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建立的第一人，在很多證券業人士看來，或許劉鴻儒可以算是第二人
口述 | 王波明
整理 |《財經》記者 郭楠
編輯 | 陸玲
2025年3月14日下午，突然得知劉鴻儒去世，我感到震驚和難過。特別遺憾的是，我和他已經多年沒有見面，這兩年我一直有很強烈的想法，想找機會跟他吃頓飯、敘敘舊，沒想到還沒來得及見一面，“劉頭兒”就走了。
我的思緒一下就回到20世紀80年代。當年我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熱潮的影響，我和高西慶、王巍等八位留學生展開討論，是否能在中國也建立資本市場，我們寫了一份建議書，取名為《關於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範化的政策建議》。
1988年6月，我們拿著這份建議書回到了中國，開始遊說各個部門。正在遊說過程中，忽然有一天（7月9日），康華髮展總公司常務副總裁賈虹生說帶我去參加一個會，把我帶到了萬壽賓館。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第一個會，也就是著名的“萬壽賓館會議”。就是在這次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劉鴻儒。
會議由中農信和中創發起，由人民銀行召集，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出席，中國人民銀行綜合計劃司司長宮著銘主持。參加會議的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人民銀行金管司司長金建棟，以及來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國務院辦公廳、經貿部、國家體改委、財政部等部門的同志，會議規格非常高。
“傳達一個最高指示。”宮著銘在會上說，隨即掏出一份《人民日報》，上面是1986年鄧小平接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的訊息，鄧小平對美國客人說：你們美國有個紐約股票交易所，我們中國也可以試試。
接下來，中創總經理張曉彬進行了彙報。我非常驚訝地聽到，他彙報的內容就是關於建立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建議，首先介紹了建立股票交易所的必要性，然後提到選址，他們認為交易所應該選擇金融中心所在地，當時中國四大銀行的總部都位於北京，交易所理應設在北京。
彙報完，開啟了一些討論，參會的人都從各自角度談了他們的看法。許多人援引馬克思的論述，希望透過《資本論》來論證建立資本市場的必要性。我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就介紹了一些關於資本市場的基本情況、證券交易所如何運作。
最後總結的時候，劉鴻儒說：“你們今天談的事情太大了，不僅我做不了主，人民銀行也無權來批，你們還得把討論的內容寫成具體的建議書，直接報黨中央國務院來批。”
會上中農信的領導就坐在我旁邊，賈虹生原本希望我去康華工作，他就跟賈虹生說讓我先別去康華，留下參與撰寫報告。張曉彬自告奮勇，由中創拿出10萬塊錢經費，由中創的徐小勝來進行協調。
報告由張曉彬牽頭來寫，我也參與進去，這時候高西慶也回到國內，我們組織了一些人共同起草了這份報告，最後起名為《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這份檔案後來被業內稱為證券市場最早的“白皮書”。“白皮書”中包括了關於籌建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設想、關於證券管理體制的設想等內容。
目前，20世紀80年代萬壽賓館的照片、這份“白皮書”都展示在上海的中國證券博物館裡，另外還展示了一幅中國證券市場體系圖，包括了證券監管、交易所組織結構以及投資銀行、會計師等市場參與者。
（證券市場工作會議現場）
《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很快傳遞給了中央領導，一個月內，我們就拿到了最高領導的批示，“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聽一次彙報”。
1988年11月9日，我們第一次走進中南海，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出席彙報會的有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姚依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以及各個部委領導，劉鴻儒派了人民銀行金管司司長金建棟出席。
