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債不是債?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11月8日的新聞釋出會上,中國財長表示:
從2024年開始,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再加上這次全國人大批准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2028年之前,將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
這次被市場認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化債行動,明確了化債額度與目標,其最大的作用是穩住市場對地方債務的預期。
那麼,10萬億化債能否刺激經濟增長?是否引發通脹?內債不是債、可以持續擴張?
本文邏輯
一、借債的歷史
二、化債的作用
三、債務的本質
【正文65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01
借債的歷史
先簡單回顧中國地方債務增長史。
這個過程很短,地方債起源於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4萬億刺激計劃”。
當時,中央出資1.1萬億元,地方配資2.9萬億元。地方出大頭,但當時的地方公共預算規模不大,拿不出這筆錢。怎麼辦?
只能借。但是,當時受舊預演算法約束,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向銀行借錢,也不能公開發行債券融資。怎麼辦?
於是,2009年,央行出臺了一個指導意見,鼓勵地方政府設立投融資平臺融資;次年釋出了正式檔案。這個檔案相當於幫助地方繞開了舊預演算法的約束,透過城投企業主體為地方政府融資。從此,中國開啟了城投債投資時代,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迅速增長。
到了2014年,中央意識到城投企業這種弱信用主體大規模擴張債務的風險,試圖壓降地方隱性債務。
於是,2015年,新預演算法出臺,授權地方政府公開發行債券融資的權力,即一般債和專項債。初衷是,讓地方政府這個主體替代城投企業借債,控制表外債務,化解隱性債務。
從2015年到2018年,地方政府公開發行債券置換非債券形式的債務,累計規模達到12.2萬億元。這是第一輪地方化債,也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化債。所以,市場認為本次化債的規模是史上最大的,並不符合歷史。
但是,在2015年開啟的棚改貨幣化、借債刺激經濟的浪潮下,一邊化債的同時,另一邊地方顯性債務(一般債、專項債)和隱性債務(城投債)都大規模增加。
於是,2019年又啟動新一輪化債,地方發行置換債和特殊再融資債券進行置換。從2019年到2022年6月,累計置換規模1.3萬億元左右。
到2023年上半年,地方債務風險備受關注,市場預期不穩定;7月份,高層會議表態將出臺“一攬子化債”措施;10月份,發行1萬億元特殊再融資債券進行化債。截至今年10月份,特殊再融資債券累計發行1.7萬億元。這是第三輪化債。
在今年化債過程中,嚴控地方新增債務,地方借債投資被約束,市場預期和流動性持續下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
於是,政府啟動第四輪化債,明確未來四到五年的時間拿出10萬億元來置換,目標是在2028年之前將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元。
這次化債最大的作用是,透過明確化債額度與目標,穩住市場對地方債務的預期。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借了多少債?
截止2023年末,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為55.04萬億元,其中顯性債務(一般債、專項債)40.74萬億元,隱性債務14.3萬億元。那麼,考慮隱性債務的地方政府負債率(地方債務餘額/GDP)為43%。
智本社資料中心測算,2023年末地方3000多家城投公司的有息債達到65萬億元。其中,不確定政府核定的14.3萬億元隱性債務,是否包含在65萬億元城投債內。假設不包含,除了正在化解的14.3萬億元隱性債務,地方還有65萬億元城投債。加上城投債,地方債務規模達到120萬億元,考慮隱性債務和城投債的地方政府負債率達到95%。另外,中央政府的國債總額為30萬億元,中央負債率23%。
中國政府的債務特點是:規模大、結構性。
中央和地方合計債務規模150萬億元,政府總負債率119%,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於前列。
市場更關注的是結構問題,即地方債務規模太大。在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中,中國地方負債率最高,中央負債率最低。美國跟中國剛好相反,美國聯邦政府負債率接近130%,地方政府只有20%多。
地方重、中央輕,這種結構是信用與債務的錯配。通常,信用高的中央政府應該多舉債,同時控制信用低的地方政府借債。所以,2023年這輪化債,政府著力壓降地方債務、嚴控新增債務,同時擴張中央債務。
幾輪化債的基本方法都是置換,置換的邏輯是:
用顯性債務置換隱性債務(表內化顯性化);
用低利率債置換高利率債(減少利息支付);
用長期限債置換短期限債(用時間換空間);
用高信用債置換低信用債(注入省級信用)。
從主體上,當前化債還是省級政府來承擔,即由省級政府發行專項債、特殊再融資債券合計10萬億來置換,而不是由國債來置換。很多人誤以為,中央背下了這筆債務。
不過,如果瞭解中國政府系統的責權分配,省級政府承擔化債任務與中央承擔,在主體上有差別,在信用支撐上無差別。而且,化債的方向是逐級而上,待省級政府壓力過度時,中央政府定然接力化債;同時,央行將直接購債幫助國債為化債融資。
總結起來,化債並非新鮮事,這輪化債規模大,但非史上最大。2015年那輪化債並未引發多少市場的關注,如今時過境遷,預期大變,這輪化債備受期待,10萬億能否刺激經濟增長?
