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銳的書籍和手稿被發現時，在一輛廢品站三輪車上。受訪者供圖
作者｜ 戴納 李怡蒙
編輯｜ 秦珍子
最初只是一位南京市民，瞥到了一本出現在廢品站的莎士比亞著作。接著，她翻看了“莎士比亞”旁邊的更多書、詞典和筆記，發現了一個名字。隨著她把這次意外“相遇”發到網路上，一位老科研工作者的人生引發了全網關注。
數百萬人為這個陌生的名字駐足停留，他們想知道與之相關的一切，也想起了自己的祖輩、家人。
“這些字拉著我的頭髮”
這是一次偶遇。
10月8日傍晚，生活在江蘇南京的馮源去買菜，經過廢品站時，注意到裝載廢品的三輪車上有一本紅色封面的莎士比亞作品。
它和很多書一起，待在兩個敞開的大口袋裡。馮源停步仔細翻找，發現裡面還有醫學期刊、醫學工具書、畫冊和很多詞典，其中有1953年出版的《俄華大辭典》。書都很陳舊，扉頁上沒有標註主人的名字。
翻著翻著，馮源的動作開始變得越來越小心——她翻到幾頁字型好看的手稿，深藍色墨水記載著與藥物有關的內容。馮源看不懂，但她覺得手稿寫得很用心，堆在那裡，太可憐了。
“這些字拉著我的頭髮。”她說，雖然平時從不淘舊書，但馮源決定買下它們，甚至來不及去想買回去如何處理。
裝書的口袋髒了，有的書還帶著水漬。馮源在書堆裡挑選了十幾本，以及那些“字型好看”的大部分手稿。
馮源記得，當時她問過廢品站老闆：“要是人家後悔了來找這些書怎麼辦？”
“人都走了，誰來找。”老闆回答。
“可能是某個人的遺物。”馮源想，“如果這個人還在世，手稿和書應該不會出現在這裡。”她沒有害怕，卻感到一陣慚愧和心虛，似乎自己用不當手段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了。她付了60元，沒有與老闆過多交談，很快把那些書本筆記帶走。
回到家，馮源給它們撣了撣灰塵，噴了些防書蝨的藥，就放到陽臺曬太陽。10天后，她出差回來，開始仔細翻閱，一個陌生人的資訊逐漸在她面前展開。
江蘇常州武進區檔案館提供的人物誌，有王銳的簡介。受訪者供圖
一張1983年江蘇省衛生廳頒發的工作證，讓馮源確信，這些書籍和手稿的主人叫王銳，出生於1928年，女性，江蘇常州武進人。20世紀80年代，她在南京藥物研究所工作，專業從事藥物合成。王銳學習過俄英日三門外語——那時馮源的父母都還沒有出生。
在印製了南京醫科大學、南京藥物研究所等單位名稱的稿紙上，王銳用漢字、拼音、英文記錄了關於滅螺藥物的研究內容，這些內容都與血吸蟲病防治有關。
一本俄文書的扉頁上有用繁體手寫的“王銳購於哈醫大，1953.4.7”，左邊有幾筆煙花塗鴉，右邊畫了一組化學結構圖示。馮源幾乎能夠想到，25歲的王銳雀躍地用鋼筆在一本新書上描畫。
一本俄文書扉頁上，有王銳的簽名。受訪者供圖
猜測著那個模糊的身影，馮源有好多問題想問。
“誰教你俄文？你去過蘇聯嗎？你對什麼最感興趣？”
“你小時候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你青年時代經歷了什麼？”
“時代在變，你的研究方向一直沒有改變，你為什麼這麼堅定？”……
“我意識到，我捧著的是一個陌生人此生的證據。”馮源在社交平臺上記錄了這次奇遇，引發網友關注，許多人為這場跨越時空的相遇動容。一些網友行動起來，開始尋找更多關於王銳的資訊。
拼湊零碎資訊，尋找她的痕跡
芬蘭有一部紀錄片《冰山的陰影》，導演透過一箱在跳蚤市場發現的8毫米膠捲，還原一個陌生男人的一生。膠捲留存了世界各地的風景，以及男人的旅程與探索，最終拼湊出他平凡卻豐富的人生經歷。
網友們聊起了這部紀錄片，期待馮源發現的書籍和手稿也能找出更多王銳的故事，然而結果令人失望。
除了廢品站老闆的一句“人都走了”，目前還沒有明確資訊表明王銳的現狀，書籍和手稿如何出現在廢品站，王銳是否也居住在此地，這些問題未解。
許多媒體記者聯絡馮源，也加入到尋找王銳的人群中。南京藥物研究所（現更名為“江蘇省藥物研究所”）答覆稱王銳已經退休多年，現任副所長也不記得她。
在學術期刊網站中，能檢索到的王銳發表的論文，最早的是1960年發表在《南藥譯叢》（現更名為《藥學進展》）上的論文。
生活在網際網路時代的馮源，對搜尋不出一個人的更多資訊感到困惑。網友則熱情高漲，將這個故事送上了各種網路熱搜榜單。
但直到本報道刊發，還沒有直接認識王銳的人聯絡馮源。“她還在學校任教過，按理說應該會有學生能記住她吧。”馮源說，有人聽說王老師很謙和、很有大家風範，但別的也不知道了。
10月21日，在網友的建議下，馮源將其中一些舊書和全部手稿，捐贈給王銳家鄉江蘇常州武進區的檔案館，工作人員發來館內收錄的王銳的人物誌書頁，為故事增添了更多資訊。
