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寫《寄生蟲》的文章8000多字太長了，所以分成兩篇寫。前一篇主要講了電影的兩大意象之一：究竟誰才是“寄生蟲”？答案很明晰了，真正的“寄生蟲”和“宿主”跟電影裡明面上的表現是反過來的。
本文則要寫電影給出我們的第二大意象：下層人的海市蜃樓——階級晉升的幻象。
電影中的金家貧困潦倒，住在半地下室，整日被黴味環繞。但當他們以各種手段成功滲入樸家的豪宅之後，他們彷彿瞬間完成了“階級穿越”，迅速進入角色，儼然以豪宅主人的身份自居，甚至在樸家短暫離開時，他們毫無障礙地享受著“主人”的生活：昂貴的威士忌、寬敞的客廳、柔軟的沙發。
此時此刻，他們臉上浮現出的不是偷竊的羞恥，而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自信，彷彿一切本就該如此。他們似乎已經忘記自己貧窮的出身，甚至產生了真正的幻覺，以為自己就是這個空間的真正主人。
我覺得這個意象指向的就是：在階級社會中，一直被統治階級和其傳教士們塑造的“階級晉升幻象”。
在這種幻象中，窮人錯誤地將自己和強大的統治階級混為一體，甚至誤以為自身的命運與上層社會之間存在某種深刻的聯結。他們以為，這樣的生活終有一天也能真正屬於自己；他們以為，所謂的社會流動通道是真實存在的；他們更以為，只要足夠聰明、足夠努力、足夠機智，他們就能真正躋身於富人階級。
有句名言說得很好，講的就是這個“幻象”——
資產階級竭盡全力的向民眾灌輸一個觀點：資本家的財富就是整個民族的財富。即使是倫敦東區最貧窮的愛國者，一想到英國的財富和工業，也會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這句話前半句是英國學者海斯說的（《族國主義論叢》），後半句是恩格斯說的（恩格斯在1882年1月25日給考茨基的信）。現在網上把兩句整合一下都說是恩格斯說的，並出自《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是錯誤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書，我翻來覆去讀過好幾遍，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還在反思自己讀書不精，結果根本在原文中找不到。現在網上資訊太多太雜，還是要多幾句嘴嚴謹一下。
恩格斯還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建議大家全文背誦，出自《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
國民財富這個用語是由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努力進行概括才產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這個用語便沒有任何意義。英國人的“國民財富”很多，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窮的民族。
言歸正傳，繼續講電影。《寄生蟲》中用冰冷而犀利的鏡頭迅速摧毀了這種幻覺：暴雨驟降的夜晚，金家從豪宅倉皇逃離，一步步跌回到自己的半地下室，看著家園被泥水淹沒的慘狀時，觀眾才猛然發現，那種短暫的“居住於豪宅”的感覺，竟是如此虛無飄渺，如同海市蜃樓般瞬間破滅。
因為這種幻象從未真正存在過，它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底層階級所提供的一種精神上的鎮痛劑和麻醉劑，是讓底層人民安於現狀、緩解內心焦慮的一場精心編織的謊言。
在我們現實世界中類似的“幻象”還有很多：“美國夢”最初是一種政治神話，其許諾極為簡單而優雅：不論出身、種族、教育、財富，每個人只要努力，就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車子、幸福家庭和尊嚴的生活。這是一場關於自我奮鬥與公平秩序的全民集體幻想，是資本主義道德合法性的根基，是剝削可以被原諒、貧窮可以被解釋、痛苦可以被寄望的精神解毒劑。
