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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佩裡·安德森
該評價出自安德森最新發表的文章。這篇文章深刻揭示當前美西方新自由主義秩序面臨的根源性危機，以及由此興起的右翼民粹主義與左翼民粹主義。在他看來，作為右翼民粹主義代表的特朗普，第一次上臺完全出於偶然，第二次上臺卻是一種必然。這種必然預示著危機的惡化，然而，特朗普的反覆無常與朝令夕改，揭示了當前右翼民粹主義找不到任何能夠替代新自由主義的系統性方案，只能透過政治脅迫與經濟壓制來達到其目的。
但這些手段本質上仍屬於“機制變革”（regime change）的範疇，佩裡·安德森指出，這一術語如今多被用作“推翻不合西方心意政權”的委婉說法。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機制通常符合美國利益，即便不符合，美國也會創造條件讓這些機制符合美國利益。這是新自由主義體系運作的核心理念，也是其永葆生機的理論基礎。
安德森指出，西方國家解決2008年金融危機的手段，把新自由主義邏輯推到極致，從而引發更為深刻的政治動盪——民粹主義的興起。而弔詭的是，即便民粹主義成功掌握一國政治，他們也無法逃脫新自由主義的牢籠。這暴露出當前西方國家既缺乏有力的替代模式、又缺乏足夠政治力量的現實。在多重衝突背景之下，國際機制的“變革”反而會加劇結構性危機，但西方社會，即便是激進的民粹主義，仍舊沒有找到出路。
西方世界的“機制變革”？
【導讀】據媒體報道，4月10日，特朗普宣佈對75個國家的“對等關稅”暫停90天，稅率降至10%，同時又將對華關稅從34%提高至125%。這種所謂的“交易藝術”，再次印證特朗普言行不一的風格。著名歷史學家、政治家佩裡·安德森評價道：“在特朗普看來，只有讓別人無法預測自己的行動，自己才能處於優勢地位。”
本文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如今，21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在當下這個時間點上，“機制變革”（regime change，通常意為政權更迭，安德森在本文中利用了其原初含義）一詞已經成為了一個相當經典的術語。
通常來講，“機制變革”指的是美國透過軍事打擊、經濟封鎖、意識形態滲透或以上三者結合的手段，推翻某個西方世界不喜歡的政權。然而，這個詞最初的意涵卻與此截然不同，原本它指的是西方世界內部發生的一系列變革——而且，這種變革並非一國在外部壓力下發生的突然轉變，而是指在和平時期逐步建立起來的新的國際秩序。最先使用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理論家，他們提出了“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s）這一概念，並將其定義為一種確保各個主要工業國家在經濟層面實現合作的制度安排，其既可以建立在條約關係之上，也可能不採取條約形式。他們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主導建立了一個新的國際機制，但隨著各個主要國家之間達成共識，他們共同建立了一個令各方都滿意的交易框架，以取代美國主導下的國際機制。這一觀點最早是由當時外交政策領域的兩位重量級人物約瑟夫·奈（Joseph Nye）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其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存》（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中進行了闡釋，該書第一版於1977年出版，此後又經歷了多次修訂。雖然奈與基歐漢建立起了一套規範體系，試圖“以更嚴格的方式約束”美國的外交政策實踐，從而確保美國曆屆政府之間的外交政策連續性，但毫無疑問，華盛頓方面能夠從這一國際機制當中獲得回報。奈與基歐漢寫道：“國際機制通常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因為美國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商業大國與政治大國。假如現在，國際體系缺乏適當的機制，那麼美國也肯定會像他們之前做過的那樣，去主動創造這些必要的機制。” 到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此類主題的研究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例如，由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主編的題為《國際機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的研討論文集（1983年）；基歐漢的專著《霸權之後》（After Hegemony）（1984年）；以及大量相關的學術文章。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這一理論發生了一次突變，當時，道格拉斯·福賽斯（Douglas Forsyth）與唐·諾特曼斯（Ton Notermans）（一位美國人，一位荷蘭人）共同主編了一本名為《機制變革：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歐洲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Regime Changes: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的論文集。其中保留了“國際機制”這一概念，並對其進行了深化，這部著作具體說明了戰前盛行的金本位制，以及戰後取而代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並最終闡述了這一體系是如何在20世紀70年代終結的。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終結之後，一套新的囊括全球所有政府（不論其性質如何）的制度得以建立，其中包括了貨幣監管與金融監管的宏觀政策組合，以調整各國的勞動力市場、工業政策與社會政策。戰後秩序的一大目標是確保充分就業，之後，相關的優先事項變成了保證貨幣穩定。經濟領域當中的古典自由主義模式隨著大蕭條的爆發而終結。戰後的凱恩斯主義模式也因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而遭到淘汰。新的國際機制標誌著新自由主義所佔據的統治地位。
