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又點燃了“關稅戰”的戰火，連“最親密盟友”加拿大也沒放過。
他現在又點了英國和歐盟的名。勸是勸不住了，美國瘋起來可不管你是誰，“王八拳”照打。
關稅，對於一個國家的基本作用到今天也沒有變過：
一、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二、保護國內產業的發展和壯大（工業，農業）。
但一個國家制定什麼樣的關稅政策才是合理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矛盾。
國與國之間的“關稅戰”由來已久，主要表現為雙方互築關稅壁壘，限制對方商品進入本國。
中國也跟別國爆發過“關稅戰”。第一次是發生在民國時期，對手是日本。
發起方是中國，然而，中國是輸得一敗塗地。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得從鴉片戰爭說起。
有限關稅權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1842年《南京條約》簽定之後，中國設立了對外通商口岸。
歐洲工業製品隨著鴉片湧入了中國，而中國又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消費市場。
關稅就自然成了清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因此它出臺了中國近代國際貿易體系意義上的關稅稅則—“百抽五”的單一關稅。不管進口何種商品，都用5%的比例套死。
然而，主權關稅並不在中國手裡，因為關稅收入不僅是各種賠款的來源（直接扣除），還要擔保各種貸款，所以，海關負責人得聘請外國人。
英國人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54年來到中國，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1861年-1911年）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不可能跟別國發生關稅衝突的。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
西方列強擔心北洋政府會因財政崩潰，而被革命力量摧毀。
於是在1925年11月，列強終於允許中國“關稅自主”。
但北伐戰爭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軍閥勢力，北洋政府退出了歷史舞臺。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美國在1928年率先與南京政府簽訂關稅協議，作為後來者，美國需要扭轉在中國的不利地位。
接著，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也對中國關稅主權予以承認。
1928年12月7日，南京公佈新稅則，根據不同商品，制定了七級稅率（7.5%–27.5%），1929年2月1日起生效。
當時正趕上西方經濟大蕭條初期，大家都在瘋狂提高本國關稅。
中國可以名正言順地構築關稅壁壘，列強無暇顧及中國的關稅政策。
=唯獨日本卻出來阻止中國新稅則生效。
實際上，中國的新稅就是針對日本商品的。
既然中國已收回關稅主權，那麼，日本當然無權干涉中國的關稅變動。
但日本不肯罷休，它向南京提出了條件：給予日本商品（棉製品、海產品等）三年的特惠國待遇，日本也給中國特惠國待遇。
當時，全球已沒有自由貿易了，大家都在保護本國產業。
但蔣介石還是決定接受日本人的“讓步”，中國也讓一步，同意從1930年開始給予日本三年特惠國待遇。
實際上，讓步的只是中國，因為中國市場上充斥著日本商品，而中國商品出口到日本並不多。只不過是透過這種方式，表面上得到了日本對中國關稅主權的承認。
1930年12月29日，由於大蕭條危機加重，各國關稅壁壘不斷提高。
南京再次更改稅則，改為十二級制，最高關稅調整到50%。不過，這仍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日本則憑著特惠國待遇，日貨繼續可以繞過中國的關稅壁壘。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全國人民抵制日貨聲浪迅速高漲，要求主管國民黨政府必須在關稅上針對日本做出新的調整。
當一個國家遭到另一個國家侵略時，還給對方特惠國待遇，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對日關稅戰
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到期，宋子文的財政部在一週不到時間內就公佈了新稅則。
