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歷史，是海納百川、包容並蓄的歷史，是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創造盛世王朝的歷史。
許許多多的各民族人士在唐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還有更多的小人物，他們雖未曾站在舞臺中央，卻由於種種機緣對唐代的演進發揮了重要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歷史走向。
從歷史的橫截面上，解析這些個體的選擇背後所蘊含的社會實貌和歷史規律。
▲唐定遠將軍安菩（粟特人）夫婦墓出土的彩繪陶樂舞俑。（圖片來源：洛陽博物館）
由於廣袤的中亞地區諸勢力爭衡交錯、戰和無常，粟特人又無統一強大國家依靠，商人日常的經貿活動需配置武裝護衛，因此他們天然就掌握了
經商與打仗
的技能。
憑藉這兩大技能，中古時期粟特人跨越千山萬水，陸續來到中華大地，逐漸融入中華民族，書寫各自的中國故事。
▲甘肅蘭州五泉山蠟像館內展示“粟特商人”的蠟像場景。（中新社記者 楊豔敏 攝）
在武周王朝早期，或許是出於改唐為周的慣性，武則天對李唐宗室猜忌防範，動輒大肆屠戮，“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
退位為皇嗣的武則天幼子李旦，因身份敏感，終日惴惴不安。少府監裴匪躬、中官範雲仙私下會見李旦，遭到處決，嚇得公卿不敢接觸李旦這個前皇帝。
很快，有人告發“皇嗣異謀”。武則天下令著名酷吏來俊臣審問。李旦身邊侍從迫於嚴刑威逼，有人作偽證、有人自誣謀反，眼看
“李旦謀反”
就要定案了。
太醫署醫工安金藏在李旦身邊當差，也在受刑之列。他堅稱李旦清白，可惜這不是審訊官吏所需要的回答，自然不被採納。安金藏見誣陷即將成真、無辜的人頭即將落地，奮力大呼：“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
說時遲那時快，安金藏猛地衝過去，拔出旁人的佩刀，毅然剖開自己腹部，頓時熱血湧出、腸子落地，他暈倒在地上，幾近斷氣。
▲安金藏畫像。（圖片來源：清·金古良編繪《無雙譜》）
安金藏的壯舉，震驚朝野。武則天得知後大驚，下令用輦輿將安金藏抬入禁中，命太醫全力救治。
太醫給安金藏裝回腸子，用桑白皮為線為其縫合腹部，第二天安金藏奇蹟般地甦醒了。武則天親臨探視，感嘆：“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她下詔停止此案，李旦得以免於構陷。
安金藏是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一帶）人，他父親安菩是一名粟特人首領，內遷後仕於朝廷，最終在都城長安定居。安金藏是內遷的第二代，長大後謀了個醫工的營生。
他為什麼能做出剖腹壯舉呢？這和粟特人的特性有關。《大唐西域記》稱他們“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可見重義輕生是粟特人的一大特性。
中古時期，北方少數民族有用刀劃臉來表達悲傷、憤怒等強烈情緒的習慣。而粟特人在漫長的經商生涯中養成的誠信意識，以及習武風尚自帶的對規則的尊重，混合著重義輕生的品質，使得安金藏對於誣告陷害、屈打成招這一套極為反感，勇敢地為李旦發聲。
安金藏此舉激發了輿論對李旦的同情與支援。武則天也開始反省自己對待子女的態度，至少在表面上停止了對以李旦為代表的殘存李唐宗室的迫害，最終變“尊武抑李”為“合同李武”。武周政局為之一變。安金藏的壯舉在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日後，李唐王朝能夠復辟，也不得不說受惠於安金藏的壯舉。
在安金藏拯救的李旦一大家子人中，就有兩位日後的皇帝。一位是二次登基的唐睿宗李旦，另一位則是將大唐王朝推向輝煌巔峰的唐玄宗李隆基。
當安金藏剖腹之時，年約六七歲的李隆基和親戚們“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一旦李旦謀反定讞，李隆基兄弟等人大機率要連帶遇害，中國也就沒有20多年後的開元盛世了。
無論從政治轉型而言、還是從直接救人角度而言，安金藏都是李旦這一系，也就是之後李唐皇室的大恩人。
李唐皇室也給了安金藏極高的恩賞。李旦再次稱帝后，表彰安金藏當年的剖腹救護之功，擢升他為右武衛中郎將；李隆基登基後，又升安金藏為右驍衛將軍。
醫工本是流外官，入九品都極為困難，安金藏數年內即從九品之外升遷為從三品高官，堪稱奇蹟中的奇蹟。
