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特約撰稿｜唐克揚
他的建築，總有“簡便易行”的法門
已經十多年了，有幸在第一時間採訪/評論近十位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不過沒有哪位能像今年的劉家琨那樣，建築師的求索之旅並不讓我感到陌生。作為恢復高考後第一波建築學院畢業生，建築師跟隨改革開放步伐的歷史夠長，我從2001年在柏林的“土木：中國的年輕建築展覽現場”就已關注他。
劉家琨
攝影：張永和
但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是成都畫家何多苓1984年創作的那幅有名的畫《第三代人》，年輕的建築師站在C位紅衣女子（翟永明）的左邊——素來與畫家和作家相熟，意氣風發地走進了時代的畫面，劉家琨的簡歷一開始更像是個文藝青年。
《第三代人》圖源：龍美術館
圍繞著劉家琨作品的熱議之一，可能將是建築設計評價標準的問題，也可能是建築學到底在社會中起到什麼作用的問題，甚至，建築和城市的根本關係該是怎樣的？
時至今日，專業建築師和公眾，決策者和使用者，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並沒有太多共識——在職業世界中，已獲世界性名聲的一些建築師卻在同行中引來了噓聲，分歧在於“建築之為建築”的東西，隨年代不同，可能是審美、結構力學，實用功能、“建構”（tectonics），引數化……這些標準可能源自學院、企業、大工程……分別是不同年代建築業的主流。拿這些標準的尺子量一量，都是房子，卻有完全不同的“設計”。
二十年前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講座上邂逅了劉家琨，聽他講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2002年，成都新民鎮）的故事。這之前，建築師已經在設計院有過建成專案，甚至還到西藏新疆去蹲了現場。獨特的是，在“體制外”的個人創作裡，他卻重新談起了接地氣的“施工條件”。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2002年，成都新民鎮）
攝影：畢克儉
二十年後，我自己也設計了些小建築，也有了建築工地的甘苦，不禁常想到二十年前劉家琨談論的“發明”——那既不是“高技術”，也不是“低技術”，而是本地才有的“適宜技術”。比如，工人不會澆精細的清水混凝土，那麼幹脆先砌他們拿手的磚牆，把磚牆當成模板的一部分，混凝土成形了再拆模板。這種“野路子”的混合結構，不管是混凝土混磚，還是磚混砌塊，後來成為建築師常用的手法之一。
他的早期作品裡就有了“簡便易行”的法門，它只是“不正規”，靈機一動的“不尋常”，對於普遍簡陋的工作條件來說，這種現象絕不罕見——後來，有機會和詩人館長鐘鳴一起現場拜訪鹿野苑博物館，遊走在小展館進進出出的展線中，面積不大，觀展體驗卻是豐富的，一些地方，讓我想起卡洛·斯卡帕在維羅那的古堡博物館，也是室內室外，棧橋遊廊。相同的是展品和環境都融為一體，不是現代美術館那般肅殺和寡淡；不太相似的地方，是鹿野苑遠沒那般講究。
斯卡帕的細節是精心雕鑿的，鹿野苑卻是“湊合”而鬆弛的，構造中，你可以看到好多顯然不對路的接縫，這些大縫小縫乾脆成了設計的一部分。佛像的陳列布光，因此談不上博物館黑盒子那般“標準”。好在植被茂密，抵消了混凝土本身的粗糙，夏日炎炎，樹蔭過濾了的光線，從各種角度洩進室內，成為空間體驗不可分割的部分。時至今日這地方都還是城鄉結合部，一切看起來如此的“自然”。
重慶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2004年，重慶）
圖源：存在建築（上）攝影：畢克儉（下）
