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問題的本質是供給與需求問題。曾經的全球化下，供給水平分工，工業生產基地不斷從歐洲、北美轉移到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研發與生產逐漸分離。歐美供給技術秘密、智慧財產權、品牌，亞洲供給最終產品，歐美的供給是亞洲生產的前提，亞洲的生產滿足歐美的消費。
無論歐美還是亞洲，不同的供給其實都是過剩的。全球化下的水平分工，導致歐美的研發並不只是為了自身的需求，也導致亞洲的生產並不只是為了自身的需求。換言之，曾經的全球化下，無論是歐美的“高階服務業”，還是亞洲的“製造業”，都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本土的需求，而是在滿足全球的需求。
區別在於，歐美的需求從“價值”而言更大（更貴），亞洲的需求從“數量”而言更多（但更廉價）。這是因為：
1、當歐美跨國企業處於產業鏈上游時，研發性投資的回報更高（有錢的企業更多）；
2、歐美right體系下普羅大眾的勞動收入博弈能力更強（有錢的老百姓更多）；
3、尖端研發創新可以降低貿易時對匯率的依賴，貨幣強勢地位相對穩定（錢更值錢）。
再全球化的特點包括：
1、歐美尤其美國的去工業化反思，最終變成選票力量，導致希望恢復本土生產，外包趨勢減弱；
2、東亞從產業鏈下游往上走，從單純的外包生產，逐漸過渡到技術進步和品牌形成。
上述兩個趨勢打破了曾經的水平分工，形成了歐美與亞洲的直接競爭。第一次直接競爭是1970-1980年代，日美貿易戰時期；第二次直接競爭是韓國替代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四小虎崛起時期，因為趕上了美國引領的科技革命，所以較不明顯；第三次直接競爭是當前的G2博弈時期。
水平分工打破後，由於亞洲尤其是東亞從單純生產走向了研發與品牌，且東亞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綜合成本一直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導致歐美與東亞的供給與需求關係發生快速逆轉。
在競爭激烈的產業，隨著東亞品牌的崛起，東亞本土的需求更多由本土品牌去滿足，歐美對應這部分需求的外包生產過剩了，相應的，這部分來自海外的利潤下降，如果沒有其他地區的海外收入和利潤增量，將會影響歐美本土的研發投入（“來自中國的支票停止了”），也即，對應全球生產的研發其實也過剩了；也就是，越依賴中國大陸市場需求的跨國企業，越存在本土研發和生產過剩的可能，這些企業背後的就業將會持續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歐美與日韓跨國企業磨合了將近三十年，終於在全球化上取得彼此包容，當再次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的“衝擊”時，自然會倒向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就業的背後是選票。這就導致，以全球化為目標的中國大陸新興產業，希望進入價值更高的歐美市場，變得越來越困難。
上述導致，無論是歐美還是中國大陸，都出現了彼此過剩的情況。歐美排斥中國大陸有競爭力的新興產品有其本土原因，再全球化更加強調本土生產以維持本土就業，也更加強調所謂供應鏈多元化以維繫供應鏈安全，從全球化來看這是不符合企業追求利潤第一這個訴求的，自然會導致歐美大量跨國企業的成本高企。成本更高，收入減少，企業承壓，但維持民眾高福利是前提，這是歐美通脹的主導因素之一。
中國大陸的產能擴張因體制因素更加短平快，但在預期更有價值的海外市場不斷受限，只能不斷透過卷價格去應對高關稅和其他貿易保護政策。成本要不斷壓低，產業鏈上下游員工收入難以大幅增長，本土需求的價格提升難以透過居民收入增長去完成，不得不更多依賴於泛財政投入。但時逢基建地產過剩的債務重組期，地方財政投入受限，導致困難重重，
通縮趨勢因之而生
。
為何都是過剩，一邊成為了通脹因素，另一邊卻成為了通縮因素呢？根本原因在於，
曾經的超級全球化階段，中國大陸的生產是壓低歐美通脹的主導因素之一
。而再全球化，對歐美本土而言，恰恰造成了對中國大陸生產的去依賴，也就是
歐美主動去除了壓低通脹的中國大陸因素
