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如果，米塞斯在世，今天的俄烏戰爭，他怎麼看。
這一點也不難，看米塞斯的著作就明白了。
米塞斯對歐洲各國的衝突研究其實非常深，甚至預言了今天的衝突。
他提出的觀點是：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向我們提供了民族（nation）這個詞的不同定義。但是，我們對於社會科學應賦予它何種意義並不感興趣。
我們正在探討的是，民族-國家化原則的歐洲支持者賦予民族和民族性的概念何種意義。重要的是確定這些術語在當今政治行動詞彙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實際生活和當代衝突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這裡的民族國家話，指的是國家應該以民族為邊界的一種原則。
米塞斯說：
民族-國家化原則多少還只是一個歐洲概念，它是歐洲的主要政治問題。
在加拿大自治領內，英語和法語兩個語言族群，都或多或少地以和平的方式互相合作，在這裡，沒有“淪陷於異族統治之人”。拉丁美洲也未受語言問題困擾。並不是語言不同造成了阿根廷從智利分離出來，或瓜地馬拉從墨西哥分離出來。西半球也有很多種族、社會、政治甚至宗教衝突，但是，過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語言族群問題的嚴重困擾。
過去美洲的政治生活未受到語言族群問題的嚴重困擾。
那麼，歐洲的問題來自於什麼？米塞斯說：
根據民族-國家化原則，每一個語言族群必須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必須接納所有講其本族語言的人們。有些人出於某種原因，希望另立其並不吻合民族-國家化原則的國家。
此項原則威力如此巨大，以至於這些人急於改變自己的語言，以便據此原則來證明他們的建國理想是正當的。
那麼，歐洲各國都在幹什麼呢？
這一原則的倡導者所使用的術語“民族”和“民族性”等同於“語言族群”一詞。哈布斯堡帝國在這些衝突中使用的術語是die nationale Frage（民族問題），其同義詞是die Sprachenfrage（語言問題）；nationale Kämpfe（民族鬥爭），其同義詞是Sprachenkämpfe（語言鬥爭）。衝突的主題通常是行政、法庭、軍隊應使用哪種語言，學校應教授哪種語言？
米塞斯清晰地指出了這些歐洲國家政治混亂的根本性原因——語言鬥爭！
英國和法國的書籍報刊將這些衝突稱為種族衝突，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歐洲沒有種族衝突。同屬於任一族群的人們也沒有共同的血統。日耳曼人從西部和南部移民至這一地區；但其目前的人口主要來自土著的斯拉夫族人和波羅的海族人的後裔，這些人在教會和學校的影響下改說日耳曼語。
種族主義與種族純潔及團結的考慮，在這些歐洲語言族群的鬥爭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誠然，民族主義者經常以“種族”和“共同血統”作為口號。但是，這只是宣傳，對政策和政治行動沒有任何實際的影響。相反，民族主義者處理政治問題和政治活動時，有意識地、有目的地拒絕種族主義和個體的種族特徵。
人們發現，日耳曼主義的區分準則並不像是這個種族標準，而是德語。
進一步，米塞斯說明了自由主義者對語言衝突的態度。
在某語言族群佔多數的社會中，其他人口較少的語言族群成員，被剝奪了影響國家政治的手段。
在民主社會中，公眾意見決定選舉結果，從而決定政治決策。
無論是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傳播和普及，都必須設法以演講和寫作來影響公共輿論。
如果他成功地說服了同胞，他的思想就會得到支援和貫徹。
但是，語言少數族群無法參與這種觀念之爭。政治辯論凸顯決定性的投票取向，他們只是政治辯論的沉默觀眾，不能參與討論和協商，但是投票結果卻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對他們而言，民主並不意味著自決；他們受控於其他人。他們是二等公民。因此，人們認為，在民主世界中，成為少數語言族群之一員即身處劣勢。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早年間，沒有民主的地方，就沒有語言族群衝突。
