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弔詭在於，正因為政府和精英階層的宏偉抱負大多落空了，芸芸眾生才有機會各顯所長，施展自己的抱負，為自己所想要的東西而奮鬥。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大一統皇權專制國家，中國歷史似乎就一頭鑽入了一個週而復始的“陷阱”，直至辛亥革命徹底推翻帝制。
應該說，這2000餘年間並不乏波瀾壯闊的場景與跌宕起伏的故事，然而無論歷史的劇情多麼悲喜交加、驚心動魄，甚至血流成河，結構卻是高度同構的，並且都遵循我們後人已經十分熟悉了的那一套敘事節奏，不過是換一些角色和臺詞而已。
01
現代人將中國歷史上的這一陷阱恰如其分地概括為“治亂迴圈”，而對於它的成因，則有兩種主流詮釋話語。
第一種是傳統儒家式的，我稱之為道德主義話語。
它認為，每一個相對比較正常和長壽的王朝，其建立者及前期君主們往往賢明而睿智。他們仁政愛民、任人唯賢、勵精圖治，所以會開啟一段本朝的鼎盛期。它們中最拔尖的，即幾個所謂“盛世”。
之後，隨著財富逐漸積累、社會日益富足，統治精英也不再兢兢業業、如履薄冰，而越來越驕奢淫逸，於是社會就陷入了漫長的衰敗。在有些朝代，由於冒出個別能幹的強人，或其他一些因素，會出現一度重新振興的氣象，即所謂“中興”，但往往並不能持續太久。
最終，王朝無望地墜入註定的混亂尾聲，等待著下一個新朝代從自己的廢墟上誕生……
▲電視劇《清明上河圖密碼》劇照（圖/影片截圖）
第二種是現代西方式的，我稱之為制度主義話語。
在它看來，由於始終沒有建立起一整套能夠對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展開有效約束的法治化框架，權力的胡作非為無法避免。於是中國歷史就像擲骰子，遇到統治者——尤其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比較明智、剋制和賢能時，輔之以一定的天時地利人和，王朝就繁榮興旺。
但因為這種“天選”並非必然，相反，“壞皇帝”的出現則是機率論上必然和遲早的，故而仁政善政總是隨人亡而息，惡政弊政則是必然的出現，衰敗也不可避免。
在當代知識分子中，上述這第二種現代西方式的制度主義話語無疑是佔壓倒地位的，原因自不用說。
然而我卻覺得，相比之下，第一種傳統儒家式的道德主義話語更有說服力，因為它合乎常識。平均來看，那些“打江山”的“創業之主”比他們的繼承人更有能力，是毫無疑問的。
在他們的時代，同時存在著無數個像他們一樣野心勃勃的天下覬覦者。要想在一片亂世中脫穎而出、笑到最後，就算未必是其中最出色的那個，也一定是排在前幾位的——他們是“歷史的選擇”。而他們的孫兒輩們則是“某個子宮的選擇”，坐享一個不存在競爭者的大一統天下，“統治基因”的退化是大機率事件。
我其實還認為，這就是歷代儒家深信不疑的“衰退史觀”或者漢儒發明的那套天命轉易“五行迴圈”神話的簡單而真實的理由。
至於現代西方式的制度主義話語，它說得沒錯，但並不具有解釋力。因為“治亂迴圈”的概念表述本身即包含沒有任何新突破，一直在舊有格局中打轉的意思。而“沒有制度突破”一類說法，只是對“千載猶效秦法政”這一客觀歷史現實的同義反復式描述，並非一種詮釋，沒有帶來什麼新的啟發性的見解。制度論者並沒能回答的真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社會在漫長的兩千年裡無法取得制度突破？
我在最近出版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簡稱《逝去的盛景》）一書中想要實現的雄心，就是為這種“歷史治亂迴圈”尋找到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新的詮釋方向，我這裡暫且稱之為“生產力密碼”。
特約簽名鈐印（題詞）本
點選圖片，立即購買
02
如果仔細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我們會發現一條若隱若現的“規律”：宋代以前的漢、唐兩代和以後的明代，都經歷過一段一百三四十年的農業生產持續擴張期，隨後就都陷入停滯、乃至衰退。