02
化債的作用
通常,置換的資金大部分重新回到銀行系統,不會產生新的投資,相當於重新簽署協議。
例如,某市政府透過某家國企向銀行借錢了500萬元,如今透過省級政府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融資500萬元,幫助該市償還這筆債務,銀行獲得了500萬元的還款。不過,政府發行的特殊再融資債券,大部分是由銀行購買的。
如果這筆隱性債務是企業(建築商、供應商)的應收賬款,省級政府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幫助該市償還這筆債務,這筆債務轉移給了省級政府,債權人從企業變成銀行,企業獲得了500萬元的還款,這意味著500萬元流入了經濟系統,可能推動實際產出增加。
但是,政府的14.3萬億元隱性債務,多數為國有銀行持有、非銀國有金融機構持有。當然,我沒有獲得具體的資料,僅按經驗推測。
所以,置換的方式化債,把縣市級政府欠銀行的錢,變成省級政府欠銀行的錢,然後把利率降低一些、週期拉長,相當於政府重新跟銀行簽署一份協議。
可見,10萬億化債,是防風險、保穩定政策,不是增量政策,但能否間接促進經濟增長?
省級政府承擔了10萬億元負債,可以降低縣市級政府的償債壓力,對穩住地方財政和基層公務員隊伍是有幫助的;同時,地方可以騰出更多的財政資金用於投資。另外,短期內,或許可以遏制地方營商環境的惡化,一定程度上削弱“遠洋捕撈”浪潮。
不過,10萬億化債週期為4-5年,如果把時間週期拉長,化債對地方經濟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
第一,10萬億元平均分攤到5年每年也就2萬億元,2萬億元相對於地方債務總量120萬億元(含城投債)來說並不算多,地方政府依然負重前行。
第二,每年2萬億元相對於地方政府每年33萬億元(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63萬億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9.64萬億元)來說,能夠替換地方財政的空間不多,能夠替換為財政投資的空間就更有限。
第三,地方政府借債投資依然面臨多重約束:嚴控新增債務的約束;投資回報率低迷的約束;倒查責任的約束,這使得地方政府投資專案的風險偏好下降、投資積極性降低——即便騰挪出財政空間。
最後,在投資回報率整體低迷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財政乘數低,財政投資對經濟推動作用較低。
資料顯示,近十年政府財政支出乘數下降。債務邊際變動(地方債+城投債)/GDP邊際變動在2016年為91%,到2023年上升至213%。換言之,同樣是獲得100元GDP,2016年只需借91元,2023年需要借213元。城投平臺資金回報率(ROIC)中位數從2011年的3.1%下降到2021年的1.3%,近些年持續走低。
如今,地方政府投無可投、力不從心。今年國債融資規模、進度超過往年,但地方債(一般債、專項債)融資進度在9月中旬之前都較為緩慢;9月中旬,新增專項債累計發行3.29萬億元,低於2023年的3.67萬億元和2022年的4.16萬億元;直到9月下旬政策調整後,地方債才迅速趕上,截至11月9日發行4.54萬億元。
實際上,9月份,地方政府手握3.9萬億元的發債額度尚未融資,換言之,地方政府並不缺發債額度,而是發債緩慢。一邊是缺錢,另一邊是有債不發。這是為什麼?