這就是“機制變革”（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一詞的最初含義，如今，這個含義已被人們所遺忘，世紀之交的軍事幹預浪潮讓這個詞的原初含義喪失了基本的生存土壤。利用谷歌的Ngram搜尋一下便可知，自20世紀70年代這個詞第一次出現以來，其使用頻率一直很低，但在20世紀90年代末，其出現的頻率突然飆升了60倍，經濟史學家約翰·吉林漢姆（John Gillingham）指出，如今，這個詞“成為推翻外國政府的某種委婉說法”。
然而，其所指代的物件仍然存在。新自由主義並沒有就此消失。現如今，人們已經非常熟悉新自由主義的標誌性政策了：放鬆對金融和產品市場的管制；服務業和工業私有化；降低對企業和富人的徵稅力度；削弱工會。朝向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轉變始於卡特和卡拉漢執政時期，在撒切爾和里根執政時期達到高潮，其目的在於恢復資本利潤率——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利潤率都出現了下降——並解決利潤率下降後出現的滯脹問題。
在大約25年的時間裡，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似乎奏效了。經濟增長趨勢有所恢復（儘管其速度明顯低於二戰後的那25年）。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經濟衰退十分短暫且影響不大。利潤率有所回升。為此，經濟學家大呼勝利，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將其稱為“大穩健”。然而，作為一套國際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是因為西方的投資規模恢復到了戰後水平：這需要提振經濟需求，但新自由主義體系的核心在於抑制工資增長，因此根本無法實現上述目標。相反，其成果建立在大規模信貸擴張的基礎之上，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私人、公司與公共債務規模。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2014年的開創性著作《購買時間》（Buying Time）中描述了這種對未來資源的過度索取；馬克思更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虛擬資本”。最終，這座債務金字塔坍塌了，並引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伯南克自己也承認，隨之而來的危機對資本主義來說是“致命的”。就嚴重程度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機完全可以與1929年大蕭條相提並論。在接下來的這一年裡，全球產出和世界貿易的下降速度超過了大蕭條的頭十二個月。然而，隨之而來的並不是又一次大蕭條，而是一場大衰退——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要理解西方世界當今所處的政治位置，我們首先需要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1929年10月，美國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當時，美國、法國和瑞典的政府由保守派把持，英國和德國則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然而，這些政府在經濟政策方面或多或少都奉行著當時的正統理論：即堅持穩健貨幣（即金本位制）與平衡預算，然而，這些政策只會進一步加深大蕭條帶來的損害。直到1932年秋季至1933年春季，也就是距離大蕭條爆發已有三年時間之時，各國政府才開始動用非常規手段來應對這一危機，首先採取行動的是瑞典，之後是德國，最後是美國。這些非常規舉措對應著三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在瑞典，社會民主黨上臺；在德國，法西斯主義崛起；在美國，一種新版本的自由主義得以落地。在其背後都存在一套早已誕生的非正統思想，如果統治集團願意採納，那麼這些非正統思想隨時都可茲利用，正如瑞典的佩爾·阿爾賓·漢森（Per Albin Hansson）、德國的希特勒和美國羅斯福所做的那樣：斯德哥爾摩學派的克努特·維克斯爾（Knut Wicksell）到恩斯特·維格福斯（Ernst Wigforss），德國的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對公共工程的重視，以及羅斯福總統最初的“智囊團”成員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福德·塔格威爾（Rexford Tugwell）和阿道夫·貝爾（Adolf Berle）所主張的進步主義監管模式。這些都不是一個完全成熟或前後連貫的系統。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德國的沙赫特和英國的凱恩斯就一直保持著聯絡。不過，儘管上述各國的實驗都旨在加強國家的作用，但凱恩斯主義本身——直到1936年《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才出版——並沒有直接參與這些實驗。可以說，當時可供利用的技術工具還相當分散，沒有整合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長達三年的大規模失業使得每個國家都積攢下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變革力量：瑞典的“人民家園”（Folkhemmet）概念催生出了更為大膽的社會民主改革；德國的納粹主義風起雲湧；在美國，共產主義理論在工會和知識分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迫使政府推行勞工和社會保障改革。最後，在資本主義世界上述三類發展的大背景下，蘇聯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完全避免了經濟衰退，實現了充分就業和經濟的快速增長，讓資本主義國家也意識到了經濟規劃的重要意義。然而，要想終結全球範圍的大蕭條，並制度化地打破古典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還需要一次比華爾街崩盤規模更大、更為深刻的衝擊。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到了這一點。當戰爭結束之時，一個新的、與先前完全不同的國際體系已經出現了，這個體系結合了金本位制、逆週期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高就業率和穩定的就業水平以及官方福利制度，凱恩斯的思想在鞏固這一體系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25年之後，這個體系最終陷入了滯脹狀態，從而催生了新自由主義。