張曉彬彙報了《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中的主要內容，接下來，姚依林、張勁夫及各部委領導做了發言，提出一些問題，我們也一一解答。
姚依林聽完彙報後總結，第一句話是“我覺得現在搞證券交易所時機不成熟”，高西慶後來回憶說聽完這句心一下就涼了，緊接著姚依林說的第二句是“但這個事非搞不行，而且要緊鑼密鼓地搞”，然後張勁夫說，“這個事非常好，我要當個志願兵”。姚依林接著說，這個事情要搞，就要“民間發起、政府支援”。
剩下的問題就是由中央哪個部門來牽頭做這件事？人民銀行強調，當時證券市場主要以債券市場為主，規模不大，而且當時就是由人民銀行監管的，因此理應由人民銀行來牽頭完成。時任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認為，這件事應該由國家體改委來牽頭。最後姚依林一錘定音，“國家體改委比較中立，我看這個事情由國家體改委來牽頭比較合適。”
這次國務院彙報會之後，我們都非常激動，因為拿到了尚方寶劍。如何落實“民間發起”，張曉彬建議找幾家大的信託投資公司和產業公司作為發起單位，共同構建一個機構來推進。
給機構起名字的時候，我們本來想取名為北京股票交易所籌備機構，但是劉鴻儒指示，“籌備北京證券交易所的事情，不要太張揚，要低調，最好是以一個研究型機構的名義來推動”，因此最後起了一個非常長的名字——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由於名字太長，沒人能夠正確記住，後來業內都簡稱為“聯辦”。
1989年3月15日，“聯辦”正式成立，簽字儀式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最終確定九家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創始會員，每家出資50萬元，一共450萬元。大家推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經叔平任“聯辦”第一任理事長，張曉彬任理事會秘書長，宮著銘為總幹事，我是副總幹事。
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劉鴻儒於1989年離開人民銀行，調任國家體改委任副主任。我們“聯辦”需要一個掛靠單位，正好掛靠到體改委，直接在劉鴻儒的領導之下。
1990年，“聯辦”先後參與了上海、深圳兩個交易所的籌備工作，同年推出了STAQ系統（全國證券交易自動報價系統），當年中國證券市場格局變成“兩所一網”。在這期間，劉鴻儒給了我們很多具體的指導。
（上交所開業）
（STAQ系統開通典禮晚宴現場，左起：劉鴻儒、張勁夫、賀光輝）
兩個交易所成立以後，當時可上市的公司發行的股票中，只有發行的部分可以流通，約為上市公司的20%，其餘80%的股份是不能流通的，因為如果全部流通會涉及私有制的問題，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多爭論。當時我們就思考有沒有一種機制能讓80%的股票在保持公有性質的情況下進行流通，因此設計出了法人股，在STAQ系統上掛牌進行交易。這種法人股只能在法人機構之間流通，個人不能參加。
後來，“聯辦”專門向國家體改委彙報了我們的方案，當時體改委的所有領導都參加了。大家提了很多問題，我們也一一作了解答，最後劉鴻儒拍板，法人股的流通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還是很有意義的，可以進行探索。所以體改委專門把法人股流通試點放進了當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綱要》，由國務院正式公佈。
之後，法人股流通試點就開始實施，很多公司的法人股開始在STAQ系統上掛牌，包括玉林柴油機、海南航空等，透過STAQ系統籌資和流通。這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法人股變成制約資本市場發展的問題，直到2004年後才進行了全流通試點，最終解決了上市公司的全流通問題。
（1992年3月16日，陳錦華等部委領導訪問聯辦及STAQ系統控制中心）
1990年，“兩所一網”的證券市場格局已經建立，但監管體制還非常混亂，各管一塊，可謂是“九龍治水”。當時的證券交易所由地方政府來管，體改委負責企業股份制轉制的審批工作，人民銀行負責證券交易。
根據《中國證券市場創辦與管理的設想》，證券交易所建立以後，還需要一箇中央級的證券管理部門，主要職能包括制定證券發行交易的相關政策法規、管理證券的發行與交易、監督證券市場執行、制裁證券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我們認為，銀行和資本市場是金融體系下的兩條線，兩者不應該混在一起，所以我們一直在鼓吹，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證券監管機構。