武進區檔案館工作人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這是該館第一次收到王銳本人的手稿和書籍，目前材料還在整理過程當中，感謝年輕人對科技工作精神傳承的關注，希望廣大網友今後能夠為檔案館提供更多線索。
故事不完整，也不妨礙網友表達對王銳的敬佩，透過拼湊零碎的資訊，人們認識了一位一生致力於消滅血吸蟲病的科研工作者。
血吸蟲曾是一代人的夢魘。新中國成立之初，長江流域及以南13個省份遭血吸蟲病侵襲，近1億人的健康受到威脅。兒童患病影響發育，婦女得病多不生育。1956年，毛澤東發出“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2年畢業於南京藥學院的王銳，和許多科研工作者一起，投身於這項任務。幾年後，抗擊血吸蟲病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王銳的書籍和手稿，引發很多人對血吸蟲病的回憶。有人回憶，小時候在武漢長江邊游泳，聽長輩說，過去長江裡有可怕的“血吸蟲”，感染之後會生“大肚子病”，非常痛苦。
當時，我國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蟲病，釘螺是日本血吸蟲的唯一中間宿主。使用滅螺藥是防治血吸蟲病的重點方式，這在王銳身處的年代，還是比較前沿的防治理念。
在王銳的手稿中，滅螺藥物重點出現。王銳記錄道，理想的滅螺藥物具備安全、副作用小、穩定、對非目標生物無害、價格便宜的優點，既殺螺又殺螺卵，用量小便於運輸。
武進區檔案館人物誌記載，20世紀80年代，王銳開始從事滅螺藥的研究，其中對藥物吡喹酮的研究，於1980年獲江蘇省科技成果獎、衛生部乙級科研獎，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992年她被國務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她還以為看到的是自己的外公
許多網友稱讚了馮源買下書籍和手稿並捐贈的行為，大多數人認為，這一舉動讓一名重要的科研工作者被更多人認識。有人也因此愧疚，從未好好了解自己的長輩；有人開始思考，逝去的長輩有沒有留下什麼資料。
老家在新疆的李梓藝起初瀏覽馮源社交媒體的筆記，以為看到了外公的遺物。她記得，外公也有許多出版日期久遠的俄語書籍資料，什麼時候學的，怎麼學的，她不知道。李梓藝尊敬王銳，也對外公感到愧疚：“我從未仔細瞭解過他的生平。”
聽母親講述，老人1942年出生，家裡是從東北去的新疆喀什。外公年輕時曾是一名教師，作為當地唯一會說維吾爾語的漢族人，當地人有什麼事都會找外公幫忙。班上有些維吾爾族孩子，書讀到一定年紀就休學回家種地，這位教師挨個到他們家中勸學，還提供資助。有幾個復學的孩子不情願，他常常得去把人領到學校，揪著衣服讓他們學。
李梓藝小時候不理解，好多學生以前明明很害怕外公，但是他們長大以後居然會回來看望他。“他驕傲地炫耀，說自己教過的每個學生都是好孩子。”
李梓藝讀大學時，只在寒暑假回新疆老家，當外公聊起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的話題，她總覺得沒意思。隨著年齡漸長，她開始認真聽外公講述的往事，“可是我回去得少了，現在我想知道更多，外公已經在2022年去世了”。
00後大學生何思景看到王銳的書籍和手稿不知緣何散落在廢品站後，想起了外公去世後他那些被燒掉的歌曲創作手稿。
何思景的外公年輕時當過兵，退伍後在家鄉雲南宣威的磷肥廠工作，他自學了二胡和電子琴，並且自創歌曲、自彈自唱。退休後他加入老年合唱團，寫歌，為朋友寫祝壽歌，寫讚美祖國、讚美解放軍的歌，積攢下厚厚的一摞歌曲手稿。
何思景說，外公沒有非常專業的樂理知識，創作的歌曲質量不算高，都是朗朗上口的簡單詞曲，但她很喜歡，最喜歡的是一首外公寫給年幼的女兒——也就是她母親的兒歌。“幾十年來，他唱給我媽媽聽，又唱給我聽。”家裡人都對音樂不感興趣，只有何思景愛聽外公唱歌。
然而，老人在去世前五六年，經常生病，精神也漸漸變差，記不清琴譜，手發抖，彈琴變得不流暢。有時外婆覺得吵，讓他別彈，外公也不會很生氣，只是小聲嘟囔幾聲表達抗議：“你們都不懂。”後來他不彈了，那些歌曲手稿被塵封起來。
不再彈琴，何思景外公的生活變得很簡單，慢慢地，他也不再去合唱團，因為樂團裡的老朋友逐個去世了。何思景記得，晚年的外公每天早晚都在看電視，下午坐在院子裡曬太陽睡覺，精神好一點的時候會去街口看人下象棋。
