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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
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所長
【導讀】自4月初特朗普政府發動全球關稅戰以來，其真實意圖始終模糊不清，而這一政策對全球經濟造成的衝擊更難以準確評估。本文作者認為，特朗普關稅戰的真實企圖絕非如表面宣稱的“重振製造業”或“讓美國重新富有”，而是試圖以經濟脅迫手段顛覆現行國際規則，迫使各國與美國達成對美有利的雙邊貿易協議，從而重塑一個“按美國的條件並對美國有利”的全球貿易體系，“使美國再次強大”。
然而這一單邊霸凌行徑不僅嚴重破壞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更將全球經濟推向高通脹、高赤字（債務）、高（金融）恐慌的“三高”深淵。特朗普試圖透過孤立和施壓迫使中國讓步的做法，也不具備現實的可行性。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債務危機深重，根本無力承受貿易戰的長期代價。即便部分國家短期妥協，全球產業鏈的韌性也決定了“去中國化”只是幻想。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濫用關稅手段的行為，正在加速國際社會對美元霸權體系的反思，最終必將損害美國自身的核心利益。
本文為作者授權釋出稿件，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專家意見
2025年第18期 總第238期
特朗普全球關稅戰的企圖與出路
4月2日，特朗普宣佈對幾乎所有國家徵收10%的“基準關稅”，對60餘個“違規”的國家和地區徵收“對等關稅”，發動了全球關稅戰。其目的是企圖廢棄當今以WTO為框架的自由貿易體系，重建一個對美有利、並且是美國主導的貿易體系。
▍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已經成為美國難以承受之重
當今的全球貿易體系，起源於1948年美國主導建立的關貿總協議(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當時美國的製造業佔整個世界製造業的60%，是最大的出口國，國際支付錨定黃金（金本位）。1946-1952年，美國年均出口順差高達20億美元。顯然，GATT是有利於美國的。然而，隨著歐洲和日本等工業國家戰後經濟的恢復，美國在1971年開始出現了15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同時，由於深陷越戰泥潭，美國出現了鉅額財政赤字。為了解決財政危機，當時的尼克松政府一面“賴賬”，單方面廢棄了金本位，一面逼迫德法英日等10國（G10）年簽訂了史密斯協議，迫使G10的貨幣升值，對應美元10%的大幅貶值，從此確立了美元霸權。然而，美元霸權導致了美國貿易逆差的飆升，至1985年美國貿易逆差已高達1485億美元，其中500億來自同日本的貿易。於是，里根故伎重演，逼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日元一夜之間升值幾乎100%。但這並沒有緩解美國製造業外流、貿易逆差飆升的趨勢。冷戰結束時，製造業在美國GDP中的佔比從1971年的24.5%下滑到1992年的14%，而貿易逆差卻猛增至2904億美元。為了應對這一局面，克林頓政府仗已經樹立的美國霸權之勢，大力推動GATT擴容，於1995年1月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與GATT相比，WTO主要增加了對美國極為有利的服務業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內容，形成了與克林頓“全球主義”戰略相適應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克林頓以及“全球主義”戰略家們堅信，這個體制可以確保美國一方面享受美元霸權帶來的巨大紅利，一方面有效掌控由此帶來的貿易逆差。當年希拉里曾向國會議員們保證“美國人永遠無需還債”。這並不是因為美國可以無限制印鈔，而是因為這個自由貿易體系可以透過四種機制將經由自由貿易流向世界的美元迴流美國，形成讓美國獲利的“永動機”。其一，利用美元霸權的信用發行美債。各國（尤其是順差國）透過購買美債不僅可以有固定收益，而且保持其“財富”的高流動性；其二，美國在融資、信貸、債卷、保險、諮詢和法律等服務業和高階產品的研發、設計以及製造（智慧財產權）等方面具有碾壓性優勢，這使得美國可以在經濟全球化中掠取最豐厚的收益；其三，透過對美元利率的操控，製造“美元潮汐”收割其他國家的財富——如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四，壟斷軍工產品市場。冷戰結束後，美國在全世界進一步擴大其安全聯盟體系，在制度上確保了美國的軍工市場；而美國武器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展現的“跨代“優勢更是的美國軍火在全球大賣。事實上，這個自由貿易體系確實一度讓美國賺得盆滿缽滿。克林頓政府（1993-2000）成為美國冷戰以來唯一財政盈餘的政府。
