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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論
（二）儒家思想的進步階段
（三）封建社會保守化趨勢
（四）“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五）批宋江，反修正
（六）歌未竟，東方白
（一）總論
本文繼續上一篇《文化革命的意義》所探討的內容。六十年前那一次運動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批清官戲、鬼神戲”“破四舊、立四新”為起點，以“儒法大辯論”和“批宋江”為終點，本文就重點講解終點的兩個內容。
從1840年到1949年，中國人民經過整整一百年的浴血奮鬥，終於完成了“救亡圖存”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但是我們以現在的視角來看，“救亡圖存”的是有代價的，這其中一個代價，就是與整整五千年的中華文化所切割——沒有辦法，不切割不行。
洋務運動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行；戊戌變法借屍還魂玩“孔子改制考”，不行；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是中華大地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等到了新文化運動，所有的有識之士都意識到了——必須要全面切割了，否則亡國滅種了那文化更會煙消雲散。於是當時甚至出現了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這種極端的觀點。
從1919年起，我們的先輩們用近乎決絕的態度，與五千年曆史切割，終於完成了“救亡圖存”的偉大歷史使命。那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後，就是另一個宏大的命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這個時候，則是要迎回我們民族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時候了。
而怎麼迎回、以何種姿態迎回，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搞不好就是封建餘孽沉渣泛起，那麼自1919以來的啟蒙運動成果將前功盡棄。這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中，所蘊含的一個重要內涵。
毛澤東主席作為學貫古今中西的大家，整部二十四史都翻來覆去讀過好幾遍，也是古典詩詞的最後一位大師，他可太知道“傳統文化”的意味著什麼。也知道1949救亡圖存成功後，我們必將以某種姿態迎回傳統文化，五千年的歷史流在每一箇中國人的血液中，是不可能切割的。
那麼對待“傳統文化”究竟是以革命的姿態，還是以封建的姿態；是繼續向前的動力，還是為新權貴們粉飾門面——這些都必須要有一個交待。
所以毛主席把這當做了耄耋之年最後要完成的兩件事之一：那就辯論嘛，大鳴大放大辯論，真理不辯不明。讓無產階級把聚焦點放到“傳統文化”之上，讓人民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去偽存真，然後再把五千年的歷史和“傳統文化”撿起來，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輕裝上陣。
而“批宋江”，作為老人家晚年認為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核心在於反對修正主義。毛主席一貫告誡我們：最危險的敵人在內部。無論是日本法西斯還是美帝、蘇修，都無法打倒英勇的中國人民，但是怕就怕內部出了修正主義，堡壘從內部攻破了。
眾所周知，宋江帶領梁山兄弟“招了安”；而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有哪裡可以“投降”的嗎？當然是美國了。美國是當時最發達的國家，有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一旦走了修正主義的邪路，那第一步必然是“投美”——掙錢嘛，不寒磣！
尤其在老人家晚年，一手合縱連橫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道路，為新中國的外交打開了嶄新的局面。但是，有老人家掌舵，可以把握好與美國的關係——我們是平等互利的，要“五五開”。但是老人家走後，有人看著美國的繁榮與發達把持不住了，要做“八二開”的師爺，帶領梁山兄弟受了美國的“招安”，最後江山變了顏色，那可怎麼辦呢？
