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安史之亂是大唐長時間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包括朝廷與藩鎮的權力矛盾、關隴與關東的地域矛盾、貴族和庶族的世庶矛盾…當時的安祿山身處生存困局中不得不反，大唐也處於極其尷尬的境地，根本無法阻止一場叛亂的發生。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九日，安祿山正式在范陽舉兵造反。漁陽鼙鼓動起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開天盛世的繁榮景象瞬間就被邊軍的鐵騎撕得粉碎，被動駛上下坡路，直到被路盡頭的藩鎮朱溫徹底顛覆。
傳統的說法都是，安祿山造反是為了顛覆大唐，代替大唐，但實際上安祿山反叛首先是為了解決生存危機，他當時已經處於必須得以起兵的方式保住性命的生存困境。
本質來說，安祿山只是大唐政局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是皇帝為了應對東北的軍事危機，制衡西北藩鎮，打壓太子而有意培養出來的強藩。
大唐自建國之後就一直面臨著嚴峻的邊疆壓力，突厥、契丹、奚、回紇、吐蕃等都是大唐邊境上的勁敵，在府兵制逐漸崩潰的情況下，朝廷就不得不以節度使來應對邊疆問題，景雲二年（711），睿宗任命涼州都督賀拔延嗣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使正式走上歷史舞臺。
安祿山就是玄宗為了解決東北的軍事壓力而任命的節度使。
當然，玄宗這一安排也是為了制衡西北藩鎮。對於皇帝來說，主動培養藩鎮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但藩鎮對朝廷造成的威脅他同樣明白，於是就採用了以東北藩鎮制衡西北藩鎮的做法。
同時，玄宗任命安祿山為東北邊境的范陽、盧龍、河東三大軍鎮的節度使也是對太子勢力的制衡。由於西北的藩鎮和太子李亨有淵源，所以就成為了朝廷的重點打擊物件，王忠嗣被免官抑鬱而亡、曾擔任河西隴右節度使的皇甫惟明被賜死就是典型事件。
自從大唐爆發了玄武門事件，秦王李世民以武力手段強勢上位之後，太子和強勢皇子發動兵變就成為了家常便飯，對於靠政變起家的玄宗來說，防備太子幾乎就是他的本能，其在同一天賜死三王就是具體表現。所以，安祿山就成為了制衡儲君設計中的重要一環。
當時的玄宗特矛盾，既怕太子發動兵變提前上位，又怕太子實力不足被政治對手幹倒，這種平衡非常難以把握。
對於自己的身份定位，安祿山當然非常清楚，他一方面要為朝廷守好邊境，一方面又要和太子劃清界限以讓皇帝放心。所以，當安祿山在宴會上看到太子之後直接就將太子當成了透明人：“我只知道陛下，不知道儲君是怎麼回事。”
呵呵，玄宗和安祿山都不傻，玄宗不可能不知道安祿山是在裝傻，同樣，安祿山也肯定明白玄宗知道自己在裝傻，但此時安祿山需要一場政治表演來對皇帝進行表態，讓皇帝明白他安祿山是堅定站皇帝的隊的。就像東晉時元帝司馬睿為什麼會邀請宰相王導共坐御床，實際上就是逼著王導在眾人面前進行表態以明君臣之分。
歷史呀，說白了都是表演，動作和行為都不重要，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安祿山雖然能讓皇帝放心，可也得罪了太子李亨，只要李亨即位，那麼一系列霹靂手段肯定會雨點式砸向他安祿山，更重要的是，玄宗此時已經進入暮年，太子繼位就在眼前，安祿山肯定會有極其強烈的生存危機。
同時，楊國忠在玄宗的授意下已經在打擊安祿山，因為，安祿山已經是強藩，朝廷為了平衡，必須對其進行打壓。看看安祿山身上的頭銜你就明白了大唐削藩的必要：天寶元年（742），安祿山被任命為平盧軍節度使；次年，安祿山入朝覲見，玄宗加封其為驃騎大將軍；天寶三載（744），安祿山又兼任了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天寶十載（751），安祿山進宮朝拜玄宗請求擔任河東節度使，玄宗同意；天寶十三載（754），安祿山最後一次入朝，玄宗加封其為尚書左僕射、隴右群牧都使等職。