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美國，政府立即出臺了各種救市措施。在奧巴馬執政期間，那些欺詐性的銀行、保險公司以及破產的汽車公司都獲得了鉅額公共資金的救助，但實際上，這些資金本可用於提供醫療保健、學校教育、養老金、鐵路、道路和機場修建等專案，更不用說為最貧困的人群提供基本收入保障了。隨後，美國政府又出臺了無視預算約束的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為了支撐股市，在“量化寬鬆”這一冠冕堂皇的藉口之下，中央銀行大規模放水。美聯儲在暗地裡無視其職責，不僅救助了那些瀕臨倒閉的美國銀行，還救助了歐洲銀行，而且，這一切交易都避開了國會和公眾的監督。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還與中國人民銀行保持著密切聯絡，確保中國會一如既往地購買美國國債。簡而言之，一旦資本的核心機構面臨風險，那麼統治集團就會毫無顧忌地拋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所有信條，動用就連凱恩斯本人都想象不到的凱恩斯主義大劑量療法來保證其安穩落地。在英國這個受危機影響最為嚴重的歐洲國家，甚至出現了將所謂“不良資產”臨時國有化的現象。
但這是否意味著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盤否定，以及轉向新的國際積累機制呢？當然不是。撒切爾夫人曾經用一句非常質樸的話點明瞭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信條——別無選擇（縮寫為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在應對危機之時，打破常規禁忌似乎是十分必要的。這些措施在本質上是將新自由主義背後的邏輯推到了極端，即信貸的持續擴張遠遠超過了生產層面的增長，法國人稱之為“向前飛奔”（fuite en avant）。因此，一旦這些緊急措施成功穩定住了整個系統，那麼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就會進一步得到拓展，征服一個又一個國家。
英國率先採取了行動，他們實施了極為嚴苛的緊縮政策，將地方當局的支出削減到極低的水平，並削減了大學的經費。西班牙和義大利則修訂了勞動法，以方便僱主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解僱工人，從而讓就業變得更加不穩定。在美國，企業和富人的稅率得到大幅削減，同時，能源與金融服務領域的監管政策也大幅放寬。法國這個歷來在新自由主義競賽中處於落後地位的國家如今也在努力躋身先鋒之列，他們開始推行起了一套徹頭徹尾的撒切爾主義方案：公共產業私有化、透過立法形式削弱工會、向企業發放稅收補貼、公務員裁員、削減養老金、減少大學入學名額——他們似乎已經下定決心，要沿著撒切爾夫人鎮壓礦工的方向大步前進，這成為了法國階級關係的一大轉折點，而在英國，他們更是毫不留情地繼續推進這一方案。
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危機對各大經濟體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衝擊，使其核心組織不可避免地陷入信譽危機當中，但沒過多久，一切就都恢復了原狀？造成這一矛盾結果的原因有兩個。首先，與20世紀30年代不同，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時，並沒有其他理論正規化做好準備以取代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1945年後，凱恩斯主義成為各方公認的最大公約數，但自從20世紀70年代遭遇嚴重打擊以來就從未真正得以恢復。經濟學這個學科幾乎成為了數學的附庸，經濟學學者也完全不考慮任何形式的原創性思維，使得法國的“監管學派”或美國的“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完全被邊緣化了。如今，儘管新自由主義理論中的“理性預期理論”或“市場清算理論”可能看起來十分愚蠢，但幾乎沒有什麼理論可以真正取而代之。
這種替代性思想缺失的背後，是一切形式強烈呼籲廢除或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的重大政治運動的消失，而這恰恰是新自由主義得以迅速恢復的第二個重要條件。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社會主義的兩種歷史載體——革命運動和改良運動——在大西洋地區已經蕩然無存。革命派隨著蘇聯共產主義事業的崩潰而銷聲匿跡。而隨著西方社會民主黨逐漸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的抵抗，改革派似乎也已經銷聲匿跡，如今，他們只是單純地與保守黨、基督教民主派或自由派在執政方面展開競爭。早在1943年，共產國際就解散了。60年後，所謂的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中又出現了埃及穆巴拉克那樣的軍事獨裁者。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新自由主義體系已經沒有反對者了。2008年之後，新自由主義累積下來的社會與政治後果開始逐步顯現。社會後果包括不平等現象的急劇加劇，在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已經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工資長期停滯不前；就業狀態愈發不穩定。政治後果包括大規模腐敗；政黨之間的相互可替代性日益增強；在選舉過程當中選民越來越無法做出有意義的選擇；選民參與度下降——簡而言之，日益強硬的寡頭政治正在逐步侵蝕民主的根基。現如今，這種制度催生出了自己的抗體，即民粹主義，任何一個有影響力的輿論機構、任何一個受人尊重的政治組織都在譴責本國的民粹主義，並將其視為這個時代的重大疾病。這個標籤下各種截然不同的反抗運動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反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建立的這套國際機制。他們反對的不是資本主義本身，而是資本主義當前的社會經濟形式：新自由主義。