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每一個王朝都有其開拓、統治的極限，唐王朝在達到開拓極限的情況下其傳統的軍政制度卻根本無力統治新開闢之地，所以，為了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唐朝就必須在制度層面作出創新以鞏固遼闊的疆域，再加上府兵崩潰和財政問題，大唐最終選擇了在邊境設立節度使。
節度使的本質就是藩鎮，和西漢初年的諸侯王一樣，是一種在特定形勢下制定的新的統治制度。
為了更好地說明大唐設立節度使的背景我們還是以秦漢的歷史案例進行說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併了六國一統了天下，雖然秦國在疆域層面得到了極大的擴張，但其統治能力卻不能做到對所有疆域的覆蓋，尤其是燕國、楚國和齊國這樣的邊地。
限制秦國統治能力的因素分別有：交通條件的限制、文化無法相容、官吏的缺乏、軍隊數量有限等等。
總之，大秦雖然在十年的時間內迅速實現了一統的目標，但卻根本無法消化楚齊燕這樣的邊地。
這個時候，秦國的重心就是如何消化新開闢之地，丞相王綰之所以建議始皇在燕楚齊分封藩王以統治其地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一統治難題，這是在當時條件下最科學的方案。
但結果大家都知道，始皇拒絕了分封的提議，實行全面郡縣制，結果就導致了齊楚這樣的地方嚴重不穩，最終，顛覆大秦的烈火首先在楚國和齊國點燃，一下子就吞噬了大秦。
基於這樣的情況，劉邦在建立大漢帝國之後就選擇了郡國制，在關東之地分封藩王以藩鎮來消化六國故地。
大漢的分封本質上只是一種行政制度，不僅是為了拱衛皇權，更是為了有效統治關東。
當大漢逐漸消化了關東具備直接統治其地的能力之後，朝廷就有條不紊地進行削藩，最終基本實現了對帝國所有地方的權力覆蓋。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王朝在不同時期都有其開拓、統治的極限，這個時候掌舵者就必須在軍政制度層面作出變通以適應當時的發展。
當唐王朝建立之後，由於其是脫胎於西魏北周和隋朝，且統治主體沒有變化，所以，大唐天然具備遊牧基因，因而極具擴張性，不斷將疆域向遊牧區域縱深。為什麼唐太宗被稱為天可汗，原因就在這裡。
公元669年，大唐達到了其疆域的極限，南至羅伏州（今越南河靜省），北擴玄闕州（今俄羅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東臨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總面積達一千二百三十七萬平方千米。
由於大唐的疆域已經縱深至遊牧區域，所以其面對的敵人也是最多的，分別有契丹、奚、突厥、回紇、黠戛斯（吉爾吉斯）、吐蕃，外加一個大食帝國（阿拉伯）。
以吐蕃為例，吐蕃在最強盛時不僅擁有著西藏，還向西進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帶地區，東面延伸至四川西部、青海、甘肅一帶，北面也佔領了新疆的部分地區，是大唐的勁敵。
還有突厥，其是比當年的匈奴更加強大的遊牧勢力，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大唐最大的威脅。
突厥是比匈奴更加強悍的勁敵
圖源/劇照
和之前的王朝相比，大唐的邊境壓力是最大的。
只是，大唐雖然闢地極廣，但和當年的大秦一樣，也面臨統治難度，其統治能力根本無法覆蓋新開闢之地。
大唐消化新地不僅有交通帶來的後勤、行軍壓力，更是面臨著文化層面的鴻溝。一般來說，長城其實就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分界線，雖然長城之外不是中原王朝武力開拓的極限，但卻是其統治力的極限，因為，中原的管理制度管理遊牧區域根本就是無效的，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在文化層面無法相容。
說白了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為什麼東漢時期南匈奴在已經內附的情況下卻還反覆背叛，原因就是這種排異反應。
也就是說，長城一線就是中原王朝統治的極限，再往外開拓給其帶來的只能是統治壓力，所以中原王朝應對遊牧民族傳統的辦法都是，以武力削弱其對中原的威脅然後在邊境做好防禦。中原王朝在邊境的防禦措施除了修築長城外還有移民、屯邊等措施。
如今，唐朝極大地深入了遊牧腹地，雖然帶來了領土層面的極大增長，但卻不得不面對軍事層面敵人多元化的壓力。以武則天時代為例，突厥復國漠北、吐蕃在幾次大混戰中屢次大敗唐軍並一度佔領安西四鎮、契丹也屢屢在營州（今遼寧朝陽）一帶作亂…
此前對於歷朝的外部戰爭如今於大唐而言卻是內部戰爭，而且必定是一場持久戰。
除了軍事壓力，大唐還要面對在文化層面無法相容新地的統治壓力。
和當年的大秦一樣，大唐也面臨著消化新地的政治難題，而現實又是，傳統的統治方式根本無法有效消化其地，這個時候，設計一套新制度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就變得非常必要。
