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老人賣房下鄉養老，是背離趨勢、脫離現實的想當然。討論養老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安，而不是房地產視角。
家族群的老人轉發了一條資訊，標題是“教授建議退休人員賣房去鄉村養老”，還問我怎麼看。我沒當真，隨手回了條：“一眼假，哪路專家能出這餿點子？”
然而，我錯了。這不是營銷號的創作，而是正經八百的專家建議。出自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教授阮加。
他原話是這麼說的：鼓勵住在城市中心的退休人員賣掉自己的房子去城鄉結合部、小城市、鄉村養老，這增加了城市中心的住房供給，也抑制了城市中心的房價過快上漲。
阮教授，您也太拼了。
01
現在的專家學提建議，都學會了“鼓勵”“引導”的柔性表達。上次復旦教授彭希哲談“延遲退休”，也強調“不強制”“個人和市場的選擇”。
既然主打的是自願選擇的鼓勵，那就先得想想為啥不“鼓勵”，城市老人就沒有“賣房下鄉養老”的意願。
看阮教授的講話影片，看上去歲數也不小了。阮教授捫心自問，他退休後願不願意賣了北京市中心的房，去城鄉結合部、小城市、鄉村養老？就算他有這個意願，客觀條件也未必允許。
中國老人的退休生涯分兩個階段。
剛退休幾年的低齡老人，健康情況良好，精力較為充沛，對醫療等公共服務系統的依賴度較低。就個人條件而言，確實可以“下鄉養老”。
但是，中國老人是要帶娃的。進城帶娃、異地帶娃甚至出國帶娃的老人都有大把。異地帶娃的中國老人俗稱“老漂族”，截至2016年，“老漂族”人數達到了1800萬。“老漂族”連回鄉養老都不行，還能奢望城市老人“賣房下鄉養老”？
帶幾年娃，能鬆快一段日子，過不了幾年就真的老了，進入了高度依賴公共服務系統的高齡階段。三天兩頭跑醫院，出行離不開公交地鐵，家政服務也得安排上，等等。
中國公共服務體系的城鄉差距，阮教授真的不知道嗎？就算人能搬走，社交圈、生活圈能帶走嗎？越上歲數，越是故土難離。按高齡老人的身心條件，鼓勵“下鄉養老”不是養老，而是棄老。
阮教授建議下鄉養老的靈感可能來自當下流行的“候鳥式”養老，以為再順勢推一把，就能讓老人賣房徹底下鄉養老。殊不知很多“候鳥老人”都是帶娃輪崗間歇出門散心，該回去時還得回去。即便不帶娃的，真到了飛不動的歲數，也得“倦鳥歸巢”。
他們手頭的房產是最後的棺材本，哪能說賣就賣了？
不顧中國老人晚年生活的實際情況，鼓勵老人賣房下鄉養老的建議，是何不食肉糜式的建議。
02
歲數不小的阮教授，不懂老人，也不懂深度老齡化社會的人口遷徙規律。為了“抑制了城市中心的房價過快上漲”疏散人口，是一個嚴重的認識誤區。
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無論房價是漲是跌，人口都會流向中心城市，老的小的都進城。因為，深度老齡化的社會，龐大分散的公共服務體系難以為繼，最終只有中心城市才能維持相對高效的公共服務體系。
任何公共服務體系，不管是公立的，還是民營的，都需要經濟支援。進入深度老齡化後，人口數量少、密度低的地區不可避免地失去經濟活力，造成人口的擠出效應。
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是鄉村，而後依次是小城鎮、小城市、缺乏產業優勢的中型城市，最後人口集中到少數基礎建設條件好、公共服務體系完善的中心城市，形成巨型都市。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作為發達國家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日本的人口集中度高得驚人。85%左右的人口集中在“三都”，即三大都市圈。其中東京更是以3700萬人口，位列全球第一。排名第二是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3300萬人口，比東京少了一成多，但印尼人口2.76億，是日本的兩倍。
而且，東京的人口還在向中心地區東京都集中。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釋出的未來人口推算資料顯示，日本總人口到2050年約為1.0469億，比2020年減少17%。全國47個一級行政區中，僅東京都2050年人口比2020年有所增加，預計增長2.5%，達到1440萬人，在總人口中佔比13.8%，上升將近3個百分點。
由於日本各地的年輕人都在湧入東京，所以東京的老齡化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深度老齡化。很多老人不得不活到老幹到老，大城市不是他們養老的終點，而是晚年打工的起點。
日本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日本老人全日制工作的人口比例超過了25%。旅日華人作家、評論家莫邦富曾撰文舉例稱，在他家所在的東京公寓大樓裡，每天負責清掃大樓的12名清潔員平均年齡為67歲，最高年齡者為72歲。東京的老年打工者中不乏來自經濟相對薄弱的東北地區，因為只有東京還能為他們提供就業崗位。
東京的高房價也阻擋不了人口湧入。與很多人印象中的“低慾望社會”相反，東京的住房自有率達到了63%，遠高於紐約的36.9%、法蘭克福的43.5%。連寸土寸金、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東京都，住房自有率都達到了45%以上。
阮教授想象的“賣房下鄉養老”，並沒有出現在深度老齡化的日本，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有條件的老人賣房進城養老，沒條件的老人進城租房打工。正在快速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也很難避免這一趨勢。
03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會發現，北上廣深大小社群的外地老人變多了。我們的特殊國情放大了老人進城的趨勢。
進城帶娃的“老漂族”是老年流動人口主力，很多人最終都選擇了“子女在哪裡家就在哪裡”的歸宿。2022年，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老齡協會科研基地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高向東教授主持的課題組，根據上海市統計局資料整理分析，2020年上海市外來老年流動人口（60歲及以上）已達到65萬，其中約半數都是“老漂族”。
流動人口統計工作難度很大，老年流動人口更是治安管理和就業統計的盲區。因此，實際數量可能遠不止65萬人。即便如此，65萬外來老人，也超過了上海戶籍老年人口的10%。
老年農民工是老年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不少農民工來自嚴重空心化的農村地區。有鄉難歸，再艱難也不得不在大城市“漂”到終老。
阮教授建議老人賣房下鄉養老，是背離趨勢、脫離現實的想當然。討論養老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是以人為本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安，而不是房地產視角。
正因為沒有以人為本的維度，阮教授才會忽視中國老人晚年生活的實際狀況，脫離我國公共服務實際水平，甚至沒有研究深度老齡化的人口遷徙趨勢，就信口提出“何不食肉糜”式的建議。
今天我們應該討論的是中心城市如何承載老年流動人口的增加，而不是想著法把老人擠出去的變相棄老。
在養老問題的討論中，缺乏人本維度的“心中無人”是一些專家學者的通病，這是導致他們屢屢翻車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