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界對特朗普路線的判斷，正出現驚人調轉

作者：維傑·普拉沙德（三大洲社會研究所）

翻譯：劉騏源

編輯：郝煜東、陳蕊

來源：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1期

全文9711字，預計閱讀需26分鐘。

原標題《“民粹主義”的誤讀與左翼的困境》

上任一月，特朗普顛覆了美國近一個世紀以來處理內政外交的方式。有分析指出，從內外交困的泥沼中，特朗普已找到一條駕輕就熟的“利益化一切”的破題之道。近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建制派以民粹主義概括特朗普及歐洲各種保守勢力的崛起，然而這些以“人民的名義”登臺的新一批政治精英，卻似乎在踐行一套和新自由主義並不相悖的政治行動，無論是國內福利政策的縮減，還是面對全球事務時的錢權邏輯。這意味著，以民粹主義定義“右轉”政治既遮蔽了現實的複雜性，也阻礙了對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關係的深入理解。

本文作者維傑·普拉沙德指出：“民粹主義”一詞自19世紀誕生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模糊概念。流行的敘事把民粹主義的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結合起來，在反精英、反建制的相似結構下，籠統地囊括了本世紀初大量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

本文將當代民粹主義政治分為“特殊型別的極右翼”與“北大西洋選舉左翼”兩大類：前者表面訴諸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實則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與軍事議程深度繫結；後者試圖透過選舉政治挑戰緊縮政策，卻缺乏有制度根基的社會民主力量。他指出，雖然二者口頭上都反對新自由主義，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美政治的選舉版圖，卻並不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或足夠的政治實力來真正超越現行制度——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強制性國家機器早已馴服異見，技術官僚統治消解了階級動員空間，而選舉制度本身更傾向於服務原子化的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

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張，而“民粹主義”這一模糊的統稱，將混淆左右翼的本質差異，透過將左翼降格為“另一種民粹”，從而消解其反體制的合法性，最終遮蔽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性矛盾，使新自由主義秩序在左右翼的“偽對抗”中悄然延續。

在過去十五年裡，“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捲土重來。近四十年來，人們普遍認為，新自由主義共識在觀念上已大獲全勝，由此塑造出的以歐美建制派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neoliberal centre）是當今世界體系的主宰。縱然政府更迭，也不會對這一政治體系造成實質改變。當出現無法被這一體系囊括、但又具備政治活力的新政治力量時，英語世界的話語將其統一稱為“民粹主義”。

“新自由主義共識”這一概念在今天需要被進一步拓展。在20世紀90年代，它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包括以下幾個核心面向：認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久性，縮減國家在提供社會福利和商業監管方面的職能，擴大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以防止任何對當前世界體系的挑戰，承認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民主黨（左翼）和保守派（右翼）都不知不覺地進入了自由主義的中心地帶，並基於對這一共識的支援模糊了傳統分歧，為後政治、技術官僚的未來創造了可能。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並非源於一個政黨，而是生髮於多個政黨之中，它們都遵循新自由主義的原則，儘管在起源上可能存在差異。

例如蘇聯解體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20世紀90年代都抵達了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而對於歐洲而言，當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派都以新自由主義共識自我標榜時，他們之間的差異也開始消弭。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第三次大蕭條”持續至今。在此期間，新思潮在新自由主義中心之外開始醞釀，並對這一共識思想發出挑戰。從特殊型別的極右翼到北大西洋選舉制度下誕生的左翼，這些政治力量開始被人們稱為“民粹主義”。如果當前的建制是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那麼任何挑戰它的存在都可被視為民粹主義。自19世紀以來，“民粹主義”這一術語一直充滿了誤導和模糊性，這種狀況延續至今。因此，本文希冀能夠釐清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特殊型別極右翼以及北大西洋選舉左翼（North Atlantic electoral left）等概念。