然而，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尤其是中國的迅速發展——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的盈利模式。首先，資本的全球化使得美元資本源源不斷地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以獲取資源的最佳配置；由此導致的製造業（產業鏈）的全球化又使得製成品源源不斷地從發展中國流入發達國家以獲得利潤的最大化。其結果，一方面信貸資本以各種“創新”方式加大槓桿以謀取暴利，同時預算赤字的擴張導致了美國債務的激增，從1995年的4.974萬億增加到2008年的10萬億，之後更是飆升至今天的36.6萬億。儘管“美國人永遠無需還債”，但卻必須支付利息——今天美國每年1.2萬億的債務利息成為最大的財務支出；另一方面則是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的不斷擴大，當今全球12.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僅金磚國家就持有近8萬億。其他國家持有的鉅額美元儲備和美國國債，成為威脅美元信譽的“定時炸彈”。
第二，中國的迅速發展，不斷打破美國對高階科技的壟斷。本世紀初，美國為首的西方營造了一個環保經濟的“政治正確”，企圖透過對能源消費的超前要求來規範——其實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程序，固化自己的發達”地位。然而，中國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硬是在新能源領域走出一條新路，奠定了難以撼動的優勢。面對美國的種種高科技——尤其是晶片領域——的封鎖，中國也迅速有了突破，確立了由人工智慧+新能源引領的“高質量”發展趨勢。
第三，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決維護自己的金融主權，也使得美元潮汐難以收割中國。1997-98亞洲金融危機，美國資本瘋狂收割亞洲各國，但唯獨在剛剛回歸中國的香港敗下陣來。歐盟統一市場的建立和歐元的發行，也築起了一道防止美元潮汐的堤壩。（從這個意義上看，特朗普的話——歐盟的成立就是要毀滅美國——是正確的。）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反而需要中國的幫助度過難關。2016成立了亞投行，從根本上強化了中國在美元霸權體系中的自主權，美元潮汐更加難以攻破中國堤壩。
最後，儘管美國和西方自上世紀90年代起就對中國武器禁運，但中國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完成了整個軍工體系的現代化（在一些關鍵領域甚至反超美國），而且一些美國軍工的傳統市場——如沙特和巴基斯坦——都開始批次購買質高價廉的中國軍工產品。而美國由於製造業的空心化和行業壟斷，軍工體系日益腐敗低效，連美國自身的武器需求都難以滿足，更遑論滿足海外市場。
至此，在一個原本由美國根據自身最佳利益來設計、推動、維護和改進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除了美元霸權依在，其餘的美國獲利機制都難以為繼。華爾街成為美國唯一的賺錢機器，在美國經濟中畸形獨大，而其副作用則是在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的同時，美元信用被不斷透支，債務失控。
▍特朗普全球關稅戰的真正企圖是要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新貿易體系
事實上，早在奧巴馬第二任期（2012-2016），美國就已經難以承受WTO之重，因而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妄圖在兩個最關鍵的經濟區建立新的經貿秩序，在阻滯中國發展的同時，掌控歐洲經濟。這其實是“全球主義”戰略在經貿領域的最後努力，但無功而返。拜登政府則僅提出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的行政命令，人去政息。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徹底撕破臉皮，對全世界發起了關稅大戰。
首先，關稅戰不能重振美國製造業。即便各國在高關稅的壓力下縮減製造業、甚至向特朗普所企望的那樣自帶資金、裝置和供應鏈前往美國投資設廠，當下的美國即沒有足夠工程技術人員和訓練有素的產業工人，更沒有製造業所需要的產業環境。並且，維護美元霸權和製造業迴歸本身是一個結構性的悖論——這早已是經濟學界的一個常識。上世紀70年代年美元霸權確立至今，美國製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持續下降。儘管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兩屆總統都力圖重振美國製造業，但製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佔比仍然從2017年的11.2%下降到2024年的9.8%。