在現在這個民主時代，人們總是更喜歡生活在與多數同胞同說一種語言的社會中。因此，在關涉某地區應歸屬哪個國家的公民投票中，人們通常（但非總是）把贊成票投給那些不會使他們成為語言少數族群的國家。
但承認這一事實，決不會讓自由主義倒向民族-國家化原則。
自由主義並沒有說：每一個語言族群都應組成國家，且只應組成一個國家，該族群的每一個人，應該盡一切可能歸屬於這個國家。
自由主義也沒有說：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存在數種語言族群。自由主義以人民自決為前設。
對自由主義來說，人們行使自決權，允許他們自己在語言因素的指引下選擇國家，這只是一個事實，而非原則或道德法則。
如果人們以其他方式做決定，比如說，講德語的阿爾薩斯人決定歸屬法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這樣一個決定，也必須得到尊重。
在對外政策上，經濟民族主義意味著歧視外國人。在國內政策上，經濟民族主義意味著歧視講非統治集團語言的公民。
在一個以另一種語言為主導的國家中，以外語為母語的人是國家的棄兒，國家實際上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利。
東歐的情況為侵略性民族主義的政治後果，提供了絕佳的例證。
如果你問東歐語言族群的代表，他們認為什麼才是對其民族國家的公平決定；如果你在地圖上標出這些決定劃出的邊界，你會發現，東歐大部分領土都至少有兩個民族聲稱對其擁有主權，還有一些絕非微不足道的地方，有三個甚至更多民族聲稱對其擁有主權。
每一個語言族群都以語言、種族、歷史、地理、戰略、經濟、社會和宗教觀點來支撐自己的主張。
沒有一個民族真正願意哪怕出於權宜之計，在己方的主張基礎上作出最低限度的讓步。
每一個民族都打算訴諸武力以滿足自己的虛榮。每一個語言族群因此都視其近鄰為死敵，並依賴近鄰的鄰國的武力，支援其領土訴求，對付共同的敵人。
每個族群都不放過任何一個犧牲鄰國的機會，試圖以此滿足己方訴求，並從中獲利。
這樣的描述令人憂傷，但過去數十年曆史，證明了這種描述的正確性。
以烏克蘭人為例。幾百年來，他們一直身處俄國人和波蘭人的重軛之下。在我們這個時代，不存在烏克蘭人的民族國家。
有人可能認為，這樣一個飽受外國如此殘酷壓迫之苦難的民族的外交發言人，在表述其民族自命不凡的主張時會剋制一些。但是民族主義者不會這麼輕易放棄。
因此，烏克蘭人宣稱擁有36萬多平方英里的領土和約6000萬總人口，其中，根據他們自己的宣言，其中也只有“4000多萬”人是烏克蘭人（55）。
這些飽受壓迫的烏克蘭人不會滿足於本族人的自由解放；他們還要為壓迫2000多萬非烏克蘭人而奮鬥。
米塞斯同時指出，在這種錯誤的民族主義國家中，政客們煽動情緒的方法。
他們透過自命為“民族主義者”暗示其他政黨支援外國人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民族主義者稱自己為“祖國的政黨”，因此將所有那些支援和平談判，支援誠摯地宣告德國無意於吞併比利時或不再以潛艇擊沉遊輪的人們貼上民族之叛敵的標籤。
他們不承認其對手對公共利益也懷有真誠的情懷。在他們眼裡，誰不是民族主義者，誰就是內奸和叛徒。
這種態度在當代所有反自由主義的黨派中都很常見。
例如，所謂的“勞工政黨”就自稱只推崇有利於勞工利益（當然是物質利益）的舉措。誰反對他們的綱領，對他們來說，誰就成了勞工的敵人。
米塞斯同時指出，這種語言衝突必然導致戰爭。
迄今為止，自由主義只存在於西歐和美國。在中歐和東歐，自由主義在短暫興起之後再次被取代；它只存在於社會主義黨派的計劃方案中，而不存在於其行為之中。
國家實踐逐步將和平的自由民族主義歪曲至其對立面—一壓迫的軍事帝國民族主義。
軍事帝國民族主義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理想，主張自我價值在於純粹的民族規模。
民族國家忽視傳統原則，倒向帝國主義，相應政策目標首要是保持、進而擴大民族規模，甚至不惜犧牲個人、整個民族或部分民族的自決權。
在米塞斯看來，犧牲民族自決權的國家已經倒向了帝國主義。東歐的現實，米塞斯早有論斷。
誕生於西方世界的自由主義以及和平的民族國家化原則所處的環境與此完全不同。關鍵在於東歐各民族沒有嚴格劃分的定居區，多為各民族混居；而且隨著民族遷徙，民族混居過程不斷重新展開。這兩點孕育了軍事或帝國民族主義。
今天激烈的衝突，也是過往的現實。
