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老人的執念,系在一張分家清單上|人間

日子過好並不久,當今生活裡的親情、友情,須珍重。
配圖 | 《山海情》劇照
偶然間,我在家裡一個用楊木板做成的廢棄組合櫃裡翻出了一張三十年前的分家分單我覺得它是一份家庭紀念,有現實感,也很荒謬彷彿表達出某種家庭使命。
分單寫在一張長條狀的黃紙上,字是用毛筆寫的,為了方便展示,我把它掃描下來,截為三段,做成下面的圖。
我家分單的掃描件|圖源作者
為了看起來明白,我更正錯別字、填補省略的字,把分單內容抄寫並解釋如下。
王徵糧、王糧娃分家分單
1、供養老人:徵糧供養父親,糧娃供養母親。
2、房子與莊基(地):上邊院子(中)西邊兩間大房,下邊老莊,歸徵糧;上頭(院子)東邊三間廈房,下邊老肖的莊基歸糧娃。
解釋:家鄉是關中北部黃土丘陵地貌,大家庭是從黃土溝壑中的窯洞裡搬到塬上的,搬家後,原先的窯洞荒廢了;還有人,也即上面提到的老肖把他的窯洞和兩間廈房賣給了我們家。於是,上邊院子、上頭院子均指塬上的新居,下邊老莊指原先居住過的廢棄窯洞,老肖的莊基就是我們家買來的窯洞和廈房。
3、樹木:南坡果樹及念娃臺槐樹歸徵糧;現有成材樹和(念娃臺上除槐樹以外的)下餘樹木歸糧娃。
解釋:念娃臺是地名,是村裡的林地所在地之一。
4、傢俱:櫃子一人一個;桌子一人一個;六鬥甕一人兩個;老甕徵糧三個,糧娃四個;海子徵糧一個,糧娃兩個;腳踏車一人一個;農具歸糧娃;節(解)板給徵糧,下餘板歸糧娃。
解釋:甕是陶瓷製品,儲存糧食、水、麵粉等,海子是一種矮而粗的甕。解板、下餘板的意思,我理解是家裡存有木頭,已經解開、分開放置的一片一片的板,他們寫作解板;下餘板的意思是餘下沒有解開成板的木頭,以及解開成板了但仍舊合在一起放置的木頭。
5、給老人除的東西:給母親縫紉機一臺,牛一頭給父親,東邊一間大房歸二老共有。
解釋:“給老人除的東西”,我想它的意思是——這些東西是留給老人的,不做分配。
6、灶具:大鍋一個、舊案(板)一個、風箱一個給糧娃;新案(板)一個、小鍋一個、風箱一個給徵糧。
說事人:王成全、王全水
執筆人:王代全
1994年9月17日
我們的村莊,在陝西省銅川市郊區,它像一片褶皺的舊布,溝壑縱橫,窯洞零星散落。三十年前的分家故事,便在這片被風沙雕刻的土地上展開。
我爺光著兩隻大腳,圪蹴在椅子上,他吧嗒吧嗒抽著旱菸,他說:“不要偏向誰,也不要把誰虧了。”他這是說給主持分家的說事人聽的。
老陝人,有一樁怪事,喜歡圪蹴,也即蹲著。有人圪蹴在地上,你看他不舒服,給他一個能坐的凳子,他接了凳子,還是要圪蹴在凳子上呢。我爺就是這樣的人,我幾乎沒有見他坐過,他幹啥都是圪蹴著,到哪兒也都圪蹴著,割麥他圪蹴著、吃飯他圪蹴著;他圪蹴在炕沿、圪蹴在碌碡上,甚至七十歲時上樹摘柿子還圪蹴在柿子樹上。他圪蹴時,就把臭腳亮出來,黑乎乎地、光天化日地、大搖大擺地擺放著。別人說什麼,受不受得了,怎麼看待他,他全然不在乎。
我爸爸說我爺一輩子就沒有洗過腳,說不洗腳還不就是那麼回事了,一輩子也就過去了。我媽對我爸爸的說法嗤之以鼻,說不洗腳不怕別人不好聞,難道自己都不嫌臭嗎?我爸爸對我媽說,那你給大說去,叫大把腳一洗。我媽說,那是你的大家長大,要說你說去!