特殊型別的極右翼

當下這種對 “民粹主義”的使用第一次出現是在21世紀初，用於描述在歐洲，特別是東歐出現的特殊型別極右力量。這種政治傾向的一個早期案例是成立於2001年的波蘭法律與正義黨（PiS）。這一黨派在2005年大選獲勝，一躍成為議會多數黨。PiS主張加強國家對天主教和經濟發展的干預管理，從兩個方向（社會和經濟）來抵抗歐盟的新自由主義共識（主要指社會自由主義、經濟自由化和開放市場思想）。這種在波蘭興起的思潮也席捲了匈牙利（維克多· 歐爾班建立匈牙利青年民主聯盟，最初於1998年作為中左翼力量崛起，隨後放棄新自由主義，轉向保守的匈牙利民族主義），而後蔓延至奧地利（約爾格·海德爾將奧地利自由黨從中間立場轉變為反移民和保守的民族主義）。這一新現象傳播至歐洲各地，從義大利的馬泰奧·薩爾維尼的北方聯盟到法國瑪麗·勒龐的國民聯盟（前稱國民陣線）。歐洲議會中的這些政黨時而聯合，時而分化為不同的黨團，例如“民族和自由歐洲黨團”“身份與民主黨團”。它們的分分合合說明這些特殊型別的極右翼政黨既普遍持有一致意見，又存在著重大分歧，有時候僅僅是個性與自我表達的衝突就能使它們分道揚鑣。這些政黨與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主要區別在於它們公開宣揚保守主義，主張某些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並且口頭上對歐洲一體化持懷疑態度。

然而，這些政黨上臺執政後並未從根本上打破新自由主義共識，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都繼續放寬商業管制，緊縮公共服務，並且對歐盟市場敞開懷抱。它們既沒有在歐洲議會也沒有在國內議會提議過採用強有力的經濟保護主義或社會福利政策，或是步英國脫歐的後塵開展本國的脫歐計劃。當歐盟官員制定有關歐洲市場整合或更加平衡的預算政策時，這些特殊型別的極右翼政黨便會欣然應允。在經濟政策上支援新自由主義共識的同時，這些政黨也並未挑戰使歐洲依附於美國整體政治議題的大西洋安全安排，儘管偶爾會對歐洲國防安全安排有所質疑——主要是針對北約。大多數由特殊型別的極右翼政黨執政的國家，都在這一北大西洋聯盟中找到了自己的舒適定位（義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大多數極右翼政府都支援華盛頓的安排，認為歐盟國家的軍費開支應至少佔GDP的2%，同時應為北約做出更多貢獻。當美國希望歐盟國家譴責俄羅斯並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往來時，以極右翼政黨為首的國家基本上都接受了這些要求。在許多歐盟國家中，特殊型別的極右翼與新自由主義勢力聯合組建政府，或吸收過去的新自由主義政客加入他們的行列。至少在經濟和國防安全政策方面，這些政治勢力之間並沒有本質區別。

如果特殊型別的極右翼並沒有與新自由主義共識形成決裂，那麼他們為什麼被稱作“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以“自由主義”作為區分的中軸，那些特殊型別的極右翼被認為是反自由主義的，但其實他們自己是脫胎並致力於自由主義的。的確，這類極右翼固守極具保守性的宗教信仰（反墮胎、反女權主義、反同性戀）和所有的傳統主義觀念（其根基在於以父權制為核心的家庭和教會，這些力量轉化為對社會中強勢男性領袖的信仰），這些都與左翼自由主義和主流自由意志主義相背離。然而在其他非自由主義方面（限制言論自由並賦予安全部門更大的權力），他們和新自由主義共識所差無幾。“民粹主義”一詞被認為區分了民粹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然而，所謂的自由主義思想早已不是傳統的自由理念（言論和結社自由），而是生活方式上的自由主義，一種作為中產階級的社會選擇的自由主義。因此，“民粹主義”一詞更像是選舉時的動員口號，而非嚴格劃分政治派別的分類範疇。

這種選舉時鋪天蓋地的口號動員在美國最為典型。研究民主黨、共和黨的政治記錄，我們可以發現兩黨的政治目標和實踐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接近。或許兩黨的執政風格以及它們在作為社會選擇的自由主義上存在重大差異，尤其是在唐納德·特朗普上臺後，“民族主義經濟”現如今成為共和黨的特質，但是，兩黨在新自由主義共識上卻幾乎一致。兩黨對術語“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使用都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將民主黨稱為“自由主義者”（共和黨將其與共產主義者畫上等號）對共和黨而言有利可圖；而民主黨則稱共和黨，尤其是特朗普為“法西斯主義者”，以此在選舉動員中獲得優勢。這一術語使用策略讓雙方都可以推進各自的選舉程序，但是由於運用方式的情緒化和偏激，這兩個術語都不能用來科學地闡明兩黨的政治立場。