他們的共同敵人是主導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政治機構，包括輪流執政、壟斷政府機構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黨。這些政黨往往只會提供彼此略有差異的新自由主義：一類更強調新自由主義信條，通常在舉措上也更具創新性，例如撒切爾和里根；另一種則是補償性的，向窮人提供稍多一些的額外補貼，例如克林頓或布萊爾。然而，這兩種版本的新自由主義都在堅定不移地推進著同一個目標，即鞏固資本主義，使其有能力抵禦任何不利的影響。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形成了一種國際機制：它不僅僅是一套在每個民族國家內部進行復制的體系，而且還將資本主義世界當中的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聯絡在了一起，並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化的程序。與各種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內部議程不同，這一程序最初並不是當權者有意推動的政治專案，而是始於撒切爾夫人1986年所謂的“大爆炸”政策所引發的金融市場爆炸性放松管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化成為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政權的意識形態口號，因為這一程序為資本帶來了兩個巨大的優勢。從政治角度來說，全球化鞏固了新自由主義政權的寡頭化。就目前而言，“別無選擇”不僅意味著國家層面中右翼和中左翼之間的政策重合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選舉的實際意義，而且意味著全球金融市場不允許任何偏離既定政策的舉動，他們聲稱，任何規定動作以外的政策都會引發經濟崩潰。這就是全球化帶來的政治紅利。同樣重要的是經濟紅利：資本現在可以進一步打擊工人階級，一方面，他們可以削弱工會、壓低工資、讓工作變得更加不穩定，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不發達國家去，甚至僅僅是威脅這樣做就足夠了。
然而，全球化的另一個方面卻帶來了更為模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要求放鬆對市場的管制：所有生產要素都應當實現自由流動——換句話說，不僅是商品、服務和資本，勞動力也應當實現自由的跨境流動。因此，從邏輯上講，這意味著各國應當鼓勵移民。在大多數國家，企業長期以來一直都在利用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後備軍。但對於國家來說，不能僅僅從純粹的經濟角度入手，還需要考量社會和政治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最偉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很早就對此提出了保留意見。他警告道，不能把移民問題簡單地當作市場問題來處理，因為如果不加以嚴格控制，移民就可能會威脅到東道國的文化凝聚力和社會本身的政治穩定。撒切爾夫人也在移民問題上作出了嚴格限制。然而，儘管有大量的生產工作被外包到了國外，但各國依舊需要引入一些廉價勞動力，因為有許多又苦又累的勞動服務，當地人不願做，又無法外包給外國人，只能就地完成。與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幾乎所有其他方面不同，在這個問題上，各方從未達成穩定的共識意見，可以說，這仍然是新自由主義鏈條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如果我們留心一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運動，就可以發現，他們大致可以分為右翼運動和左翼運動。在這一方面，其復刻了古典自由主義在大蕭條中崩潰後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替代模式：右翼是法西斯主義，左翼是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但當今的反抗與過去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缺乏明確的意識形態或綱領——也就是說，沒有一套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能夠替代新自由主義的體系。其特點在於反對什麼，而不是擁護什麼。他們抗議的是什麼？當今的新自由主義體系與過去一樣，體現了三大原則：財富和收入差距擴大；民主控制和代表制遭到侵蝕；儘可能放鬆對經濟交易的監管。簡而言之：不平等、寡頭政治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這也是民粹主義反對的三個核心目標。不同民粹主義運動的核心分歧在於對三者的重視程度——即他們對新自由主義調色盤中的哪個部分表現出了最大的敵意。眾所周知，右翼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最後一個因素——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利用人們對移民的仇外心態和種族主義情緒，在弱勢群體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援。左翼運動則反對這種做法，要求把矛頭指向經濟不平等。與此同時，左右兩派民粹主義的共同點在於對寡頭政治的反對。
從歷史上看，這些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運動之間有著明顯的時代劃分。當代的民粹主義現象最早出現於歐洲，而且，即便到現在，那裡仍然有著最為廣泛、最多樣化的民粹主義運動。在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些運動最早表現為自由至上主義的反稅運動，分別成立於1972年和1973年的丹麥進步黨和挪威進步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法國，國民陣線成立於1972年，但作為一個右翼民族主義、反移民的政黨，其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選舉中只拿到了非常少的選票，只有少部分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工人階級投票給了他們。20世紀80年代後期，約爾格·海德爾（Jörg Haider）成為了奧地利自由黨的領袖，他也採取了類似的綱領，而在更北方的瑞典，瑞典民主黨人以同樣的仇外心理為基礎，組建了一個極右翼團體。這三個組織的起源都涉及新法西斯主義，但一旦他們在選舉中獲得了相對多一些的票數，這些成分就會逐漸消失。20世紀90年代，義大利北方聯盟突然崛起（不過該組織十分反對法西斯主義），英國獨立黨開始嶄露頭角，丹麥和挪威的自由至上主義政黨開始轉向反移民立場。在90年代初，荷蘭成立了本國的自由黨，這些人成功地將自由至上主義和對伊斯蘭教的仇恨情緒結合了起來。十年後，選擇黨在德國複製了荷蘭模式。這些右翼政黨都反對政治腐敗、反對布魯塞爾的官僚主義。除了德國選擇黨（成立於2013年）之外，其他政黨都成立於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