凡此種種，並不需要兌現，只需在人們心中存在。它鼓勵底層人群拋棄階級敘事，擁抱“自我奮鬥”；視貧困為暫時的事故，而非結構性的宿命；它將社會的不平等包裝為個人的不夠努力、不夠奮鬥、不夠向成功人士學習。於是，真正的問題——資本、結構、分配、權力、壟斷、系統、世襲等等——被巧妙地移出了敘事中心。
正如《寄生蟲》中，金家一家在豪宅中暫居時，那種錯以為“這一切終將成為我的”的瞬間，是幻象最甜美也是最毒的一口果實。他們喝著紅酒、吹著空調、癱在沙發上大笑著談論未來，彷彿只要多裝幾次無辜、多努力幾分掩飾、多走幾步聰明的捷徑，他們就能真正成為這個階級的一部分。
但他們不知道，那扇敞開的門其實並不是通往階級上升的入口，而是一條虛假的、註定封閉的迴廊。而地下室的夫妻其實完善了這個意象——真正屬於窮人的不是登入大別墅之中，而是從半地下室滑落到地下室之中。
除了美國夢，前幾年在中國興起的“中產神話”也很有代表性：“中產階級”這種概念就是一種更日常、更溫和、但更深層的控制機制。它並不宣揚逆天改命的英雄敘事，它要的只是你不掉隊。它不要求你成為比爾蓋茨，只要你買得起房、供得起孩子、能在星巴克坐一小時、懂得在朋友圈曬一束乾花，就能宣稱自己“還過得不錯”。
中產神話並非關於“成功”，而是關於“不失敗”（保持階級地位不滑落）。於是，中產階級們在它的庇護下不敢怠惰、不敢質疑、不敢停步，於是他們自我剝削、自我規訓、自我內卷。卷完了這一代，還要卷下一代——海淀雞娃和順義媽媽就是典型現象。
所以《寄生蟲》好啊，它就是要揭露這一幻象的虛偽。那衣冠楚楚為富人階級服務的一家人，不正是沉浸在這種幻象之中嗎？那一場暴雨不正是隨便一個經濟下行週期來臨，就會引發中產神話徹底崩解的瞬間嗎？
金家拼盡全力製造一種體面、乾淨、精緻的“適應性”，試圖融入上層社會的規則，獲得僱傭者的青睞與尊重。然而他們無法偽裝自己的“味道”——那個來自半地下室的黴味。
這個無法被洗淨的氣息，正如中產階層身上帶著不安與焦慮的烙印一樣，時時刻刻提醒著他們：你並不真正屬於這裡。真正的上層只要一個捂鼻的動作，便能打破你全部的努力、全部的自欺。
這正是幻象的本質。它並不靠欺騙你看不見，而是讓你“看見”一個虛構的階級上升路徑，讓你誤以為自己可以透過消費、教育、操守、體面來抵達那個上層；讓你願意相信這是一條公平的跑道，於是你自覺忍耐、自我驅動、主動規訓。
這個幻象甚至允許你暫時靠近那片被保護的自留地，住進他們的房子、開他們的車、學他們的禮儀，但一旦你錯將“靠近”當作“擁有”，你就註定被驅逐。你不是客人，你是借居者。
這些中產者們，他們不是階級流動的樣本，而是階級固化維護的工具，是統治階級設定好的天花板。
還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奢侈品恰是階級幻象最成功的商品化形態。它以物質為媒介，將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偽裝成可以用金錢購買的身份標籤。一隻手袋、一瓶香水、一塊腕錶，普通人只需負債數月、勒緊褲腰帶，便能“觸碰”到原本屬於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彷彿在那一刻，他便不再是那個工位上的打工人，而是某種上流敘事中的主角。品牌早已不是關於功能的區分，而是關於“階級氣味”的想象性遮蔽。
於是，在香奈兒或古馳的專櫃裡，彷彿人人都能成為“精英”，精緻、獨立、富有、自由。但他們未曾意識到，真正的富人並不會用奢侈品來定義自己——他們用的是“擁有”奢侈品工廠的股票，用的是基金、地產、信託、控制股，而非消費品本身。底層者買的是一塊表，上層者買的是這塊表的溢價權，是時間的定價權。
電影中金家在樸家中暫居時，開始模仿上層人的言行、飲食與休閒方式，他們不再是作為“窮人”存在，而是角色扮演者，穿著乾淨的衣服、說著體面的臺詞，沉浸於“我們也可以擁有”的幻覺之中。
而現實就是這麼弔詭：他們越用力模仿富人的生活方式，越暴露了他們與富人之間不可調和的根本斷裂。階級並不是靠使用同一件物品就能彌合的文化壁壘，而是生產關係中那無法偽裝的底色。你可以擁有同一只包，卻永遠無法進入同一個朋友圈、共享同一塊地皮、站上同一個權力節點。