“法西斯主義”一詞已經成為一個在選舉中非常管用的道德枷鎖，但它不能幫助我們恰如其分地理解特殊型別極右翼。無論是義大利還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他們都想中止民主選舉制度，並且用一整套國家鎮壓機器來摧毀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制度。但今天這些極右翼力量的誕生並不像百年前的法西斯主義，不是為了打擊工人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運動，也不是因為他們對民主制度本身存在任何異議——在如今的大西洋核心地區並不存在此類針對資本主義的威脅。這些特殊型別極右翼的出現，是為了保衛資本主義制度免遭新自由主義中的“自相殘殺”，確保在第三次大蕭條中迷失方向的人們保持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他們誓言要“掐住經濟的咽喉”來讓它創造就業，但事實上沒有能力做到這點。對於很多人而言，這些極右翼不像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一樣否認危機，而是承認危機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足夠了：至少他們看到了自己的苦楚在極右翼政治家們的演說中有所反饋。這些極右翼政治家並不會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實質的改變，並且最終會成為他們所在政治派別的負擔，雖然這件事還沒發生。

由於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已經充分發展了強制性國家機器來訓誡憤怒的民眾，這些特殊型別極右翼只需運用合法的鎮壓機器即可達到目的，而無須創造新的非法暴力手段（這類極右翼仍會使用“順勢療法”般的小劑量暴力來打擊左翼和工人運動計程車氣，但他們也明白，如果使用過多暴力，會使中產階級轉而反對極右翼，甚至將部分中產階級推向左翼的懷抱）。這種特殊型別右翼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但其政策並不服務於人民。

第三次大蕭條期間的北大西洋選舉左派

在第三次經濟大蕭條爆發後的幾年裡，一股新興左翼力量開始在大西洋兩岸嶄露頭角。長期擔任北伊斯靈頓議員的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生於1949年）在2015年參選並贏得了英國工黨黨魁之位。而來自佛蒙特州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生於1941年）同樣贏得大量支援，並在2016年參加美國大選。在這一形勢下，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均被視作社會民主政治向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高歌猛進的重要例證。託尼·布萊爾曾堅持要求工黨刪改黨章第四條（關於國有化），並且將工會在黨內決策的作用邊緣化。與此相呼應的，是比爾·克林頓透過新自由主義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掌控民主黨，該委員會抹去了工會和社會運動聯盟在黨內的話語權。然而，到第三次大蕭條爆發時，工黨和民主黨可用來討論未來發展道路的制度空間已蕩然無存。桑德斯的動員在黨內毫無受眾，與此同時，科爾賓在工黨內的領導地位被不斷削弱，最終被黨派掃地出門。桑德斯和科爾賓的經歷都證明，這些黨派機構已經徹底為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所侵蝕，並且不允許有任何理念背離。此外，在桑德斯初選失敗和科爾賓被免職後，沒有遺留下任何大規模組織，只有一些小型殘餘，例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和英國“動力”組織（Momentum）。

2012年，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成立；2014年，“我們能”黨（Podemos）在西班牙成立；2016年，“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在法國成立。曾隸屬於建制黨派的部分政治家們和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左翼建立了廣泛的聯盟戰線。很快，這些對選舉獲勝爭奪的嘗試被視作“左翼民粹主義”，尤其2015年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贏得大選、“我們能”黨在西班牙的地區和全國選舉中取得重大突破時。這些黨派都是圍繞單一領袖建立的——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生於1974年，他領導的左翼政黨聯盟參與並形成了激進左翼聯盟）、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生於1978年，領導“我們能”黨，其黨名來源於“力量”(poder)和“民主”(democracia)一詞），以及讓-呂克·梅朗雄（生於1951年，離開社會黨後，透過左翼和環保力量的聯盟創立了“不屈法國”）。與“不屈法國”不同，激進左翼聯盟和“我們能”黨如流星一般在政治天穹上閃耀而過，迅速隕落。與其說這些黨派有明確的意識形態主張，不如說在第三次大蕭條早期希臘和西班牙迅速降低的生活水平為它們帶來了透過選舉上臺執政的天賜良機；在歐盟堅如磐石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面前，上述兩黨的力量都如螳臂當車。不管是激進左翼聯盟還是“我們能”黨，都不能形成堅固的政治戰線來抵擋歐洲中央銀行（ECB）的緊縮性政策。“不屈法國”並未當選執政黨，所以沒有步上述兩者的後塵。然而，假如梅朗雄在2017年總統選舉中獲勝（他以19.6%的得票率排名第四），想必他的政府也會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和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銀行家面前躊躇無措。