建築師大多數專案都在濃郁鄉土氣息包裹的巴蜀地方。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2004年，重慶），我早年就去過，算是大體量的城市建築了，它緊緊嵌在九龍坡區黃桷坪的地形中，建築物的上層向外懸挑，給你一個努力和環境親近的印象；建築也在地面錯動，形成微小的出入空間，裡裡外外。那一刻黃桷坪飄著秋雨，淋漓在建築肌理豐富的表皮上，你在一個自成一體的環境裡，彷彿看不見的手合抱著你，腦海裡不太有“這是一幢新建大樓”的念頭。
這是中國建築特有的一種“接地氣”的境遇。類似境遇，另一些中國建築師會刻意地突出材質的表現性。美院雕塑系的這幢大樓也有特色的鐵灰色鏽蝕鋁板，版畫系的師生加入製備，讓它們著實有藝術美感。但更多時候，劉家琨喜歡讓建材直接袒露其真面目，類似“粗野主義”。
建築材料的粗獷並不只是視覺效果，而是和時間賽跑過程中效能和代價的平衡。上述建築的外牆抹灰時間久了易裂，建築師發現是本地河沙顆粒太細缺乏粘合力，於是用山沙代替河沙，又在山沙中摻進更耐久的鐵紅代替塗料。大樓建成十多年後，它就達到了理想的現狀，適度的風化後建築更有歲月的味道，但是外牆並沒有開裂。
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2004年，重慶）
攝影：畢克儉
普獎委員會解釋說，真材實料無須矯飾或維護。事實上，喜歡繪畫的劉家琨，從建築生涯一開始就很少談論美學或風格——現代主義大師萊特的名言是“我喜愛風格，但不是某一種風格”，鋁灰和鐵紅僅僅是建築策略最終的產出，評論家看到建築師“所首倡的是一項策略而非某種風格”。我則想到法國哲學家於連（François Jullien）用“謀略”來討論包括藝術在內的中國文化：“中國人從不建造一個理想形式、原型或純粹本質的世界”。他暗示，中國人不會相信這些形式、原型、本質可以隔絕於現實，卻能與現實聲息相通。
相對於一些打形象牌的建築師，劉家琨的設計“應變、擴充套件和可複製”。在他身處的中國西部，這可能，也必須是一種出路。不光是技術條件，還有社會發展的現實，以及建築實踐中特有的人情世故。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正如玉米一樣“……在中部結穗。這樣它就既便於承接上部的陽光又汲取下面的營養，從而結出一個比擠在頂部結穗的稻穀更大的果實。”對待建築師不可能脫俗的“業務”經營，他也有這麼很四川人的一套：“打不贏就入夥”，“乙（方）而優則甲（方）。”
融合日常的謀略，根植地方的建造
以上哲學需要依託一個具體的環境。這座城市當然就是成都。它簡直不要太合適劉家琨希望營造的世界，關鍵是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家琨建築事務所就選址在如今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詞裡：“玉林路的盡頭……小酒館的門口”。
這一帶如今已是標準的網紅打卡地和旅遊熱點，不過最初它只是一個普通並安靜的居民區。在這樣的環境中，即使像鹿野苑那樣“野生”的建築物，也會無懼歲月流逝而引起的衰敗感，因為社群是“活”的，比起一眼可以看透的當代開發，它們是深邃的，有著體內豐厚的“集體記憶”。
第一個關鍵詞是“日常”。在成都，我不止一次去過1980年代開發建設的玉林街區，不像如今超大園區常與城市隔絕，它是一個與城市融合的開放社群，去的時候連門衛都沒有。幾幢多層住宅組成的樓盤組團間，街巷寬窄各異，從 20 米、16 米、9 米到 6 米都有，就像一個經過演化而成的傳統城市的縮影。
成都玉林街區
攝影：蔡小川
儘管老小區的建築圖紙還是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戶型設計相對簡單，比起今日的高度和尺度，它還算讓人親近，空間佈局緊湊實用。畢竟那時一切尚未規劃完熟，街區甚至還留下了某些“漏洞”，讓未來的城市更新可資利用，“老破小”奇蹟般成了新經濟的出發點。一位熟悉的年輕建築師在此租下了一幢建築的一角，獨特的磚混-鋼混一體的建築結構，建築師因勢將它改造成有特色的辦公空間；一個半沉入路面下的鋪面，成就了遠近馳名的書店，下沉空間讓訪客有大馬路缺乏的鬆弛感。