天寶二年（743），安祿山入朝覲見，獲得了朝廷高規格的接待，離開時，玄宗甚至要求宰相以下的高官必須去給安祿山送行，就是楊國忠當時都不得不強忍內心的不快攙扶安祿山。
可見，玄宗在抬高安祿山的過程中是沒有給其準備梯子的，玄宗將安祿山扶得越高，安祿山的內心越恐慌，這已經註定了安祿山日後想要著地就必須得冒險。
後來，安祿山為什麼雨點式對邊境的契丹、奚用兵，就是為了造成朝廷離不開他的假象，緩解和朝廷之間的矛盾。
但此時的安祿山位高權重已經成為皇權的巨大威脅，尤其是，大唐的節度使不僅有兵權，還有財權、民政權、監察權：募兵權力保證了邊將和將士之間的黏性，導致邊軍只知道有節度使而不知有皇帝；財權保證了邊將的個人意志能夠落地；民政權和監察權的賦能使節度使已經成為地方的主宰。
當然，不管是軍權和財權的下放都和大唐朝廷當時的困局有關：府兵制崩潰，朝廷不得不將募兵權力下放給邊將；舊的財政體系崩潰和不斷攀升的養兵費用倒逼著朝廷不得不將財權下放給邊將。
除了軍權和財權，民政權和監察權的賦能更是讓節度使群體的權力水漲船高，已經儼然是一方諸侯，而諸侯的本性就是，天然具備叫板朝廷的基因。更要命的是，當時的大唐已經是外重內輕，所以就必須得進行削藩以解除生存危機。西漢的景帝削藩是為了解決生存危機，如今的玄宗也是。
一般認為，楊國忠是因為和楊貴妃的關係才成為了宰相，實際上，親戚關係只是讓楊國忠被玄宗注意到，楊國忠過人的才華才是玄宗重用他的根本原因，因為，楊國忠不僅能為玄宗解決經濟問題，更能作為打手打擊邊將。
玄宗需要的是楊國忠的能力
圖源/劇照
事實上，不管是李林甫還是楊國忠，他們的上位首先都是皇帝出於解決經濟問題的需求，其次是他們可以承擔打手的角色。就像西漢的晁錯，皇帝只是將皇權與藩鎮的矛盾轉移到被重用的朝臣身上而已。
李林甫和楊國忠都明白自己的使命，在解決經濟問題的同時對藩鎮進行精準地打擊，李林甫打擊西北藩鎮，楊國忠面對崛起的安祿山又將打擊的重點轉移到東北藩鎮，天寶十二載（753），哥舒翰被任命為河西節度使就是楊國忠打的一張制衡安祿山的牌。
歷史已經無數次驗證了一個現實，打手一般都不會有好下場，當年的晁錯如此，後來的李林甫和楊國忠也是如此。李林甫當權期間，其兒子每天都是膽戰心驚的，常常向父親哭著講述高處不勝寒的道理。
同樣，楊國忠由於得罪的人太多，其悲劇結局也是註定的，與其說馬嵬驛兵變禁軍群體是在向楊氏兄妹發難，倒不說他們針對的實際上是玄宗，因為大家都知道，國忠不過是玄宗的打手而已。
所以，馬嵬驛政變的本質是各股勢力為了解決其和皇權之間的矛盾而發動的兵變。
如此，安祿山的個人困局就已經非常清晰：太子李亨即位之後的打擊是必然的；玄宗指示楊國忠削藩是安祿山眼前的困局。所以，天寶十三載（754），當安祿山離開長安時其必然會造反就已經成為朝野公認的事實。
在安祿山的認知中，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放手一搏，這是由胡人冒險的天性所決定的，同時，他們也沒有漢人忠君觀念的束縛。
那麼問題又來了，既然朝野公認安祿山必然造反，那麼玄宗為何還要放虎歸山，因為，殺了一個安祿山，還會有下一個安祿山。
早在北齊時代，山河四省的關東就和關隴處於分離狀態，即使後來的北周兼併了北齊，隋朝建立了大一統的格局，但這種矛盾依然存在，隋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首先在山東爆發就是這種地域矛盾的具體表現。
即使到了唐朝中期，關東和關隴依然是嚴重的不相容，尤其是關隴還壟斷了大部分資源的情況下。大唐不僅猛抽河北的資源來供養關隴集團，同時，帝國的權力也基本被關隴集團所壟斷。雖然太宗將部分關東豪傑引入廟堂，唐高宗之後，帝國又透過科舉不斷引入關東的血液，但畢竟只是少數，無法覆蓋到寒門士族、底層漢人和胡人群體。
也就是說，關中本位導致河北和關中處於嚴重的分離狀態，這不僅是地域矛盾，同時也是世庶矛盾的具體表現。
雖然安史之亂前河北和山東為大唐供應了三分之二的絹帛，河北和河南給大唐供應了半數的糧食，但開元盛世事實上是與關東無關的。
為什麼河北人崇拜竇建德這位隋末義軍領袖就是這種離心力的具體表現。安史之亂後，河北人將安祿山和史思明並稱為“二聖”也體現了河北人的這種心理。