奢侈品是幻象的通行證，它允許你臨時出入，但永遠不發放居留權。它讓你誤以為成為“他們”只是時間與預算的問題，而在你終於以為自己即將抵達之時，那扇真正的大門卻早已悄然關上。
可能導演覺得這個“意象”過於隱晦了，在電影情節中明示、反諷了兩個橋段，都跟兒子有關。
第一，是兒子與樸家大小姐的愛情。這段關係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階級幻想色彩。他像極了那個現代社會中最典型的“階級越界者”——高考上岸、985碩士、北漂白領——自信滿滿地認為只要抓住機會、努力靠近，就能真正融入那個“更好”的世界。
但這場關係註定無法實現。大小姐從未真正理解他，更從未視他為對等的戀人。他始終是她的“家教”，是“外人”。愛情在這裡不是“階級融合”的奇蹟，而是幻想者對上層世界的一廂情願，就像當下多少年輕人幻想“做贅婿、再反殺”“霸道總裁愛上職場小白的我”，卻在社會現實中一次次撞牆。
這段戀情與當代年輕人流行的那句玩笑話“上岸第一劍，先斬意中人”竟形成了驚人的共鳴。在那個關於“改變命運”的神話中，最先被犧牲的從來都是愛情——因為結構不允許浪漫，只允許功利。
在階級壓力的注視下，連愛情都必須服從於社會分層的現狀。而導演安排這段虛偽的戀情，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連最私人、最純粹的情感，也早已被納入幻象機制之中，成為你相信自己可以跨越階級的又一場自我欺騙。
奉俊昊生怕大家看不出來，還沉浸在“親愛的這就是愛情”的幻想之中，於是安排了這樣一個橋段，兒子看著上流社會的party問女友“適合這裡嗎”，看看姑娘這個小表情，一切盡在不言中。
所以就算沒有後面殺人這檔子事，你是信他能與這樣家庭的女兒結婚，還是信我是秦始皇？
老革命老傅同志說得好嘛，很有真知灼見——
第二，這已經不是虛幻了，而是玄幻：影片結尾，金家兒子坐在半地下室中，給藏身地下室的父親寫信。他說，總有一天，我會掙錢，買下那棟房子，讓你走出地窖，光明正大地生活在陽光之中。BGM響起，畫面在此刻變得溫柔，甚至有一種勵志片的溫情氣息……
然而一切看起來都很美，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整部《寄生蟲》所講的故事：這是一個保安職位就有500名大學生去競爭的時代；他們一家本身就靠假身份、假資訊才找到了工作、避免了失業；兒子一個坐過牢、輟過學、頭部受到重創的人，憑什麼能買下樸社長這棟別墅呢？
這不是邏輯問題，這是幻象的終極悖論：你越痛苦、越失敗，就越需要相信有一條光明的路徑通往救贖。你越深陷黑暗，就越會製造一個虛構的未來來安慰自己。兒子的幻想不是希望的火苗，而是絕望的迴光返照，是那個幻象體系最後一次施展它致命的誘惑。它不是想要改變命運，而是害怕承認命運已成定局。
所以說，這不是一個可愛的夢，這是一個幻象的狂歡。這封信的本質，正是現代社會用來維繫階級穩定的核心機制：讓你自願相信改變是可能的，讓你在現實的汙水中，仍然把一棟不存在的房子當作燈塔，把你父親從地底走出來的瞬間，當成信仰本身。現實已經崩塌，而信念仍在繁殖——這不是信仰的力量，這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
我們太習慣在電影中看到一個跌入深淵的主角，最後憑藉“努力”“天賦”或某種運氣實現逆襲，於是當奉俊昊不給這個結局時，很多人以為他“藏”了結局在兒子的信裡，彷彿那真是一種“開放式結尾”。
可這不是開放式結尾，這是一次意識形態幻象的暴力拆解。導演用那個孩子自欺欺人的幻想，寫下了對美國夢、中產神話、個人奮鬥論的最猛烈的諷刺與否定。他幾乎是殘忍地說出：你們不是失敗了，而是你們根本沒被允許玩這個遊戲。
這個兒子曾是整部片中最相信“上升通道”的人。他精心設計身份、編造履歷、假裝談吐不俗、臨摹精英的口吻，在愛情中套用精緻而剋制的情緒，彷彿自己也能成為上層社會的合格成員。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太典型的幻象信徒——那些拼命考公、留學、做自媒體、搞副業、練習PPT美學的人們，以為只要學得像、說得像、活得像，就能順利入場。可當房子的真正主人出現在門口，他們永遠要躲進茶几下、衣櫃裡、馬桶邊。他們的存在從來不是被“接納”，而是被“容忍”；不是合法的客人，而是偽裝過的闖入者。
