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中國傳統的道家哲學孕育著辯證法的智慧，同時也提供了一種理解歷史週期與世界秩序的視角：面對全球右翼浪潮的洶湧來襲，曾主導上一輪全球化的“歷史終結論”似乎已走到盡頭。蘇聯解體後，以福山為代表的線性進步史觀伴隨著美國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世界，塑造了一代人的信念：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點。然而，今天的現實卻令人困惑——美國捧出特朗普，歐洲被民粹主義籠罩，全球南方雖迎來權力真空，卻缺乏新的歷史自覺。在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該如何理解世界的未來？
在本文中，趙鼎新以道家哲學為基礎，以“道家時間”史觀重解歷史。本文拒絕簡單的線性預測，認為歷史並非直線前進，而是迴圈的，每次迴圈的“道”因未必相同。從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到如今的保守主義復興，文章將近代史分為四個階段：傳統帝國崩潰與法西斯主義主宰、去殖民化與左傾反自由主義思潮興起、美國獨霸與自由民主浪潮的興起，以及當前的右傾保守主義復興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對前一階段的反動，歷史如太極般陰陽轉換。這種視角不僅挑戰了西方的進步敘事，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動態的歷史框架。
文章預測，自由主義的衰退將讓位於多樣化的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宗教力量也將趁勢復興。物極必反，保守浪潮的負面後果必然會推動世界重回自由與開放，而率先走出困境的國家或將佔據先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 2025年第2期，原題為《告別“歷史終結論”——一種新歷史觀》。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告別“歷史終結論”
——一種新歷史觀
要對歷史趨勢進行預測並不容易，“預測”與世界實際走向之間必然會有很大偏差。然而，即使存在偏差，甚至是錯誤的歷史趨勢預測，也並非毫無意義。有些“預測”雖然未能實現，但其揭示的普遍性規律卻能加深我們對當今世界及歷史變化規律的理解；而某些歷史預測能促使後世的社會行動者改變行為方式。
對歷史趨勢預測可以採用多種方法。最常見的當數“線性外推法”，簡而言之，就是將當前某種社會發展趨勢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進行外推。例如，在觀察到宗教勢力減弱後學者預測世界將更加“世俗化”、觀察到快餐連鎖店及其文化興起後預測社會的“麥當勞化”、觀察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量威權體制崩潰後預測多黨制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方向……這類“預測”比比皆是，且總能引起廣泛關注。畢竟，這些“預測”描述了某種正在上升的趨勢，因此看起來尤為“真實”。畢竟，此類預測會受到在相關趨勢中獲益的權力社會行動者的青睞和支援，提出者因此也就能夠獲得各種“課題”和資源，且可能成為廣為人知的“大學者”。畢竟，缺乏歷史感、思維簡單、意識形態強烈的人在世界上始終會佔絕大多數。因此，線性外推法就像一種難以治癒的慢性病，永遠伴隨人類，但本文的作者拒絕進行此類預測。
筆者少年時代由外婆撫養。儘管她不識字，但言傳身教中充滿了道家的智慧。長成後我閱讀《道德經》，深受老子智慧的啟發。本文的分析方法正是基於老子的哲學思想，我將其稱為“道家時間”的史觀。用現代社會科學的語言表述，老子的史觀有兩個要點。第一，老子認為，任何性質的社會組織、思想和制度，隨著其影響力的擴大，削弱其社會力量和制度機制就會變得重要。這一要點決定了老子的史觀是一個迴圈的歷史觀。第二，迴圈史觀在其他文明中也很普遍。老子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強調“道可道，非常道”。對於老子而言，雖然歷史是迴圈的，但每次迴圈的“道”因未必相同。換句話說，歷史的迴圈並不像擺錘在地球引力作用下的來回晃動，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迴圈。老子的歷史智慧獨樹一幟，任何西方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這方面都難以匹敵。本文采納了一種在老子的迴圈史觀指導下的宏觀長時距分析視角，旨在透過分析過去的大趨勢來理解當今世界的走勢。
“過去”從何而始？為了簡化敘事，筆者決定將起始點設定在德國威廉二世上臺的那一年，即1888年。這個時間點的選擇雖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但它體現了筆者對近代世界發展的理解。儘管現代工業資本主義起源於以蒸汽機為標誌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但當代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形成則始於維也納會議體系的失敗，而這一轉折點大致可追溯到1888年威廉二世的登基。在威廉二世上臺後的世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傳統帝國的崩潰與法西斯主義浪潮的主宰（1888~1945）；去殖民化、左傾反自由主義思潮興起與冷戰（1945~1976）；美國獨霸與自由民主浪潮的興起（1977~2012）；自由民主浪潮受挫與右傾保守主義的復興（2013年至今）。將歷史分為這四個階段的原因在於，每個新階段都可視為對前一階段的反動，或者是前一階段處於弱勢的政治思潮和力量的迴歸。例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國推動，以某種“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因此，在這一波浪潮退潮的過程中，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必然受到衝擊，而與之相對的保守思潮則會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迴歸。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本文所選擇的當代史起始點及各個分期並不具備唯一的本體意義。在不同的問題意識下，對世界走勢及其背後主要推手的理解會有所不同。