這些政治組織都脫胎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英國的“反學費和削減全國運動”（2010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2011年）、希臘的“憤怒公民運動”（2011年）、西班牙的“15-M運動”和“憤怒者”（2011年），以及法國的2011年反緊縮工人罷工，後者在2016年演變成“站立之夜”運動。一定程度上，這些運動所蘊藏的潛能為後來出現的選舉主義（即選票至上論）所把控。但是它們既沒有能力推進這些異質運動的政治訴求，也沒能融入這些選舉政黨中。例如，“憤怒者”中的強烈反歐盟情緒並沒有被激進左翼聯盟或“我們能”黨所繼承；與此同時，“不屈法國”也並非黃馬甲運動（2018）的發起者，這場運動打破了法國的左右陣營劃分。這些大規模抗議示威的核心訴求是與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政治徹底決裂，因為這一政治將緊縮性政策強加於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和部分專業中產階級（professional middle-class）之上，然而它們最終產生的政治組織卻並不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或足夠的政治實力，來與新自由主義共識徹底決裂。

在這裡面，或許部分原因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在選舉制度的制度安排中，傾向於支援中產階級。絕大多數環大西洋國家的投票日並不在假期，而且投票也不具有強制性。關於投票日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宗教差異：大部分受天主教傳統影響的國家在週日舉行投票，而受新教傳統影響的國家則不然。此外，幾乎所有國家都不會在選舉日提供免費公共交通。再加之其他障礙，工人階級很難大規模地參與投票。這導致社會主義者仰賴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出現較高的棄權率。在過去十幾年的全國大選中，歐洲國家的棄票率大約為30%。然而，一些更加翔實的資料反映出某些重大問題：在不平等更為嚴重且農漁業勞動力佔比更高的國家，投票率低於平均水平；而不平等程度較低且服務行業發達的國家投票率更高。既然工人階級的棄權比重更高，所有組織——特別是那些反對緊縮性政策，但未必為工人階級發聲的政黨——就會傾向於為那些面臨嚴重不穩定工作的挑戰，且對社會傳統感到不滿的低收入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學生提供服務。這些事務開始成為北大西洋左翼組織的重要任務，相比建設工人階級力量傳統，它們與選舉主義（electoralism）更加緊密纏繞。

“民粹主義”類別

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為特殊型別極右翼和北大西洋選舉左翼的崛起創造了多種條件。

第一，第三次大蕭條。由於青睞金融資本並強制推行私有化、商品化、放鬆經濟監管的經濟政策，2006~2007年的信貸危機非但沒有找到出口，整個北大西洋世界的經濟增長也疲軟無力。由於不願與金融寡頭權力和科技巨頭的社會影響力作對，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將長期緊縮性政策的矛頭對準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不穩定、沒有未來和職業發展前景的工作愈加普遍，工人階級工作的“優步（Uber）化”成為常態。這一處境削弱了工會力量，並意味著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其中堅力量逐漸消散（如工會大廳、社群中心，以及用於學習和醫療的公共機構）。毫無保障的工作時長與輪班、傳統工人階級機構日益消失的境遇與娛樂數字化的背景相交織，人口出現高度原子化。一個無法建立自身政治機構的工人階級，很難在媒體由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掌控的複雜現代社會中清晰闡述自己的主張——即便是那些能夠被闡明的觀點，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也無處容身。