當然，如何建立新的軍政制度也需要探索。最早，大唐應對邊疆戰事一般都是派一個掛著“使職”的將軍去一線指揮戰爭，高宗時，李治為了更高效地應對邊事於是就給各地的都督們加上了“使職”的頭銜，於是，這些同時具有練兵權和指揮權的軍人就被大家習慣性稱為“節度使”。到了睿宗時代，以睿宗在景雲二年（711）任命涼州都督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為轉折點，節度使就正式成為大唐統治系統中的重要一環。
可見，節度使的設立是經過了一個探索、驗證到正式實施的過程。
沒辦法，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唐軍用兵是有極限的，隋唐兩代遲遲無法解決高句麗問題就說明了大唐系統在應對邊疆戰事時的無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軍權下放，讓邊將成為應對遊牧武力的主力。
另外，要應對多元化的遊牧勢力，唐軍就必須組建精銳騎兵，而兵源最好的來源地就是邊地的胡人。一般來說，唐朝重用安祿山這樣的胡人是李林甫出於邊將威脅相權阻止邊將入朝的考慮，其實也是為了吸收胡人武力讓其成為邊軍的主體以更好地應對邊疆戰事。
以夷制夷是大唐在軍事層面解決邊疆問題的主要手段。
同時，隨著府兵制的崩潰，大唐要想應對邊疆的戰事也必須將軍權下放，讓邊將自行募兵。這裡邊有一個問題，府兵制崩潰，朝廷也可以募兵解決邊疆戰事，但後勤、兵源的問題依然無法解決，只能依靠邊將募兵。
再說，朝廷此時的財政也出了問題，根本無法支付邊軍所需的費用。我們可以看一組資料：玄宗初年，朝廷的養兵費用是二百萬貫錢，到了中期，飆漲到一千萬貫，後來更是一度瘋漲到一千二百六十萬貫，就這還不包括戰爭的開銷和對將士的賞賜。
面對財政困局，玄宗雖然頻繁換相，但依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財政壓力反而越來越大。於是，朝廷就只能將財權下放給邊將，邊將在擁有軍權的同時又擁有了財權。
為了更好地相容、消化遊牧區域，邊將還同時擁有了邊地的政權。後來，在各地行使監察權的觀察使也一併由節度使兼任。
此時，大唐的節度使已經是同時擁有政權、軍權、財權和監察權的藩鎮，其中：政權解決的是文化差異造成的統治難題；財權和軍權解決的是軍事壓力。大唐的節度使儼然已經是標準的諸侯。
玄宗時期，大唐為了解決東北、漠北、西北、西南等區域的邊境壓力一共設立了十個節度使區，分別為：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隴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嶺南五府經略使。
當時，十節度使一共擁兵四十九萬，而當時的中央禁軍才不過十二萬人，嚴重的外重內輕。
為什麼玄宗大量設定節度使又是因為，此時大唐的邊疆壓力更大，據《通典》記載：“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
損兵折將的現實不斷驗證著傳統的軍事制度無法應對邊疆戰事的現實，只能廣設已經被現實驗證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節度使。
任命節度使是當時大唐解決邊境困局最佳的方案
圖源/劇照
但是呢，大唐雖然透過設立節度使解決了邊境的軍政問題，但卻不得不面對藩鎮所帶來的軍事壓力，和當年的西漢一樣，大唐必須得面對藩王隨時的挑戰。
如果大唐能夠透過制衡、調崗的方式維持這一格局也是能逐漸實現消化新地的目的然後再著手削藩，完全複製西漢當年的做法。可玄宗卻最終將脆弱的平衡給玩崩了，為了制衡西北藩鎮和太子李亨，玄宗是親手培養起了安祿山這個強藩，安祿山不僅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更是擁有二十萬雄兵，完全是一家獨大。
既然平衡已經被打破，朝廷就隨時面臨藩鎮的軍事威脅，在得罪太子李亨而又被宰相楊國忠步步緊逼的情況下，安祿山最終選擇了造反。而玄宗在應對戰爭時卻胡亂出牌，不僅殺了高仙芝還強逼哥舒翰出潼關作戰，結果直接造成了長安的陷落，大唐的國運被腰斬。
大唐之所以沒有複製西漢的國運就是因為，其在安史之亂中敗得是一塌糊塗。假設大唐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平定叛亂，不僅可以解決藩鎮問題，同時也能繼續以節度使來消化新地，最終完成過渡期。
變數其實就在潼關之戰。
由於大唐是以西北藩鎮和新設立的節度使平定了叛亂，所以就導致了在叛亂被平定後藩鎮林立的格局。
此後，大唐的皇權就陷入被藩鎮架空的境地，雖然宣宗、武宗和憲宗都一力主持削藩，但根本就無法解決這一毒瘤，最終，大唐亡於藩鎮。
說實話，要不是藩鎮之間需要互相角逐、兼併，朝廷又有江南的財稅持續供血，大唐是根本無法延續其週期的。
總結起來就是，大唐是在府兵制和財政崩潰而在制度和文化上又無法相容遊牧區域的情況下設立了節度使以完成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融合，是在統治難度極高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做法。
本質上和玄宗的能力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