在過於普通卻又生機勃勃的城市一角，劉家琨熟悉這些事物的來來往往。他的注意點不大是略嫌平庸的建築自身，而是它容納的生活方式。一位當代藝術家評論說“（建築）不是一個殼子”：普獎則說“他首創了既獨立、又共享的全新共同生活方式，其中密度不再是系統開放性的對立面”。
地點，或者說，地方，是第二個關鍵詞。這是社會學家王笛書寫的有茶館的成都，也是文化地理學家段義孚所說的空間之戀的載體。在人口稠密，開闊空間稀缺的城市裡，劉家琨有意識地“挖”出了內隱的公共，稠密的居住不尋常地帶來了開放的空間——尋常，這些表述都是自我矛盾的——牆院深深，建築師反要求索一種“休慼與共的社群意識”。
西村大院夜晚市集
攝影：蔡小川
從城市共生的角度，建築師重新審視了密度的建築學定義。以上相互矛盾的需求，裡外，公共私人，開放和隱匿，需要新的手段創造性地平衡。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是“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一個覆蓋了整個街區的五層環形建築。與周邊的中高層建築相比它的體量適度，但是顯然這也不是“老成都”了。它的集中佈置是符合當代城市密度要求的，同時也內含了新城才會有的大面積的公共綠化。透過改良建築型別，建築師試圖紓解類似新建築的弊病，整體上它是一個巨型的內向“院落”，隔絕了外面更大尺度的“現代”。
劉家琨與西村大院建築灰模
©家琨建築 攝影：陳玥在
西村大院（2015年，成都）
圖源：淺深攝影
沿著向內的一圈，劉家琨設想了前所未見的空中“寬窄巷子”，集成了各色文化、體育、娛樂、公務和商業活動，進而設定迴環的坡度小徑，和立體的“巷子”平行或分叉，讓騎行者和行人有更多的動靜選擇。這一類新型開發近年來並不少見，建築環境和自然產生裡外編織的拓撲關係，製造人工地形，嵌合基礎設施——但走近了坐在茶座和牌桌旁的人們，聞到熟悉的火鍋味兒，空間的氣息又回到了本地，是成都的。
一部分外國評論家，可能願意從劉家琨的作品中找到中國經典建築學的現代詮釋，比如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的平簷（2016年，蘇州）和白鷺灣生態溼地攬翠閣（2013年，成都）的窗牆“閣”。就連諾華上海園區C6樓（2014年，上海）的層疊陽臺也是“閣”。更不用說，鹿野苑裡的宗教主題，中國傳統園林，水和石……坦率說，那不是我看到這些建築的本能反應。
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2016年，蘇州）
攝影：劉劍（上）圖源：存在建築（下）
四川人確實也保有這些中國的傳統，但在成都傳統又必須是具象的：是文化、歷史，也是情感和社會——“城市傾向於將不同的功能分割槽規劃，但劉家琨反其道而行之，將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合在一起，並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評委會主席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這麼評論。他也曾是我的老師，素以本地營造的低技創新知名。
白鷺灣生態溼地攬翠閣（2013年，成都）
攝影：畢克儉
亞歷杭德羅也做過那種隨時間生長的建築，房子可以先建夠用的，再添補空白。劉家琨在四川的上述建築，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這種和時間有關的，能生長的建築，它不僅是自然因素還有人事，超越了一般說的建築/景觀的區分。
諾華上海園區C6樓（2014年，上海）
圖源：存在建築
四川，對我家族而言也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地點。它本身深藏在中國的腹地，去那裡你感到的傳統就是“日常”——同時是空間和時間。空間讓人感受到中國南方獨有的東西，附帶著時間相關的“氣候” “氣味”：比如無處不在的溼，建築需要防潮，冬季有難捱的寒涼；植被茂密，幾乎不需要刻意灌溉，如果不是防水保溫裡外絕緣做得好，現代技術的新房子很快就會開裂長黴，但是本地人不情願關著門窗，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開窗通風。我們看到，建築敏感的（風格）歷史、（建築）材料和自然（環境）是共生的。