左翼民粹主義勢力則來得更晚一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逐漸出現在舞臺之上。在義大利，五星運動成立於2009年。在希臘，當雷曼兄弟倒閉之時，激進左翼聯盟還只是一個很小的團體，但到2012年時，這個政黨已成長為一支重要的選舉力量。在西班牙，“我們能”黨成立於2014年。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於2016年建立了“不屈法國”。這一浪潮的出現時機表明，正是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而非其弱化民族邊界的後果）催生了左翼民粹主義。這是兩種反抗當前秩序的民粹主義運動之間的根本性區別。然而，這並不是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人們普遍憎惡政治機關內的勾結和腐敗犯罪，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會聯合起來捍衛受到威脅的福利制度，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也會就限制移民的問題達成共識。在瑪麗娜·勒龐的領導下，國民陣線在大多數國內和外交政策問題上都會站在左翼的法國社會黨一邊，但移民問題除外。國民陣線對弗朗索瓦·奧朗德政府的批評與梅朗雄的批評如出一轍。與此同時，義大利五星運動黨在議會中的投票記錄整體上無可挑剔，但該黨在難民問題上也持有較為強硬的立場。歐洲幾乎所有民粹主義運動的一個共同特徵在於，反對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用專制的官僚主義政治取代各成員國內部的民主制度。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整整七年中，歐洲民粹主義運動的政治影響相當有限，遠不及20世紀30年代席捲歐美大陸的政治動盪。北方聯盟和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均低於5%。英國獨立黨、瑞典民主黨、荷蘭自由黨、挪威進步黨和法國國民陣線贏得了10%至18%的選民支援。所有這些都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奧地利自由黨和丹麥人民黨（也是右翼政黨）以及左翼的“我們能”黨獲得了超過五分之一活躍選民的支援。最成功的兩個民粹主義政黨是新成立的左翼政黨，在義大利，五星運動黨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獲得了超過三分之一的選票。
改變這一切的是之後發生的四起事件。在英國，處於執政地位的保守黨在黨內壓力與失去獨立黨選民的威脅下，允許就是否留在歐盟內部一事進行全民公投。鑑於四分之三的議員、所有高層金融與商界人士、工會高層以及英國國內的大批知識分子都贊成留在歐盟內部，保守黨領導人認為，自己能輕鬆取得勝利。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大多數民眾投票贊成退出歐盟，而且，此次全民公投的投票率要比大選時高出許多。之所以會出現如此令人意外的局面，是因為英國那些遭到遺棄的地區與階層決定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執政的新自由主義政權發起衝擊。這場民粹主義反叛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當中類似運動的首秀，也就此改變了之後的歷史程序。這是一場由右翼勢力精心策劃的反叛：英國獨立黨、保守黨的傳統主義派系外加大多數小報都積極參與其中。但脫歐之所以取得成功，還要歸因於他們動員了以往作為左翼勞工主義堡壘的廣大人群。
幾個月後，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他宣稱，英國脫歐就是自己勝選前的一次彩排。他的競選活動在基調上和內容上都毫不含糊地表現出了右翼民粹主義色彩——他在就職演說中將政治腐敗、不平等加劇、國家主權喪失與仇視移民的因素全部結合了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勝選是一次偶然事件：如果民主黨人選擇任何一位比希拉里·克林頓更受歡迎的主流候選人，他可能就會落敗。特朗普的得票率根本沒有達到絕對多數，在總票數上也要比希拉里少，他的這場勝利遠沒有達到英國脫歐的程度，而且其勝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那些對共和黨本身保持忠誠的候選人。然而，特朗普的勝選並非基於脫歐那樣的單一議題，而是牽涉到了廣泛的意識形態因素，而且，他在美國工人階級選民當中的支援率可能要高過支援脫歐的英國工人階級：約70%投票支援他的人沒有大學學歷。就在這一年裡，美國不僅僅爆發了這一次民粹主義浪潮，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成為民主黨中左翼力量的重要代表。如果我們把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計算一下投票給特朗普的弱勢群體，以及在民主黨初選中投票給桑德斯的選民，那麼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受到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五分之一的選民受到了左翼民粹主義的影響。