19世紀歐洲外交關係的重要基石是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之間召開的維也納會議所形成的一系列外交準則。維也納會議的直接目的是解決由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以確保歐洲的長期和平。確實，維也納會議為歐洲爭取了近一個世紀的穩定，但也為未來的動亂埋下了隱患。19世紀初歐洲各國的政體仍多是托克維爾所描述的、由國王和貴族主導的家產製“舊制度”（ancien régime）。維也納會議的參與國所關注的也是恢復被拿破崙破壞的君主制，以及保持各國在家產製國家意義上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然而，19世紀中期後，隨著中產階級在歐洲政治中的進一步崛起及工人運動的發展，各國都在向“民族國家”轉型，國王和貴族在內政方面的控制力顯著減弱，儘管他們在外交領域依然保持壟斷地位。同時，民族主義運動在東歐和南歐得到顯著發展，許多地區的青年精英渴望獨立建國，這些運動的背後往往有大國的支援。以貴族外交為主軸的維也納會議體系出現了日益嚴重的裂痕，其瓦解的轉折點則是1888年德國威廉二世的登基。
威廉二世繼位後在多個方面改變了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導致歐洲國際關係發生了顯著變化。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延續了維也納會議時期維持歐洲大陸的力量均衡、避免德國同時與法國和俄羅斯為敵的方針。而威廉二世則一改俾斯麥以均衡為宗旨的外交戰略，開始到處樹敵，最終促成了法國與俄羅斯在1894年的結盟。俾斯麥執政時期在海外擴張方面相對剋制，旨在避免與英國發生正面衝突。但威廉二世卻大力發展德國海軍，挑戰英國的海上霸權，導致與英國的關係逐漸惡化。威廉二世的外交風格情緒化，多次對英國發表激烈言論，最終將英國推向了法俄陣營，形成了英法俄“三國協約”。毫無疑問，威廉二世在與歐洲大國的關係、帝國擴張、海軍擴建等方面打破了俾斯麥所建立的旨在追求均衡的國際關係戰略，為未來的衝突埋下了伏筆，因此許多人認為威廉二世對19世紀末歐洲國際關係的惡化負有重大責任。
這一觀點雖有道理，但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威廉二世的個人作用究竟有多大仍需探討。簡言之，威廉二世時代，歐洲各國面臨著拿破崙時代所未曾遇到的問題。維也納會議時，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仍主要是法國現象，但到1888年，民族主義已席捲歐洲。與階級政治類似，民族主義已成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國家的性質。然而，此時歐洲各國的外交仍由國王和貴族掌控，他們的外交思路陳舊，基本停留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尋求力量均衡、確保任何大國都不會獨佔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思路上。在這一背景下，新興政治階層與傳統政治精英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勢必加劇。從這個意義上看，威廉二世的出現僅是一個突破口。
這一矛盾的最終爆發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費迪南大公被刺。當時，歐洲各國並不真正渴望戰爭，它們只是按照傳統外交的慣例，逐個加入各自的陣營。協約國與同盟國這兩個早期現代外交框架下的聯盟就這樣糊里糊塗地捲入了戰爭。人們原以為戰爭會很快結束，結果卻持續了四年，代價慘重。俄國的布林什維克革命是這場戰爭的一個主要結果。此外，一戰還導致了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垮臺，英法帝國的衰敗，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的進一步高漲。1919年巴黎和會前後，大量非西方國家和地區興起了反殖民運動和獨立意識。
一戰的結局給人一種傳統帝國政治的總體性崩潰的印象。霍布斯鮑姆因此將1875年至1914年這一階段稱為“帝國時代”。然而，一戰後的世界政治仍被各大帝國主導，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中提出的有利於弱小民族自決的14條也未能改變這一局面，和議最終發展成了英、法、日等主要戰勝國的分贓會，這也再次證明了帝國政治的主導性。
一戰後一個重要趨勢是保守思潮在全球範圍內的不斷壯大，最終發展到失控局面。1929年的經濟危機及隨後的經濟大蕭條成為這一趨勢的關鍵轉折點。此前，歐洲已發生過多次經濟危機，但如此大規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則是前所未有。這場經濟危機對社會下層民眾造成了巨大傷害，導致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出現了左右兩極化。但是，儘管左派勢力在各國都有所上升，整個世界卻無疑在加速向右轉。各種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自由主義，強調國家權力與控制經濟，帶有強烈領袖崇拜、獨裁和保守民族主義傾向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盛行。