2022年5月，老人去世，因為新冠疫情，在外上大學的何思景沒能回家。問起外公的遺物和手稿的下落，母親說在遺體火化時一起燒了，二胡、電子琴和那些手稿，全部都燒了，只留下一塊手錶給何思景。
“家人說按照風俗，就是要把東西都燒掉，如果留在家裡，逝者的靈魂會不願意離開，一直飄蕩在這裡。”在何思景看來，那些手稿都是他人生軌跡的縮影，最後都隨煙消散了。
後來，何思景能感覺到家人的後悔，“媽媽說應該留下一些”。她母親換了個角度安慰自己：把父親最喜歡的東西燒給他，它們能在另外一個世界陪著他，這麼想就沒有那麼難過了。
在馮源釋出筆記的評論區，有個別網友指責說，是後代把王銳的物品賣掉。“我最害怕的就是誤傷到人，我覺得其中肯定有隱情。希望大家能去保護，而不是攻擊。”馮源刪除了一些評論，她很慶幸沒看到更過分的話。
網友魏天晴回憶，她的外婆生前是一名醫生，去世時留下了一箱遺物，其中有老人一生的心血——好多本手寫的藥方，卻在搬家時被人偷走，不知去向。“物品流落，有很多種可能性，不一定是被賣掉。”魏天晴猜想。
她認為，有些物品出現在舊貨市場，說明還有變現的價值，能被人看到，而很多沒有變現價值的物品，最後一定都默默消失了。
瞥見歷史的一角
馮源用“緣分”概括這次相遇，她說自己不算念舊，但對書和日記除外。她手寫並儲存了13年的日記，每天不寫完日記睡不著覺，想不起的事會隨時在日記裡查詢。
“平常在路上和一些人偶遇，我會猜想他要去做什麼？看到有人和我一樣坐在湖邊發呆，我會想他這會兒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樣？”那本出現在廢品站的紅色封面莎士比亞作品，引起她對一個陌生人的好奇心。
有人在馮源的記敘裡讀到傷感。“連這麼優秀的人都被人遺忘，那我們這些普通人呢？”
家在廣州的陳曉霖小時候以為，大部分老人都有寫自傳的習慣。她的外公出生在1929年，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學習鐵路橋隧專業，畢業之後進入鐵路系統，在職40年間，他在湖北、福建、江西三省做鐵路橋樑設計工程師。
陳曉霖對外公的記憶是他每天“寫書”。2004-2008年期間，老人手寫了約10萬字的回憶錄，內容包括他的童年、求學、從業、成家等經歷。後來她覺得，外公除了想給後人留下紀念，還是在完成他兄長生前撰寫家族史的願望。
那本回憶錄將中國近現代史以個體視角呈現在陳曉霖眼前。外公的童年經歷戰爭炮火，青年時期在民國的混亂局勢中幾度中斷學業，大學畢業後成為國家重工業的一員。
“每個人在時代浪潮中有不同的境遇，我雖然完全不認識他們（回憶錄裡的長輩），但還是有瞥到歷史一角的震撼。”陳曉霖說。
近年來，給老人代寫回憶錄的小眾行業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記錄”，兼職從事代寫回憶錄一年多的青梅，把這句話當作信條，她和網友一樣，對王銳老人的故事感慨：“如果不是博主發現，可能也就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了。”
2022年年底，由於身邊一些老人猝不及防地逝去，做過多年出版編輯的青梅想著，或許可以嘗試幫人寫回憶錄。她在微信朋友圈釋出了資訊，接到一位朋友的委託，開啟了第一次代寫，到現在已為近10位老人撰寫了回憶錄。
青梅說，一般是老人的子女晚輩前來請求代寫，老人本人則很少，許多人覺得，自己一生普普通通，按部就班，沒有什麼好寫的。
寫回憶錄前，青梅需要通過當面和電話訪談，與老人多次交流，積累寫作素材。有人會向她坦陳苦痛、委屈和失敗的經驗，有人則傾向於呈現完美的形象。
在青梅看來，代寫回憶錄在某種意義上是給老人提供情緒價值。“有的老人，在生活當中沒有辦法去講，也沒有人傾聽，借這個機會去表達，因為他們知道回憶錄最後會被子女看到。”青梅認為，這是人工智慧暫時替代不了人類的地方。
不過，青梅明白，寫出來的回憶錄，可能只有老人和青梅自己會逐字逐句地閱讀，老人的親友未必能從頭到尾看完。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有東西留下來。
“這是普通人的人生，真正仔細讀的人不多。”青梅感嘆。
馮源說，如果她不想留著日記了，會燒掉，書籍捐贈出去。她喜歡看自然類紀錄片，恢弘的場面常常讓她想到世界之大，個體之渺小。“我現在能感受、能說話、能記錄，就已經很好了。”
（應採訪物件要求，馮源、魏天晴、青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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