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回到韓愈”是我們這代學人的自覺選擇

如何讀懂韓愈？韓愈在中國文明史上有什麼樣的地位和意義？如何理解唐朝的思想貢獻與精神文化成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寧，長期從事唐宋詩文研究，她的著作《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從韓愈詩文進入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透過詩文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精神進行體會，對中國文化的大傳統有一個具有整體性意義的重新理解和闡發”。（江湄語）

劉寧指出，“韓愈創作‘古文’，所追求的並非‘成一家之言’，而是‘擬聖’……從中唐到五四運動，綿延千載的古文傳統，雖然藝術上變態百出，但其靈魂所寄，始終是‘擬聖精神’”。而“擬聖”就是“聖人”，在關鍵的歷史時刻以自己全幅人格的展開，呈現、創造並規定中國文明之理想價值的人，是開創歷史而使歷史延續下去的文化英雄。從中國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每到大變化和大危機的時刻，我們都要回到韓愈，或者說呼喚韓愈，呼喚中國的文化英雄” 。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江湄教授為《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撰寫的書評。江湄教授認為劉寧其書不僅是從文學史角度，而且是從思想史角度，重新確立、闡發了韓愈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一種“創立者”的地位和意義。

回到韓愈，而非“製造”韓愈

文丨江湄

江湄，歷史學博士，現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史學史、思想史和史學理論的教學研究工作。著有《創造“傳統”：梁啟超、章太炎、胡適與中國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何處是“中州”？：十到十三世紀的歷史與觀念變局》，《新時期中國史學思潮》（合著）、《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下卷（合著），《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合譯）等。新著《何處是“中州”？》2025年將由三聯書店出版。

劉寧從士大夫文學的主流即詩文進入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透過詩文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精神進行體會，對中國文化的大傳統有一個具有整體性意義的重新理解和闡發。這是她一直以來學術工作的努力方向，也是這部《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之一大價值。

從比較文明的視野來看，西方文化的大傳統在於哲學、科學與宗教，而中國文化的大傳統是經史、文史、義理之學。自晚清以來，中國文化開始現代轉型，遂以哲學為軸線重構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中國已經進入現代文化環境之中，在哲學上講中國文化，講出中國文化的哲學，就是講出中國文化的普適性，這當然非常重要。但問題是，我們往往受到西方哲學觀念的限制，同時受到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之分科的限制，無法真正進入自身的傳統，無法真正把握中國文化大傳統的核心精神和價值關切。

《歷代古人像贊》載韓愈畫像

劉寧其書的研究物件當然是韓愈文學，但她並不是僅僅從文學史角度，而是從思想史角度，重新確立、闡發了韓愈在中國文明史上具有一種“創立者”的地位和意義，即所謂“百代之中”。

從哲學史上說，韓愈當然是宋明理學的思想先驅，他首先發明“道統”，這是理學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對於宋代以後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科舉士大夫而言，有了“道統”，就能把文化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不用自己打天下，反正打了天下的皇帝都得聽讀書人用“道統”加以指導，文化領導權居於政治領導權之上。

但是，後來宋代理學家講道統的時候卻把韓愈從道統中排除出去了，從學術上講原因，當然是韓愈的義理不夠精微。所以，如果從哲學史角度來看，韓愈的重要性僅僅在於他是宋明理學的先驅人物。但是，從中國思想史進而從中國文明史的角度來看，韓愈卻不僅僅是一個首倡者，註定被後來者超越，而是後來思想、文化的發展必須不斷回到韓愈再出發，也就是說，韓愈在整個中國文明史上有一種“創立者”的地位和意義。

南宋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現藏國家圖書館

理解這一點，需要我們重新拉出一條思想史線索，不是從中唐儒道復興運動到宋明理學，而是從中唐到宋、金、元的儒學發展——把“北朝”的儒學包括進來，在後者也是更大的脈絡中就能把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

韓愈《原道》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韓愈所說的“道”覆蓋了精神價值層面、文化經典層面、社會政治規範和生產生活方式，是一箇中國文明傳統的整全結構，而且是在歷史中動態發展的。正如劉寧所論，韓愈“道統”說是中國文明之自我意識的樹立，是“中國”的自覺。而且她強調指出，在這個整全結構中，精神價值層面的“道”和全部政教體系規範即“斯文”之間是有張力的，但又不能分開。

韓愈的“道統”可以說是一種“大道統”觀，這一“大道統”把聖人之道即仁義道德貫穿於全部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中，又由全部的歷史文化傳統體現出來，又是世世代代發展延續的，有著歷史文化世界的豐富性、具體性和時間性，韓愈所說“道統”就是時間中綿延永續的中國歷史—文化世界。到了宋代，程朱把“道統”精微化、形上化、抽象化為聖人“心性”相傳，當然也窄化了“道統”。但是，對於唐朝以後中國文明的發展來說，韓愈的“大道統”觀實在是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僅僅從哲學史上是看不出來的。

十三世紀初蒙古發動滅金戰爭，當時的蒙古人還不講中國文化，而金朝已經轉變為中國王朝，女真、契丹人都已經是中國之人，金朝亡國是一場大浩劫，北方的中國文化傳統面臨危亡。這時，金朝儒士精英已經接受了南宋傳來的理學，但是，他們卻不接受朱熹講的那種聖人“心性”單傳的道統，而是要堅決回到韓愈，講韓愈的“大道統”，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合“文派”“道統”於一。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哲學上不行，而更是一種自覺的選擇。