需要指出，在那個時期，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往往經濟恢復更快，率先擺脫大蕭條，為下層民眾帶來了一定好處，因此往往會被認為是一個好選擇而廣為追隨，德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二戰中完敗後，法西斯才轉變為一個非常負面的概念。回頭看，我們可以說希特勒為德國選擇了一條死衚衕，但當時的德國民眾，甚至包括像海德格爾這樣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還需要指出，美國在這一時期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在巴黎和會前，美國在菲律賓等地區雖然有過明顯的帝國行為，但其對自身的總體認知仍是從反英帝國主義的框架出發，具有較強的反帝國主義傾向。此外，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還在努力保持孤立主義政策，其經濟也未能擺脫大蕭條。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偷襲珍珠港將美國拖入戰爭，事實上為仍處於經濟危機中的美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軍隊的大力擴充和戰時經濟吸納了大量失業人口，使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得到迅猛發展。二戰結束時，世界出現了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都持有反殖民和反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儘管它們逐漸發展成了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是後話。
如果說一戰的結局並不等於傳統帝國的垮臺，那麼二戰的終結無疑標誌著傳統帝國總體垮臺的開始。隨著二戰的結束，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帝國不復存在。儘管英國和法國仍在維持各自的帝國，但二戰期間所攪起的各種力量使得兩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和獨立呼聲不斷增強，同時它們對殖民地的控制力也明顯減弱。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中，英法殖民地陸續走向獨立，標誌著民族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成為主導國家形態。
然而，除了中國和少數幾個國家，這些殖民地能迅速獲得獨立的最重要原因並不是來自內部的抗爭，而是美蘇兩國崛起為世界級超級大國。儘管美國和蘇聯在許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差異，但它們堅持的意識形態中都包含較強的反殖民主義和支援民族自決的傾向，因此都對各國的獨立運動給予了支援。如果沒有美國、蘇聯以及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地區性大國的支援，二戰後的獨立建國運動不可能如此迅速發展。
當然，傳統帝國的垮臺並不意味著帝國政治已過時，因為在傳統帝國的廢墟上崛起的是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新型帝國。與傳統帝國相比，這兩個國家並不採取直接殖民控制，在佔領他國領土上也較為剋制，其主導權建立在意識形態軟實力、經濟手段、國際規則的制定以及干涉他國內政的基礎上。
從某種角度來看，帝國作為國家形態的繼續存在是很難消除的，因為各國的內政、安全及其他一些合理訴求都無法停留在明確的領土邊界之內。例如毒品控制、環境汙染、貿易保護、內戰等不少問題都無法限制在國界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實力強大，為了自身的某種“安全”需求，自然會對國界以外的地區產生控制慾望。問題在於，只要實力存在，控制就可能不斷擴充套件。這個國家可能會藉助各種理由對他國事務進行過度干預，最終變成越來越明顯的帝國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國家在強大到一定程度後都可能產生帝國性，只是帝國的形態和性質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所不同。
如果說二戰前主導世界的思潮是向右走，二戰後則轉向了左傾。這一轉變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二戰開始時，世界上僅有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而二戰結束不久後，包括中國在內，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體系中。其次是歷史的反向運動。儘管美國支援去殖民化運動，新興的獨立國家在立場上更傾向於親蘇和反西方的立場。這並不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力量更為強大，而是因為這些新興國家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必須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與原西方宗主國進行切割。因此，與西方對立的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體制成為首選。