所以毛主席說，《水滸傳》好就好在投降，我們要樹立宋江這個反面教員，讓大家看清投降派的嘴臉，讓大家認識到修正主義的危害性，讓大家警惕大哥走後會帶頭投降的那個人，讓大家永遠盯著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和平演變，讓大家時刻不忘階級鬥爭，可謂用心良苦。
簡而言之，我們不要以為塑造我們現代生活的意識形態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1911到1976一次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得來的，這其中既有對五千年曆史與文化決絕般地切割，也有以一個新的自信新的理念重新迎回傳統文化的嘗試。
我們現在能夠以一個自信、淡定、從容不迫的姿態迎回“傳統文化”，根源就在於幾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已經做了最全面、最徹底、最現代化、最革命性的“清算”，徹底甩下了歷史的包袱。所以我們現在能夠把老祖宗的東西再重新撿起來，因為所有的負擔、所有的汙濁、所有的糟粕、所有的反現代內容都已經被以最革命性的姿態“切割”乾淨了。
在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晚期，我們能夠看到很多“傳統文化”以一種全新的、與現代生活相融洽的姿態所迴歸：比如大家都熟知的“八個樣板戲”，再比如下圖這種新式的服裝，以漢服元素為模板，又增加了時代潮流特色，應該算是初代“國潮”了吧，只不過現在成為了敏感詞了。
那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同時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兩個在當時是緊密連線在一起的口號，是一枚硬幣不可能分開的正反面。
但是現代別有用心之徒在扭曲那一段歷史的時候，刻意隱去了“立四新”這個重要的建設性成果，這些人用的是什麼“心”大家心裡都清楚。
如果沒有“破四舊”運動，那各種封建迷信、宗族壓迫、算命跳大神、裝神弄鬼騙錢等糟粕，無時無刻都會玷汙我們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可以作為鮮明對比的是：如果我們放棄了革命性的決絕，放棄了思想解放運動下的“取其精華”，那麼就是封建餘孽沉渣泛起。近年來諸如弟子規、女德班、農村宗族化等現象大家也都看到了。
所以說，最關鍵的是：這一次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是針對每一個人民、每一個無產階級的。老人家用心良苦，本可安享晚年卻要燃盡最後一絲生命，就是要把屠龍術傳到每一個人手中。畢竟偉大領袖再偉大，也不可能真的“萬歲”，後面的路還是要人民自己走。
如果人民不能夠自己解放自己，或者認為現有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從天上掉下來的”，放棄了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和繼續思想解放運動，放棄了革命性的“去其糟粕”……
那麼“迎回來”的東西可能是封建餘孽沉渣泛起，也可能是買辦路線帶頭投降——那就不得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這也是我要寫文章重提那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從儒家文化的歷史講起，因為儒家文化已經深入到中華文化的肌理之中了，是影響最深遠的文化體系沒有之一，所以那一次運動要從“儒法大辯論”辯起——真理不辯不明——將來我們一定會迎回我們的傳統文化，但也一定要辯一辯該迎回哪些東西。
（二）儒家思想發展簡述
偉大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為什麼儒家思想能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的最高指導思想？因為中國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文明，儒家思想就是為“家庭-宗族-國家”模式完全匹配的意識形態，最典型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構建。
所以經濟基礎就決定了一定會誕生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豐產方式”所匹配的意識形態，只不過這個意識形態恰好叫“儒”而已。為什麼對底層人民最友好的墨家銷聲匿跡了？
因為個人太難超越家庭，而組成“兼愛”的生產組織——生產力不支援嘛，能支援的就是男耕女織，小家庭依託於大宗族這種模式。所以墨家在封建社會進入穩定期後，其以為根基的武士階層、遊俠階層迅速消亡，墨家思想也很快走向了消亡。
這就是為什麼那一次是“儒法大辯論”而不是“儒墨大辯論”——因為儒和法貫穿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而墨家就像夜空中一閃而過的流星。其實按照偉大領袖個人的好惡，諸子百家中墨家絕對是排第一的，他對孔孟等人的評價都是一分為二五五開，但對於墨子都是不吝讚美之詞的——
