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訊息，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先生，於今日（2025年3月14日）逝世，享年95歲。
劉鴻儒是諸多金融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參與者和領導者之一，其身影遍及中央銀行、商業銀行、證券市場等多個重要的金融改革領域，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有著“中國金融改革之父”之譽；
劉鴻儒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金融教育家，被尊為“中國金融教育之父”。由他創辦的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現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是中國金融教育領域的重要機構，培養了大批金融機構的骨幹人才，在早期金融界素有“黃埔軍校”的美稱。
劉鴻儒1930年生於吉林省榆樹縣，12歲被迫到日本勞工營做電焊學徒工；15歲重新回到中學學習，1947年被選入哈爾濱東北行政學院（後改名為東北人民大學，現為吉林大學）從事教學輔導和行政管理工作；1951年到人民大學研修，一邊跟蘇聯專家學習銀行專業課程，一邊擔任助教工作，並因此與金融結緣。
人大研究生進修結束後，劉鴻儒返回東北人民大學擔任經濟系副主任，講授貨幣銀行學等金融學課程。1955年，他又前往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念研究生，在那裡認識了夫人王志玲，並作為莫斯科大學留學生黨支部書記見到了毛主席。
去莫斯科留學的路上，劉鴻儒是整列車的大隊長。為增加學生的飲食營養，在北京上車時，每節車廂都額外配送了10大筐蘋果，各個小隊長每餐負責把蘋果分發給同學們。火車上沒有冷藏室，一路上蘋果爛掉了不少。其中的一個現象引起劉鴻儒的思考：有的小隊長捨不得扔掉就先把爛蘋果挑出來削一削髮給大家吃，而有的小隊長則直接把爛蘋果挑出來放一邊，先把好蘋果發給大家吃。
“結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爛蘋果，後者卻一直吃好蘋果，最後才吃爛的。我從此得出一個選蘋果的經濟學道理：不能等，要不然全都爛了。”30多年後，劉鴻儒把這個思考用到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上——“搞股份制改革、上市就跟選蘋果一樣，不要讓蘋果全都爛了，要分別對待，好的優先處理。”
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回國後，劉鴻儒先是進入人民銀行工作。此後，他先後出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兼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主管農村金融改革；出任人民銀行任副行長，分管金融體制改革工作。推動農業銀行的恢復並在其他國家商業銀行的成立中發揮作用，貢獻力量。1982年初，人民銀行成立了“銀行機構改革小組”，劉鴻儒又擔任小組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見，負責中央銀行的方案設計。
1988年至1992年，劉鴻儒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具體分管財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試點，他把精力主要放在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上面，決心把這項工作做好。
中國股市拉開序幕、進入集中統一規範發行和交易時代的標誌是，1990年年底和1991年年初，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但其實在這之前，中國股權融資伴隨著股份制的實踐已慢慢地在經濟發展的土壤中潛滋暗長，自發、分散地交易著，同時一些矛盾和不規範也相隨相生。
關於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和中國第一張股票有多個版本，這背後的故事也體現了探索中國股份制改革走過的曲折之路。
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發行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飛樂電聲總廠成立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小飛樂），面向社會公開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
不過，這都是單向的發行，真正有買有賣的證券交易是在1986年8月，瀋陽信託投資公司開辦了視窗交易，一個視窗買賣股票，一個視窗買賣債券。
後來，上海工商銀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區辦事處也有了櫃檯交易，交易價格都是寫在小黑板上。劉鴻儒說，他參觀後看到交易量很小，但覺得意義重大，“這些新鮮玩意兒”在當時轟動一時，一些海內外媒體驚呼“中國出現二級市場了”。