很大程度上看，這就是決定古代王朝治亂興替“歷史週期律”的經濟根源。
農業幾乎就是古代經濟的同義詞，農業的停滯和衰退就是經濟的停滯和衰退。它的出現，必然意味著人民普遍收入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社會的各種不穩定自然隨之顯著增長。積累到一定程度。便孕育著大規模衝突爆發、社會步入亂世乃至改朝換代的動力。
有趣的是，這樣一段農業生產擴張期的歷時，差不多恰好都是漢、唐、明、清等幾個國祚相對穩定歷久的大一統王朝壽命的一半，這其中又暗藏了怎樣的密碼呢？
在解開這個奧秘之前，我們先要對經濟增長的不同路徑以及由此造成的“古今異同”有一些基礎知識方面的瞭解。
在人類經濟實踐中，單位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是工業革命以後才出現的。這是“科學革命”所點燃的技術進步的結果，事實上工業革命本身正是科學革命在實踐領域的延伸。
在之前漫長的幾千年農業文明時代，不能說經濟沒有增長、經濟規模沒有擴大，但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極為緩慢的，往往一個世紀、乃至幾個世紀裡僅有個位數百分點的增長。
這就意味著，那個時候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是一種“外延擴張式”的經濟增長。
打個比方，以前一個人種20畝地，一年產出1萬斤糧食；現在兩個人種40畝地，一年產出2萬斤糧食。“蛋糕”是做大了，但投入做蛋糕的資源以及參與分蛋糕的人也同比例增加了，人均產出並沒有增長。在這樣的模式下，無論生產擴大了多少，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了多少，人均不會更富有。
這還是這種“外延擴張式”經濟增長中的理想模型，真正的現實會比這一簡化模型更差：在給定疆域內，土地總是有窮盡的，和平年代人口增長又總是快於新開墾耕地的增長。這意味著這種“外延擴張式”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能無限延伸，它的天花板常常是很低的。
更重要的，隨著易於開墾的肥沃土地——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也就是“低垂的果實”——日益稀缺，這種簡單的生產要素擴張還必然呈現邊際效益遞減的趨勢：新開墾出來的20畝將會是薄田，同樣一個人去耕種，一年也許只能產出8000斤或6000斤糧食，人均糧食產量逐年下降……
這就是為什麼兩千年裡中國人民勤勞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人口的翻倍增長，清朝中期中國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時期更低，而不是更高！
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對中國曆代糧食單產做過長期研究，王家範教授在他的成果基礎上稍做一些修正和補充後得到的一個概要性的結論是：在漫長的兩千年裡，也就是從戰國到明清，中國平均糧食單產增長了4.5倍。折算成年平均增長率，僅有0.1%。
兩宋時期是王朝史上糧食單產增長最快的時期，但也僅比一千年前的漢代增長1.7倍，比前朝唐代增長1倍多一點，年均增長也只有0.2%。
晚近國內外一些更為精細的計量研究得出，中國糧食畝產在漢代時約為110市斤，隋唐時增至125市斤左右，到宋代迅速上升到140—185市斤，比蒙文通先生的結論更消極一些。但這已是相當了不起的進步了，這就是前現代經濟模式受技術進步硬約束的無奈現實。