接下來令人感到驚訝的事情是英國工黨在2017年大選中的驚人表現，先前，人們一直認為工黨當時的新領導人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是個政治上極度無能的極左分子。但後來，他以“為了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民粹主義口號為旗幟，在競選中取得了相當棒的成績，工黨獲得了比前三次選舉都要多的票數，從而讓保守黨喪失了下議院當中的多數席位。與歐洲其他具有同等影響力的政黨相比，他的競選綱領更加鮮明地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無論是從其歷史傳統來看，還是從其立場本質來看，工黨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度保守的政黨，與民粹主義相去甚遠。但在科爾賓成為工黨領袖後，大批年輕人湧入該黨，使其一度成為歐洲最大的政治組織，這些新鮮血液使得工黨開始朝著左翼民粹主義的方向發展，這與法國相當傳統的社會主義“左翼黨”（Parti de Gauche）在2016年轉變為民粹主義政黨“不屈法國”的過程如出一轍。
2018年，義大利取得了迄今為止最為閃耀的成績，當時，兩個明確奉行民粹主義的政黨——左翼的五星運動黨和右翼的北方聯盟黨——一共獲得了50%的選票，在義大利引起了一番大地震，也是迄今為止歐洲政壇最令人震驚的結果，因為這兩個政黨都宣佈無意追隨德國、法國或歐盟，實行任何進一步的緊縮政策。義大利的此次大選還表明，當左翼民粹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正面交鋒時，左翼民粹主義首次以較大優勢獲勝：五星運動黨獲得了33%的選票，北方聯盟黨獲得17%的選票。在其他地方，情況則恰恰相反。2017年，在法國，勒龐的得票率超過了梅朗雄。在英國，科爾賓在2019年慘敗於保守黨的鮑里斯·約翰遜，後者也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典型代表。
右翼民粹主義之所以比左翼民粹主義更有優勢，原因不難理解。在新自由主義秩序當中，不平等、寡頭政治和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左右兩派的民粹主義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攻擊前兩者，其批判的激烈程度不相上下。但只有右派才能以更大的熱情抨擊第三點，將對移民的敵視當作自己的王牌。左翼民粹主義無法做到這一點，否則就是在道德上自取滅亡。而且，在兩個因素的作用下，他們也無法輕易解決移民問題。首先，企業希望能從國外吸引廉價勞動力（即通常不受公民權利保護的外國工人）以壓低工資，有時甚至是搶走本地工人的飯碗，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左翼政黨很難名正言順地只捍衛本地工人的權利。其次，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通常不會就外來勞動力的入境條件或規模問題徵求選民的意見：這一切幾乎都是在暗地裡進行的，只會在事情已經發生之後才拿到檯面上進行討論。不過，在這一點上，大西洋兩岸的情況還有所不同。歐盟的政治架構從一開始就不承認這個問題是一個應當由民主機制負責監督、把控的問題。但在美國，儘管美國憲法在許多方面都嚴重不合時宜，但還不至於到極端不民主的情況。當然，從歷史上看，美國也是一個移民國家，這與歐洲有著極大的區別。這意味著美國有著選擇性歡迎與接納新移民的傳統，而歐洲國家則沒有這種傳統。但在大西洋兩岸，左翼民粹主義都面臨著同樣的困境。右翼民粹主義對移民問題的態度直截了當：關上大門，把那些不該來到這裡的人趕出去。左派則不可能如此直接。但左派的移民政策到底是什麼：完全開放邊界，對移民進行技能測試，在不同區域之間劃分配額，還是其他什麼方式？目前，左翼民粹主義政黨還很難給出一個政治上連貫，同時詳細到可以付諸實踐的答案。只要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右翼民粹主義就很有可能保持對左翼民粹主義的優勢地位。
事實上，這是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迄今為止，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沒有任何一個民粹主義政黨能夠為其所譴責的弊病提供有力的解決方案。從綱領上看，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勢力仍然還在黑暗裡摸索前進的道路。在不激起資本強力反擊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以嚴肅的方式解決極端不平等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小修小補？在那些存有爭議的領域內，為了與敵人展開鬥爭並取得勝利，可以採取哪些措施？為了終結寡頭政治，需要以何種方式重建當前的民主模式（現在看來，想要重建，就需要採取激烈的行動）？如何才能瓦解西方各國為發動帝國主義戰爭而組建的深層政府？如何在保證落後地區發展的前提下讓經濟模式實現轉型，以應對氣候變化？當然，缺乏解決方案並非當今民粹主義獨有的問題。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左翼人士一直處於退守狀態，在思想上沒有提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方案，而且，自那時起，主流以外已不存在成體系、成規模的理論方案。各國提出的補救方案不盡相同：美國的全民醫保、義大利的公民收入保障、英國的公共投資銀行、法國的託賓稅，等等。但目前，全世界範圍內都不存在一套普遍的、相互關聯的替代方案。我們只需看一看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的經歷，就能發現，當民粹主義政黨上臺後，情況可能遠非選民預料的那樣——在野時，他們極力反對歐盟的專制統治；但上臺後，他們又成了歐盟的順民。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也與之十分類似，例如，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的就職典禮上大肆抨擊建制派和不平等現象，但一進白宮，就對上述問題不聞不問。從政治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並沒有受到任何一方的嚴重打擊。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來，迫使世界各地實施封鎖。一年前還風頭正盛的特朗普和約翰遜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如果特朗普政府沒有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那麼其大機率會贏下選舉，實現連任。約翰遜則在2022年被自己的政黨趕下臺。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國際貿易急劇下滑，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全球範圍內就喪失了5億個工作崗位。