1986年11月，人民銀行與美國證券界人士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研討中國證券、金融市場發展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接見了會議代表，接受了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範爾霖帶來的兩件禮物——美國證交所的證券樣本和微章，並回贈給他一張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這一舉動引起了國內外新聞輿論的極大興趣。日本一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他們靈敏地從中覺察出：中國企業行將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國經濟終將走向市場化。
劉鴻儒在接受訪問時回憶說，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他剛開始找的是天橋商場發行的股票，拿過來一看發現是定期的，既有分紅又有利息，不規範，於是他就聯絡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拿來“小飛樂”的股票，送給了美國客人。後來，這張股票作為中國第一隻股票在美國證交所展出。
在此之後，中國的股份制開始加速前進：1985年銀根緊縮，國務院發文明示“企業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籌集資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真正明確提出股份制改造；1988年大中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開始試點，同時，各地證券公司開始經營國債、企業債券和股票，“中國一代證券人”由此成長。
但由於自發交易的一些不規範，一些隱患和問題也伴隨產生。
1990年春，深圳經濟特區3個交易場所突然火爆起來，“買到股票就等於發財”的觀念在人群中間甚囂塵上，搶購“熱潮”高燒不退。“雖然上市交易的只有深發展等5家小企業的股票，但交易視窗前的馬路上全是人，大有全國的資金在向深圳聚攏之勢。”與此同時，上海也跟著不理性地“熱”起來。
劉鴻儒回憶，這些情況引起了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並決定介入管理。受國務院委託，時任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以調查組組長的身份對此進行了3次深入的調查，並協助兩地政府規範股票市場。
就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反對意見開始湧現，並明確提出要取消股改及股票交易試點。他們認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場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產物，中國搞社會主義不能走那條路”。剛剛萌芽的證券市場面臨著被剔除的危險。
關鍵時刻，劉鴻儒的態度是明確的，中國需要繼續推進這些改革，並利用一切機會為股票市場正名。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區10週年大慶，最高領導人在深圳瞭解了股票市場的情況後，於返京途中和劉鴻儒在飛機上聊了兩個多小時，把“大家擔心的問題都問了”。比如，股票市場的錢從哪來？股價為何這麼高？股票漲價以後，誰賺誰虧？共產黨員買股票怎麼辦？
劉鴻儒據實回答，並且坦率地闡述了自己觀點：“股票市場試點不能撤銷，改革不能後退，否則在國內外影響太大。因為沒有經驗，可能會走彎路，但不能稍有問題就帶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則誰還敢搞實驗？”
劉鴻儒還以一名老共產黨的名義作出保證：“請您相信，我們不會搞私有化，社會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會改變。”
最後股市繼續試點，但暫限於深、滬兩個城市。在定下股票市場繼續進行試點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也誕生了，從此股市結束了各自為政、分散交易的時代。
劉鴻儒說，“保留這片改革成果，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而他竭盡為之力爭則是為了要“探索出一條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資本市場的道路”。
雖然股市保留下來了，但大家的認識並沒有完全統一，依然時不時就有人以擔心“社會主義事業就此斷送”為名建議取消股市。
劉鴻儒心裡也忐忑不安，“我們是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搞資本市場試驗的，搞不好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直到鄧小平南巡談話傳過來，明確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場並不只是姓“資”，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試驗，但要謹慎，中國資本市場才得以曙光重現。