原因是,地方債指的是一般債和專項債,其中專項債是大頭,但是專項債的使用原則是專款專用,主要投放到具有營利性的專案上。在整體專案投資回報率非常低、同時支出責任巨大的環境下,地方政府好專案難找、投專案不敢投。投資的債發不出去,到期的債卻迫在眉睫。於是,這次財政部明確每年在專項債中劃撥8000億用於化債。
可見,並不是償債約束了地方政府投資,地方政府有錢(專項債融資額度)沒地方投、不敢投。如果環境不改變,即便提供10萬億元化債,地方政府專案投資的規模和效果均難改善。
當前,政府的投資結構已經發生改變,過去是地方政府投資為主,如今壓降地方城投債、嚴控新增隱性債務,省級政府主要任務是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進行置換化債,投資的支出責任主要在中央。
有沒有可能重啟地方政府的土地、城建與房地產投資?
可能性非常小。原因是,如今,政府著力集中資源投資新動能,即新制造、新基建、新產業以及“卡脖子”的新技術;不希望被土地和房地產投資分散資源,更不希望地方新增大規模無效投資進而帶來更嚴重的債務風險。
實際上,我們正在告別土地、基建和房地產的大投資時代,地方基建已飽和、甚至過剩,房地產進入存量階段。今年地方棚改規模只有100萬套,跟2015年那輪每年五六百萬套少得多,配置的資金也少很多。如今的房地產政策是底線政策,促進房地產止跌回穩,避免其進一步下滑衝擊銀行系統。
所以,10萬億化債屬於保底政策,目的不是刺激經濟。
明年的財政政策可能會安排更多的增量政策。關鍵不是看財政的支出規模,而是支出方向,即有多少財政投入到直接促進普通家庭增收上。
另外,預期管理,正有所改變,併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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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債務的本質
10萬億化債措施一公佈,市場反應不一,有人擔心大規模借債可能引發大通脹,有人則認為“內債不是債”,支援更大規模的舉債。
印錢還債是否可能引發通脹?
先看通脹是從哪裡來的。
根據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理論,通脹來自貨幣超發,即更多的貨幣追逐更少的商品。在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公式中,他假定貨幣流速是常數,也就是長期穩定。這樣,貨幣發行量多寡決定了通脹的高低。
但是,2008年-2020年,美國大規模擴張貨幣,並未引發大通脹,甚至一度出現通縮風險;2015年-2024年,中國貨幣增速長期跑贏GDP,新增社融規模非常大,但是也未引發大通脹,甚至持續走入低通脹。這是為何?
原因是,貨幣流速下降。實際上,8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流速都逐漸下降。這個期間,美國出現了通脹大緩和。貨幣流速長期走低是一個謎,原因是複雜的,可能有老齡化因素、有全球化因素等。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流速更低,甚至出現流動性陷阱。
所以,通脹應該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貨幣發行量,二是貨幣流速;結合起來,就是:流通中的貨幣量(不是發行量)。
當貨幣超發時,貨幣流速上升,容易引發大通脹;當貨幣超發時,貨幣流速下降,未必引發通脹;當貨幣過度緊縮,貨幣流速又下降,容易引發通縮。
由於貨幣流速不可控、難以琢磨,那麼貨幣超發是否引發通脹成了一個難題。
透過觀察,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經驗:
一是超發的貨幣流入哪裡,哪裡容易通脹。
例如,2009年開始,美聯儲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將大量的美元注入金融市場,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持續增加,2012年底美股開始觸底反彈,美股美債和美房持續上漲。但是,實體經濟並未出現通脹,物價表現較為低迷。這就是結構性通脹,即金融通脹(股價為指標)、實體通縮(CPI為指標)。
二是超發的貨幣流入普通家庭部門,容易引發實體通脹。
例如,2020年-2021年疫情期間,美聯儲如法炮製,一鍵降息,同時實施無上限量化寬鬆,同時聯邦政府實施紓困法案,大規模擴張債務融資,給家庭部門發放2.1萬億美元的補貼(佔GDP9.8%),這一政策組合在世界石油危機、供應鏈危機的助推下引發了2022年大通脹。
同樣是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2022年卻出現了大通脹?