再生，共生，新生
“建築總之是跟植物一樣，要落地生根在一個具體的地方……”劉家琨的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專案（2021年，瀘州），就融於天寶山鬱鬱蔥蔥的懸崖景觀中。他的所有作品都凸顯著本地和野生的景觀，建築/自然一體。例如磚塊倒置鋪設，好讓小草穿透磚塊茁壯成長；新建地點，往往種植竹林快速成景。更不用說，大多數建築，小到地板和天花板，大到建築群落，都留出開口和縫隙，氣候變化可以滲透其中。
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專案（2021年，瀘州）
圖源：存在建築
人文的“建築景觀”同理，處處都是“建築與時間”。建築師不喜歡成品建材和規範做法，更傾向於“未完成”，從鹿野苑就開始的混合砌築，四川美院雕塑樓砂漿抹灰時原始手工藝的細節，西村大院的亂筋和縫隙處理，它們“以誠實的態度展現了紋理材料和加工工藝的本質”，“未完成”其實是“有待（時間繼續）完成”，隨著時間流逝而愈發圓滿。這種態度從建築設計手法延伸到建築設計和城市的關係，建築師接近了更核心的“本地營造”思路，建築的經濟性和環境友好才是真正“為社群而建，由社群來建”。如果說，1993年去上海觀摩同學湯樺的個展，是促使他真正投身建築事業的起點，2008年汶川地震的廢墟，則讓劉家琨更深刻地思考“日常建築”，“本地建築”的定義。
建川博物館聚落之鐘博物館（2007，成都）
攝影：畢克儉（上）圖源：存在建築（下）
建築師不可能獨自對抗整個世界，日常和普通本身存在滯後的因素。即使劉家琨早年也曾致力於高完成度的商業專案，落成後的建築，依然不可避免地覆蓋上了城市的喧囂，不曾預料和不甚悅目的廣告招貼，加上各色各樣的胡改亂造，都讓意欲完美的建築似是而非。以上促使劉家琨思考，能否在設計的一開始，就可以考慮和平衡各方的不同訴求，讓後來人施加的好壞影響成為“建築與時間”的一部分？從汶川地震開始的“再生磚”計劃從底層開始，復活廢墟中的材料，使之品質更優，經濟性更佳，更是復活過去日常生活的正面價值。“普通”經由創新也可以有意義。
建築師的專案是一個個前赴後繼的故事，他本人也寫下好多個故事。網評劉家琨的《明月構想》是“強烈理想主義氣質的反烏托邦小說”。建築師“歐陽江山”要建立一座“明月新城”，偉大建築可以重塑人們的靈魂，是為“明月構想”。小說描寫了這個異想天開計劃的失敗，而這“……失敗比他的成功更有意義”。
故事不能不讓人想起俄裔美國作家安·蘭德（Ayn Rand）更著名的暢銷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首版於1943年）。小說的主人公也是一名堅持理想，拒絕妥協卻行走世俗間的建築師。但是，蘭德和劉家琨的思想大相徑庭。劉家琨的自我妥善地保藏在玉林街區的深處，而蘭德認為個人的自由和獨立精神至高無上——建築師大多喜歡蘭德的小說，秉持著個體創造者的原則的他們，往往與不得不面對的傳統和集體發生衝突。在小說《光環及享樂主義平原》中，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已經退了火、不急不躁的劉家琨，正如他曾對自己寫作的評價：“素質可以，工力欠火，懶、慢，態度嚴肅。”
建築師的日常和普通其實包含著對立面：作家的理想和一個“業務人”順應現實的策略。你不好簡單說它們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劉家琨從一開始就領悟到，建築設計的要旨不僅僅是建築設計——在洶湧澎湃的時代大潮中，建築師既有風光的一面，也易產生類似劉家琨的困惑：在2009年，他問自己，一個建築師“處理現實”……是處理現實還是被現實處理?