相對而言，美國不僅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與英法兩國更為接近，而且由於希望阻止親共左派勢力在新興獨立國家上臺，或因外交政策受英法兩個正在瓦解的帝國的掣肘，常常無意中甚至自覺地與去殖民化運動和新興獨立國家對立。這進一步強化了新興國家的左傾傾向。周恩來所說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實際上就是對二戰後去殖民化運動以及新興獨立國家當時政治傾向的總體概括。
西方左派學者曾對新獨立國家的前景抱有較高期望。他們認為，一旦擺脫宗主國的奴役和剝削，這些新獨立國家的經濟必然會迅速發展。然而，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大多數新興國家在獨立後不僅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且部落衝突激烈、政變頻繁，政治動盪。西方知識分子因此提出這些國家面臨著西方殖民所導致的政治、人口、生態、文化等方面的危機，以及這些國家的文化與現代化不匹配等理論，並將研究重點集中在新興國家的農民革命等議題上。
回顧歷史，尤其是與東亞後發展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的經濟發展案例進行比較後，我們發現，許多新興國家獨立後經濟難以發展的根本原因並不複雜。這些國家在西方殖民者到來前，往往缺乏國家傳統或沒有持續的國家傳統。部落間即便僅相隔幾公里，卻可能說著完全不同的語言，而民眾的認同基礎通常是部落而非國家。這些部落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完全是西方殖民時期和獨立時期的政治發展所致。用學術語言來說，這些新獨立國家在民族認同建構和國家構建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殖民者的撤離（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說是倉促的離去）只會帶來政治真空和混亂，而非經濟發展。問題是，這些國家大多聲稱在實施左傾的、反西方自由主義的威權體制和社會主義經濟。一旦經濟不成功，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自然會對所堅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感到失望。因此，隨著蘇聯的衰弱，這些國家紛紛拋棄左傾反西方的意識形態。這當然是後話，因為左傾思潮在世界範圍內大幅退潮的最直接的原因並不僅是第三世界小國經濟發展的失敗，更是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在多個方面的失敗。
冷戰初期，新獨立國家普遍傾向於親蘇社會主義，而新中國的成立及其對蘇聯的“一邊倒”政策，則更讓美國感到緊張。在軍事方面，當時的蘇聯和美國在表面上看似乎也相差不遠。可以說，美蘇兩國的競爭中，蘇聯的軟實力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還具有較大的優勢。這種優勢迫使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支援反共的右派政權，以防止社會主義陣營“多米諾骨牌”式的擴散。
美蘇競爭均勢的打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我認為，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在《紐約時報》上登出後所產生的持續影響，是最初也是最為重要的轉折點。長期來看，這一事件對蘇聯政權的合法性造成了嚴重衝擊；而從直接效果來看，它削弱了歐美的共產黨及親蘇社會主義政黨的勢力，開啟了西方傳統左派勢力迅速消退的歷史程序。
我將西方傳統左派的衰落視為蘇聯衰敗的開端，原因之一在於這一事件直接影響了蘇聯的科技水平。正如我在多種場合所指出的，當一個國家在科技方面與他國差距較大時，只需大致把握方向，國家的投入和支援在此時能發揮顯著作用。然而，當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接近他國並希望趕超時，所需的便是正規化性的創新能力，而這種能力最依賴於個人的心靈自由、學術自由，以及合理的激勵機制（包括某種社會需求）和學術評價體系。在這一點上，僅靠國家的投入和激勵就不一定會有效，甚至搞不好還會適得其反。正是在正規化性創新方面，蘇聯與美國的差距一直非常明顯，但在美蘇爭霸早期，蘇聯憑藉其軟實力吸引了不少優秀的歐美左派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支援與幫助下（甚至包括獲取科技情報），這一差距並不凸顯。然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導致西方傳統左派勢力的衰退，進而使蘇聯失去了吸引力，導致其在新興的計算機技術、資訊科技和生物技術等領域與西方的差距日益擴大。例如，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的空戰中，蘇聯的米格機雖然機械效能優越但缺乏基礎的計算機雷達報警裝置，大敗於美國飛機。這表明美蘇兩國在新興科技領域已經出現了代際差距。
雖然美國是一個有著自由主義傳統的多黨民主國家，但為了防止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張，冷戰初期的美國卻廣泛扶植反共的右傾獨裁政權。這一政策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智利左派民選總統阿連德在1973年政變中被刺殺，背後就有CIA的影子。然而，到了70年代，新獨立國家在各種“社會主義”道路上相繼失敗，革命運動逐漸退潮，美蘇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差距不斷擴大。這為美國國家政策的改變提供了契機，其中最具標誌性的轉折點是卡特在1977年提出的人權外交戰略。他強調美國應在全球範圍內支援基本人權和自由，並透過外交途徑促進民主、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此後，美國逐漸不再支援右派獨裁政權，轉而推動人權外交和民主輸出。例如，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放棄對巴列維的堅決支援成為伊朗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儘管伊朗危機導致卡特未能連任，但他設定的美國新國策並未改變。此後，美國越來越積極地推動各國的民主化運動，其歷史後果便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興起。