其次，關稅戰不能“讓美國重新富有”。根據美國財政部發布的資料，2025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較2024財年提高13%，達7.63萬億美元，其中赤字高達38%，為2.9萬億美元！根據4月5日美國參議院透過的2025財年預算計劃，如延續特朗普2017年的減稅方案，美國2025-2034年間將減稅3.8-4.5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今後10年間即便美國經濟保持2%的年增長率，聯邦政府每個財年也只能保持4.7-5.5萬億美元的收入。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財政計劃，美國政府每年必須徵收高達3.2-4萬億美元的關稅，否則難以填平年均35%甚至更高的預算赤字。然而，2024年美國關稅收入僅為829億美元。即便按照特朗普公佈的“對等關稅”，要將關稅收入提高30-40倍也是難以想象的。高關稅連美國預算赤字的窟窿都補不上，更遑論“讓美國重新富有”。
最後，還有一個源自特朗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的報告——“重塑全球貿易體系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的所謂“海湖莊園協議”。按照米蘭的報告，特朗普全球關稅戰將會是世界——尤其是中國——面臨一場經濟大衰退的巨大壓力，因此不得不接受美國超長期的百年國債，同時降低美債利息，大幅貶值美元，同時各製造業大國紛紛來美國投資建廠，甚至直接給美國財政部“寫支票”。然而，且不說米蘭報告展現的傲慢、偏執、無知與一廂情願，倘若關稅戰真的導致了一場經濟大衰退，美國經濟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將首當其衝。
特朗普瘋狂，但絕不愚蠢。透過高關稅重振美國製造業、“讓美國重新富有”之類的口號式說辭，只不過是特朗普用來迎合民粹、為其政策獲取合法性的宣傳而已。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真正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的貿易體系和規則。因為在特朗普極其追隨者看來，這個二戰以來由美國主導建立起來的自由貿易體系已經從利好美國演變為損害美國，成為自由國際主義的“全球主義”戰略導致美國“衰退”的關鍵因素。因此，特朗普向全世界發起關稅戰就是要避開基於多邊機制之上的貿易體系，逼迫各國和美國做一對一的雙邊談判。特朗普毫不掩飾地宣稱其高關稅政策只是其“厲害手段”，目的是迫使各國與美國達成對美有利的雙邊貿易協議，以此重塑一個“按美國的條件並對美國有利”(in America’s term and in America’s favor)的全球貿易體系，“使美國再次強大”。
顯然，特朗普的終極目標是逼中國就範。在全球33萬億的貿易中，中美兩國各佔18.5%和16.4%、其餘歐州、東亞、東南亞和北美佔55%。目前，印度和越南等過已經向美妥協，日韓也露出妥協傾向。在特朗普看來，只要能和以上這些地區的各國達成雙邊貿易協議，就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樹立貿易壁壘，逼迫中國就範。
▍特朗普全球關稅戰的唯一齣路是尋求同中國的妥協與合作
然而，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戰註定要失敗。
首先，中國寸步不讓，針鋒相對。面對特朗普毫無信用可言的霸凌，任何妥協退讓只能使其得寸進尺。因此，針對特朗普不斷加碼的關稅，中國政府不僅對美國進口商品對等加稅，而且在原材料供應、產業鏈封控和制裁助紂為虐的美國公司等方面打出有力的反制組合拳。更重要的是，中國作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統籌部署和安排。一方面，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積極財政政策。確保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尤其是在穩定資本市場方面表現的尤為堅決和自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和貿易國，中國經濟早已深深融入世界經濟和貿易體系之中。只要中過不退讓，任何要建立一個損人利己的全球經貿體系的企圖都絕不會得逞。
第二，中國在更大的戰略範圍內展示了大國擔當。特朗普二次執政後，中國透過一系列的軍事演練和“秀肌肉”武器實驗，展示出中國“決不允許戰亂進亞太”的決心、信心、能力與擔當。畢竟全世界61%的人口，56%的經濟和70%的經濟增長在亞太。只要亞太維持穩定發展，中國就立於不敗之地。