一開始，民主試圖採用在民族統一國家行之有效的方法，來解決在民族混居地區阻礙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困難：多數原則，少數服從多數。
這說明民主主義根本沒有看到問題之所在，不知道困難到底在哪裡。然而，多數原則的正確性和萬靈丹效用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未能認識到，如果採用多數原則，在這裡什麼事也幹不成。
這些明顯的失敗被歸諸於其他原因。作家和政治家將奧地利的民族混亂歸結於沒有民主；一旦建立了民主體制，民族摩擦就會消失。
恰恰相反。民族紛爭只能產生於自由的土壤。如果所有民族都處於被壓迫狀態——正如1848年3月革命之前的奧地利帝國——那麼他們之間不會出現民族紛爭。
奧地利帝國不同民族之間的鬥爭如此激烈，以至於奧地利走上了民主之路。然而民族紛爭並沒有隨著帝國瓦解而結束。在新成立的國家，不再有專制君主居中緩衝，佔統治地位的多數派直接面對少數派，鬥爭更加嚴酷。
米塞斯清晰的闡明瞭民主原則下，多數必然欺凌少數，並且是以語言鬥爭的方式為主。
如果公民被迫遵守自己無力影響的法律，忍受自己不曾參與的政府統治，那麼，即便其人身權利可能受到法律保護，在政治意義上他仍然是不自由的，沒有任何政治權利。
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國家的少數群體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民主國家的少數派仍然有機會成為多數派，這種可能性不僅影響了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也影響了多數派對待他們的方式。
多數派需要時刻注意其行為沒有增強少數派的實力，也不會為少數派提供上臺的機會。不管其思想和綱領是否佔據了上風，少數派作為一個政治實體都影響了全體人民。
儘管少數派是失敗的一方，但在黨派鬥爭中，它曾經有獲勝的可能，將來也仍然有反敗為勝成為多數派的希望。
然而，未能透過特權獲得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成員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他們的政治活動永遠不會成功，因為對同胞施加政治影響力的手段，無論口頭和書面文字，都與民族特性密不可分。在決定政治決策的重要討論裡，外民族公民是沉默的旁觀者。他們與其他人一起討論，但是不參與決策。
在多語言地區，多數原則帶來的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多數民族，出於內心的不義，急切地希望採用強制手段同化少數民族，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在現代民主時代開啟之前，民族問題還不像今天這麼重要，因此也不存在民族壓迫問題。十七世紀天主教會和哈布斯堡王朝壓制波西米亞的捷克文化，主要是出於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考慮，而不是出於民族政策方面的原因。他們迫害的是異教徒和叛亂者，而不是捷克民族。直到近代才出現大規模的民族壓迫。俄羅斯、普魯士、匈牙利等都是強制去民族化的國家。
米塞斯甚至清晰地說出以下結論。
正如前面所言，民族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概念。如果想了解民族的內涵，我們必須著眼於民族這一概念發揮作用的政治領域。所有的民族鬥爭都是語言鬥爭，都是為了語言。
具體而言，“民族”存在於語言之中。
好了，我們看了米塞斯上論論證和結論後，我們再來看烏克蘭的語言戰爭。
以下是烏克蘭自1991年獨立以來，圍繞烏語與俄語衝突的重大事件，按時間順序梳理：
1991年：烏克蘭獨立與語言憲法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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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烏克蘭脫離蘇聯獨立後，透過首部憲法，明確烏克蘭語為唯一官方語言，俄語未獲官方地位。此舉引發東部和南部俄語人口占多數的地區不滿，成為長期矛盾根源10。