1992年2月，劉鴻儒在中南海懷仁堂聽了傳達的小平談話精神後，“心中一塊石頭才落地，感覺到氣氛也不那麼緊張了，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去做了。”
當時很多人問社會主義發展資本市場的根據是什麼，劉鴻儒特意在《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找到了“最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馬克思1858年4月3日寫給思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說，股份資本是導向共產主義的“是完善的形式”。1992年小平南巡談話發表後，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引用了這句話。
這年年初，體改委和國務院生產辦在深圳聯合召開了一個股份制座談會，會後向國務院做了彙報，時任副總理主要提出“股份制試驗也要規範，不要搞亂了”。在此精神下，劉鴻儒帶領體改委多次開展調研，交流經驗，出面組織有關部門出臺了有關工商註冊、財政管理、會計制度等方面的13個法規。
在這些法規中，其中一項法規中明確規定，凡是實行股份制的國有企業及其股本構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門審批。上市公司公有股佔60%左右，40%是市場流通，並因此留下了“股權分置”這一歷史“包袱”，在此後為人詬病。
有的年輕人指責國有股不流通的設計不對，是對歷史背景缺乏瞭解。“在股票市場生死存亡的關頭，為消除人們私有化疑慮，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只能用機械的國有控股比例來解決。”對這個妥協的結果，劉鴻儒說，他自己也曾感到因此感到遺憾，但改革就是這樣，讓改革能繼續比讓改革終止總是要好。
對於這一國有股流通的難題，2005年中國證監會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並經過幾年努力，完成改革，也把整個資本市場都“盤”活了。
13個法規的出臺使股份制進一步推進，新一輪股票熱襲捲而來。
1992年8月，深圳發行新股認購抽籤表吸引了來自全國的幾十萬名“搶購大軍”，“僧多粥少”加上工作人員私分認購證引發了許多人的不滿，有的群眾情緒激動圍攻市政府，引起中外關注，發生“8·10”事件。
時任副總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國務院緊急決定要建立監管機構，同時建議請劉鴻儒“出山”來領導這個機構。多次談話後，儘管從內心認為這是一個可能不討好的工作，並且倍感壓力，但從大局出發，劉鴻儒還是欣然服從了組織安排。
1992年10月，國務院正式確定成立了由副總理親自出任主任、十三個部委參加的證券委，下設證監會，負責日常監管和決策執行。劉鴻儒擔任證券委副主任、並正式出任中國證監會第一任主席，因此成為被推到風尖浪口的熱點人物。
回憶那一段時光，劉鴻儒坦言，自己幾乎是每日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股市猛跌，下邊有怨氣；股市猛漲，上面有意見，怕出風險；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見，說這個市場沒有價值”。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監管體制開始形成。不過，“開山始祖”不那麼好當，創立之初“家徒四壁”，在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還要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劉鴻儒迎難前行，並經常鼓勵證監會的員工“不要害怕各種責難，要有為事業奮鬥的精神，嚴格依法監管，勇於開創局面”。
他租了保利大廈的兩層樓作為辦公室，除了請國內有關部門調配專業人員外，還聘請了不少曾在海外留學及華爾街“打磨”過的人。指導思想是“專家為主、廉政為本”。
為儘快建立規範健康的市場，劉鴻儒還多次帶人去海外訪問學習，反覆與專家、學者以及海外的朋友座談，然後“現學現賣”。在仔細比較了美國、英國和香港三種市場監管模式的異同後，經反覆研究後，他們決定參照運用“香港模式”來建立和引導中國股市的發展。
最終，國務院聽取各方面意見後確定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四層監管體系。第一層是社會監管體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機構發揮的作用，包括註冊會計師、律師等對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說明書、財務報告等進行稽核、簽證，承擔法律責任；第二層是證券交易所和證券經營機構組織的證券業協會，屬於自律性監管體系。第三層就是證監會帶有準政府性質，主席和委員由國務院任命；第四個層次是政府管理機構，由國務院證券委員會來統一協調股票、債券和國債的有關政策，負責宏觀管理和指導、監督證監會的工作。