在美國，股市崩盤，國內生產總值經歷了自1946年以來最嚴重的下跌，2020年時下降了3.5%。在英國，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0%，歐盟整體下降了6%。隨著全球供應鏈斷裂，經合組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開始上升，失業率也隨之上升。在這種危急情況之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最後一年裡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以防止經濟進一步衰退。從2021年起，拜登入主白宮，政府開始採取更大規模的干預措施，以穩定美國經濟，並出臺了所謂的《通脹削減法案》，向市場注入7500億美元，並推出鉅額國家補貼計劃，以鼓勵投資、維持家庭收入並發展新型能源；隨後，拜登政府又於2022年頒佈《晶片與科學法案》，向美國的半導體及相關產業投入2800億美元，同時推出一系列旨在與中國就高科技產業展開競爭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拜登政府的支持者相當自豪地將該計劃描述為21世紀版本的羅斯福新政：其方案能夠幫助美國工業實現現代化，幫助最貧困的那一批人，並提升國防力量，以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威脅。許多人稱讚其採取的全面政府幹預措施以及積極的產業政策，在他們看來，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的一大突破，堪比羅斯福在20世紀30年代對舊自由主義理論的突破。其他人則稱讚拜登復興了冷戰時期的政策，即本著杜魯門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所奉行的精神，在海外積極拓展聯盟，以對抗美國的核心敵人。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主流輿論都為此歡呼雀躍，並將其視為一大奇蹟。倫敦的《經濟學人》雜誌——資本主義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大眾期刊，有時甚至可以充當半官方顧問的角色——在去年10月發表了一份特別報道，稱讚美國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其在新冠疫情之後所表現出來的活力“讓其他富裕國家望塵莫及”。美國國內的評論家們稱讚拜登有能力抑制通貨膨脹，稱讚其領導下的政府為貧困人口採取了一系列關愛措施，以及他們在“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方面採取的進步主義政策。在歐洲和美國，人們都稱讚其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堅定支援。但很可惜，美國選民並不買賬。去年夏天，拜登的聲望就已經跌至谷底，以至於民主黨不得不臨陣換將，這與英國保守黨驅逐約翰遜的做法如出一轍。在11月的大選中，特朗普拿到了比2016年更高的支援率，而卡馬拉·哈里斯則慘遭失敗。
鑑於長期以來，特朗普一直言行不一，因此，他的第二任期究竟會做出哪些舉動，目前仍未可知。在國內，他可能依舊不會完全兌現他的競選承諾，即對所有來自中國的商品徵收60%的關稅，並驅逐美國境內全部1100萬非法移民，就像他上次沒有兌現重建美國破敗的基礎設施以及沿整個美墨邊境建造一座綿延的邊境牆一樣。然而，鑑於共和黨至少能夠在未來兩年的時間裡控制國會參眾兩院，他很有可能會兌現部分承諾，在貿易問題上，他有可能會迫使自己的盟友與對手向美國繳納更多的金錢。在國外，他既可以透過切斷對基輔的所有援助來終結烏克蘭戰爭，也可以在俄羅斯拒絕接受停戰條件的情況下讓戰爭升級。他相信，只有讓別人無法預測自己的行動，自己才能處於優勢地位，而且，即使歐盟、英國以及日本不喜歡他所做的事情，但作為附屬盟友，他們太弱小了，根本無力阻止他。
德國政府——歐洲最有實力的國家——在特朗普當選的第二天就垮臺了。當時，朔爾茨解僱了他的財政部長，導致執政聯盟土崩瓦解。可以說，自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還從未發生過此類事件。在接下來的選舉當中，德國選擇黨所獲得的選票增加了一倍，達到了總數的五分之一。在法國，馬克龍任命的政府受到了國民議會中左右兩派的聯合夾擊，在幾個月內就垮臺了，而上一次出現此類情況已經是60多年前了。而且，幾乎沒什麼人相信這個依靠社會黨勉強聯合起來的新政府能夠維續很長時間。簡而言之，儘管有一半的美國人都認為，特朗普版本的右翼民粹主義是對民主的致命威脅，但特朗普依舊成功上臺。而且，現如今的德法兩國政府高度混亂，英國的工黨新政府甚至比其剛剛擊敗的保守黨更不受歡迎。到處都充斥著不穩定、不安全、不可預測的局面。可以說，現在是“天下大亂”的時刻，而且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恢復秩序的跡象。
在當前的動盪局面中，新自由主義處於什麼位置？在緊急情況下，政府會被迫採取干預主義、國家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儘管這些措施與新自由主義理論背道而馳，但實際上，這套理論依舊深刻地影響著決策集團，而且，當下也不存在另外一套關於資本主義經濟應當如何執行的整體性替代方案。儘管與哈耶克或弗裡德曼的純粹理論相差巨大，但新自由主義所依賴的基本驅動因素及其導致的矛盾都沒有發生改變。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GDP在“大衰退”期間下降了約4.3%，三分之二的經合組織勞動人口的實際收入處於未增長或下降狀態，收入不平等仍在加劇。在美國，最富有和最貧窮階層之間的消費差距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因素並未得到解決。金融在美國GDP中的比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在過去十年中，美國政府的赤字增加了兩倍。同期，美國的公共債務增加了17萬億美元，相當於過去240年的總和。在經合組織當中，主權債務總額從2008年的26萬億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到2024年時飆升至56萬億美元。十年前，這個國際機制就在其自身所創造出的債務海洋中傾覆，而他們解決這一危機的方式是進一步引入洪水，現如今，債務洪流仍在源源不斷地湧來，完全看不到盡頭。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宣稱，西方世界所建立起來的這套國際機制已經發生了更迭？