我爸爸苦笑,他能說什麼呢,我爺固執了一輩子了,誰說啥他能聽進去?誰能不讓他圪蹴?誰能說服他洗腳?誰又能阻止他不厭其煩地要給我爸爸和我大大分家呢?
方言這東西最有趣,就上述的稱呼裡,“大”是父親,“大大”卻又成了叔父的意思。
我爺,也即我爸爸(年輕一代叫爸爸)和我大大的大,是個標準的陝西農民,1922年生人,侍弄了一輩子黃土地。
我爸爸名叫王徵糧,50年代生人,70年代招了工,在晉陝交界的黃河邊當煤礦工人。
我大大王存糧(小名:糧娃)出生於69年,是我爺老來得子。他是個農民,幹起農活來是一把好手。
自打1991年我大大成了家,我爺一直張羅著分家。我爸爸問過我爺,有什麼好分的?我爺不理他,只是吧嗒自己的旱菸,下巴上的鬍子一翹一翹的。
我父母訂婚早,訂婚的時候,我爺給我外爺家量了好多糧食,還給了錢。在中學上學時,我媽比我爸爸高一級,互相知道誰是誰,但不說話,我媽說我爸爸就是下一級學生裡鼻涕流得最長的那個大個子。
我爺15歲沒了父母,帶著12歲的我五爺(我爺的親弟弟,在自己家裡排老二,五是家族排行)在舊社會里給人熬長工,弟兄倆是相依為命活過來的。這一生,我爺給我五爺吩咐啥,我五爺辦啥,有的事,不用吩咐也會辦。
初中畢業,我媽在離我外婆家二十里外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當代課老師,掙工分。
公社到我爸爸所在村尋人當農業技術員,我五爺王成全是村裡的大隊書記,推薦我爸爸去當了技術員。
1973年,銅川師範面向社會招生,我媽瞞著家人報了名,考上了。我媽把自己掙的工分全部換成糧食,託人捎話給我外爺和我大舅,讓他們去拉糧。我外爺和我大舅拉去架子車,拉了一車糧食回家。糧食金貴,他們沒問我媽為啥要換糧,拿啥換的糧。然後我媽背了行囊,自己去師範唸書。過了很久,家裡人不見我媽回家,託人往代課的學校捎話,結果說人不在學校,問去哪裡了,大家都不知道。後來家裡人猜測是到銅川師範上了學了。一打聽,果然在。
我外爺家不敢隱瞞,趕緊派我四外爺告訴了我爺、我五爺。
兩家的大人都發了愁。
我媽上了師範,出來就是正式教師。我爸爸在公社當技術員,畢竟是臨時的。我爺、我五爺怕我媽上了師範看不上我爸爸,不跟他了,這就麻煩了。
我外爺、我四外爺也擔憂,萬一我媽唸了書不跟我爸爸了,訂婚時量的糧食已經吃完了,給的錢也早花光了,人家讓退糧、退錢的話,拿什麼退呢?
我爺隔三差五來我外爺家提親,要儘快完婚。
我外爺家門前有一條火車道,是隴海鐵煤運煤專線的支線。我爺來了就圪蹴在火車道鐵軌上,長吁短嘆。
假期,我四外爺跟我媽在火車道上有一番談話。我爺在不遠處圪蹴著,手扶額頭,裝著不聽,其實耳朵伸長了在聽說什麼。
我四外爺說:“家裡條件不允許,糧吃了,錢也花了……”
我媽不做聲。
我四外爺一直說,一直說,翻來覆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上了學了,不跟人家娃了。我媽最後哭著說:“我沒有說我不跟人家娃麼!”
我四外爺對我媽說:“我娃不要哭,大大給你說去,叫他家裡給你買一塊上海手錶。”
我爺聽到我媽說“跟”,嘴咧開笑了。但聽到“上海手錶”的時候又愁眉苦臉了,他對我四外爺說:“好我的親家哩,我到哪兒去給你弄表呀?”