“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毛澤東
再比如，道家重點講的是個人修身，個人選擇某種思想認同是可以脫離經濟基礎的，但是一種思想的傳播必須要依靠相應的經濟基礎。所以道家思想最後變成了依託道教組織的存在，老子也變成了宗教神仙太上老君。
法家則是官僚系統的意識形態，當秦始皇實現大一統之後，也就註定要依靠法家思想來組織官僚體系。即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在皇權不下鄉的農村要依靠儒家思想指導下的宗族、家庭去構建統治秩序，但是整個大一統的官僚體系則要依靠法家思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中國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是“外儒內法”。
所以，傳統文化的重中之重在儒家，而為了方便大家更好理解，我把儒家思想分為了三個進步階段、三個保守階段——總共六個階段來講解。三個進步階段分別是：戰國時期孟子荀子對孔子思想的發展，漢儒階段，唐儒階段。
第一個進步階段：戰國時期孟子和荀子對儒家思想的發展。
孔子的思想對於個人修為來講，是先進的；孔子的教育理念，甚至是超越時代的，這也是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夠吸引到一大批當時的有識之士發揚光大。這也是為什麼，孔子的個人修身思想，在當今我們個人處理人際關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存在。
但是，孔子的政治理念是幼稚的，面對春秋亂世，尤其是地主階級要替代奴隸主階級的關鍵時刻，“歷史轉折中的孔丘”指望用落後的、奴隸主的上層建築，去反過來規範正在翻天覆地變革的經濟基礎，這注定是水中月、霧中花。
在戰國時期，儒家另外兩位先聖孟子和荀子，補全了孔子政治思想幼稚的短板，為土地主所有制與鐵器耕牛經濟基礎的時代，提供了全新的、可以應用的指導思想。
孟子提出了從人倫關係到政治關係的理論：“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時，在這種人倫政治關係之下，上位者也要對下位者承擔道德義務：“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在孟子看來，國家是一個道德體系的載體，國家的領袖必須是道德的領袖——聖人。孟子思想最先進的地方就體現在“民本”思想，他認為如果國君缺乏相應的道德，那麼百姓就有推翻國君的權利，並不能算是違反“君臣有義，長幼有序”的原則，因為統治者的道德義務是第一位的。
荀子的政治觀點也認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荀子認為人性是惡的，培養道德需要教化，教化則需要社會組織，社會組織透過“禮”來教化萬民，人民按“禮”行事就是有“道德”。儒家重要經典《禮記》，通常被認為是荀子及其門人所作。這種規則與秩序，衍生出了更為實務主義的法家思想。
其中孟子屬於儒家的“理想主義”流派，認為人性本善；荀子屬於儒家的“現實主義”流派，認為人性本惡。從儒家的理想主義流派衍生出了心學，從現實主義流派中，衍生出了法家思想，這在後文會詳細分析。所以後世的“外儒內法”，其實是有先天相容性的。
在戰國時期透過孟子和荀子的發展，正式讓儒家學派成為了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有了廣泛實踐的可能性。
第二個進步階段：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
到了漢代，儒家思想又有了新發展。孔子講個人修為，孟子荀子講符合封建社會的政治理念，但這些講的都是具體的“事務”。漢儒們則為儒家學派搭建了一個抽象的世界觀、宇宙觀。
這個“宇宙觀”是博採諸子百家眾長，比如採用了陰陽家“陰陽”的概念，採用了名家抽象與具象的概念，採用了占卜家的“五行”概念。包括被後世認為儒家經典的《易經》，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只是一部先秦時期講占卜的書籍，而附於《易經》之後的《易傳》，則是漢儒們在此基礎上，用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所構築的一個宇宙觀。
董仲舒永遠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歷史事件聯絡在一起的，其實這樣說未免有過於抬高儒家，漢武帝畢竟是不世出的一代雄主，他對於意識形態從來是“拿來主義”，什麼有用有什麼，說“獨尊”未免言過其實。