最近，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蓋瑞·格斯特爾（Gary Gerstle，他本人十分同情拜登政府）在其暢銷書《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興衰：自由市場時代中的美國與世界》（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中指出，桑德斯和特朗普從不同方向對希拉里·克林頓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道路展開了有效打擊，從而為拜登在美國社會貧富差距問題上做出改變掃清了道路，並促使美國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惠及了數百萬民眾。他承認，“新自由主義秩序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裡依舊會苟延殘喘”，但最後，他又堅定地表示，“新自由主義秩序本身已經崩潰”。印度裔美國銀行家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曾擔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全球策略師）在《資本主義出了什麼問題》（What Went Wrong with Capitalism）一書中對自里根時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程序進行了更為激烈的批判。該書作者指出，“2001年、2008年和2020年爆發的週期性金融危機如今已演變為了長期性、日常的危機狀態”，這是中央銀行為支撐不斷下降的經濟增長率而向發達經濟體注入大量廉價資金的結果。這種由國家發放的大量現金是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一個事實。夏爾馬警告稱，此舉遲早會對整個系統造成重大沖擊。那麼，我們需要採取何種補救措施呢？夏爾馬的答案是：小政府外加更為嚴格的貨幣政策，這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經典配方——由此，新自由主義再一次完整地呈現到了人們面前。
這種截然相反的結論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1998年，埃裡克·霍布斯鮑姆就宣稱“新自由主義已死”。十多年後，同樣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其新書書名為《新自由主義奇特的不死之身》（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本書延續了他在前一年發表的《新自由主義：仍然擺脫不了其致命束縛》一文中的觀點，而這些結論來自一位公開反對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學者。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堅定支持者，曾任比爾·克林頓特別助理、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也認為，新自由主義還遠沒有喪失生命力。在《外交事務》上的一篇題為《後新自由主義幻想》的文章中，他對格斯特爾等思想家進行了有力的反駁，將民主黨人丟掉白宮的失利歸咎於其放棄正統經濟原則的愚蠢行為，以及那一系列未能實現目標的龐大、無節制的支出計劃。福爾曼列舉了拜登任期內的大量破壞性舉動，並指出“2024年的通貨膨脹、失業率、利率和政府債務均高於2019年。從2019年到2023年，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家庭收入持續下降，貧困率也持續上升。”他進一步指出，“儘管拜登政府在努力提高兒童稅收抵免和最低工資標準，但按通貨膨脹調整後，情況比拜登上任之時更為惡劣。儘管拜登非常重視美國工人，但他卻是21世紀以來第一位沒有永久性擴大社會保障體系的民主黨總統”。其結論是：“決策者絕不應再忽視這些基本要素，而一味追求異想天開的非正統解決方案。”被斥為新自由主義正統理論的模式依然充滿活力，並且為政府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當下的國際機制是正在走向衰落，還是能像拉撒路（譯者注：聖經中的人物，死後耶穌將其復活）一樣重新崛起？上述專家之間的交鋒同樣也體現在了政治活動當中，自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新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衝突已變得越來越激烈，而且，儘管新自由主義看似妥協或受挫，但仍然佔據著上風。兩者之間的政治僵局尚未結束：這種僵局將持續多久，誰也無法預測。
這是否意味著，在形成一套與凱恩斯或哈耶克舊有正規化相媲美的連貫的經濟和政治理念，作為當代社會執行的一套替代方案之前，現有的生產模式不會發生重大改變？倒也不一定。在資本主義核心區域之外，至少發生了兩次重大變革，而且是在事先沒有任何系統理論設想的情況下發生的重大變革。其中之一是巴西的變革，1930年熱圖利奧·瓦加斯（Getúlio Vargas）領導的革命推翻了舊政權，這一時期，巴西經濟所依賴的咖啡出口業因經濟衰退而陷入崩潰之中。在沒有事先進行規劃的情況下，巴西政府透過進口替代實現了經濟復甦。另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事件是，在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領導下的改革開放對計劃經濟模式進行了改革，帶動了有史以來最引人注目的持續性經濟增長——這一過程也並沒有遵照任何系統性的替代理論。這些案例是否太過奇特，以至於與發達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帶無關？可以說，這些變革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其遭受了巨大沖擊以及深刻的危機。而如果西方世界依舊相信，除了新自由主義以外沒有任何可供利用的替代性方案，那麼類似的危機與實驗可能很快就會發生。
*文章轉自Perry Anderson, Regime Change in the Wes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pril 2025, 文章有刪節，小標題為譯者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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