我四外爺說:“那不管,娃要哩,就必須得有。”
我爺又喜又愁,回去吩咐我五爺,叫我五爺尋人買手錶。
媽從師範畢業了,當了老師了。我父母的婚期也定了。
我五爺想辦法買手錶,始終找不來買表指標。那時節,買東西,光有錢、沒有指標,幹看買不成。我五爺把能找的人都找了,不行,沒指標的人就不說了,有指標的人,人家自己也要買表用呢。我爺催我五爺,我五爺急得團團轉。
我爸爸在公社有個朋友,他有一塊上海牌手錶。手錶是貴重東西,我爺、我五爺、我爸爸三人一起與我爸爸的這位朋友商量,要把他的手錶借來一用,先給我媽,等把婚結了,再弄來指標了,買了新表了,再還給他。朋友不想借,三個大男人就與他好說歹說,軟磨硬泡。朋友說:“我的表,我還沒戴夠呢!”我五爺循循善誘:“你這表是舊錶,將來給你換成新表。”
父子三人與我爸爸的朋友之間的拉鋸戰搞了多日。最後,朋友投降了,借了表,我父母成了婚。
多年以後,我媽才知道自己結婚戴的手錶是借來的,我媽氣呼呼問我爸爸:“你好意思啊?”我爸爸瞪著眼,左手背擊右手掌,“你四大非得要呢,那誰有啥方子?”
即便結了婚,因為我媽是正式教師,我爺仍舊發愁,擔心我爸爸的身份與我媽不般配。我五爺懂得我爺的心思。
1976年,黃河邊的煤礦來我們的公社招工,我五爺跑去公社,幫公社書記擔水,公社書記問有啥事。我五爺不吭聲。一連擔了多天,書記問話,我五爺依舊不說話。
後來書記笑問:“是不是想叫你侄子到煤礦上去?”我五爺雞啄米一般點頭。書記說:“那你還一直憋住不說話?他媳婦是老師,他也幹得好,不招他招誰?不推薦他推薦誰?本來就是要選他呢!”我爸爸身體好,生得五大三粗的,是個有力量的。
不久後,經公社推薦,我爸爸去煤礦上當了工人,我家成了雙職工家庭,吃商品糧的。
我爸爸在遠方的煤礦上班,我媽在鎮上的學校教書。我爸爸在礦上掙了工資拿回家,上繳給我爺。我爸爸不在家時,我爺要種地買種子、上化肥等,也會向我媽要錢。
農村人家,家裡有兩個人掙工資,那確實不一樣。手頭就有了活錢了,該養牛養牛,該餵豬餵豬。買來牛犢、豬崽,養一養就大了,就成家底子了。
1978年,農村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家分了自己的地,在村南的南窪分了三畝,村北的後坪分了五畝,村西的勺子溝裡有一畝半,村東的東溝有二畝,再加上一片片一綹綹的自留地。總共有十四五畝地。我們關中北部山區,氣候寒冷,農作物是兩年三熟。我爺圪蹴在地上,為田地做出規劃,南窪和後坪種麥,溝裡的地種玉米,其他自留地,該種菜籽的種菜籽,該種黃豆、穀子、荏子、胡麻的也分門別類種之。
村裡的樹也要分配,自家房前屋後的樹、地邊的樹,長在誰的地盤上就屬於誰。長在路邊、荒坡、山崖的樹,大隊裡採用抓鬮的辦法,把成材的樹木也給農民們分配了。我爺去抓樹,抓了九棵核桃樹,十六棵楊樹,十一棵槐樹,楸樹和桐樹都是七棵,還有一棵杜梨樹和一棵柿子樹。
我爺一家原本住在溝壑裡的土窯裡。家裡有了工作的人,有了牛和豬、又有了節餘的糧食,沒幾年,這就從各個方面積攢出了費用,又打了自家的幾棵槐樹,1984年,我們家在塬上蓋起三間大房和三間廈房,大家庭搬到塬上居住了。
正面的三間大房,我婆住東邊一間房,給我父母在西邊留了一間房,中間的一間空了出來,擺著一張老槐木桌子,兩把槐木椅子,一條老榆木做的條凳,還有兩把放在空處的杌凳。
說來蠻好笑,這些椅、凳都是坐得少,圪蹴得多。我爺總是圪蹴在北邊居上的一把椅子上,端著大老碗吃麵,舉著菸袋抽菸,也對著一家老小發號施令。
旁邊的三間廈房呢,一間是灶房,一間是牛房,還有一間後來就做了我大大的婚房。