董仲舒的貢獻，就是把儒家形而上的宇宙觀，與形而下的政治理念聯絡了起來，發明了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為皇帝的統治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在這個階段，儒家思想當然是積極的：第一，它並不僅僅是為皇帝提供了合法性，更為“大一統”提供了合法性。事實證明，秦始皇搞得那一套——用超級精密的技術官僚系統和麵面俱到的律法——來維繫大一統王朝，還是太超前了，生產力達不到。除了“硬體設施”，還必須要“軟體設施”，於是董仲舒搞了一套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法性。
第二，漢武帝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人類基本把該探索的地方探索完了，用即時戰略遊戲的話來講就是“地圖開全了”，於是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在40毫米等降水量線上相遇了，所以註定會發生由生存危機、地圖邊界引發的戰爭。
漢武帝的偉大在於，他領導了第一次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總決戰，而且打贏了這一場總決戰，為農耕文明穩定了數百年左右的黃金髮展期，更為後世定下了基調，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農耕文明被稱為“漢族”的原因。所以董仲舒為這一場總決戰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這必然是積極意義。
都說漢武帝時代百姓苦，那試想一下如果這一場總決戰打輸了，匈奴騎兵天天南下打草谷，人口都被掠為奴隸，黃河流域成為戰爭前線，那這就不苦了嗎？甚至整個歷史走向都會發生變動，農耕文明再次產生偉大的向心力恐怕要推後數百年。
第三個進步階段：韓愈的“道統”。
董仲舒為皇帝體制提供了意識形態合法性——即“法統”，但隨著歷史發展出現了一個問題：皇帝的權力過大了怎麼辦？
經過了貴族地主階級時代、士族地主階級時代，從隋唐開始歷史逐漸進入了最為穩定的庶族地主階級時代，那麼逐漸掌握國家真實權力的庶族地主階級（主要是文官集團），也迫切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支撐。
於是韓愈提出了與“法統”相併行的“道統”——這個道統指的是“聖人的思想”，儒家的聖人就是堯、舜、禹、周公、孔、孟。我們文官士大夫集團，不光要輔佐皇帝做好“天人合一”，也要依循儒家的“道統”行事。
從此，文官集團與皇權共享了意識形態合法性。
即便到了道統階段儒家思想的存在也依然是積極的，首先皇權就是需要限制，一個寄希望於基因遺傳的不確定性的首腦，確實不如經過層層考試選拔上來的文官集團靠譜——當然文官集團做大之後也有文官集團的腐朽，但這是另一碼事了。
同時我們也要考察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唐儒們重提儒家思想、重提聖人先師們的教誨，是在佛教思想廣泛傳入中華大地這一關鍵節點上。南北朝時期，佛教不但成為了普通人民的精神寄託，更進入廟堂誕生了幾位“信佛皇帝”。
毫無疑問，佛教教導信眾安於現狀、今生行善、寄託來世的理念，很好的消磨了底層人民抵抗意志，是有利於統治階級的；但是，僧尼不事生產、不交稅，還進行意識形態入侵，儼然成為了封建王朝的一塊毒瘤。於是統治階級對於佛教思想是非常搖擺的，平時對於佛教的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過於坐大的時候就進行“滅佛運動”。
而此時還處於積極形態、尚有作為的文官士大夫集團，成為了反對宗教入侵的先鋒隊，韓愈此時重提“聖人先師”的道統，就是為中華民族自兩晉南北朝亂世之後重拾“文化自信”，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韓愈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之一就是《諫迎佛骨表》，這篇文章寫得氣勢恢宏：
當從皇帝到貴族，從高官到百姓，都對著從印度傳來的所謂的“佛祖舍利”頂禮膜拜時，只有韓愈大聲疾呼——這是髒東西啊（朽穢之物），快丟掉！
信奉佛教的唐憲宗一怒之下要處死韓愈，後來經由大臣們勸說，唐憲宗畢竟也是一個明君，從死刑改為流放潮州，於是就留下了那篇現在還寫入我們中學課本的經典詩作：
事實證明，任何宗教化的國家都沒有好下場，基督教在歐洲的傳播，開啟了“黑暗的中世紀”，啟蒙運動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為世俗國家與教會集團進行切割提供理論基礎——即“理性”思想。那時候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為什麼特別推崇中國呢？因為建立擺脫教會統治的世俗國家、自由城邦，是中世紀歐洲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的最高夢想。
