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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馬嘉鴻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導讀】近日，在德國大選中，德國選擇黨的支援率較上次大選近乎翻倍，從一個數年前的極右翼邊緣政黨，已經成長為德國議會的第二大黨。與此同時，其他黨派都已承諾拒絕合作，以“防火牆”機制將德國選擇黨排除在外，這使得選擇黨短期內參與執政面臨重重阻力。那麼，如何看待這一成長中的右轉勢力對既有政治議程的影響？
本文認為，西方建制派精英之所以採用“極右翼”標籤來認識近年來影響力迅速上升的政黨，主要是擔憂民粹主義將威脅代議制民主。但中國學者不應套用這一套思考框架，跟著西方擔憂代議制民主，也不應粗暴地將代議制民主是否鞏固作為評價標準，而要審視非建制政黨突破既有代議制民主的可能，並藉此進一步分析代議制民主的韌性與侷限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5期，原題為《極右翼政黨的“建制化”困境——以德國選擇黨為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極右翼政黨的“建制化”困境
——以德國選擇黨為例
在不久前剛落下帷幕的新一屆歐洲議會選舉中，“歐洲保守派與改革派”（ECR）和“身份與民主”（ID）這兩個被稱作極右翼的黨團相較於以往有了顯著增長，分別開創了歷史上的最好成績。目前，在歐盟的27個國家裡，極右翼政黨已經在包括義大利、芬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等國家以參與執政黨聯盟的方式，進入全國政府，發揮重要作用。此外，在瑞典，極右翼瑞典民主黨已經成為議會的第二大黨；在荷蘭，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領導的極右翼政黨荷蘭自由黨（PVV）也成為下議院第一大黨；而在德國，德國選擇黨（AfD）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了德國各黨中總得票率第二的成績，甚至高於當前的執政黨社會民主黨。可以說，極右翼政黨已經活躍在歐盟半數以上國家的政治前臺了。
西德被基民盟和基社盟覆蓋，而東德被德國選擇黨佔據
無論是所謂的極右翼政黨，還是此前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極左翼政黨，如義大利的“五星運動”、西班牙的“我們能”黨，都提出了一系列建制派政黨未能覆蓋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主張，並在短時間內收穫了大量的支援。為此，學界以“民粹主義”一詞對這兩類政黨等同視之，大量相關文章試圖分析民粹主義的生成土壤、主要特徵和政治後果，一些研究紛紛指出民粹主義政黨是對建制派精英和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共同威脅。但是，中國學者是否要跟隨歐洲主流媒體的聲音，徑直將這些獲得大眾支援的極右翼或極左翼視作異類，並報之以批評態度呢？這是否等於暗示我們認同各國建制派政黨的基本立場，認同代議制民主具有充足的代表性，以至於忽視了我們一直以來奉行的群眾路線呢？一個頗為可行的方式，或許是用較為中立客觀的分析框架，觀察這些衝擊建制派的新政治力量，考察這些“非建制政黨”的社會基礎和活動方式，以及它們在綱領、動員、宣傳上的基本特點，謹慎評估這些它們“建制化”的可能性。
▍為何提出“非建制政黨”的概念
基於社會科學非必要不引入新概念的原則，一個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是：“非建制政黨”這一概念，相較於基於政治座標對極左翼、極右翼政黨的概括，和民粹主義對政治組織動員形式的描述，有哪些優越性？值得說明的是，提出“非建制政黨”，無意於全盤取代乃至推翻既有的極左翼、極右翼或民粹主義政黨的用法，其目的僅僅在於鬆動似乎已成定式的概念與現象之間嚴絲合縫的貼合關係，以試圖騰挪出更多討論該問題的空間和可能。