開元二十年（732年），李隆基特封安金藏為代國公，並在泰山等處刻石記功，褒獎安金藏“忠義奉國，精誠事君”，面對酷刑威逼“激忠烈之誠，突刃剖心，保明先聖。見危授命，沮奸邪之慝；轉禍存福，獲明夷之貞”。
▲唐代國忠公安公金藏墓,位於現在的咸陽市永壽縣（圖片來源：絲路遺產）
大曆元年（766年），安享了半個多世紀榮華富貴的安金藏去世，當時在位的已經是李旦的曾孫、唐代宗李豫了。李豫定安金藏諡號為“忠”，配享唐睿宗廟庭。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李適又追贈安金藏為兵部尚書，授其子安承恩為廬州長史。
晚唐將軍康承訓出自今撒馬爾罕城。其祖父康日知是河朔藩鎮爭霸早期的風雲人物，後歸順朝廷。康日知後半生，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子孫便在朝為官。
鹹通九年（868年），800名來自徐州的桂林戍卒譁變，推糧料判官龐勳為首領，從廣西北上，一路過關斬將，縱橫數千裡，佔領了徐州，切斷了朝廷與東南稅賦重心的運河運輸。
當年冬天，唐懿宗拜康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與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羽林將軍戴可師，兵分三路圍剿龐勳起義軍。
康承訓向唐懿宗建議，徵調沙陀酋長朱邪赤心率部會同各藩鎮和其他部落一道征討龐勳。唐懿宗接受了此項建議。於是，代北的沙陀騎兵在朱邪赤心的率領下編入唐朝正規軍，氣勢洶洶地殺奔中原而來。
在之後的平亂過程中，唐朝倚重沙陀騎兵衝鋒陷陣。戰後，朝廷任命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並賜名李國昌，列入宗室的玉牒。當年，只有20歲的李國昌之子，在與龐勳起義軍的戰鬥中勇冠三軍。這就是唐末叱吒風雲的李克用。
正是李克用奠定了五代後唐的基業，託舉沙陀人變成了五代的主角。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後漢三個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十國中的北漢也是沙陀人政權。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談及此事時，怒斥：“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勳始。”在他看來，這項建議開啟了之後的亂局，康承訓簡直是唐朝滅亡的劊子手，是五代亂世的催產師。
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長篇累牘、不厭其煩地痛罵康承訓，認為他“召寇以入，為滅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
那麼，康承訓真的如王夫之批評的那般膚淺短視、貪功冒進嗎？
康承訓對陣龐勳之初，諸道兵未集，帳下只有一萬人，只能龜縮防守。友軍戴可師部很快為龐勳擊潰，戴可師單騎逃走，途中死於非命。
在此情況下，請求援軍是前線將領的自然選擇。在援軍的選擇上，康承訓是經過慎重考慮的。
首先，他知道周邊民族的戰鬥力。康承訓深知朝廷的禁衛軍和地方守軍虛弱不堪——不然，龐勳的800戍卒也不會縱橫數千裡，局勢也不會糜爛至不可收拾了！中原大地沒有真正有戰鬥力的軍隊可調，請求外援不愧為一個務實的上佳選擇。
其次，康承訓也明瞭邀請異族入中原的風險，難免養虎為患，所以他在邀請物件的選擇上費了一番心思。他沒有建議邀請吐蕃、回紇等強大外援，而是選擇了山西北部的小部落沙陀。沙陀騎兵也沒有辜負康承訓的邀請，作戰勇猛，以一當十，曾經冒死殺入重圍，成功解救出陷入重圍的康承訓。
康承訓引入沙陀，並非臨時抱佛腳，而是基於現實情況和作戰需要的最不壞的選項。至於這個決策引發的災難後果，不是康承訓所能預料的。
▲紀錄片《中國通史》中的唐末藩鎮割據戰鬥場面。（圖片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戰後，年過花甲的康承訓很快先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上演了一場“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活劇。
這可能是康承訓對唐代歷史產生的最直接的影響，在之後爆發的王仙芝、黃巢起義中，宋威、高駢等將領都擁兵自守、顧望不前。宋威曾在康承訓麾下參與鎮壓龐勳起義，他對同僚說：“昔龐勳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