“人均GDP增長率”，是如今每一個現代國家和現代人都極為關注並視作理所當然的概念。但在工業革命以前，它只有放到數百年、上千年的長程時間跨度內審察才有意義，在一個人的個體生命週期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即使工業革命以後，人均GDP的持續增長也只出現在英國等少數幾個西歐國家裡，全球範圍的普遍高增長是二戰以後才冒出來的“新生事物”。
03
瞭解了前現代經濟模式受技術進步硬約束的無奈現實後，我們再來關心一下每一個王朝前半程的墾田增長與人口擴張之間的無望賽跑。這裡以《逝去的盛景》一書聚焦的宋代為例。
傳統農業經濟時代，土地和勞動力是最重要的兩種生產要素。而在前現代的自然與技術條件下，二者本身又存在著互為因果的緊密關聯：更多數量的勞動力，才能開墾更大面積的農田；更大面積的耕地，才能養活更多數量的人口……
政治穩定是人口繁衍的基本前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高峰期出現在兩漢時期，最高達到過5000多萬。歷漢亡後數百年亂世，隋唐重新統一，人口也從谷底反彈。到唐朝開元、天寶間，中國人口恢復並超越漢代，出現了史上第二個峰值，至近6000萬。這樣的人口基數就是締造“漢唐盛世”的基石。
北宋再度統一，終結了四分五裂、戰亂不絕的五代，人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恢復。當時的戶口統計顯示，到仁宗朝，全國總戶數已從國初的300多萬戶猛增至1200萬戶以上，超越漢代，恢復到唐代全盛時的水平。
又過了半個世紀，到徽宗朝，總戶數已超過了2000萬，幾乎再翻一番，達到漢唐時代的兩倍。中國人口總數也攀上了歷史上的第三個峰值，並且首次超過1億。這個紀錄隨後一直保持了400多年，要到17世紀中葉的清朝初年，中國人口總量才重新恢復到北宋末。
北宋160多年中，年均戶口增長率達到驚人的1%以上！宋代官員和士大夫一再提到，本朝“生齒之繁”乃之前歷代所未見，對此他們自己也常常覺得不可思議。
北宋前期耕地面積的擴張勉強能夠匹配人口增長。
與歷史上每一個新朝代接手“大亂”之世以後的最初情形差不多，因五代連年戰亂，土地荒蕪嚴重。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在上言中說道：“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裡，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此時距宋朝立國已30餘年，況且還是環京畿周邊郡州。
緣於此，宋初，政府大力鼓勵民間拓荒墾田。有史可查，朝廷每隔幾年、十幾年就會專門釋出詔令，或直接號召百姓，或命令地方官府招誘人民，在各地開荒墾闢，恢復和擴大土地耕種。採用的鼓勵手段包括減免租稅、徭役，出借或贈與耕牛、農具、種子，乃至無償授予產權等。
宋太祖開寶（968—976）末到真宗天禧（1017—1021）末，不過50年間，全國戶數即從300多萬戶增至近870萬戶；與此同時，墾田從295萬頃增至524多萬頃。大數差不多都翻了一番，但墾田增長還是跟不上人口擴張。對比唐代前期，實現相同的人口和墾田翻倍，用了大約110年的時間。
各地農民“鑿山而田”、“與水爭田”，到北宋中後期，不但全國所有平原沃野“曠土盡闢”，南方很多地方的高原山區和低窪沼澤也紛紛被開發利用。梯田、圩垸等都是在這段時期湧現出來的。
王安石變法期間，朝廷頒佈“農田水利法”，獎掖墾荒之外還大力鼓勵興修水利設施。熙寧三年至九年（1070—1076）間，各地疏浚主要河道，興建近1.1萬個水利工程，改善了近40萬頃農田的灌溉。
據漆俠先生推算，到神宗至徽宗間，全國墾田總面積在700萬—750萬頃之間，達到有宋一代最高值。這一規模幾乎比唐朝時翻了整整1倍！之前歷代從未有過，此後的元明兩代也沒能再達到過。
在《逝去的盛景》的寫作接近完成時，我看到自然資源部公佈的最新調查結果，2022年度全國耕地面積為19.14億畝，也就是1914萬頃。
前面已大略講到，像這樣“外延擴張式”的傳統增長模式是遲早會觸達極限的。