第三，美國經濟界和主流媒體一致認為，特朗普的霸凌關稅戰必然引發的新一輪“三高”——高通脹、高赤字（債務）和高（金融）恐慌，其結果必然是一場經濟大衰退甚至大蕭條。特朗普挑起全球關稅戰後，華爾街股市立即連續暴跌；同時美債收益率卻暴漲。這表明股市暴跌一方面迫使持有美債的大盤基金拋售美債平倉，另一方面銀行也被迫拋售客戶為借貸買股而質押的美債以止損。面臨迫在眉睫的金融崩盤，特朗普不得不退縮，宣佈“高關稅”政策暫停（pause）90天。特朗普按下暫停鍵後華爾街股市立即大幅反彈，但這恰恰說明關稅戰對美國經濟是一場大災難。儘管如此，美國經濟中股債匯三殺的勢頭仍難以逆轉，大量資本逃離華爾街已是不爭之事實。顯然，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大搞關稅戰，必將給已經外強中乾的美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第四，中國硬剛霸凌美國，得道多助。西方一些媒體妄稱關稅戰中只有中國+1，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特朗普也宣稱70餘個國家打電話“拍馬屁”，乞求投降。但上門求和的國家只有個位數，而且包括以色列在內的“降者”都被打臉，並沒有得到特朗普的任何“恩惠”。而最瞭解美國的加拿大和歐盟，都已做出了強硬的姿態和反制。事實上，世界各國無一不反對特朗普的關稅戰，即便是表現出妥協傾向的國家，也是迫不得已。特朗普的關稅戰，將美國的信譽和應有的擔當打得稀爛，失道寡助；在全世界苦美卻又在相當程度上恐美的形勢下，中國勇於擔當，舉起鬥爭的大旗，得道多助。畢竟中國堅決維護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切身利益，也是各國得益其中並基於多邊機制之上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最後，特朗普的最大軟肋是時間。2026年國會大選在即。美國社會勢不兩立的高度分裂和政治極化，逼迫特朗普必須在今秋國會選戰開打之前拿端出牛肉。目前，特朗普投下巨大賭注的“俄烏和平”方案已經擱淺，如果關稅戰拖至下半年仍不能湊效，特朗普必將全線崩盤。一旦對其恨之入骨的民主黨人在2026年重新奪回國會，非但特朗普政府會陷入跛腳局面，而且特朗普及其家族都將面臨滅頂之災——僅在4月10日下午股市反彈中其家族獲利至少25萬億美元這一項“內部交易”，就足以使特朗普及其家人入獄。特朗普在發起關稅戰後反覆宣稱他在“等中國的電話”，並且表示如果中國願意談判，他將“大度地”(graciously) 和中國交易，其色厲內荏以然可見。
美國經濟學家布萊德·塞特瑟（Brad Setser）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最大貨幣輸出國美國（買家）和最大的製造國中國（賣家）之間存在著一個難以動搖的對偶：前者有92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後者有99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2018年特朗普發起首輪“貿易戰”之後，中國對美出口大幅下降，但下降的份額卻基本被五個國家/地區——東盟、墨西哥、韓國、印度和中國臺灣——的對美出口填補；同時中國對這些國家/地區的出口的增長卻和它們對美出口的增長同步。塞特瑟的研究告訴我們：第一，由於美元霸權，美國是全球“終極下單者”；而製造業王者中國是全球“終極接單者”。第二，經濟全球化提高了生產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成本，給交易雙方更多的選擇：下單者選擇質量和價格，接單者選擇效率和利潤。但（提高）關稅使得下單者和接單者雙輸，因為其結果對質量、價格、效率和利潤都是負面的。然而，在不斷加碼的關稅戰中，最先倒下的必定是下單者，因為一旦流通受阻，貨幣百無一用，畢竟鈔票不能當飯吃。
顯然，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戰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衚衕，其唯一的出路就是尋求同中國的妥協與合作；而中國合作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事實上，中美之間存在著切切實實的共同利益，目前首當其衝者就是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特朗普一意孤行的關稅戰已經將世界推到了一場更甚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懸崖邊上。一旦金融秩序崩塌，必將給整個世界、尤其是美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政治、社會甚至是安全災難。從這個意義上看，中美合作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即是起點，更是關鍵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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