主要原因是財政政策將貨幣之水透過紓困法案引入普通家庭部門。由於普通家庭部門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他們在疫情期間、失業居家的情況下依然大規模消費,迅速將2.1萬億美元的現金轉化為購買力,推動需求和通脹迅速上升。
所以,貨幣政策決定貨幣總量,相對容易決定金融市場是否通脹;財政政策是決定貨幣流速的關鍵因素,也是決定實體是否通脹的關鍵之手。
回到印錢化債這個問題。這10萬億的資金透過置換重新回到銀行系統,銀行又無法貸出去,那麼不會因此發生通脹;假如銀行將錢貸給央企投資,通脹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假如銀行將錢貸給企業回購股票、貸給投資銀行增持股票,達到一定量時,股票會因此通脹;假如銀行用這筆錢買國債,政府獲得融資後無差異發給普通家庭,普通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容易將這筆錢轉化為消費,實體經濟會因此通脹——量越大通脹越高,量越小通脹越小。
實際上,當前市場上錢非常多,10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403.45萬億元,是GDP的3.2倍,但是為何通脹依然低迷。可見,貨幣發行量大,但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足。結果是,市場上資本過剩(利率下降),但流動性稀缺(價格下跌)。
所以,判斷通脹與否,就看超發的貨幣有多少流入普通家庭部門。
下一個問題是:內債不是債?
這個觀點近些年在中國很流動性。內債,顧名思義,對國內民眾借的債;外債,對海外主體借的債,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的美元債。
他們認為,外債是欠別人的債,缺乏主動權、還必須償還,容易引發債務危機。歷史上,拉美國家向美國借債了大量的美元債,1980年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大幅度加息,導致拉美國家付息成本上升,最後債務違約出現主權債務危機。
他們還認為,內債是欠“自己人”的,不是債。例如,日本政府借債規模全球最大,還能繼續借,原因是借的基本是內債,即日本國民的錢。
這個觀點源自現代貨幣理論(MMT)。這個理論認為,現代貨幣是一個記賬單位,貨幣與債券是一體兩面;根據會計恆等式,在一國範圍內,政府借的內債就是國民的儲蓄,而政府的債務又是國民的債務,所以國民既是債權人又是債務人,政府借內債就好比國民將自己的錢從右口袋放到左口袋。
例如,假如一國只有兩個國民,政府分別向這兩個國民借100元,合計200元內債,利率5%,為期一年;明年到期,政府向他們徵收210元稅,用於償還他們的本息。不過,這兩人一想,這不是左手倒右手嗎?於是,跟政府說,稅不用徵,債也不用還,兩清。
假如政府揮霍掉了210元稅,到期無力償還本金,不得不再向這兩個國民借200元,利率2.5%,用於償還了之前的債務,利率降了一半,償還時間押後五年;五年後到期,政府又無力償還,跟這兩個國民協商,能否免去這筆債務,他們想想也行,反正是自己欠自己的,何必多此一舉。
所以,有人認為,只要政府跟國民解釋清楚,“你既是債權人,也是債務人”,內債實際上不是債;也正因如此,只要國民有儲蓄,政府就可以持續借債。
中國大部分政府債務是內債,在30萬億元國債中,只有3346億元是外債,佔比僅1%。按照“內債不是債”的邏輯,中國當前儲蓄規模相當大,因此還有很大的舉債空間。
“內債不是債”,這話一聽就感覺荒謬,但經過上面的解釋,尤其是“你既是債權人,也是債務人”,感覺似乎有道理。那麼,這個觀點到底對不對?
判斷一個觀點是否正確,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如果大家相信這個觀點,將會帶來什麼後果/結果?
如果是糟糕的後果,說明它是錯的。如果人人都相信“內債不是債”,那麼會發生什麼?人人都會鼓勵政府借更多債、發更多福利或搞更多建設,享受債務紅利;同時,政府可以獲得無限內債權。最終結果是政府債務失控,有人說債務失控也沒問題,頂多就是居民儲蓄被消耗。其實,後果遠比居民儲蓄被消耗更嚴重,它將導致經濟競爭與創造機制失靈,整個社會財富毀滅。
邏輯上,問題出在哪裡?
“內債不是債”,是一種靜態的會計平衡思維,是一種宏觀的統制經濟思維。這種思維看似邏輯自洽,但實際上進入誤區,無法理解經濟的本質,無法理解經濟是如何增長的。很多宏觀經濟學家都會陷入這種誤區。
市場是一種自發秩序,經濟增長靠的是無數個體在價格的調節(懲罰與獎勵)下自由競爭、創新創造。如果消滅自由價格、消滅市場競爭與契約,債務與債權被統一配置,迴歸到極端情況下的計劃經濟,政府完全可以消滅一切債務、債權人,同時也消滅了一切增長和社會財富。
說“內債不是債”,無非就是,行為上敢“對自己人耍流氓”,意識形態上深信“all-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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