2012年：俄語地區語言地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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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推動透過《國家語言政策法》，允許俄語在人口占比超過10%的地區成為“地區官方語言”。這一政策被視為對俄語族群的妥協，但也加劇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反對10。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與語言政策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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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亞努科維奇被罷免後，新政府廢除2012年語言法，取消俄語的地區官方地位。此舉激化東部俄語地區的分離情緒，成為頓巴斯地區（頓涅茨克、盧甘斯克）爆發武裝衝突的導火索之一。俄羅斯以“保護俄語居民”為由介入，吞併克里米亞並支援頓巴斯分離勢力10。
2019年：澤連斯基強化烏克蘭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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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澤連斯基當選總統後，簽署《關於確保烏克蘭語發揮國語作用法》，規定公共服務、教育、媒體、服務業等領域必須優先使用烏克蘭語，限制俄語在公共空間的使用。儘管法案允許少數族群語言在特定條件下使用，但仍引發東部俄語居民和俄羅斯的強烈抗議107。
2021年：教育法改革與俄語學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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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烏克蘭透過新版《教育法》，要求所有中小學從五年級開始以烏克蘭語授課，俄語學校逐步轉型為烏克蘭語教學。俄羅斯指責此舉“歧視俄語族群”，進一步激化兩國矛盾10。
2022年：俄烏全面衝突與語言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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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俄羅斯以“去納粹化”和“保護俄語居民”為由發動全面軍事行動。衝突期間，烏克蘭加速“去俄化”程序，包括拆除俄語標識、限制俄語媒體，並透過法律禁止出版俄語書籍（2023年）。俄羅斯則在其控制的烏東四州推行俄語教育體系，強化文化同化2106。
2023-2025年：語言衝突與戰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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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戰事持續期間，語言問題成為雙方意識形態爭奪的焦點。烏克蘭透過立法將俄語定義為“佔領者語言”，而俄羅斯在佔領區強制推行俄語教育。國際社會對烏克蘭語言政策的爭議持續，例如歐盟要求烏方保障少數語言權利以換取入盟支援。
我寫過一篇烏克蘭應該有小國策略的文章：《烏克蘭沒有小國的智慧
》，但你再看以上這些作為，明明身邊有個強大的惡鄰，但烏克蘭政府屈從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語言上採取壓迫俄語民族的做法，並持續幾十年，這不是通往戰爭之路嗎？
普京是納粹，烏歷屆政府頭頭就不是麼？
難道當地不會說烏語的俄族人可以忍受連法庭上都必須說烏語、政府公告、書籍、電視、甚至服務業都必須說烏語的環境？