第二，技術官僚。解除了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治挑戰後，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開始構想技術官僚形態的理想政府。不管選舉結果如何，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找到了在議院席位減少或任期碎片化的情況下依然維持權力的方式（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義大利，人們用“技術官僚政府”這一術語來描述這類政府。在過去的十幾年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最近一次是2021~2022年的馬里奧·德拉吉政府，2024年在法國也出現了類似狀況，即米歇爾·巴尼耶政府）。傳統社會民主黨人雖然不支援緊縮性政策，但面對威脅時，它們往往被迫與極端中心（extreme centre）結成聯盟，以對抗特殊型別極右翼。事實上，技術官僚型政府為極右翼的興起提供了生長土壤，這些極右翼倚仗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來挫敗政府決策和民主程序。這些進入政府部門的技術專家們幾乎全都來自接受新自由主義薰陶的上層中產階級，傳統右翼和社會民主黨人凝結成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過程，正是一個從大眾政治走向精英政治的過程。儘管他們身披自由民主的羊皮來行使權力，但這一套技術官僚政治站在了民主的對立面，這才是導致民主精神被拋諸腦後的主要原因。

第三，技術官僚的解決方式。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到2007年第三次大蕭條初，在大概至少一代人的時間裡，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政府都拒絕任何越出其共識的政策討論，並忽視社會議題的公眾參與。在財政和信貸危機以及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北大西洋世界裡幾乎看不到公眾行動。當“保持社交距離”這一口號在北大西洋地區變得普遍時，印度喀拉拉邦首席部長、共產黨人皮納拉伊·維賈揚決定用“物理距離，社會團結”這一更好的口號取代它。在共產黨執政的喀拉拉邦，成千上萬的志願者挨家挨戶走訪，確保居家隔離的人們得到生活物資——這在絕大多數需要仰賴國家或者私營部門來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北大西洋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民眾的去動員化，即工人階級舊社群的解體，在新冠疫情期間變得格外明顯。與亞洲相比，歐洲和美國的志願與公共服務提供率更低，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工薪待遇、緊縮性政策，還有由技術官僚以及私營部門控制、宣稱會為人們提供商品與服務的國家。

特殊型別極右翼和北大西洋選舉左翼打破了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兩個傳統：

第一，不論是極右翼還是北大西洋選舉左翼都自視為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代言人，並試圖將他們重新帶回政治舞臺。上述兩股力量都試圖與這些階層結盟，因為他們在多個政治週期未參與投票，但其人數眾多足以影響任何選舉。唐納德·特朗普在共和黨內地位的迅速攀升便是最好例證，他利用新獲得的基層支援將共和黨轉變為一種特殊型別的極右政黨。正是由於這種面向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政治轉向，政治觀察員們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都稱為民粹主義。

第二，極右翼和北大西洋選舉左翼都不同程度地真誠希望與新自由主義政治議題決裂，並尋找解決措施來應對永久性緊縮政策造成的破壞性局面。這種偽決裂（極右翼）和未遂的脫離（北大西洋選舉左翼）都反映出兩者在新自由主義共識的邊界外行事。極右翼利用反緊縮政策話術創造了一種敘事——儘管這種話語與事實迥異——它聲稱正是新自由主義的親移民政策導致了經濟緊縮，而採用強硬的反移民立場才能讓國民經濟迴歸正軌。這種無稽之談歪曲了反緊縮政策觀點，但是它的確吸引了新的選民，也提供了脫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方案。另一方面，儘管北大西洋選舉左翼從真正的反緊縮性政策立場出發，但是它最多也只能提倡一些社會福利政策，來修復早已坍塌的為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提供服務的國家機構。僅僅是在新自由主義邊界外試水，就足以讓特殊型別極右翼和北大西洋選舉左翼被冠以“民粹主義”的稱號。

儘管對於特殊型別極右翼和北大西洋選舉左翼而言，無論從經驗實證抑或理論範疇的角度，“民粹主義”這一術語都令人不滿，但因為這些截然不同的勢力打破了新自由主義傳統，他們便都被冠以上述稱號。“民粹主義”這一術語或許只有在界定一種可能的“後新自由主義”政治時才有效，但不足以進一步說明這種必然決裂的可能性。

左翼的歷史主義

“左翼”並非一個抽象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推動某些重要原則的歷史力量構成。左翼原則有兩個核心要素：其一，資本主義無法解決其承襲、引發、再傳染的弊病；其二，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阻礙歷史發展的關鍵解藥。