我父母雖然在家裡有著一間房,然而何時去住過呢?那間房裡始終擺放著大家庭的糧食種子、沒上完的化肥,盤成就沒用過幾回的炕上堆放著爛木頭,屋子裡的電燈上始終沒安電燈泡,用蘆葦、席子做成的頂棚,佈滿灰塵,結出蜘蛛網。
我媽在鎮上的學校裡教書,學校裡分著一間辦公室,既是辦公的,也是我媽帶給我們的家。後來,我長大以後,在我們的城市參加社會活動,有人問我是哪裡人。總有人說我是我爺那個村裡人,其實在我心裡,我是我媽那個學校的人,我在那裡生活,在那裡長大,我在學校裡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直到十八歲因我媽工作調動而離開那裡。
我們一家人住在我媽的辦公室裡,我爸爸從礦上回來也住學校。家裡人都在學校,他不住學校住哪兒呢?
1985年,我爸爸搞到了一張買電視機的票,花了350元買了一臺海燕牌12吋黑白電視機。
時值夏天,放暑假,我媽在我外婆家。我大姑嫁在我外婆他們村,我爸爸用床單裹著電視機,從礦上揹回來,放到我大姑家。之後,我爸爸去往我外婆家,興奮地告訴我媽:“我為咱家買電視了。”我爸爸帶著我媽去我姑家,小心翼翼解開床單,讓我媽把電視機看了一眼。
當天晚上,他揹著電視機回了村,擺在了我婆房間的黑櫃子上。我媽鄙視我爸爸的行為,說:“還叫我看電視機呢,我等於是看了個空氣。”不知何緣故,分單上沒有提到那個電視機,我想是不是1989年我大大結婚的時候,已經放在我大大的婚房了呢?
1986年,我爸爸在礦上給我媽來了一封信,說他給家裡買了一輛腳踏車,我媽很期待那輛腳踏車。
結果我爸爸坐火車、倒汽車,好不容易把腳踏車從礦上推回來,頭一天推回來,第二天我爺就安排我大大來了,把腳踏車騎走了。說騎兩天、學車子呢,結果一騎走,再也沒有見車子了。
1992年,我媽自己花了240元從供銷社買了一輛腳踏車,買回來我媽也不會騎,一直是我爸爸騎著,分家清單裡提到的“腳踏車一人一個”,就是這樣的兩輛腳踏車一人一個。
我大大是怎麼樣身處分家事務中的呢?按我的估計,他也糊里糊塗的,沒想過。
我大大沒念下書,小學上到二年級就不上了,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和算簡單的賬。在我爺的安排下,他也早早就訂了婚,早早開始了幹農活。除開放牛、割草、在地裡收和種之外,他秋天摘野杏砸杏核,冬天找一處破窯洞,在裡面編織草蓆。他踏實能幹,行動機敏,幹活非常有技巧,是遠近聞名能下苦、會下苦的農民。
我們黃土丘陵山區,山路坡度大,上上下下,非常難走,我記得我大大在他結婚的前一天,用腳踏車馱了一袋菜籽到街上去榨油,來回上下坡,連車子也不下,一口氣蹬到山坡坡頂。而平常人,空人騎個車子,上坡都得下來呢。
我爸爸比我大大大16歲,我大大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爸爸已經是個大人了。我大大要成家時,我爸爸快40歲了。我大大的婚事,都是我爺圪蹴在椅子上做主張、拿主意,我爸爸想辦法去辦理。無論是出錢,還是出力,我爺說啥,我爸爸辦啥。
說要尋個車,我爸爸去尋我大舅,我大舅在鎮辦煤礦當司機,二話不說就把車開來了。說要多少彩禮,待多少客,我爸爸也早早做好了準備。我大大結婚,說要縫紉機,我爸爸就直接把我媽沒怎麼用過的縫紉機搬了過去,後來也沒見誰怎麼用過——也就是分單裡提到的留給老人的那個縫紉機。
我大大的愛人我叫娘娘,她是隔壁村人,既不識字,也不識數,但是勤勤懇懇處理家務,做飯洗衣,她是我大大的好幫手。我娘娘個頭很矮,生孩子的時候,難產,醫生讓交錢,讓簽字,我大大沒有錢,也不會簽字,我媽交錢、做決斷——生頭胎如此,後來生二胎也如此。
在我看來,在那個只有很少的田產,物品也相當短缺的年代,我的父輩從沒有滋生出你的我的這種分別心。