宋代的農業經濟比上述四個朝代都要成功。300多年間，包括領土丟失了一半的南宋，農業生產雖有起伏，但一直在增長，直到南宋滅亡也沒有出現明顯的停滯跡象，不過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依然是一目瞭然的。
前述資料已很清晰，即使在墾田面積增長最快的北宋前100年，它也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其結果自然是戶均耕地逐年下降。據史料推算，北宋戶均擁有耕地面積，太祖時為90畝出頭，太宗時下降到76畝，真宗時進一步降到60畝多一點，到神宗時僅有28畝。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仁宗以後土地兼併和隱田漏賦的問題愈演愈烈，大量農田並未登入於籍，因此神宗時的資料是很不可靠的。
然而，即使將官方名義資料上調50%—60%，神宗時戶均土地保有量也不超過45畝。也就是說，從國初到神宗的兩個甲子，戶均擁有田地面積下降了一半還要多！而在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兩浙、福建等路，戶均有地僅20畝左右，到南宋時就更少，人多地少的矛盾一天比一天突出。
有充分的理由假設，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再用不了幾十年，就一定會出現清朝乾隆帝以後的那種社會經濟全面停滯。實際上，滿清從入主中原到18世紀末乾隆時代落下帷幕，差不多也是一個半世紀，與宋代立國到徽宗時人口達到峰值時的長度相等。因此，如果經濟上沒有其他出路，北宋就算僥倖躲過了“靖康之變”，故事的結局恐怕也好不到哪裡。
這其實就是一個“馬爾薩斯陷阱”的修正版。
04
但事實上宋代幾乎已經跳出了那個“歷史迴圈”的魔咒，這是因為它不但在經濟總量上成倍於“漢唐盛世”，人均收入也取得了王朝時代絕無僅有的重大跨越。按現代西方學者的估算，至少增長了30%以上。
也就是說，宋代不但有所有朝代都有過的“外延擴張式”經濟增長，還實現了真實的“內涵深化式”的經濟增長，這是它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更為富庶、也更富持久活力的真正原因。
而這也正是我在《逝去的盛景》書中想要揭示的主題。
那麼，在沒有飛躍式的“技術革命”的硬約束之下，宋代的這種“內涵深化式”經濟增長模式又是怎樣取得的呢？這就涉及到了人類經濟增長的另一條路徑，即市場廣度和深度的持續拓展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另一個術語：“比較優勢”，或“相對優勢”。
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曾花很多筆墨討論過所謂“比較優勢”的問題。這裡再舉一個最簡化的例子來說明——
假設有兩個工人，因為先天稟賦和後天訓練等各方面的不同，一個善於制釘而遜於制針，另一個長於造針而短於造釘。
製造釘子和製造針，就分別是前者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後者則恰好相反。在給定工具及其他技術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第一個工人用一天時間能製造100個釘子或50根針，第二個工人一天裡能製造100根針或50 個釘子。原先，他倆各自分頭花相同時間製造釘子和針，前一個工人能一天生產50個釘子加25根針，後一個工人一天能生產50根針加個25釘子，二人合計一天能生產75個釘子加75根針。
現在，如果讓前一個工人專門製造釘子，讓後一個工人只製造針，那麼一天合計就能得到100個釘子加100根針。在技術條件並沒有任何改變的前提下，這兩個工人的平均單位生產效率提高了1/3……原因在於他們各自的“比較優勢”都得到了充分發揮，而“比較劣勢”都被明智地迴避了。