烏克蘭政府宣稱他們為自由而戰，但烏克蘭俄族人呢？不也是這個口號嗎？如果你是真支援自由的人，會支援烏克蘭政府這麼幹嗎？不認定為這是一種侵犯嗎？
如果烏克蘭容不下俄族人，那讓他們走也行。克里米亞也好，頓巴斯也好，管他去哪，是不是加入俄羅斯，都脫離了，在乎這個幹嘛。
但你又發動了持續八年的頓巴斯反分裂戰爭，不許別人走。這不就是大一統麼？
克里米亞要得回來麼，這種法律下，現在俄族人口已佔八成（2014前佔七成）的克里米亞，可能回到烏克蘭麼？就算是大俄完蛋了，克里米亞人也會群起反抗的。
你這是要做什麼呢？又要壓迫，又不許脫離。
烏粉們如果粉一個這樣的國家，我是無法理解的。我不會掩蓋我的烏克蘭歷屆政府的討厭，甚至烏克蘭西部的民族主義者，我也不同情。
米塞斯認為：
自由的民族主義拒絕一切最高統治權，要求自決、自治。建立在黷武的民族主義之上的統一，要求取消多樣化，不允許不一樣存在。而建立在和平的、自由原則之上的統一，可以保留多樣性。
米塞斯區分了兩種統一。一種是政治意義上的統一，另一種是經濟上的統一。前者是指透過強制力來追求一致。後者是指經濟關係的發展，超越省界、國界和洲界，實現的“經濟上的統一”、“世界性的統一”，這種統一是世界人們都應該追求的，也是自然而然地實現的。
世界的市場要求實現世界的法律統一，但實現這一目標不要求創造出大帝國甚至是一個世界帝國，以統一大帝國的方式來實現統一的市場，這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做法。
自由主義尊重各國人民的意願，米塞斯說，“各國人民可以自行決定協調各國法律一致的程度。”自由主義不把建立統一國家，擴張領土視為擴大市場的手段，相反，國家被視為服務市場自發擴充套件的手段，是服從法律的。
所以，市場的統一有兩種，一種是自發產生的市場一體化，國家在法律之下，服務於個體的創造，這種統一沒有民族問題出現；另一種是國家透過建立大帝國的方式來統一市場，以統一的國家來建立統一的市場，這種市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必然是封閉的，是被權力選擇與控制的市場。
另外，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建立區域性政治聯盟，透過政治聯盟來建立一個區域性的大市場，這個市場的性質也是“政治的”，而非“自發的”。國家和民族的問題，是和“權力與市場”的問題聯絡在一起的。權力會製造民族問題，也阻礙市場的擴充套件。
國家領土的大小，對自由主義是不重要的。自由主義不關心領土的歸屬，而是它有沒有被充分利用，使自己也能從中受益，比如能夠去那裡旅遊，能夠買到那裡生產的產品等等。
自由主義是“功利主義”思維的，領土思維其實是帝國主義的思維，是危險的。正是有這種需求，才有了統治者有了滿足這種需求的供給，於是就有了權力的擴張和領土的擴張，這導致自由的減少。
米塞斯強調，統一要建立在“法律認同”之上，而不“民族認同”之上。即統一應該是在法律認同之上，自發、自願產生的，而不能是一種強制行為。米塞斯說，在自由和自治盛行的地方，不需要“統一”的觀念。
統一有可能是破壞性的，也可能不是破壞性的。取決於遵循什麼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維繫個體的自由，在自由和自治已經盛行的地方，統一觀念不會變成一種破壞的力量。統一是可以有的，假如能夠增進人們的自由和幸福，建立在自由的原則之上。統一可以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但歷史記憶不能取代這些自由主義的原則。
不如此，無法邏輯一致地看待這個世界上的各種地區衝突。
發生戰爭是一個必然，不管俄羅斯有沒有介入。烏東獨立戰爭也是必然要開打的。
根據米塞斯的理論，戰爭的結果，我早已在三年前就預判了。
不管戰後分界線劃在哪，不管戰爭誰勝誰敗。
烏克蘭將成為一個烏族人口占絕對壓倒性優勢的國家，俄族人口絕大部分將脫離或逃離這個國家，不管他們是不是能帶著土地走。
從人口的角度說，烏克蘭這個國家分裂就是必然的。
那麼，如果米塞斯在世，他會怎麼評價呢？
我認為，他會這麼評價，烏克蘭政府壓迫少數民族是一個事實，在民主多數原則下，俄烏兩國都在透過語言鬥爭納粹化，都在走向民族帝國主義，在實施納粹化的統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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