所以，當他寫下那封信，幻想有朝一日能買下那棟房子時，我們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這個幻象信徒的徹底沉淪。他不是從幻夢中醒來，而是變成了幻象最忠誠的守夜人。連失敗都已無法激起他的憤怒，他唯一的抵抗是更深層的自我欺騙。這才是階級固化最陰險的毒性——它不是壓迫你，而是用“可能性”誘惑你，讓你自願耗盡一生，為一場永遠無法抵達的夢做註腳。
《寄生蟲》一半是拍窮人如何被剝奪，另一半是拍是窮人如何被馴化。也就是昨天和今天的兩篇文章分開闡述的。
這使得我們深思：無產者們不是缺乏資源，而是被賦予了過量的幻象。在那個寫給父親的幻想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未來，而是幻覺徹底佔領精神的瞬間——你不再質問這個世界為何不公，只會反覆默唸：總有一天，我會買下那棟房子。可那棟房子，從來不屬於你，甚至連你用來幻想它的語言，也不是你的。你只是幻象的寄生蟲，連做夢的權利都是別人發放的殘羹。
導演如此安排結局，正是為了冷酷地指出：所謂階級躍遷早已不是物質問題，而是形而上的不可能。就像你無法從夢中買下夢中的房子一樣，一個被現實碾碎、被體制排斥、被資源壓迫的人，是無法靠“努力”掙脫出這張巨大的社會蛛網的。他的每一次掙扎，甚至幻想本身，都是幻象系統的延續——他仍然相信那棟房子會等他；他仍然相信自己終有一天能買下它；他仍然相信，只要足夠努力，一切都會變好。
這正是現代社會最深的諷刺：當人連反抗都不再相信時，就只能依附在幻象上苟延殘喘。而幻象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不需真實，只需你相信；它不必兌現，只需你盼望。正如電影中的那封信，寫得再整潔、再感人、再溫暖，也不過是一種文字的自我安慰，是一個底層人窮盡想象力所能建構的最後堡壘。
現實早已瓦解，而夢境依舊繁榮。這不是希望的勝利，而是幻象的殖民，是意識形態在靈魂深處的深植與統治。
所以，這一切問題的解法在於那八個大字——“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不是假裝得像富人，不是做得比樸家更體面、更勤奮、更聰明，而是意識到樸家之所以是樸家，不是因為他們穿得體面、講禮貌、有教養，而是因為他們控制了整個結構。他們的財富來自資本運作，他們的安全來自法律保護，他們的體面來自於剝奪的優雅形式化。而窮人之所以是窮人，不是因為不努力、不自律，而是因為他們生來就被排除在資源分配、話語建構與權力網路之外。你可以假裝住進樸家的豪宅，但你改變不了那棟房子屬於誰、產權寫誰的名字、你有沒有鑰匙。
所以從來不是在幻象裡爭取生存空間，而是打碎這個幻象本身。不是“變得像他們”，而是質問為什麼我們非得成為他們。不是夢想買下一座豪宅，而是問，這個世界憑什麼只有極少數人擁有陽光，而其餘大多數只能生活在半地下的潮溼中？真正的問題，不是“我能不能變成樸社長”，而是“為什麼這個社會要有樸社長與金司機的對立”。
電影沒有拍“鬥爭”的段落，但他安排的父親暴起殺人的結局已經明示了一切：幻想不能救人，信仰不能帶你出地窖，夢境越精緻，沉淪越徹底，父親的匕首比兒子的幻象更有力量。
無產者們唯一的出路，是停止想象自己買下那棟房子的可能性，轉而看清這整座建築如何建立在不平等、剝削與排除之上，並選擇從根本上質疑它、動搖它、瓦解它。
真正的出路，不在於住進豪宅、與富人共舞、在幻象中求生，而在於砸碎這整座由幻想構築的精神宮殿。要有足夠的清醒，才能看穿那不屬於我們的夢；要有足夠的勇氣，才能不再扮演乖巧的寄生者，而去質問那個維持整個系統運轉的結構本身。
不是“我們終有一日能變成他們”，而是“我們終有一日再也不需要他們”。當我們終於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我們或許才會從半地下真正走上地面，在陽光之中，開始屬於自己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