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早可以說是發源於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這三個南歐國家。葡萄牙和希臘的民主化程序始於1974年，而西班牙的民主化則是在佛朗哥於1975年去世後開始，並在三年後透過的民主憲法奠定了當代西班牙的政治框架。與其後的民主化相比，這三個國家的轉型主要是源於內部的政治發展。儘管目前這三個國家在國家能力、民主質量、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與西歐和北歐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希臘問題最為突出，但它們目前都是歐盟成員，且均擁有較為穩定的多黨民主體制。
除了南歐三國外，其他國家的民主化過程都或多或少與美國的人權外交戰略有關。大致有兩種情況：首先是蘇聯及其控制下的東歐國家。卡特的人權政策主要針對蘇聯，他曾多次公開批評蘇聯的人權記錄，抨擊其內部的政治壓迫以及對東歐的控制。里根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這一政策，支援蘇聯境內的異見人士和東歐各類異見運動，並要求蘇聯遵守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中有關人權的條款。在與戈爾巴喬夫的峰會中，他提出釋放異見人士和關注其他人權問題，並發表了著名的“邪惡帝國演講”和“柏林牆演講”。尤其是在1987年的“柏林牆演講”中，里根公開批評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政權的政治壓迫，呼籲東歐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成為冷戰後期美國推動全球民主化的重要象徵。
如果說美國對蘇東集團的施壓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冷戰的考慮，那麼在其他地區推動民主化的行為則凸顯出意識形態主導的特徵。例如，美國的直接或間接施壓促進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包括尼加拉瓜、阿根廷、巴西、智利、薩爾瓦多、韓國、南非、辛巴威等國家和地區的民主轉型。可以說，隨著里根政府在1982年推出全球性的“民主計劃”，美國圍繞人權和民主的新外交戰略已經成形。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威權和獨裁政權的倒臺，尤其是蘇聯的崩潰，主要源於其自身的問題，而非單純由於美國的人權和民主外交戰略。以蘇聯為例，在勃列日涅夫17年的統治期間，蘇聯與西方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不斷加大，且與東歐國家的關係逐漸疏遠。蘇聯錯誤捲入阿富汗戰爭，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潭。從這個角度看，來自蘇聯和東歐的改革呼聲主要是這些國家內部政治發展的結果，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並無直接關係。反而可以說，蘇聯實力的衰退促成了卡特和里根人權外交政策的形成。然而，美國的新外交戰略無疑激勵了蘇聯及東歐各國的異見團體，併為這些國家的政治改革指明瞭“方向”。如果沒有卡特人權外交之後美國所提出的民主化話語體系，蘇聯的改革未必會採取戈爾巴喬夫以“公開性”（glasnost）為核心的“改革”（perestroika）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卡特和里根時代所形成的民主化話語體系為蘇東集團的政治變化和全球性的民主化浪潮提供了一個總體框架（master frame）。同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逐漸發展成了一個由美國強行推動的程序。
為了獲得美國的支援，或者由於已經獲得了美國的支援，許多威權國家的原屬於“體制內”的政治力量也發展成了民主鬥士。於是，民主化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就是亨廷頓提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歷史背景。然而，從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大約在80年代初之後，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越來越成為美國推動下的全球政治發展，是蘇聯衰弱和美國發展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體現。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國推動的政治過程，其結果與蘇聯輸出革命相比，差異並不會太大。這與體制本身的好壞關係不大，關鍵在於透過外部干預的方式，將“種子”撒在完全不適合其生長的土壤中，最終都不會收穫什麼好果子。除了少數成功的案例，民主浪潮下湧現的大量新興民主國家不僅未能在經濟上帶來持續的好處，反而引發了族群衝突、內戰甚至種族清洗，導致許多“民主國家”淪為由強人操控的低質量“民主”，這在全球範圍內蔓延。因此，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種概念。