為借鑑國外防範風險的經驗和教訓，1993年初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全國性證券會議。劉鴻儒做了上任後的首次正式報告，主題就是股票市場的風險與管理。他系統地介紹了從1929年至1933年全球經濟大危機以來發生的股災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中國發展資本市場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原則。
他說，有股市就有風險，想徹底剷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場發展就是一個風險不斷出現不斷治理的過程，一定要立法，嚴格執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一定要發展機構投資者；一定要不斷地規範市場運作。
“上市公司的質量是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基石”這個觀點，後來被人上升為“基石論”，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導股市發展的基礎之一。
劉鴻儒說，這個工作報告由他親自起草撰寫，是他工作幾十年來花費心血、氣力最多的一個。後來，該報告被《人民日報》用整版刊登。
開荒的工作煩瑣而沉重，制訂資本市場的執行框架、遊戲規則是重中之重。在證監會成立前，中國的證券市場只有上海和深圳的地方政府頒佈了一些法規，難以適應全國的需要。劉鴻儒在任期間，先後推出《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和《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與此同時，他們相應地搞了幾十個配套的法規，讓市場初步可以依照一個統一的準則來執行和監管。
這些法規，在以後的若干年內，為證券市場的規範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發展資本市場，劉鴻儒還和他的同事們進行了一系列開天闢地的工作。B股市場、H股、期貨市場、國企海外上市，一個又一個創意方案在他們手中成為現實。
1990年，我國開始研究利用國內股票市場吸引外資的辦法。中國建立證監會之初，德國賓士汽車公司和香港東亞銀行希望在A股市場上市，“因我國股票市場剛剛建立，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沒有辦成”。為儘量彌補這個缺陷，劉鴻儒說設計出A股和B股的辦法，用明確的“三八線”嚴格劃開，只允許境外投資者用外匯買賣，但是市場不活躍，利用外資效果不大。
在研究B股之後，香港有關方面提出關於國有企業改組後到香港上市的問題。
1991年12月，劉鴻儒受國務院委託率考察組在香港考察後認為，雖然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利弊兼有，但利大弊小，應當積極而又審慎地進行。
1992年4月下旬，當時的香港聯交所主席李業廣率團到北京訪問。朱副總理接見，李業廣又提出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的問題，朱副總理當機立斷表示：選擇10家左右國有企業到香港上市，並同意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負責此項工作。內地方面由劉鴻儒牽頭，香港方面由李業廣先生牽頭。
經過一年的討論和準備工作，解決了法律、會計、外匯、上市方式等問題，1993年6月29日，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香港發售股票並上市，開創了中國企業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劉鴻儒還一直呼籲開放機構投資者入市，大力發展專業的證券投資基金。
1990年，他在上海就曾和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朱鎔基同志探討過基金的有關問題。當時股票風險很大，老百姓承受不了，倆人在一起商量如何減輕老百姓承擔的炒股風險時，想到了基金這種投資工具。1991年，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基金的專訪，為了通俗易懂，他將基金比作“投資合作社”，社長代社員們投資，實現風險分散、收益共享。
1992年成立中國證監會後，他仍努力推動這件事。1994年，上海和深圳股市長時間低迷，為了增強信心，借鑑臺灣地區的經驗試辦中外合資的投資基金，草擬的方案上報後，得到國務院領導的初步肯定，但是遭到了一部分人反對，個別人甚至在不瞭解方案的全部內部情況下，指責這是賣國主義的行為，加上當時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動盪，後來該項建議無疾而終。
但劉鴻儒的努力依然沒有終止，並在1997年底取得重要突破。當年，《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頒佈，中國的基金業開始了全新的發展歷程。
直至今日，證券投資基金已成為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劉鴻儒始終強調讓市場發揮主導主動作用。其中一個典型的思想是，他一直堅持，證監會不能干涉股票發行價格，而應由市場自行決定。