我父母成婚後,始終為家庭貢獻著全部力量。我大大和娘娘組建家庭後,也一直在辛勤勞作。大家都沒有什麼要自己佔著、歸為己有的想法,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都在好好過日子。
我的父母扶助著我大大我娘娘,而我大大和我娘娘對我們一家人也非常好。
我媽在學校想搭個廚房,我大大拉著架子車就把木頭送來了。我大大來到家裡,看見沒水了就去挑水,看見沒煤了就去擔煤,我娘娘也是掃地抹桌子、做飯洗鍋,很勤快。收麥的季節,我大大摘到了好杏會給我送來,我回到村裡去,我大大還曾給我從麥地裡捉來過小野兔呢。秋天,我娘娘給我暖柿子吃,也摘了杜梨,蒸饃的時候蒸一盆杜梨給我,那野果蒸透了,也有很好的滋味。
有許多家庭,為分家打得頭破血流,我們家裡的人除了我爺,沒有人多琢磨分家這事。時代進步著,人們都可以努力爭取好的生活,等、靠、要、打以及自怨自艾帶不來啥了不得的價值,也不可能讓誰“一勞永逸”。
只是,我爺看著兩個兒子,盯著家事,總是不那麼舒展。
1992年時,我爺已經70歲了,在傳統思想支配下,他總會想:我要是死了,這個家,到底算誰的?這個家,到底誰說了算?
倘若他病倒了,或者不在世了,他的後事由誰承擔,大家庭院子的主人到底該是誰?萬一,到時候我爸爸和我媽以自己出過錢,自己蓋了房為由,要這一院地方,那我大大該何去何從?
我爺這一輩人從溝底的窯洞搬上塬時,全家老小肩挑背扛,把幾口甕、幾捆柴、一袋麥種運到新居。
新蓋的三間大房用黃土夯成,屋頂鋪著灰瓦,冬暖夏涼,卻擋不住我爺心裡給自己打出一堵牆。分單上提到的“上邊院子”“下邊老莊”,不僅是幾間房、幾片地,更是一代人紮根黃土的執念。 
那時的黃土塬上,“家”不僅是遮風擋雨的居所,更是血脈與尊嚴的象徵。
我爺為何執意分家?或許與他年少失怙的經歷有關。我爺15歲便帶著弟弟熬長工,吃盡苦頭才攢下一份家業,他生怕自己離世後,子孫因財產不清而兄弟鬩牆。這份焦慮,像一根刺紮在他心裡,哪怕兒子們早已成家立業,他仍要“按規程辦事”。
於是,我爺找來了我婆的兩個堂弟,也即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兩個舅來給自己的兒子們分家。分了大半天,分了房、牲畜、椽、院外堆著的一堆半截磚,等等。
然而,分完跟沒分一樣,兩個外甥誰也沒有把他們分出的東西當一回事,半截磚該用還是用,誰也沒分開誰。
這不行啊!當舅的沒分出眉眼啊,我爺心急火燎。
我媽這個人,一輩子不講究吃,不講究穿。早上喝稀飯,吃饃。下午吃麵。穿了一輩子布鞋,自己做的。我小舅在北京當兵時,給我媽郵寄過一雙皮棉靴。每年過年,她穿一次。穿好又收起來。
我們鎮上,六十五歲以下的人,基本都當過我媽的學生。她去上街買菜,買菜的叫她老師。家裡的水管凍裂了,前來修管道的人,見了我媽叫老師。就連在路上遇見了當老師的人,那些老師還要把我媽叫老師。70年代畢業的師範生,是幾代鄉村學生的啟蒙人。
有專門研究貧困山區教育史的人曾指出,在社會發展的程序中,從中等師範學校畢業的教育者是奉獻者。當時,山區教育資源貧乏,師資力量匱乏。師範生們奔赴各個基層山村教書育人,他們對人的教育和啟悟,不僅對教育行業做出了貢獻,也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平衡與發展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我小時候,每到課間,我媽的學生們就一窩蜂衝到家裡來,在火爐上烤饃,坐在爐旁烤火,喝水,嘰嘰喳喳和我媽說話,提要求。
有的說:“老師我能不能到你的墨水瓶裡吸點墨水?”