伏爾泰看中國歷史都饞哭了，他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廣闊、最美麗、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國家。”“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如果說哪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
伏爾泰的小說中，很多都體現了諸子百家的思想：比如許多小說都倡導“仁者愛人”，在小說《查狄格》中更是直接照搬了《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他還根據元曲《趙氏孤兒》，寫出了劇本《中國孤兒》……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孟德斯鳩這樣誇讚中國：“他們帝國的政體實際上是最好的，他們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行省的長官在離任時不能贏得他百姓的稱讚時，就要受懲罰的國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獎勵美德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能使入侵者採用他們法律的國家……”
為什麼啟蒙運動領袖人物如此誇讚古代中國，甚至都到了有點“跪舔”“失真”的地步了呢？一方面因為他們要“借東諷西”，攻擊落後的西方封建國家和腐朽的教會。另一方面，古代中國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而這些文化中具有著鮮明的理性主義色彩，所以被啟蒙運動的領袖們推崇備至。
首先很重要的一點，中國人不信教——子不語怪力亂神。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精氣神里就包含了一種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精神。看看我們的神話和傳說故事：盤古開天，夸父逐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每一個都是戰天鬥地、自強不息。相比於西方神話人匍匐於神的怒火、畏縮於自然災害面前，中國神話傳說故事可以說是獨樹一幟了，這也體現著我們與眾不同的民族精神。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世俗國家，這離不開從孔孟到韓文公一代又一代聖賢的思想光輝。我們講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並不僅僅講他的文筆，更有他高貴的思想性於其中。
同樣，與韓愈同時期的好友柳宗元也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比韓愈更先進、更唯物、更左翼。柳宗元是屬於法家，當年跟韓愈打了不少嘴仗，以後人的視角來看韓愈屬於被碾壓了。這正好又要回到本文“儒法大辯論”的主題中了，後文中會詳細分析柳宗元的思想。
不過在講法家之前，還有儒家“三個保守階段”沒有講完，我們首先要看儒家的保守化、落後化，以及從清朝就開始的反動化，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那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意義。
（三）封建社會保守化趨勢
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經歷了千餘年的發展沿革，已經遠遠不是“儒家”本身了，而是整合了中華文明眾多優秀思想成果——在宇宙觀、世界觀上吸收了名家、陰陽家的思想，在政治實踐上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在個人修身上吸收了道家、佛家（注意在中國文化的同化下，“佛教”已經轉變為了“佛家”）思想。所以說既然要思想解放運動，必須要先從儒家“辯”起，這是總體性的。
正如上文所總結的，儒家思想（或者說整個封建社會的總體思想），經歷了三個進步階段和三個保守階段，這三個保守階段分別是：第一，南宋理學思想的興起；第二，明末東林黨的崛起，和對心學的打壓；第三，清代的萬馬齊喑時代。
這其中第一個階段尚可以用“保守化”來形容，第二個階段就已經是“腐朽和墮落”了，等到了清朝尤其是晚清，就必須使用“反動”這個詞了，但凡換一個都是避重就輕。這也是為什麼1919我們要以一個慘烈的決絕，全面擱置了我們五千年的歷史，才能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因為舊思想已經“反動”到沒有出路了。