當時的歷史處境要求他們必須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族士人，共同擔負中國文化存亡續絕的使命，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要在種族迭興的易代之際保全中國文明傳統的整全結構。

金元之際的郝經就批評宋儒標榜“心性”單傳的道統，製造士人群體的分歧和爭執，導致宋朝因黨爭而亡國：“論說蜂起，黨與交攻，投竄貶斥，竟成宣、政之亂。”（《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劉寧指出，在韓愈看來，就精神層面的“道”之傳承而言，就連荀子、揚雄都不夠純粹，但就整個“斯文”傳統來說，則廣大豐富，可以包羅多種思想脈絡。

在《送孟東野序》中，韓愈就把三代到兩漢的儒家聖賢、諸子百家、文人才士全部列出來，構成了一個多元的“善鳴者”譜系。從趙秉文、元好問到郝經，金元之際北方儒士專門針對宋儒道統論，把凡有功於中國文化存續的作者全都列於“道統”，繼承的正是韓愈建立的“善鳴者”譜系。

包弼德認為，中唐至北宋的古文運動，一方面要在價值觀層面確立權威，“獲得統一的價值標準和思考模式”，另一方面則主張“對價值觀做獨立探求”，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構成唐宋思想演變的核心問題（《斯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169頁）。那麼，對於金元之際的北方儒士來說，在這種張力關係中，他們顯然更注重前者。許衡被尊為元代儒宗，成為道統在元代的繼承者，但他講理學注重朱子“小學”，強調從灑掃應對、行禮如儀做起的道德實踐，不主張研究“性與天道”的哲學問題。金元儒學在哲學思想上沒有什麼推進，在哲學史上沒有太高地位，但從中國文明連續發展的立場來看，其意義卻不可低估，其大用在於使士人階級團結起來，共同擔負儲存並重建中國文明整全結構即“中國”的歷史任務。既要立其本，又要成全體，既要盡其微，又要致廣大，韓愈首創的“道統”與“文統”合一而又有一定張力的“大道統”觀，對於中國文明的傳承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劉寧和我是同一世代的學人，於80年代中後期讀大學，正趕上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學界展開了自晚清以來第三輪文化“古今中西之爭”，中國在現代化程序中是否應該並能夠使自身的文化傳統獲得連續性發展，成為學界共同關心的一大問題。

當我們這一代學人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走上學術崗位時，懷抱著的是比成為一個專家更大的抱負和追求，那就是以中國文化傳統之繼承者的主體意識，真正進入古人的精神思想世界，並進行創造性闡釋，在新的時代繼承並創造“傳統”。

對我們來說，研讀文獻其實是與古人進行深入的對話和交流，身為學者意味著使自己成為古今溝通的橋樑。我們想做的學術工作，包含了我們對自身與時代之關係的體認，包含了對自身生命意義的一種自覺和選擇。這就決定了我們面對自己的研究物件即中國傳統文化時，並不是採取一種“整理國故”式的實證主義態度，而是希望把具有深刻情感的文化主體意識和客觀求實的科學精神加以“對抗性融合”。同樣，這也決定了我們對待自己的傳統，不會採取現在學界流行的後現代解構主義態度，這其實會讓我們在年輕人眼裡很out。按照當今學術時尚的眼光，劉寧不應該去寫“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不應該去講韓愈在中國文明史上應該有什麼樣的地位和意義，而應該去問，這樣的韓愈形象是怎麼被建構和書寫出來的，書名應該叫作《製造韓愈》，而且，劉寧這部著作本身就得成為解構的物件。劉寧的工作多少顯得不合時宜，但其意義也正在於“不合時宜”。

的確，劉寧關心的不會是怎麼“製造韓愈”，她關心的只能是“回到韓愈”。韓愈是什麼人？是“擬聖”之人，“擬聖”就是“聖人”，在關鍵的歷史時刻以自己全幅人格的展開，呈現、創造並規定中國文明之理想價值的人，是開創歷史而使歷史延續下去的文化英雄。中國歷史每到大變化和大危機的時刻，我們都要回到韓愈，或者說呼喚韓愈，呼喚中國的文化英雄。抗戰全面爆發前夕，錢穆寫《國史大綱》，說范仲淹在寺院裡過著“斷齏畫粥”的生活，但內心深處卻有一股來自悠遠傳統的偉大力量被喚醒了，“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天下的重任。”（《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558頁）

讀劉寧其書，最打動我的，其實是她透過韓愈的文辭呈現出來的韓愈其人，這是一個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完整的生命情感狀態，“情理兼備、血肉豐滿、生氣淋漓”。近代以來的學者常說中國文化是一種“人文理性”或“實用理性”或“歷史理性”的文化，到底該怎樣理解中國文化的這個“理性”特質呢？我想，就是應該訴諸一個人的全部的生命情感，那是情理合一、身心合一也是天人合一之理。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和書寫以人物為中心，古代史學家往往把“人物”當作一代文化的最高成就，元好問在《楊雲翼神道碑銘》中講金朝文化的輝煌，就是羅列一系列傑出人物。劉寧這部書寫出了唐朝文化的一個最高成就，那就是韓愈這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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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詳細討論了韓愈追求擬聖、追尋定名、講求開放師道、推重天性忠誠等思想特質與其古文成體之功的深層關聯，分析了其語言創新所體現的激進追求與超越力量，同時深入探究了韓愈對“文道觀”的全新建構。這些觀點不僅激活了韓愈的思想能量，也光大了唐代在中國的精神傳統和思想史上的啟示性地位，並對“唐宋變革說”提出了新的回應和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