重慶四川美術學院新校區設計系（2006，重慶）
攝影：徐浪(上) 呂恆中（下）
時間中的“再生”最終還得是“共生”，共生帶來了新生。建築師不僅把他的創造物看成客體還要生活在其中。這些建築既是歷史記錄的延續，也是全新的基礎設施；既是景觀，也是非凡的公共空間。“共生”的思想帶來一系列具體的建築創新：比如多孔空心磚達到通風和立面肌理的雙佳，室內外建築元素的一體化設計，垂直綠化融入建築立面，無法改變的規範和“意外”同時存在……乃至於社群和商業，藝術和餐飲……都是“共生”。
建築師補充說，即使在新區，成都也不大一樣。他對這種“人”的潛力有更多的信心。被無數訪客讚美調侃過的茶館、麻將……這座城市有創紀錄的遊客洪流，但不是空心化的。即使在大災來臨時他們也會表達出自己的幽默感，在這個“容易形成無窮無盡乏味邊緣的世界”裡，這種對抗逆境的生命力是一個奇蹟。
“劉家琨接納而非抵制反烏托邦/烏托邦二元論，他向我們展示了建築如何在現實和理想主義之間達到協調”，評審辭中寫到。烏托邦與日常生活、歷史與現代、集體主義與個體價值等看似對立的事物，在他這，是編織在一起難分彼此的。與此同時，他對日常也保持著某種反思。比如，原生態的川渝文化表現出了新鮮的活力，然而，當商業因素過多地摻入了城市，它就變成了過猶不及的奇觀。
建築的深度求索
“建築應該揭示一些東西——”概括優秀建築實踐的頒獎詞每年都差不多。在劉家琨這裡我們看到了社群、內在品質、行為、氛圍，同情心和仁愛，人文關懷，人類精神、超越性力量，還有動詞：概括、凝練和展示，激發、昇華，還有形容詞：寧靜、詩意……
但是，脫離他和他的城市，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真正“深入”，就像DeepSeek現象一樣，深度求索的建築凸顯了三個問題：其一、仍需挖掘的還得是人的潛能，物質投入和外部環境只是影響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其二、所有戰術同時也是戰略，對於建築而言它的技術首先還得是思想，個體的建築就是集體的建築；其三、在這個時代，戰略問題只有變成戰術問題，才會引起人們的具體關注，就像我們喜歡的建築往往需要一些具體的故事。
水井街酒坊遺址博物館（2013，成都）
圖源：存在建築
“建築到底是什麼”的問題，在劉家琨為代表的西南建築師那裡早就具象化成了故事，當代建築超越民生和工程，設計/創新/傳播三位一體。在這個建築師大多設立了自己影片號的時代，傳播不再僅僅是手段也是目的，玉林街區的熙熙攘攘中，你既感嘆於建築的潛力，也被生活本身所感染。
從“上層建築”等名詞，可見空間思維是並且依然是社會頂層架構的起點，如我們在成都那樣的城市中所目擊的，它也是當代社會底層組織的起點。建築的話題不是消失了而是擴大了。設計創新並不是“當代”這座大廈的全部內容，但是一個醒目的廣告牌。這裡已經人滿為患。
最終，未來的中國建築師們得為城市找到一個新的入口，就像劉家琨在成都玉林所做的那樣。
（作者對獲獎建築師的專訪將刊登於近期的《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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