。實際上，作者曾經介紹過，英國著名經濟學家Charles Goodhart在
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
中已經提及了中國大陸人口結構變化將必然導致的歐美出現通脹趨勢，也就是，
即便沒有再全球化問題，歐美也會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價格越來越貴的情況，因為老齡化會帶來人工成本的不斷提升，而應對老齡化的社會福利提升也最終會轉化為企業成本。
但可能出乎Goodhart意料的是，還沒等來中國大陸產品價格的大幅提升（甚至正好相反，變得更加便宜），來自歐美本土的就業壓力訴求出現了，以另一種形式開啟了歐美主動“追求通脹”的程序。
雖然歐美不少跨國企業因為中國大陸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品牌化而導致營收利潤受到負面影響，但其母國本土民眾在通脹之下的福利訴求反而還在增加，歐洲部分企業工會在企業發展預期不明的前提下，還在追求20%甚至30%以上的工資收入增長，企業還不得不考慮這些訴求。這顯然已經不是傳統的“資本主義”了。
對中國大陸而言，因歐美需求不及預期而導致產能過剩所帶來的通縮趨勢是比較傳統而更易被理解的。歐美企業在中國大陸預期減弱，採用的對策是開發其他新興市場，中國大陸企業也希望透過開發歐美之外的新興市場，或者透過歐盟、北美的“關稅漏洞”去繼續進入歐美市場。換言之，對新興國家而言，G2或者更廣義的“G2+歐盟部分”都對其有拉攏的訴求。不站隊就成為了新興國家的最佳策略選擇。
但很容易理解的是，無論是南美還是東南亞、南亞的新興國家，市場需求的容量都並非G2+歐盟可以比擬，因此歐美或者中國大陸希望透過開發（或維持）其他區域市場來替代彼此在對方市場的損失，幾乎都是不可能的。而中國大陸的企業希望透過“轉口”來獲得繼續進入歐美的機會，其實也是對企業家如何理解再全球化的歷史和趨勢的巨大挑戰。Robert Lighthizer在2023年出版的
No Trade Is Free
中詳述了美國從1992年《北美自貿協定》（NAFTA）轉向2020年《美墨加協定》（USMCA）的來龍去脈，
期待透過建廠墨西哥順利進入美國市場，這究竟是一個務實的選擇，還是一個美麗的幻想，很可能將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獲得答案
。
再全球化並非普羅大眾或者民族主義者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國家戰勝另一個國家，是一個企業戰勝另一個企業，因為供給的存在價值是以需求為前提，而當前更有價值的需求卻在存在貿易衝突的國家。貿易的本質是彼此需求的滿足，這個“彼此”，不只是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也包括一個國之內的不同群體。當歐美在做一國之內的調整，而願意承受更大的通脹時，中國大陸再強調自己是一個質優價廉產品的供給者，再強調自由貿易可以幫助歐美降低通脹趨勢，這並不能獲得對方的認可和感激。當歐美已經做好了中國大陸產品漲價的準備，但對岸仍然願意透過內捲來壓低價格而非對出口價格進行協調時，對方的表現也並不會是感動，而是進一步擔憂本土的就業。
外需未來的困難，是肉眼可見的，並非反應在當期的出口資料上，而是反應在上述一系列趨勢之中。中國大陸的出海和歐美供應鏈的調整僅僅是去彌補各自在彼此市場遭遇困難的不足，但這些海外市場難以彌補既存的有價值市場。這不像日本出海的當年，日本出海仍然是可以去到歐美本土，獲得高價值回報。
對中國大陸而言，未來真正最為有效的應對策略仍然是轉向內需。但中國大陸轉向內需存在自身的困難和障礙（《需求側的困惑》）。在基建地產債務重組完成之前，新的基建地產週期難以真正開啟，這是抑制諸多行業和就業的最重要內部因素。更加長遠和根本的問題則是，是否願意真正放棄為歐美提供廉價產品而賺取辛苦錢這個為他人作嫁衣的“定位”，是否願意接受更多的通脹因素來對抗通縮趨勢，是否能在這個過程中變革自身的體制去創造性地實現類似right體系下的分配博弈結果，能讓更多的老百姓更有錢，能讓更多的企業能在本土賺到更多的錢。
當然，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來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