正好，在1992年6月，在體改委宏觀司司長樓繼偉和李劍閣的安排下，我、高西慶、李青原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彙報有關股票市場的事。我們向國務院領導強烈建議，要成立獨立的證券監管機構。國務院領導詢問，如果要成立獨立的監管機構，誰適合擔任一把手？我們說，眾望所歸，劉鴻儒對證券市場非常熟悉，應該由劉鴻儒作為最佳人選。當時領導也不置可否。
巧合的是，就在這次彙報兩個月之後，發生了深圳“8·10事件”，也就是不透明、不公平發行認股權證，引發了全國各地上百萬人狂熱參與，造成嚴重混亂，出了事故。
緊接著，9月，國務院領導透過體改委來找我、高西慶、李青原談話，說中央領導接受了我們的建議，考慮成立獨立的證券監管機構，希望我們出方案，參與籌建。我們回來後商量出一份關於組建證監會的方案，包括部門設定、領導職位配置以及各部門的職能，透過體改委上交國務院領導。
10月，國務院正式下發檔案，決定設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理順和完善證券市場管理體制。
我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不可思議，6月我們做的彙報，8月深圳出事，9月找我們談話出方案，10月就宣佈進入籌備。幾個月的時間，證監會從無到有，從來沒有一個部委是以這種速度開始籌備。
“聯辦”參與了證監會的籌備過程。體改委找我們談話，要求聯辦不許和證監會搶人，願意去證監會的都可以過去。沒有足夠的資金，在劉鴻儒的協調下，“聯辦”借給證監會200萬元作為籌備經費。證監會最初的辦公地點在東二環保利大廈，也是我們幫忙找的地方。然後證監會開始招兵買馬，海歸人才非常多，國際化程度很高。
對我個人來講，在負責籌備證監會交易部期間，我考慮到，我們回國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建立，不一定自己非得參與到中國資本市場上來。我感覺到，在政府部門工作不太適合我，因為我還是崇尚自由，受不了政府部門的約束。
所以在籌備一個多月後，我專門去找劉鴻儒談了一次話，我跟他說，“我可能不太適合在政府部門工作，希望退出籌備工作、回到民間更適合我發揮。”劉鴻儒聽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後對我說，“讓你來做這個工作確實也難為你了”。
於是，我告別了即將成立的證監會，回到了聯辦，繼續做研究設計工作，推動證券市場的規範化發展。
（1993年聯辦成立四週年，左起：劉鴻儒、王波明）
1995年劉鴻儒退休之後，沒有了繁忙的公務，在“聯辦”的聚會等活動上，大家又能經常見到“劉頭兒”了。退休後，他酷愛打高爾夫，我記得我的第一次高爾夫之旅，就是和劉鴻儒一塊到亞運村的練習場，他教我們打高爾夫，從那開始，我也慢慢喜歡上這個運動。
（2004年聯辦成立十五週年，左起：安志文、劉鴻儒、王波明）
我們回過頭來想，中國資本市場的建立是誰在推動？在上海的中國證券博物館裡有一尊雕像，鄧小平接見紐交所董事長約翰·凡爾霖，鄧小平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建立的第一人。在很多證券業人士看來，或許劉鴻儒可以算是第二人。從萬壽賓館會議到“聯辦”成立，直到上海、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建立，幾個關鍵節點都是他在推動，而我們這批人主要是在執行和實操層面。
劉鴻儒不僅是建立中國資本市場的推動者，還是中國金融改革的泰斗。20世紀80年代，在人民銀行主管金融體制改革期間，他直接推動了很多中國銀行體制的重要改革。另外他還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也就是五道口金融學院，為中國金融行業現代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
（2012年10月，國際金融博物館開業，左起：劉鴻儒、王巍、王梓木）
我想，“劉頭兒”在20世紀80年代推動中國銀行體制改革，以及後來建立中國資本市場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銀行體系，以及世界第二大資本市場，所以我覺得這些成就，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希望“劉頭兒”一路走好。
（作者為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財經》雜誌原總編輯）
責編 | 張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