有的說:“老師你有沒有舊本子讓我當練習本。”
我媽樂呵呵地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且,她看見誰的手背裂了,給他們塗凡士林膏,看見誰指甲長了,還給他們剪指甲。我有時候也跟著大家湊熱鬧,學生們看見我了,有的人塞給我一把酸棗,有的人捏我的耳朵。
我媽儉省節約生活,對自己的學生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她獲得了人們的尊重。但是,我媽在分家的家務事上,很無力。她給我爺說,不用分了,將來真的需要了,我們自己批一院莊基自己蓋。我爺嚷道:“你光顧你?老的你不養?”
在我爺看來,公家人,吃公家飯,肯定比農民生活條件好。我爸爸我媽待在學校裡,自己在吃好的,不管他。這是無稽之談,條件再好或再壞,當時的大環境就是那樣一個大環境,男人都抽一塊錢左右的煙,家裡都喝十塊錢左右一斤的茶。小鎮偏居一隅,沒有商品房,也沒有什麼娛樂與消費。誰能享受什麼呢?清貧的教師,又能吃什麼喝什麼呢?
有時候趕集,我爺把牛趕到學校裡來,就拴在學校的旗杆上,進來先要喝茶,看我媽給他泡的茶葉是沫子茶葉還是好茶葉。每每看到我們喝的茶葉,和給他帶回去的茶葉一模一樣時,才圪蹴在椅子上,閉目,抽起旱菸來。
我爺有這個思想也正常。
那時節,種糧要交糧,務工的機會也少,農民最多打打短工,不見得能有幾個收入。在農民眼裡,吃公家飯的身上有現錢,畢竟月月發工資。每年兩季開學,都會有親戚上門,坐在我媽房子,也不說話,只是長吁短嘆。
我媽問:“啥事你說啊。”
不說話。
再問,還是不說話。
我媽說:“你不說你坐著,我去忙了。”
這才會說來:“娃開學報到……沒有學費……看能不能借……”
錢數不多,五塊十塊的。但是,當時的人確實沒有。這一學期借,下一學期還借。今年借,明年還借。沒方子,農民缺少收入來源。
零零總總的事兒很多,我們的日子並不寬裕,我爺不瞭解,甚至為了逼迫我媽同意分家,他有好幾次來到學校,賴著不走了,他說:“我兒子在哪裡,我跟到哪裡。”
我臆測,我爺總提分家、要分家,想著分了家,跟著我父母享福。
我爸爸找我爺說,不要分了,他啥都不要,老人也都管,你們想吃啥給我說,想喝啥我來買。我爺心存顧慮,他說,不是你說不要就不要的,也不是你說想管就都管的,啥事都是有個規程。我爸爸沒有辦法,只能任由我那固執的爺做安排。
1994年,我爺怕還是分不利索,他和我五爺、我九爺(我爺族弟,九是家族排行)、我代全爺(我爺族弟)商量了好幾個月,似乎暗示過許多他的深意。
然後,在1994年9月17日這一天,清晨,我爺叫來了我五爺王成全、我九爺王全水,以及我代全爺,要繼續給兩個兒子分家,要把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家分清楚,分徹底。
幾個爺來到家裡,聽我爺圪蹴在凳子上做出安排,他們清點家裡的財物,權衡來權衡去,分了整整一天,終於在黃昏到來的時刻,做出了本文開頭圖片上的那份分單。他們叫來我爸爸和我大大,把分單唸了一遍。
屋子中央的房樑上掛著15瓦的電燈泡,昏暗的燈光下,大家都低著頭。
只有我五爺拿著分單說:“事就是這麼個事,都是照實分的。看誰還有啥說的?”