首先，是極左翼、極右翼的政治座標問題。作為政治光譜的兩端，二者傳統上的差別在於，左翼更強調社會公正和平等，右翼則更強調種族與血統。這種對極左翼、極右翼的“極端性”的認定，更多的是基於二戰以來歐洲發達國家形成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左、中右政黨逐漸發展為全民黨、共同組建大聯合政府且長時段實控政局而歷史形成的評判標準。但是，這一政治座標系也可能存在問題，以社會民主黨左邊的力量為例，他們內部差異性極大，至少有共產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民粹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粹主義者之別；而且，並非所有被稱作“極左翼”的政黨都反對資本主義，有些政黨有著很強的折衷主義傾向，有些甚至都算不上激進。這種對極左翼的界定，有時可能會妨害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
即便人們習慣於將極右翼與“右翼民粹主義”掛鉤，但實際上真正對歐洲主流政黨構成實質性挑戰的，並不是傳統納粹式的極右翼。以德國為例，聯邦德國憲法法院有權取締極右翼政黨，但無法取締激進右翼政黨。以被輿論慣稱為極右翼政黨的德國選擇黨為例，雖然該黨在政治與外交方面具有極右翼排外色彩，但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卻十分注重中下層的利益，有較強的公正訴求，僅用極右翼描述，恐怕並不能完整呈現德國選擇黨的全貌。更不必說，近年來德國選擇黨為了能在大選中有更多斬獲，開始努力甩掉極右翼的初始印象和政治標籤，有意識地進行“去極化”改造，和此前一些過從甚密的極右政治團體刻意保持距離。從某種意義上講，將該黨鎖死在極右翼光譜中，不排除是主流政黨精英將其隔絕在競爭之外的一種策略。比如，前聯邦議院議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公開稱選擇黨是“德國的恥辱”；擔任社民黨秘書長的法希米（Yasmin Fahimi）也在《法蘭克福匯報》上撰文，呼籲德國所有的社會團體組成廣泛的社會聯盟，共同反對德國選擇黨。
其次，是“民粹主義”的概念模糊性問題。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民粹主義就已是政治學中的重點問題。但學者們對於何謂“民粹主義”眾說紛紜，能夠形成的統一看法只是，有關民粹主義的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民粹主義並非“一種確定的總體性意識形態體系”，而是一個支離破碎的概念。從俄國民粹派到美國人民黨，再到拉美現代化的逆流，在不同文化與歷史下出現的民粹主義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
但在所有這些被稱作“民粹主義”的多樣現象中，學者們似乎還能達成另一個共識，那就是民粹主義具有反建制、反精英、更貼近人民，強調人民與精英的對抗性的特點。民粹主義摒棄主流政黨作為代表性中介，反對政黨精英對人民利益的壟斷，倡導一種參與式民主和積極的公民權利；民粹主義領袖傾向於與民眾建立無中介的直接聯絡，將自己塑造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將對手詆譭為中飽私囊、墮落無望的腐敗精英。但是，民粹主義看似頗具盧梭“人民主權”色彩的話語，卻無法掩蓋的是它不過是另一種如假包換的精英主義。在代議制民主的框架下，民粹主義更多地被視作一種政治動員的策略。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想要討論的問題，無非是“非建制政黨”透過社會運動建立對民眾新的代表性，以挑戰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方式，改變舊有權力格局。因而，透過分析“非建制政黨”對“建制化”前景的謀求，既能夠使廣義的、多樣性極強的“民粹主義”概念收縮到一個具體的問題上，也有助於揭示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掩蓋下的精英主義本質。
最後，是“非建制政黨”關注的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式的歐洲一體化漸成主流，隨之引發了就業壓力、貧富分化、社會治安、多元文化動盪乃至民族和種族危機，結構性地製造出了越來越多“全球化時代的賤民”。一些非建制政黨利用移民、氣候、經濟一體化等議題，凝聚民意，迅速崛起。相比於建制派政黨用“政治正確”塑造議程，在選舉政治的路徑依賴下日益走向精英化和小圈子化；“非建制政黨”在對歐洲社會癥結的描繪和對人民群眾情緒的反映上，更加完整而真實，也揭開了不少建制派政黨漂亮選舉口號下掩蓋的問題，不斷髮起一場又一場民主鬥爭。因此，“非建制政黨”這一概念關注的問題，是這些自稱代表民意的政黨能否順利實現“建制化”，是否具有真正進步的人民民主內涵，能否啟用歐洲社會主義的歷史傳統，真正透過群眾運動、協商民主和直接民主，克服選舉民主間隔時間長、代表性不足、選擇有限、易被操縱等弊端，提升公共決策的合法性，切實改善大多數老百姓所關心的民生問題。
