方式的實踐路徑。
高考志願填報的時刻，也是一門學科重新被想象、被確認其公共價值的時刻。考古學能否擺脫幻覺與誤解的迴圈，從“被觀看”轉向“能發聲”——將決定它是否還有資格參與未來社會的知識建構。
參考文獻
[1]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Moshenska, G. (2025). The History of Public Archaeology. In Margarita Díaz-Andreu, and Laura Coltofe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Oxford Academic.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0092504.013.17
[3] Bro, P., & Wallberg, F. (2015). Gatekeeping in a digital era: Principle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Journalism Practice, 9(1), 92–105.
[4] Hanitzsch, T., & Vos, T. P. (2017). Journalistic Role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 27(2), 115–135. https://doi.org/10.1111/comt.12112
[5] Couldry, N.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69114
[6] Elkind, D. (1967). Egocentrism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38(4), 1025–1034. https://doi.org/10.2307/1127100
[7] Zhu, Y. P., & Park, H. W. (2025). Publication, Collaboration, Citation Performance, and Triple Helix Innovation Gen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Comparing Asi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16, 10308–10328. https://doi.org/10.1007/s13132-024-02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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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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