這就是我在《逝去的盛景》中不止一次說到的自給自足的傳統小農經濟模式與商業化、市場化的現代工商經濟模式之間的根本分野。即使不存在技術上的突飛猛進，一個社會仍可以透過組織方式、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改變和創新，取得單位生產效率的顯著進步。它的秘密就蘊藏在市場不斷拓展所推動的產業分工合作的持續細分和深化中。
這類“分工—合作”式擴充套件秩序的前提，是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半徑和容量，以達到經濟學家所說的“規模效應”，宋代人口的迅猛增長，商品交易的區域乃至全國一體化，恰好滿足了這一要求。
在一個擁有上億人口的大國裡，即便一千年前完全不存在一個外向型的全球大市場，僅內部的市場拓展、產業細分與合作深化也幾乎可以是無窮盡的：
釘與針的製造實現了專業分離後，它們的打磨、拋光、包裝、銷售、運輸……還會進一步細分出來，衍生出數不盡的新生意。而這些從原先的制釘與制針業中獨立出來的新產業還會與社會上的其他產業交叉整合，催生出之前無法想象的各種新市場和新機會……
在《逝去的盛景》的最初幾章裡，我們就看到了很多這樣的例子：許多隋唐五代以前聞所未聞或僅僅露出一點端倪的嶄新產業，在宋代的紛繁市井中被創造出來、發育成熟。
如果說科學進步與技術創新給勞動生產率帶來了“絕對的”提升的話，上面這種透過市場擴充套件、產業細分與合作深化而獲得的生產效率提升就是“相對的”。
在漫長的人類經濟史中，前者通常是間歇性的、浪潮式的，其空間和時間分佈都極不均勻，會存在明顯的高峰和低谷，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人類自己能夠掌控的，因為科學技術的突破說到底取決於天才人物和天才靈感的湧現，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後者才是不間斷、綿延持續的，一旦掌握正確知識，採取正確政策，就是可以有意識主動推進的。它反過來還會促進實用技術本身的持續改進。
而商貿流通行業，則是這種模式下生產力提升的催化劑。沒有一個廣度不斷拓展、深度持續挖掘的繁榮有效的流通市場，不同產業門類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便不可能展開，經濟產業的專業化細分也就失去了依託。
“宋之富盛”的奧秘正蘊於此。
05
撇開經濟規模的總量增長（這其中大部分是前面已經詳盡討論過的“外延擴張式”模式所造就的），可以說，宋代經濟的實質性進步主要是在城市工商貿易服務業領域取得的，相當一部分勞動力和生產要素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了單位經濟產出更高的城市工商業部門。
這是之前所有朝代所無，亦是之後大多數時期所缺。就連宋代農業本身，也不再孤獨割裂地存在於農村，而是深深地捲入了當時蔚為壯觀的城市化和商品化大潮，繁榮的新興工商業市場反哺了傳統農業，大大延緩了它因邊際效益遞減而終將撞上的停滯和衰退。
像這樣依靠分工合作的擴充套件取得的“內涵深化式”經濟增長需要經歷一個緩慢而持續的展開過程，不像技術革命那樣能夠在短期內帶來突飛猛進。
更重要的是，它極其有賴於良好的制度環境和社會土壤：制釘人和造針人能夠放心地拋下千百年來從來都自給自足的男耕女織、蓋房打井……，心無旁騖地專著於制釘和造針一件事，是因為他只需要賺更多錢，就算一粒糧食、一尺布也不自產，一家老小的衣食也一定會比以前更豐盛錦繡，還因為他製造釘子和針的鋼鐵原材料有保障，製成品銷售也有渠道……
在經濟越發達的社會，所有人的生存就越緊密地依賴於其他人。看起來這麼簡單的 “制釘”這件事，背後需要一個瞬息萬變、複雜無比的市場體系來支撐。
遺憾的是，在人類歷史上，這樣一個市場體系從萌芽、發育到成長、擴充套件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很容易為政治力量所扼殺。因為這種合作擴充套件的經濟秩序並不是哪個聰明人或明智的政府機構有意識“規劃”、“設計”出來的，而是無數投身經濟實踐的人們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時無意識地“演化”出來的。