唐末朱溫的幕僚李振，出自中亞安國，七世祖是武德功臣、申國公安修仁。安修仁因為促成涼州歸唐，而受到禮遇。安史之亂爆發後，朝野不免厭惡胡人，尤其是安姓胡人，安修仁後人便改姓為李。
▲粟特人復原。（圖片來源：東華大學出版社《絲綢之路沿線民族服飾研究》 呂釗著）
光啟二年（886年）年底，仕途不順的李振，由金吾將軍外放台州刺史。當時錢鏐、劉漢宏在浙東激戰，李振沒法上任，無奈進入了朱溫幕府為僚佐。
在朱溫麾下，李振官位並不顯赫，一度為天平節度副使，但朱溫經常交辦給他一些諸如調停爭端、安撫方鎮、聯絡朝廷等差使。
光化三年（900年），宦官劉季述欲行廢立。正在長安奏事的李振得知後，馬上東歸告知朱溫。當時，各方勢力都在拉攏朱溫，朱溫猶豫不決。李振陳述太監勢力不足成事，力勸朱溫站在唐昭宗一邊。果然，劉季述等人事敗被誅，唐昭宗復位。
晚唐朝廷東遷洛陽後，李振往來朝廷與朱溫之間，儼然成了朱溫派往朝廷的代理人。李振每次從汴州來到洛陽，一定會有朝臣被貶逐，時人稱他為“貓頭鷹”。古人傳說貓頭鷹聞到人快死了就開始叫，是不祥之鳥。輿論對李振是又恨又怕。李振會見朝臣時，也是頤指氣使、旁若無人。
李振家族雖然入唐兩百年，且世代不乏位居高位者，卻沒能躋身士族之列——至少不是中上層士族。李振是澤潞節度使李抱真的曾孫，在科舉中累試不第。說明其家族能力有限，這讓李振憤憤不平。李振後來大機率以門蔭入仕（即憑藉祖先的功勳循例做官），走的是官場的“雜途”，即便後來升至金吾將軍，也沒有走在仕途的“正道”上，缺乏後勁。
這不，他遭外放偏遠的台州，更對掌權計程車族清流們深惡痛絕。當赴任無望後，李振對繼續在朝中為官絕望了，轉身投入了藩鎮麾下，選擇了另外一條權力之路。
文人入幕府謀取功名是晚唐的普遍現象。藩鎮憑藉武力凌駕中央之上，加之文人們的生存環境劇變，經濟條件等也發生較大變化，這些因素導致了幕府文人產生了“尊幕府而棄朝廷”的心理現象。這種心理夾雜著權力慾望、個人恩怨和央地矛盾，又與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相互作用，一旦發酵成熟，不知會掀起什麼樣的風浪。
當時，出身寒微的柳璨，投靠朱溫，不到四年即入閣拜相，為出身高貴、資歷深厚的人輕視排擠。有占卜的人說：“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趁機誣陷裴樞、獨孤損、崔遠等清流宰相聚眾妄議、怨望腹非，慫恿朱溫誅殺他們以堵塞災異。李振也對朱溫說：“不若盡去之。”朱溫沒有殺戮這些清流，而是將他們一貶再貶。
天佑二年（905年），為了斬草除根，朱溫矯詔差人到各清流重臣所在州縣，賜他們自盡。其中，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僕射崔遠等“衣冠清流”剛好集中在滑州。六月戊子朔，朱溫下令將他們殺害在白馬驛（今河南滑縣境內）。李振進一步慫恿：“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於是，朱溫下令將他們投屍黃河，史稱“白馬驛之禍”。
不知李振在當時有無親臨現場，得知訊息的那一刻，他應該有一種大仇得報、揚眉吐氣的快感。
當清流重臣們的屍體在渾濁的黃河裡隨波浮沉的時候，殘唐也到了氣息奄奄的最後時刻。唐朝朝廷最後的依靠力量遭連根剷除，王朝沒有繼續存活下去的可能了。
天佑四年（907年），唐哀帝被迫禪位，朱溫登基稱帝，建立後梁，正式拉開了五代十國的序幕。門閥士族的那一套規則、做派和意識形態，也被渾濁的黃河水盪滌一空，再無重生的可能了。
黃巢起義徹底埋葬了在中國綿亙700多年的門閥士族，李振推動的“白馬驛之禍”則像是門閥士族謝幕的戲劇性畫面。
後梁建立後，李振歷任殿中監、戶部尚書、崇政院使等職。梁末帝時，李振失勢，投閒置散。
龍德三年（923年），後唐滅梁，李振屈膝迎降，第二天全家即遭處死。
如果不說他們的粟特出身，讀者想必都不會注意到他們的族屬——三人越往後越是如此。他們已經融入了唐代社會，族屬因素並沒有在他們的人生選擇和命運中發揮大的作用。
唐德宗期間，宰相李泌為財政開源，下令檢括定居長安城的胡人戶口，擴大稅源。胡人因為不是朝廷的編戶齊民，可以免於賦稅，可很多胡人入華多代，早已華化，在長安娶妻生子、置辦產業，與尋常百姓無異，仍然不納稅賦。括戶查得4000餘人，官府要求他們選擇：要麼入籍承擔稅賦，要麼返回域外老家。結果，沒有一名胡人返回的。
他鄉早已成故鄉。家族的祖源只不過是一個遙遠的記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