劉鴻儒曾兩次陪同領導到上海調研股市。第一次去時，正逢股價大漲，有人反映發行價定低了，國有企業損失而二級市場賺錢了。領導問劉鴻儒怎麼看，劉鴻儒說這是市場供求雙方定的，證監會不能直接管；第二次去碰上股價猛跌，有的甚至跌破發行價，有人反映股價定高了，老百姓吃了大虧。但劉鴻儒說這還是市場定的，由投資人選擇股票，自己承擔風險。政府不能包賺，也不能補虧。政府的責任是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從而保護投資者利益，保護市場健康穩定發展，而不是直接制定價格、審批價格。
劉鴻儒強調，對證券市場，政府要改變當“婆婆”的習慣，政府伸出的“手”應適可而止。但走市場化的道路，並不那麼容易。
股市發展關係千家萬戶的投資者，初期，股民只習慣漲，不習慣跌，個別股民沒有風險意識，炒股虧錢後便失去冷靜採取不理性的行為。自擔任證監會主席職務以來，劉鴻儒被報紙和電影片頻“曝光”，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的同時，也使他承受了許多難言的壓力。
正在他準備退隱前夕，還爆發了導致國債期貨市場關閉的“三二七”事件。
1995年2月23日下午，上證所327合約空方主力在行情飆升後違規操作，採取大量透支交易的方式打壓價格，造成327合約暴跌，並使當日開倉的多頭全線爆倉。當年5月17日，中國證監會決定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
國債期貨市場以短暫的輝煌換取了一筆昂貴的學費，劉鴻儒說，這個事件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分別各自管理證券市場的弊端。他表示，在中國，引進了國際做法，逐步發展期貨市場，原本是一項重大改革措施，但在程序中出了偏差。到1993年底，各種商品期貨交易所達到40多家，比當時全球的期貨交易所的總量都多。中央有幾個部門和各地政府插手審批管理，從建立證券交易所中得出錯誤訊號，誰先“佔山頭”誰得好處，造成了混亂局面。
政府部門組建的期貨經紀公司300多家，不講規劃，欺詐行為屢屢發生，互相告狀和投資者告狀不斷，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給領導層造成很壞印象，為以後發展自築阻力。
朱鎔基一直力挺資本市場的發展，並曾對外表示：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
完成初期的重要過度併為市場規範化發展的方向和執行框架大好基礎後，劉鴻儒結束了他在證監會的使命。後來，他自己總結說，讓中國證券市場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被確立，再也不用擔心股市要隨時被關閉，這是他最大的成績。
“第一屆的任務就是開荒、修路、鋪軌道，把這些事情做起來，任務就算完成了……其他的，後人來做。”他說。
讓中國資本市場保留下來併為其持續發展奠基，也是劉鴻儒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項工作。除了“開荒鋪路”的基礎性工作以外，他在離休之後仍然積極為股市發展獻言獻策。從1992年起，劉鴻儒先後擔任全國政協八屆和九屆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並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名義上書國務院，提出讓保險資金進入股市的建議，促成了中國保險資金透過證券投資基金進入股市等政策的出臺。他還創辦中國資本市場研究會並擔任會長，長期致力於這個領域的前沿理論研究。
劉鴻儒說，到他離任時，資本市場雖然保留下來並打下不錯的基礎，但“大家對資本市場的地位和作用認識還是沒有統一，總是搖擺不定。”因此，退休後，他依然不斷研究寫文章，呼籲加大對資本市場的重視。
劉鴻儒說，人們一個新事物的認識總是有一個過程。他自己也是如此。上世紀80年代初，他提出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主張；1990年代提出要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擺在平行位置，誰為主由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來確定；後來他深切體會到直接融資特別是資本市場，已經關係到國民經濟的前途命運，進而提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要平行發展、交替執行，成為支援國民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讓他感到很高興的是，如今，對資本市場作用的肯定“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我是在‘開荒’的實踐中走過來的，深知每走一步是多麼艱難，每取得一個進步又是多麼高興，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些創業人員對親自經手的改革成果懷有的一種特殊感情。”劉鴻儒說。
對於曾經歷的壓力和困惑，劉鴻儒一笑而過，“都說改革者沒有好下場，但上了‘車’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輕易‘停車’”。
劉鴻儒總結說，中國資本市場是在爭論中發生，也在爭論中發展、成長和壯大。將來還會有一次次的爭論發生，最終，爭論的最大贏家——還是整個市場。
本文摘編自華商韜略2007年出版《華人金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