美國是在“自由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推動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這一政策的失敗必然會嚴重損害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道義性地位。問題是，自由主義是啟蒙運動以來，幾乎所有世俗意識形態的根基，一旦自由主義受到損害，整個啟蒙精神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在上世紀80年代末，美籍匈牙利裔歷史學家約翰·盧卡奇（John Lukacs）曾提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起與垮臺是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歷史轉折”，這一觀點在中國知識界曾經引起了廣泛關注。經過大量閱讀，我在90年代初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場民主浪潮也將削弱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的力量。如今看來，我不幸言中。
早在21世紀初，美國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已顯露出諸多問題，各國的保守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開始迴歸。我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結束的時間點定在2013年，主要基於以下原因：201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穆爾西透過民選成為埃及總統，但次年7月，埃及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穆爾西，並於10月取締穆斯林兄弟會。雖然美國政府沒有直接參與此次政變，但在政變後卻公開表示埃及軍方的行為並不是政變，並在2015年恢復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這一事件在我對世界大勢的解讀中具有特殊意義，表明美國已明顯背離了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推動人權和民主化為核心的外交戰略，標誌著由美國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開始大規模退潮。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退潮和自由主義的嚴重受損，為世界範圍內保守浪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機。以下，我簡要介紹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治譜系變化。 在俄羅斯，普京自2007年左右開始明顯轉向保守，脫離他在2000年當選後所採取的親西方政策。他在軍事和外交上與歐美的對立加劇，同時在國內強化俄羅斯民族主義，反對“西方頹廢文化”，提倡“傳統價值觀”，並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積極合作。在印度，自2014年當選總理以來，莫迪強力推動以印度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復興，試圖透過印度教民族主義來重塑國家認同。這一系列做法使得印度其他宗教群體（尤其是穆斯林群體）和女性的社會地位受到嚴重擠壓，進而引發反彈。土耳其在埃爾多安的領導下，向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方向發展。埃爾多安透過復興奧斯曼帝國的遺產塑造新土耳其主義，意圖加強土耳其對奧斯曼帝國統治區域的影響力，推廣傳統保守價值觀，並透過修改憲法來強化總統權力，削弱議會和司法的獨立性。他還加大了對媒體和言論的控制，支援阿拉伯世界的保守力量，並在敘利亞等問題上採取更積極的姿態，對國內庫爾德人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中東、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的情況也值得關注。在中東，右傾保守勢力的上升首先體現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尤其是伊斯蘭國的崛起，直接源於美國發動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權力真空和難民潮。雖然伊斯蘭國的最後據點在2019年被美國支援的“敘利亞民主力量”攻克，但其殘餘勢力仍在全球發揮各種影響。拉丁美洲各國情況雖不盡相同，但主要國家的政治發展大致反映了世界政治譜系的走勢：從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到21世紀初左翼勢力的再次興起，再到近年右傾保守勢力的迴歸。非洲各國間也有較大差異，但普遍走向右傾保守已是不爭的事實。其中，軍事政變和軍人干政在尼日、查德、馬裡、索馬利亞、蘇丹、幾內亞、布吉納法索、獅子山、加彭、剛果民主共和國、辛巴威等多個國家變得非常普遍，反映出美國推行的民主浪潮在該地區的式微。東南亞同樣如此。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保守的“政治伊斯蘭”勢力逐漸上升；而在菲律賓，世俗的民族主義勢力表現出強勁勢頭。