但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學者，或許不應簡單地與西方建制派精英共情，跟著擔憂代議制民主如何將受到民粹主義威脅，也不應粗暴地將代議制民主是否鞏固穩定作為評價標準。我們應該超越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概念框架，突破這一框架界定和討論民粹主義問題的方式，審視非建制政黨突破既有代議制民主的可能，並藉此進一步分析代議制民主的韌性與侷限性。如此，或許有助於探索中國政治學討論這類問題的獨立位置和自主話語。
▍德國選擇黨之為“非建制政黨”的典型特徵
2013年，在歐債危機的陰影下，漢堡經濟學家貝恩德·盧克（Bernd Lucke）創立了德國選擇黨。該黨最初是一個主張嚴厲制裁歐元負債國家的單一議題政黨，核心人員主要是一些主張國家保守主義和市場自由主義的高知群體。之後，選擇黨利用難民危機和種族衝突，提出瞭解散歐元區、驅逐難民、遏制國內穆斯林等一系列主張，形成了包含移民、公民福利、氣候變化等諸多領域的綜合綱領。選擇黨也在迅速發展中收穫了一系列政治標籤，比如民族保守主義、種族主義、極右翼民粹主義、反伊斯蘭主義、反女權主義、反環保主義等。所有這些標籤都和二戰以來聯邦德國的建制派價值觀形成鮮明對照。具體而言，德國選擇黨綱領的“非建制性”主要表現在對建制派的一系列主流價值的批評乃至否定。
其一，超越代議制民主。選擇黨黨章第一條“民主和基本價值觀”，就明確批評德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職業政客構成的、拒絕人民參與共決的“政治卡特爾”。政黨精英和議員們“失去了他們作為公民代理人的作用”，將國家視作獵物，隻手遮天，危及民主。選擇黨提出要“向瑞士學習，引入人民公決制度”，縮減聯邦議會，由民眾直選德國總理，讓民眾儘可能自行決定政治事務。
其二，懷疑歐洲主義。選擇黨成立伊始就主張德國退出日漸衰落的歐元體系，認為歐元和歐洲央行的經濟政策是拖累德國經濟發展的罪魁。在黨章第二條“歐洲和歐元”中，選擇黨拒絕“把歐盟變成一個統一的聯邦制國家”，提出“從歐盟退出或者改革歐盟，使其退回到‘各國家間自主鬆散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在政治軍事方面，選擇黨更是反對將主權讓渡給歐盟，認為歐洲應該重新“民族國家化”，德國應將本國利益和政治空間放在首位，加強聯邦國防軍的建設，而不是寄希望於遙不可及的“歐洲軍”。俄烏衝突爆發後，選擇黨認為德國不應受歐盟捆綁參與制裁俄羅斯。黨首魏德爾曾公開表示，德國應有獨立的戰略，和美國保持距離，批評北約東擴致使俄烏衝突爆發，反對售賣武器給烏克蘭，應修復重啟北溪管道，降低能源成本，恢復改善對俄關係；因為對俄製裁只會削弱德國自身經濟基礎，最終為之買單的還是德國的企業和人民。
其三，反思多元文化主義。除了強調獨立的政治主權，選擇黨還主張應以德意志主導的共同文化作為公民身份認同的標誌。在選擇黨看來，多元文化主義思想削弱國家認同，嚴重威脅文化統一體的存在，“在面對多元文化時，德國社會必須把具有德國文化的身份認同作為主流文化來維護”。在黨章第七條“文化語言和身份認同”中，選擇黨製造了清晰的“我者”和“他者”的對立：“德國文化中的基督教傳統、科學人文主義傳統以及羅馬法，是我們立法的根本”；而“伊斯蘭文化與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與我們的憲法、與猶太基督教、與我們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基礎是相矛盾的”。
其四，批判環保主義。在氣候能源問題上，選擇黨還是以平民反對精英的邏輯，質疑這一政策議程的正當性。選擇黨不認為存在所謂的社會公正的氣候政策，它稱那些支援綠色政策的人為“氣候恐慌論者”，指責綠黨作為左翼精英制造了“非理性的環保主義宗教”，向民眾灌輸“罪惡感”；綠黨為了推廣風能和太陽能，大幅提高傳統能源的價格，而不能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和老百姓可支付的能源價格，讓人民承付能源轉型過程中的所有成本，精英們反而可以利用綠色政策賺取私利。此外，選擇黨還從去工業化、社會風險和自由權利等角度出發，放大綠色議程對德國的安全威脅。比如，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的能源危機背景下，魏德爾尖銳地說：“紅綠燈聯盟的綠色意識形態政策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毀掉德國，讓德國陷入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大的經濟和能源危機，後果是德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膨脹、高企的能源價格、去工業化和貧困化的威脅，讓德國民眾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值得說明的是，僅從政黨綱領內容討論政黨的“非建制性”是不充分的，因為並不是所有打著“非建制”旗號的政黨都值得被討論。