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最近釋出了新的署名文章，文內深度解析了“特朗普交易”對美元及全球外匯市場的深遠影響。貿易摩擦和匯率的歷史表明，當美國總統試圖減少國家的貿易逆差時，鑑於與日本或歐盟的利差，押注美元走強可能是一種風險策略。
文章全文精譯如下，大家撥冗垂閱。
過去幾周，市場一直被所謂的“特朗普交易”所主導，這一趨勢始於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美元和股票價格都呈現上漲趨勢。包括最新就業報告在內的美國宏觀資料相對強勁，也支援了這些趨勢。
“特朗普交易”之所以推動美元走強，主要是因為兩個因素：
強勁的經濟資料和特朗普每日討論的關稅上調帶來的美國通脹壓力上升。這些因素將阻止美聯儲像最初預期的那樣大幅降低政策利率。
關於中國，我認為，重新審視當局從9月下旬開始宣佈的各種經濟政策會達到什麼效果，以及不會達到什麼效果，將有助預測中國經濟的前景。
一、特拉普首次勝利後美元立即升值
關於特朗普交易，八年前人們也說過同樣的話。當時由於涉及關稅和利率的類似原因，市場預計美元會在特朗普當選後走強。
由於預期美聯儲2015年12月啟動的政策正常化將繼續，美元兌墨西哥比索飆升35%。候選人特朗普對強勢美元的回應是威脅對從墨西哥進口的產品徵收35%的關稅。
雖然美聯儲正在使貨幣政策正常化，但日本和歐洲的貨幣當局宣佈，由於經濟疲軟，他們將保持寬鬆的政策。因此，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與日本和歐洲的利差也將大幅擴大。因此，外匯市場參與者預計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將進一步上漲。
2016年，當特朗普將成為下一任總統的事情變得明朗時，美元兌日元的匯率約為105，但在接下來的六週內跌至118。主流觀點認為,(預期的)利差擴大將推動美元升至130，甚至可能升至135。
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美聯儲如期八次加息，與日本和歐洲(央行維持負政策利率不變)的利差大幅擴大，有利於美元。
但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的剩餘時間裡，經濟陷入了低迷
雖然利差大幅有利於美元，但美元繼續以低持有模式交易，令市場參與者感到驚訝。
特朗普贏得大選後的美元強勢很快結束，美元兌日元甚至沒有達到120。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從2017年1月20日持續到2021年1月20日，在此期間，美元兌日元從未觸及120。
美元對歐元也沒有上漲。大約在大選後兩個月，即2017年1月3日，美元兌歐元/美元達到1.0341(彭博資料)的高點，當時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仍在任。美元隨後陷入相對低位的持有格局。
二、特朗普迫使外匯交易員關注美國的貿易逆差
鑑於美聯儲將政策利率上調至2.25-2.50%，日本和歐洲實行負利率，美元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的四年裡一直保持低位似乎是一個奇蹟。但這是有充分理由的。
與之前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不同，特朗普主張必須對貿易逆差採取一些措施。他還提高了美國的進口關稅以試圖減少這些赤字，這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長期被視為禁忌(將墨西哥商品關稅提高到35%的競選承諾最終沒有實現，但作為回報，美國重新談判了NAFTA條約。)
一旦總統表達了對貿易逆差的深切關注，並實際採取措施糾正這種情況，外匯市場參與者必然會關注美國的貿易平衡。正如我在上次報告中指出的，這些鉅額赤字已經持續了40多年。
這意味著，如果大多數外匯市場參與者是進口商和出口商，就像1980年以前那樣，美元將不得不從當前水平大幅貶值。
當持有美元變得更具風險時，美元買家就會消失。
如今，大多數外匯市場參與者都是投資組合投資者，他們對利差比對貿易差額更敏感。他們也享有參與市場或離場觀望的自由。
如果他們預期美元會升值，他們就會買入美元，但如果另一種貨幣的資產看起來更有前景，他們就會買入那種貨幣。如果持有美元似乎是一種高風險的策略，那麼他們會試圖通過出售美元資產來降低風險
對於這些投資者來說，聽到美國總統頑固地提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理由，意味著持有美元的風險增加。畢竟，任何國家降低貿易赤字的最有效工具就是讓貨幣貶值。
因此，這些投資者面臨的風險是，特朗普總統可能隨時指示他的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干預外匯市場，以壓低美元價值。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已經走強的美元可能會很快經歷大幅回撥。
當實際需求(進口/出口)在外匯交易中所佔比例上升時，美元將走軟。
鑑於這種風險，投資者和投機者在購買美元時需要位元朗普獲勝前更加謹慎，但進口商和出口商沒有這樣的選擇。他們必須參與外匯市場來結算與貿易相關的支付。
當某一群投資者不再購買美元時，沒有選擇保持觀望的進口商和出口商就會成為市場中更大的存在，這種轉變可能會阻止甚至逆轉美元的升值。
這就是為什麼在2016年，當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美國、日本和歐洲外匯市場參與者的貨幣政策預測都完全正確時，他們的貨幣預測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三、拜登縱容美元強勢，自毀連任的機會
奇怪的是，這一機制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變得更加重要。與他的前任不同，拜登甚至沒有提到貿易赤字，他公開拒絕對造成貿易赤字的強勢美元採取行動。
觀察到拜登總統的立場，投資者得出結論，外匯市場已經回到特朗普之前的時代，不再有任何理由關注貿易逆差。相反，他們關注的是美國與日本和歐洲之間的利差，這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美元大幅升值
然而，美元的上漲進一步增加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數量，其中許多人因國際競爭力的喪失而變得更糟，他們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特朗普在11月的選舉中獲勝。
在特拉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即使美聯儲八次加息，總統對貿易逆差的頻繁言論也阻止了美元升值。然而，在此期間，特朗普幾乎沒有談到美元的水平，也沒有采取旨在推動美元兌其他貨幣走低的直接干預措施。
這一經驗說明，只要表明他糾正貿易失衡的意圖，美國總統就可以迫使外匯市場參與者關注貿易逆差，從而抑制利率差異給美元帶來的上行壓力。
四、克林頓政府時期美日貿易摩擦的產物
上世紀90年代初克林頓政府時期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克林頓總統對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鉅額貿易赤字深表擔憂——1991年，僅日本一國就佔美國全部貿易赤字的65%。
美國政府要求日本開放市場，這加劇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並導致日本媒體每天都在報道這一問題。
國家經濟委員會(NEC)後來成為白宮的經濟分支，實際上是由克林頓總統建立的，以幫助減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這已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
隨著貿易摩擦繼續加劇，日本投資者開始限制購買美元債券，儘管美國債券收益率遠高於日本債券。結果，美元兌日元從1990年的160跌至1995年4月19日的79.75。當日，美國政策利率為6.0%，而日本為1.00%。
在日本向美國派遣特使並承諾開放市場和擴大內需以換取美國在旨在降低日元價值的貨幣市場干預方面的合作後，日元的極端強勢(我當時稱之為“糟糕的”日元升值)最終得以平息。
五、當總統尋求減少貿易赤字時，押注強勢美元是危險的
雖然不能保證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將與他的第一個任期相同，但市場再次預測，在有利的利差支援下，美元將進一步走強，而當選總統比八年前更加關注貿易逆差。
貿易摩擦和匯率的歷史表明，當美國總統試圖減少國家的貿易逆差時，鑑於與日本或歐盟的利差，押注美元走強可能是一種風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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