我們還可以看出：以盛唐為分界線，之前的儒家思想都是起到積極作用為主的；而唐朝之後，尤其是宋、明、清，儒家思想就開始變得保守、消極、墮落、反動。這與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脈絡是相一致的：以盛唐為分界線，前面是封建時代的上升與擴張期，後面是封建時代的落後與保守期。
這就是那個顛簸不破的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在明朝中後期，因為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出現、發展，產生了新的進步思想：心學思想。
上文中說過，學界的說法是孟子是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義”，荀子是儒家思想中的“現實主義”——這是思想層面的考量。而從政治立場來說，我認為可以這樣分辨——孟子和荀子是儒家中的左翼，孔子是儒家中的右翼。
因為孔子的政治立場是保守化的、講究復古的，認為人類最美好的時代是堯舜禹和周公的時期，所以我們要恢復奴隸主時代的“禮制”。而孟子和荀子則是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覺得可拉倒吧，都TM到戰國了，夢裡的大周早被打爛了，咱們得向前看，構築一個新的政治體系。
後文會分析，荀子的思想衍生出了法家的傳承；而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儒家思想也逐漸剝離了孟子的先進觀念，比如孟子主張只要君主不仁，那麼人人都可以“弒君”，這是為天下除害，後來可沒人敢這麼提了。
但是等到了朱熹理學時代，“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成為了不可置疑的真理，孟子的思想逐漸被剝離了儒家思想發展脈絡。
朱熹注的《四書》——而不是《四書》本身，成為了封建王朝的指定考試書目，這就是儒家的右翼終於掌握了意識形態的最終解釋權，孟子成為了立在罌粟田上的李師父。
但是孟子這一脈的傳承從未斷絕，發展到明朝中期產出了最大的成就：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孟子-程顥-陸九淵-王陽明”這一脈重新成為了一個進步主義的傳承，但也是整個中國傳統文明最後的絕唱——這在後文中會詳細分析，心學被明末的保守勢力聯合打壓，而滿清入關徹底斬斷了進步主義的可能性，從此“傳統文化”只剩下腐朽、墮落與反動。下面我們來詳細看一看這三個保守階段。
第一個保守階段：理學思想成為統治意識形態。
因為韓愈提出了“道統”思想，言必稱“聖人先師”，所以隨著時代的演變，很多泥古不化的老頑固被稱為“道學家”；而程頤朱熹的理學思想提出了更加保守的“三綱五常”，信奉者則被稱為“理學家”。在慣用的語境中“道學家”和“理學家”會混為一談，這從群體特徵來說問題不大，但是我們不能把韓愈的思想和朱熹的思想混為一談。
正如上文所述，韓愈的思想在那個歷史環境下，毫無疑問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而朱熹的思想消極意義更多一些——主要是為廢物不堪的南宋小朝廷尋找新的合法性——如漢唐一般開疆擴土、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合法性註定找不到了，那就從“形而上”的理論去尋找吧，從“理”和“氣”中找抽象概念吧。這個概念找得確實挺成功，為偏安一隅的割據政權提供了充足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所以說必須要把韓愈和朱熹區分來看，拋開個人品德和文學水平，以歷史意義的維度來評價，韓愈的思想也是積極的、進步的，朱熹的思想則是消極的、反動的。我看包括學術界在內，絕大多數人要麼一吹就吹兩個，要麼一貶就全都貶（當然學術界普遍比較落後，沒有幾個敢說朱熹壞話的，貶多來自於網友討論），這都是不能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問題。
理學把“三綱五常”上升到了“天理”的級別：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都和季節有春夏秋冬一樣，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這其實是在為已經走下坡路的、越來越腐朽墮落的封建王朝和地主士大夫統治提供意識形態層面的合法性。
正如上文所述，秦始皇的合法性來自於橫掃六國大一統，漢武帝的合法性來源於正面幹翻了遊牧民族的第一個大帝國，唐太宗的合法性來源於頡利可汗在長安跳民族舞蹈。大宋、尤其是南宋，什麼都沒有，難道要提風波亭和驢車漂移嗎？或者“臣構言”？
所以就必須要搞這種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曾經最反對宗教的儒學，也開始用宗教性的不容置疑——天理——來為自己裝點門面了。從理學開始，“儒學”變成了“儒教”，宗教化正是儒家思想走向保守、腐朽甚至反動的關鍵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