更何況，選擇黨的許多主張並非開創性的，在它成立以前，“德國民族民主黨”“青年先鋒”“東方自衛隊”“光頭青年團”“海盜黨”等極右翼力量始終未曾斷絕。甚至就連選擇黨的名字本身，都不禁讓人回想起早在1990年受M.屈南影響下成立的“民族選擇”和“德意志抉擇”組織。當時，這些民族主義團體就曾公開喊出“槍斃紅色陣線”“外國人滾出去”的口號，但很多類似團體的影響力都是地方性的或不可持續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德國在二戰後一直存在打擊右翼納粹勢力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是此前這類政黨普遍缺乏領軍人物，社會基礎狹窄，綱領議題過於單一。
然而，選擇黨更像是同類政黨的升級版本。在選擇黨之前，沒有哪個極右翼政黨能夠在聯邦乃至歐洲議會範圍內長期穩定發揮影響。成立後僅7個月，選擇黨就在聯邦選舉中獲得了4.7%的支援率，接近5%的議會准入門檻，開創了德國曆史上新黨首次參加聯邦議院選舉獲得的最佳選舉結果。轉眼在2014年，選擇黨實現了黨員人數的極大增長，在薩克森、圖林根和勃蘭登堡東部三州都獲得了不菲的戰績，成功進入州議會，改變了聯盟黨一直獨佔右翼陣營的局面。同年，選擇黨首次加入“歐洲保守派與改革派”黨團，參與歐洲議會選舉就獲得了7個議席；並在2019年躍升為11個，成為歐洲議會的第四大黨。截至2023年底，選擇黨的民意支援率已在原東德四州躍居榜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前院長沃斯庫勒也曾預言，2024年德國東部三場州選舉過後，選擇黨將深刻改變德國現有政黨政治格局。因此，真正使選擇黨值得作為“非建制政黨”典型性案例進行分析的原因，恰恰是它具備潛在的“建制化”可能。
此外，選擇黨作為“非建制政黨”的典型性還體現在政黨組織方式上的“精英主義”特質。它雖然在宣傳上將複雜的政治程式簡化為大眾與精英的對立，利用德國社會的內外危機，不斷製造話題並提升自身綱領的辨識度，迎合選民情緒，籠絡支持者，但仍然難掩其以新精英取代舊精英的本質。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選擇黨沒有如其他同類型政黨那樣消融於“平民”之中。選擇黨人稱“教授黨”，這些精英在專業領域享有較高知名度，能夠助力政黨在競爭中以鮮明獨特的立場尋求政治支援。選擇黨在成立後的很短時間內就建立起了覆蓋全德的組織結構，滿足了能夠參加聯邦大選的各種煩瑣手續和前提條件。黨內生活則嚴格圍繞幾名正副主席構成的權力中心進行，綱領由理事會一手製定，未經公開討論就直接在成立大會透過，還特別制定了相應的保護條款，即只有在黨代會上以75%的多數票才能修改黨章，這與同樣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海盜黨”的鬆散自由形成鮮明對比。“非建制政黨”的悖論就是，它的主要構成仍然是一批以向民眾靠攏的姿態謀求政治前途的黨派精英。隨著在選舉政治中取得越來越多的成績，“非建制政黨”應如何避免和建制派政黨一樣，走向官僚化、封閉化和脫離群眾的宿命？
▍德國選擇黨“建制化”的可能
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評估德國選擇黨的政治前途，它“建制化”的道路是暢通無礙，還是有天花板限制？
從政黨選舉的策略看，在發展初期，選擇黨部分採用了運動式動員的做法，透過公開表達反建制情緒俘獲民意。但這種做法暗藏風險，如果不加控制，就會成為政黨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威脅政治穩定。所以，一旦跨越了進入議會的門檻，該黨就開始奉行進一步增強競爭優勢的實用主義策略，用參與辯論、集會演講等合乎體制的做法，效法建制派政黨，改變自己局外人的形象，為吸收中間選民的支援，有意識淡化反建制色彩。比如，選擇黨如今就有意識地淡化之前的疑歐主義主張，從法國國民聯盟和義大利兄弟黨對歐盟問題的論調，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緩和變化。選擇黨還與部分此前公開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個人和組織劃清界限。為避免公眾對其形成極右翼政黨的認知，當2020年聯邦憲法局將其青年派系組織定性為極右翼時，選擇黨立刻公開敦促解散這一派系。此外，選擇黨在不同區域奉行差異化的動員策略，在東部強烈譴責非法移民與難民，在西南部對此態度較為和緩，轉而在減稅、增加低收入群體工作機會等其他議題上爭取支援。選擇黨為改變“非建制”地位所做的一系列“去極化”操作表明，它是一個可以為了選舉勝利而靈活調整策略的政黨，簡單粗暴地將此類政黨認定為“極端右翼”，恐怕會造成誤判。