大家沉默。
我五爺問我爸爸:“徵糧你有啥說的沒有?”
我爸爸說:“沒有。”
我五爺又問我大大:“糧娃你有啥說的沒有?”
我大大說:“沒有。”
這張分單上,住的房子,除了原來那間外,他們的談事的這間也是分給了我的父母。然而我的父母誰會專門為了住這兩間房而回到村裡去呢?
還有一些樹木、甕之類的,我的父母把它們搬到哪兒去呢?
昏暗的電燈光下,我的幾個爺就著一盤酸蘿蔔片片喝了西鳳酒,有一點大功告成的意味。我爺一如既往固執地圪蹴著,抽著旱菸,旱菸味也很嗆,他這個大家長抿一口酒,如釋重負地說:“我這一輩子的任務總算完成了!”他舒坦了,他似乎劃定了某種不可逾越的界限,讓他的兒子們按自己設定的軌道生活。
我發現這個分家清單的時候,拿給我媽看。我媽給我說:“你那爺是真是有意思,我一輩子都沒看懂人家到底在幹什麼。”
或許,在這份分單中,老人有一些自己的、我們後輩無法察覺的用意,然而,這一份分家清單仍舊沒有產生任何實際意義。我爺的固執在時代進步、我父母思想進步、我大大我娘娘毫不在意等原因下沒有產生一丁點作用。
很快,社會的生產力高度解放,一年一個樣子,人們的日子前所未有地過好了……
我爸爸和我大大共同贍養了我爺我婆。
所謂的留給我婆的縫紉機依舊在大家庭裡擺著,所謂留給我爺的牛,我爺在1995年把它賣了,賣了2150元,給我大大買了一輛二手手扶拖拉機,解放了他在地裡幹活的生產力。
而分單上分給我父母的那些房屋、樹木、傢俱、用具之類的,父母沒有要一件,都留給了我大大。
我媽說:“咱們都從村裡走出去了,有了工作了,戶口也不在村裡了,憑啥要這些東西呢?老人是大家長,什麼任務不任務的?!人還是要自己多努力呢。”
那些東西對我大大也不見得派上了什麼用場,就如所謂的老莊、老肖的莊基,它們出現在那張分單上的時候,已經是最後一次出現了。
我父母一輩子與人為善,沒有和人紅過一次臉。
我大大當了一輩子農民,他勤勞而踏實,我父母年齡大了以後,我不在家,家裡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幫忙料理。
再看這份分單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祖父圪蹴在凳子上、父親與叔父圪蹴在地上,而我在四處張望,尋找記憶中的時代。
張望著,張望著,我發現,三十年前分家清單上的東西,多已不在生活裡出現,也派不上了什麼用場。只是,它們代表有一種家庭關係執念,曾真實、真切、真正地存在於我們身邊。
三十年前的分家,分的不是財產,而是一個黃土高原農民對“家”最後的守護。那份分單,是一張泛黃的契約,記錄著傳統與現代的撕扯、物質與情感的角力。如今再讀,荒誕中浮現溫情,固執裡藏著深愛。它提醒我們:日子過好並不久,當今生活裡的親情、友情,須珍重。
不信你看看,分單上物質貧乏,實證著這樣的日子,也才過去三十年。
編輯 | Terra      實習 | 思宇     
王文東
陝西人在上海,果品行業從業者,也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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