各類左翼力量與特殊型別的極右翼毫無交集，因為這些極右翼力量完全反共產主義，並且孕育於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右翼的最黑暗一隅。用同一範疇來界定左翼和特殊型別極右翼，是一種剝奪左翼政治合法性的詭計。這是一些關於全球左翼的總體性觀察。而北大西洋左翼所處的特定局勢需要一些經驗和理論性的澄清。北大西洋左翼——不論選舉性質還是非選舉性質，繼承了以下重大挑戰：

第一，在蘇聯解體後，北大西洋左翼陷入嚴重危機，引發一系列毀滅性結果，如1991年2月這一地區最大的共產黨——義大利共產黨解散。此次危機不僅影響到共產黨左翼陣營，也對各種受託洛茨基和無政府主義啟發的派系團體造成衝擊。它們的弱點包括：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定位缺乏清晰的意識形態認知；在沒有蘇聯的情況下，宗派主義毫無用武之地；當社會主義變成海市蜃樓式的願景時，大量政治骨幹因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不再有吸引力而流失。一些左翼政黨在這一時期倖存了下來，如比利時工人黨（PTB）、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KKE）和葡萄牙共產黨，而德國的共產主義者和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07年合併成立了左翼黨（Die Linke）。這些黨派在本國議會中維持了一定席位，但憑藉自身實力已經不再能抗衡新自由主義共識。

第二，在新自由主義共識期間，社會民主黨人與他們對社會福利救濟的承諾漸行漸遠。他們不僅放棄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還代表有產富人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社會福利。正是因為社會民主黨人的放棄，左翼不得不一邊承接捍衛社會福利的任務，一邊努力打造獨立的工人階級力量以超越現行社會制度。它需要被迫扮演一個複雜且混亂的角色：一方面捍衛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爭取去改造體制本身。對於被新自由主義緊縮性統治所摧殘的工人階級而言，捍衛社會福利在當下至關重要，但這意味著左翼很大程度上要把精力從“改造”轉向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捍衛社會福利。

第三，隨著時間推移，原先左翼之間的差異逐漸消失，出現了在鬥爭和選舉聯盟中進行聯合的新趨勢。這一現象在法國尤為明顯，“不屈法國”與法國共產黨（PCF）在2024年議會選舉中結成了聯盟，而西班牙共產黨也與“我們能”黨合作，隨後又與2022年成立的聯合平臺（Sumac）結盟。這些聯盟建立的歷史源遠流長，例如葡萄牙共產黨曾參與過1978~1987年的“聯合人民聯盟”和自1987年以來的“統一民主聯盟”。這些聯盟中的困難在於，各種社會運動（從生態團體到社會正義團體）傾向於主導聯盟的議程，而左翼未能有效主張爭取超越現行制度的重要性。社會運動在不同陣地針對不同議題進行群眾動員的作用至關重要，然而，它已經受到非政府組織邏輯的影響，側重於區域性政治，而非反資本主義框架。同樣，沒有社會主義政治意識的身份政治，會將上述聯盟的陣地和綱領吸納進自由主義之中。團結很重要，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團結建立在以左翼不得不捨棄某些根本原則的基礎上。

第四，冷戰時期的反共思想在北大西洋兩岸依然根深蒂固，並且被重新用作一種武器來打壓任何試圖重新討論社會民主路線的人——例如擴充套件社會福利。此外，新自由主義中間地帶和特殊型別極右翼的核心共識之一，就是堅持冷戰時期的軍事使用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打壓。例如，北大西洋左翼透過致力於結束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獲得了一定的社會支援，冷戰時期的反共攻擊形式因此就被重新啟用，用以約束任何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人，左翼承擔了其主要的壓力。特殊型別極右翼在西方軍事力量的運用上與新自由主義共識緊密相連，這也說明它與現存權力秩序之間的近似性。反之，左翼與北約在思維方式上的決裂，將自己放在了西方政治舞臺的特殊位置。

將北大西洋選舉左翼與特殊型別的極右翼都稱為“民粹主義”是錯誤的。這兩種形式——左翼和極右翼——與新自由主義共識的距離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們在如何看待新自由主義中間地帶的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正是這一點揭示了它們的深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