從議會組閣的程式看，在歐洲層面，部分以極右翼起家的“非建制政黨”已成功實現了建制化轉型。比如，瑞典民主黨就與中右政黨達成了協議；在荷蘭，中右政黨也事實上承認了荷蘭自由黨的領導。而在德國東部，在最新的地方選舉中，選擇黨在圖林根州和薩克森州都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德國的建制派政黨普遍與選擇黨刻意保持距離，除非極左翼政黨理性與正義黨（BSW）同意與之組閣，否則，選擇黨在地方層面乃至聯邦層面進行政治結盟的選項仍十分有限。
既然如此，如果德國選擇黨以一個反對黨的身份進入聯邦議會和各州議會，又能做些什麼呢？事實上，它也面臨著結構性限制。在一個執政黨佔多數的議會中，反對黨如果想要否決法案，不僅需要聯合其他反對黨，還要聯合執政黨內部的不同意見者，形成改變現狀的絕對多數。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國之前兩個全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時，聯邦政府能夠運轉良好的原因。而在政黨格局越來越碎片化、否決者越來越多的格局下，關鍵領域的政策變動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當前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黨組成的“紅綠燈”政府正是如此，三黨在經濟社會政策主張方面差距較大，改變現狀的難度尤其大；如果政府回應選民需要過於遲緩，就會在接下來的選舉中遭遇不利，造成更多選票流失，政局就有可能動盪不安。目前選擇黨能做的，就是繼續強化在關鍵問題上的表態和基層組織建設，以吸引更多選民支援，俟下次選舉時的國內外局勢而動。
從政黨價值觀與歷史發展方向的相合性來看，“非建制政黨”的建制化程序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例，19世紀後半葉，它還是一個“非建制政黨”，旨在推翻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革命性較當下的選擇黨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德意志帝國面臨工人運動前所未有的挑戰，俾斯麥用“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實施鎮壓，另一方面著手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保險體系，以立法的方式建立起社會福利的基本框架，保障工人的社會經濟權利。“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解禁後，社民黨可以直接參與帝國議會選舉，工人從此獲得了相應的政治代表性。二戰後，社民黨雖然經歷轉型，但是其代表勞工的立場和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始終未曾發生變化，並且推動了戰後德國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建立，社會公正的理念從此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共識。綠黨也曾是一個“非建制政黨”，在上世紀60~70年代以新社會運動起家，它的建制化程序見證了非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德國社會的上升。由此可知，一個“非建制政黨”能否實現建制化，關鍵在於其核心價值理念是否符合整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而在當前北約與歐盟的框架下，選擇黨奉行的一整套德意志優先的意識形態，似乎決定了它只能充當一個另類選項。
編輯 | 羅宋唐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5期，原題為《極右翼政黨的“建制化”困境——以德國選擇黨為例》。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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