既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由美國主導的全球性現象，其帶來的負面後果自然不僅限於非西方國家。在過去十幾年裡，儘管各國的情況差異明顯，但近期的選舉結果顯示，極右保守勢力在歐美傳統多黨民主國家中普遍走強已是不爭的事實。以下是一些歐洲的例子：法國國民聯盟候選人海琳·勒龐在2022年總統選舉中進入第二輪，獲得41.5%的選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2021年聯邦選舉中獲得10.3%選票，在原東德地區表現尤為強勁；義大利兄弟黨在2022年大選中獲得約26%選票，成為最大黨，而北方聯盟（另一個極右政黨）獲得約9%選票；奧地利自由黨（FPÖ）在2024年的聯邦選舉中獲得約29%選票，成為第一大黨；瑞典民主黨（SD）在2022年選舉中獲得20.5%選票，成為第二大黨；荷蘭自由黨（PVV）在2021年大選中獲得約17%選票，在議會中佔有重要席位；西班牙的新佛朗哥派呼聲黨（Vox）在2023年大選中獲得約12.4%選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匈牙利青年聯盟（Fidesz）在2022年大選中獲得約54%選票，繼續保持執政地位。
然而，這些歐洲國家右派保守勢力的興起與新興民主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新興民主國家右派勢力的崛起主要是由於過去在外部壓力和誘惑的推動下，在政治上邁向多黨民主、在經濟上走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諸多後遺症；而歐美國家右派保守勢力的興起則是由於政治家和主流知識分子在民主“歷史終結論”的指導下，或在過度自信的氣氛中，失去了現實感。這種情況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族群衝突、戰爭，以及美國的軍事幹涉給歐洲帶來了遠超其吸納能力的難民和移民潮；二是輸出民主和軍事幹涉耗費了大量資金和人力，影響了內政質量；三是新一代左派/自由派對各種新左派議題有大量關注，但貧富差距、就業、教育、夕陽行業的保護和轉型以及社會福利等等傳統左派議題在不同國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視，導致了社會下層轉向了各種形態的極右保守勢力。
美國和歐洲也有許多不同：美國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始作俑者，因此其“人權外交戰略”在某些地區和某些方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並且該外交戰略的某些方面在目前也還能得到不少歐洲國家的支援，因此會給中國帶來一定壓力。此外，美國是一個傳統移民國家，同時也是一個高度多元的國家，對移民和難民的吸納能力要遠遠高於歐洲，因此移民和難民給美國帶來的問題也遠遠要小於歐洲各國。美國也是一個世俗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包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內的各種宗教力量在美國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新來的穆斯林移民對美國社會造成的衝擊也較歐洲要小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更容易與原教旨主義宗教力量結合。相比之下，在世俗化道路上走得很遠的歐洲不但會在穆斯林移民增加這一問題面前進退失據，而且會走向較為世俗的極右道路。不過，美國畢竟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期間西方國家在輸出民主和軍事幹涉方面的主力軍，外部干涉力度過大勢必對美國內政質量產生更大影響。此外，與歐洲相比，美國的社會主義傳統相對較弱，因此在福利、社保和再就業培訓等方面存在明顯差距，並且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道路上走得更遠。這導致美國的新左派/自由派忽視老左派的傳統議題，對美國社會底層的傷害明顯大於歐洲，結果將大量處於鏽帶的藍領工人推向了保守陣營，成為特朗普的票倉。
但是總的來說，美國和歐洲同時走向右傾保守已是不爭的事實。
本文根據中國的道家史觀，總結了自19世紀末以來世界經歷的幾次重大歷史轉折及其成因。如果上述判斷和歸因具有一定道理，我們對當今世界的發展可以做出以下幾項預判。
第一，由於上一波世界趨勢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美國推動民主化的意識形態基礎是自由主義，因此民主浪潮的退潮必然會損害自由主義在全球的道義性力量。自由主義是啟蒙運動後產生的絕大多數意識形態的母體（例如，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也源於自由主義），因此啟蒙運動的遺產在當今世界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挑戰，並且這一挑戰將持續一段時間。
第二，儘管自由主義的道義力量遭受重大損害，但目前世界上並沒有可替代自由主義的，比較積極世俗意識形態，因此保守主義也將在全球範圍內盛行一段時間。然而，今天的世界也不存在一個可以整合各種保守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類似於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法西斯思潮）。因此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保守主義政治力量就會在本地發掘各種宗教性的和世俗的資源，以圖發展，形成一個保守主義高度多樣性（endless varieties of conservatisms）的時代景觀。
第三，雖然民族主義也是啟蒙運動的產物，但其內容極為單薄。具體來說，民族主義僅認定某一類居住在特定地區的群體（民族）享有自治權，除此之外並無實質性內容。然而，這一特性卻使得民族主義能夠與任何意識形態結合，包括反啟蒙的意識形態。在“民族國家”仍是當前國家主要形態的現實條件下，各種保守主義，尤其是國家操控下的保守主義運動，必然會將民族主義視為主要武器。因此，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力量，不僅將在較長時間內主導全球，還將與各地的世俗和宗教保守主義思潮及政治理論結合，形成一個民族主義高度多樣性（endless varieties of nationalisms）的時代現實。