同時，那些寒門士族也希望透過戰爭拿到被關隴貴族壟斷的權力，走上歷史舞臺，整天勸安祿山起兵的寒門士人嚴莊和高尚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迫切需要以戰爭的形式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為什麼西晉的八王之亂破壞力會那麼強，就是因為，其迎合了寒門士人的心理期望。如今的河北士人也將希望寄託在當地節度使身上。
可以肯定，即使安祿山沒有起兵，之後也一定會有張祿山、王祿山起兵，因為，矛盾的爆發屬於必然。
所以，安史之亂斷非起自青萍之末，其背後是各種矛盾的長期累積，已經到了快要爆發的臨界點。
玄宗作為政治強人，肯定明白這一點，所以才會在安祿山最後一次覲見時給對方各種吃定心丸，如今，他放虎歸山其實是在賭，賭安祿山的忠誠，賭對方能夠替自己暫時捂住河北將要爆發的火勢。
玄宗也陷入死局
圖源/劇照
但安祿山能做到如今的高位那也是人精中的人精，明白自己身處的無解困局。
對於此，當時雙方都進行了試探：楊國忠想將安祿山以及他的心腹調往長安以解除他們的兵權，安祿山也同時請求皇帝用三十二個番將代替漢將。
都在測試對方的底線。既然雙方都無法接受對方提出的條件，那麼叛亂就已經不可避免。
而此時的安祿山不僅可以利用河北和關中的矛盾，同時也具備武力優勢。在府兵制崩潰的情況下，邊軍不管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碾壓朝廷府兵，當時安祿山可以調動的不僅有范陽鎮的鎮軍，還有盧龍和大同的部分兵力。
這裡強調一點，安祿山雖然是范陽、盧龍、河東三大軍鎮的節度使，但實際控制的只有范陽一個軍鎮，盧龍和河東他只是節制而已。所以，盧龍和河東他只能調動部分兵力而已。
除了正規邊軍之外，安祿山還將內附的契丹、奚等遊牧勢力編入其軍隊。當時，草原上的後突厥汗國崩潰，部分草原部族也歸附了安祿山，比如，被安祿山封為“北平王”的李歸仁。
這也可以看作是大唐王朝當時面對的邊境民族困局，朝廷在不能解決邊境危機的情況下就只能接受其和邊軍合流的結果。
當然，安祿山起兵也有其野心作祟，作為邊將，他也想更進一步。
在這些主客觀因素之外，將相矛盾也是引發安史之亂的原因之一。首先，安祿山起兵的直接原因就是，邊將群體和宰相楊國忠的矛盾不可調和。
李林甫執政期間，雖然也作為玄宗的打手打擊藩鎮，但其已經構築了一種相對比較平衡的政治生態，當楊國忠成為宰相之後，其威望根本不足以駕馭當時的局面，只能透過對於部分藩鎮的打擊來樹立個人威望。安祿山就是其選中的目標。
但現實卻是，楊國忠只擁有政權，而安祿山卻有強大的軍事作為後盾，一旦矛盾不可調和，必然會兵戎相見。
在大唐，一旦某個人站上軍事領域的山巔必然會遭遇打擊，尤其是大唐這種內鬥基因極其濃厚的王朝，所以，其被皇權打擊幾乎就是註定的事，而楊國忠只不過是打手而已。
對於當時的楊國忠來說，必須要在安祿山起兵之前對其進行物理消滅，而對於安祿山來說，必須在楊國忠的屠刀落到脖子上之前進行起兵。
另外，大唐有出將入相的傳統，李林甫執政期間破壞了這種傳統也是導致邊將和朝廷的矛盾的原因之一。
這種將相矛盾本質上也是文武矛盾，大唐文臣士族化已經與武將群體形成衝突，這也是導致邊將和朝廷的矛盾不可調和的核心原因，當年的宋齊梁陳被這種文化矛盾作用，後來的隋唐也不能避免。
文臣士族化是一個歷史命題，必須得將其對歷史的影響考慮進去。
總之，不管是當時的大唐還是安祿山個人都處於困局之中無法破局，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武力解決矛盾，包括皇權與藩鎮的權力矛盾、關東與關中的地域矛盾、世族與庶族的世庶矛盾…
而這些矛盾都是在時間的重力下長期積累所形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唐舊的兵制、財政制度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正好給了矛盾爆發的機會。
有些事，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是歷史發展到某一階段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