5月22日，日本人看到新稅則後大為震怒，因為幾乎所有日本商品的關稅都在猛增，而歐美商品關稅則在下降。
南京解釋稱，新稅則並沒有針對特定國家，調整的依據是商品種類。
棉紡品增加800%、毛織品增加200%、紙張增加8%-280%、魚蝦、菸草、酒類、人造絲等商品也提高到100%以上。
機床、飛機、火車、車輛、汽車零件等工業製品的關稅則下調一定比例。
新稅則明顯有利於西方不利於日本。
南京的用意：
一、促進美英在華利益加重，希望美英會出於本國利益考慮，向日本施壓。
二、利用關稅保護中國相關產業。
宋子文還放棄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在內的多國銀行團，重新發起一個“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由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國銀行組成。
有了資金池，宋子文又跑到日內瓦去向歐洲引進技術，由國際聯盟出面組織洽談會。
不過，國民黨所依賴的美英兩國，跟日本是一丘之貉。
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參贊竹富內彥警告美國國務院，如果美國繼續支援中國的關稅政策，必將損害美日關係。
同時，原銀行團日本組組長野原大輔警告摩根的拉蒙特，如果摩根公司向中國提供貸款，那麼，它在日本的業務將受到嚴重影響。
美國、英國、法國算計了一下，它們在中國得到的利益，遠遠比不過在日本的損失。因此，它們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議”。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國路上，他還不知道中國被出賣了。
日本還對中國施加了輿論壓力，宣佈宋子文為“不受歡迎的人”，拒絕他乘坐的輪船在橫濱靠岸。
中國的親日報紙、親日文人，也在為日本加油鼓勁，說新關稅政策將會令中國損失慘重。
日本駐中國公使有吉明、前國聯副秘書長杉村楊太郎分別警告蔣介石和汪精衛，中日關係想要得到好轉，就必須讓宋子文離開內閣，結束“關稅問題”。
宋子文回到南京後，蔣介石請他到牯嶺見面，以發行公債不理想為由，暗示他自行請辭。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宣佈因健康問題辭去財政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職務，由孔祥熙接任。
外交部長羅文幹也被調離，由汪精衛派系唐有壬接管外交部。
這樣，國民黨的親美反日派一下子都跟著宋子文離開了內閣。
蔣介石和汪精衛商量如何處理關稅問題，如何向日本妥協？
1934年1月，有吉明再次求見蔣介石，提出抗議，反對新稅則。
東京則要求中國償還北洋時期欠下的西原借款……
蔣介石出於消極的抗日政策，他下令財政部調整關稅。
1934年7月3日，南京又釋出新稅則，將棉紡品、毛織品、紙張等關稅直接下調到了10%左右。
其實，國民黨當時可以借力德國對抗日本，而不是依賴於英美。
孔祥熙與魏瑪德國和納粹德國關係都比較融洽，中國則是德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蔣介石還聘任了多位德國軍官擔任高階軍事顧問。
中國低關稅的機床、飛機、火車、車輛、汽車零件等工業製品，德國也可以提供。中國的銻和鎢等原材料則是受到美英法制裁的德國急需的戰略物資。
但這些有利條件蔣介石都沒有利用，在1934年，他低估了德國崛起的速度和力量。
當他發現所依賴的英美不支援他的關稅政策時，他就慫了。
他在降低針對日本商品高關稅的同時，又調高了工業製品的進口關稅。就這麼討好日本。
最終受到傷害的是中國的實業，而宋子文的離開則預示著南京政府是一個無原則的政府。
中國僅僅10%的關稅，日本當然滿意了。它不僅可以在軍事上侵略中國，又可以在經濟上侵略中國。
這場曾經高到800%的“關稅戰”，中國就這樣敗下陣來，就像一首短短的歷史插曲，一飄即逝。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證明無原則讓步只會增加侵略者的野心。
日本絕不會念中國的好，特惠關稅多費勁啊，哪有直接搶來得爽。
直到1949年之後，中國才牢牢掌握了國家一切主權，將命運握在了自己手中，並擁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
現在我們不用再求著什麼國際銀行團恩賜貸款，也不用看誰家臉色做事，幾艘外國軍艦在海上裝神弄鬼也嚇唬不了誰……
以前中國不敢打“關稅戰”，現在中國不想打“關稅戰”，因為有史以來，主張“老鄉，自由貿易”的都是製造業大國。
但誰要是想拿關稅當武器恐嚇中國，誰就等著踢到鐵板。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