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與動機，最典型的如“安全”的本能、“獨立自主”的考量以及“趕超先進”的渴望等等，政府的有意識政策總是很難不經常對它造成擾動和損害。
在更寬的時間視野裡，我們能夠看到，宋代處於中國古代歷史中一個非常特殊的轉折期。容我這裡再作一下簡要總結，這是一個由原始自然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或者說由傳統小農經濟向新興工商經濟轉型的時期。這個特殊的轉折期呈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特徵：
第一，城市與市鎮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並連線成網路；
第二，工商業從粗放的農村家庭副業中分離獨立出來，不斷細分裂變出新的產業，並且在經濟結構中佔有越來越高的比例；
第三，商品交易從基本侷限於本地和短途、小規模轉向長距離、大規模，市場從原來本地的和割裂的狀態轉向區域性乃至全國性、網路狀的形態，市場吸納與輻射“半徑”大幅度擴張；
第四，人們之間的交易由實物（勞務）為主轉向以貨幣中介為主，直至“以物易物”的數千年傳統被徹底淘汰。
……
進一步，這種經濟特點又造成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會趨勢乃至文化面貌，例如城市人口激增，社會流動（不僅地域，還有身份）大大加強，消費性、商品化的大眾文化娛樂生活的興起等等。
所幸的是，有宋一代，歷朝政府的政策指導思想和實際作為總體上大多順應了這一轉折期的變化和趨勢，而不是像其他許多朝代那樣近乎本能地試圖阻擋和扼殺它。
我還相信，如果這樣的經濟結構升級累積到一定的廣度和深度，現代的那些啟蒙知識分子心心念唸的“制度突破”也就有了發生可能性及成功基礎。縱觀古今中外，促發制度突破的或許有諸多動因，經濟因素即使不是第一位的，也一定是極端靠前的。
很遺憾，無論是宋以前還是以後，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朝代都沒有這樣的運氣。至於為什麼，我希望我的這本《逝去的盛景》能夠對讀者有所啟發。
特約簽名鈐印（題詞）本
點選圖片，立即購買
06
那宋代究竟做對了什麼呢？
答案是：在市場的自發力量面前，宋朝政府什麼也沒有做，這就是它做得最對的地方！它也曾經很想主動做一些什麼，但由於陷於已有的路徑依賴、既得利益和各種觀念的撕扯博弈，最終幾乎一事無成。
這令宋代每一朝計程車大夫精英階層都無比失落，歷史的弔詭在於，正因為政府和精英階層的宏偉抱負大多落空了，芸芸眾生才有機會各顯所長，施展自己的抱負，為自己所想要的東西而奮鬥。這才是宋代經濟文化超越以前任何一個朝代，並居於當時世界最前列的真正奧秘。
當然，說宋朝什麼都沒做畢竟有些極端了。總體上看，政府為市場交易和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基本適應當時形勢的政策框架，它也十分樂意為人們做生意賺錢排除困苦、疏通梗阻、提供幫助、調停衝突……
主要不是因為它為了為善，而是因為所有這一切最終都能讓它自己分享到經濟繁榮的豐碩果實。
至於“投機取巧”的工商經濟中何以能輕易地產出比“堅實可靠”的農業經濟中更多的收入？宋人自己多半並不明白，當時絕大多數有識之士顯然會認為，這坐實了工商業的“豪奪”與“巧取”本性。
因此我們看到了三百年間充斥著對“兼併”、“坐息”之類的道德大批判。這種思維模式同今天許多人堅定地認為，金融、網際網路和科技業者賺錢更多，是因為他們壓制盤剝了“實體經濟”如出一轍。