保守主義高度多樣性和民族主義高度多樣性對於政治家和社會科學家來說都是一個災難。各國的政治家出於自己價值觀、眼前利益與國際和國內政治等等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看不清或者顧不得大形勢，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各國的“社會科學家”也因其價值觀、利益及各種“學科訓練”所限，也只會製造出能矇住自己和他人眼睛的資訊沙塵暴，到頭來給他人作嫁衣裳。
第四，隨著世俗意識形態的大規模消退，各種宗教力量勢必會復興，並開始在各國政治及世界政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這裡有兩個重要例外：西歐和中國。西歐是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很遠，因此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力量短期內難以有巨大的復興。同時，面對不斷上升的伊斯蘭教人口，高度世俗化的西歐在應對上也往往會顯得進退失據。傳統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儒學，而儒學是一個相對比較世俗的意識形態，並且儒學的兩個最為重要的制度基礎——科舉制和以村落為基礎的家族組織——在20世紀多次革命運動中幾乎被徹底摧毀。在其他國家，傳統宗教性的主流價值觀因為有寺院和教會等組織及制度的依託而能得以恢復與壯大，但是作為中國傳統主流價值觀的儒學卻成了無根的幽靈。發生在中國的保守主義潮流也因此會顯得更為世俗。
傳統中國計程車子有著李澤厚所說的“實踐理性”的傳統，而這一傳統在當前中國的知識階層的思維方式中還普遍存在。歐洲啟蒙運動的最為根本的精神是更為廣義的理性精神，而不是稍後發展起來的狹義的科學理性，或者是給人類曾造成重大災害的德國式的理論理性。或許，歐洲和中國有可能成為堅持啟蒙精神的兩個主要場域，儘管從現實政治的發展來看，它們可能無法意識到這一點，從而繼續相互誤解。
第五，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俗意識形態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時，許多國家的宗教改革家都曾對本土宗教進行了更符合現代潮流的解讀，形成了各種“改革宗”。如今，在世俗意識形態普遍式微的情況下，不僅宗教在許多國家將會復興，而且復興的各宗教更可能採取反對現代價值的保守原教旨主義形態。
第六，從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四個方面綜合考察，儘管美國在道義和意識形態方面均受到較大損傷，但仍然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帝國。在當前世界體系中，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替代其地位。在未來十到十五年，甚至更長時期內，這一點很難改變。然而，美國的軟實力由於種種原因將繼續下降，甚至可能重新採取“孤立主義”政策，從而呈現出一種“衰弱”的假象，導致世界出現各種權力真空和不穩定因素。
第七，1945~1976年間的左傾去殖民化潮流背後是歐洲傳統大國的危機，但並非美國的危機。正是由於美國的保駕護航，西方世界才得以繼續保持其主導地位。1977~2013年間的民主浪潮實際上反映了蘇東集團這一世界二流政治力量的危機與崩潰，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強。然而，2013年後保守主義的復興則是一個全球性危機，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國家都面臨著這一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世界性保守浪潮與1888~1945年間的保守浪潮在許多方面更為接近——它們都是最為強盛的核心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並且這一危機才剛剛開始。核心國家所引發的全球性危機，其負面後果不可估量。想想看，蘇東集團的衰弱而引發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帶來的只是各種地區性的動盪，而1888年後的歐洲危機卻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在許多國家擁有核武器或潛在核武器發展能力的今天，人類是否還能承受一次世界大戰？如何面對由核心國家危機引發的世界性保守大潮的負面後果？這是一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
第八，這場保守主義浪潮給世界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因素，甚至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都能驚心動魄地攪動著各國政治家和民眾的人心。我無法預測這場保守主義浪潮會持續多久，也無法估計其負面後果的嚴重程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物極必反。正因為這次世界性浪潮是保守主義浪潮，其產生的負面後果必然會推動世界朝向自由和開放的方向發展。而那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保守浪潮負面衝擊，並率先走出保守浪潮的國家，更有可能獲得益處。對這一趨勢，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編輯｜劉懿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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