但讓這些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沮喪的是，在宋代的特殊路徑依賴之下，不論執掌政策方向的統治者主觀價值立場如何，他們客觀上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採納這些正統教義，動用國家力量強行把市井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道路上川流不息的財貨驅回到阡陌井然、各安其分的田園鄉村中去。
翻閱兩宋史籍，我們隨處可以看到，從天子到宰臣，從官員到學者，無時無刻不充滿了失落與憂患，無可奈何之情躍然紙上。對於恪守正統理想的他們來說，依靠這些“末業”來“斂財”不啻是飲鴆止渴，每每令他們痛心疾首。
他們中亦不乏像范仲淹和王安石這樣的雄才大略者，想要對行進在錯誤方向上的國家加以糾正，把它重新撥回到古代聖賢一勞永逸地指明瞭的正確道路上，但他們的努力都沒有取得什麼真實成效。三百年宋朝政治深陷於這種特定的路徑依賴中難以自拔。
然而今天已有的知識告訴我們，之所以能夠從新興的工商業中獲取更多稅收，原因在於工商業的勞動生產率更高。也就是說，投入相同單位的資源和勞動力，工商業比農業的經濟產出更大，創造的社會財富更多。
這種生產力的提升正是現代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國民經濟增長與物質財富豐裕的必由之路。
假設歷史沿著宋代的軌跡繼續演進下去，那麼這樣一個與當時士大夫精英階層的道德理想截然不同背道而馳的經濟政治架構顯然是有希望推動國家和社會繼續現代化的。可惜的是，宋代的財政創新和工商業發展最終未能幫助國家抵禦住嚴峻的軍事壓力，這條演進之路也就倏然而止了。
如果說宋代曾經做對了什麼的話，後代又做錯了什麼呢？
宋亡以後，經歷了一段外來遊牧民族不算很長的統治，中國的經濟結構重又迴歸到舊時軌道上。現代的曙光一閃而過，消退在了歷史的暮色中。
明清兩季，統治者重拾“重本抑末”、“抑制兼併”、“扶持小農”的經典藥方，甚而進一步“禁海封山”、“官商召買”……而且一代比一代更加執行得著力和有效，終於建成了堪稱理想的小農社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宋代曾經有過的繁榮的商業與城市生活以及財富積累，逐漸變成了歷史上一段應當時刻引以為戒的反面教材。統治者們滿意地看到，當所有人不再追逐財利、不再貪圖享受，世上不再有家財萬貫的大戶巨賈，水陸要道上不再充斥著繁忙嘈雜的人流與財貨……天下也隨之太平了。
用現代經濟學方法來剖析，透過行政力量將所有人重新驅回到過去那種“男耕女織”、“勤耕苦讀”的理想生活中去，表面上看社會因流動性的減少而變得更加穩定，深層而言，其實也就是將一個原本有機會突破“歷史迴圈”的冉冉生長的新趨勢扼殺，使社會重新迴歸過去邊際效益遞減、並註定要撞上停滯與衰退的舊的生產力模式中。最終結局一定是更大的不穩定。
具體來看，每個朝代開始走下坡路的原因各不相同，當時統治者的愚賢不肖可能也大不一樣，都值得後人實事求是地仔細分析研究。但有一個因素是強有力：當一個社會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和衰退，那麼即便統治精英十分賢明能幹，前途恐怕也註定是暗淡的。
歷史上，很少有統治者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天下人男耕女織、各安其所的田園美景是一個社會經濟成功的結果，而非原因。
……
所有的盛景最終都將逝去，對於我們後人來說，重要的是，我們要搞清楚它們逝去的真實原因。尤其重要的是，它們中的有一些，本不該那麼快就逝去。人們越是努力，它們就逝去得越快。
在經濟即許多社會問題上，真理總是與大多數人的質樸直覺相反。
而我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夠為更好地解釋中國歷史“治亂迴圈”開拓一個新的理論維度……
▼
外敵窺伺下
一個生於憂患
長於憂患的朝代要何去何從
每一朝統治者都熱衷於掙錢
卻為何總是缺錢
為了從日益興盛的工商經濟中分到更大一杯羹
宋朝政府都做了些什麼
宋朝的商人有多富有
冰川思想庫創始人、財經評論員、專欄作家
陳季冰新作出版！
郭建龍、張明揚、汪丁丁、景凱旋、
許紀霖、馬勇、李冬君、吳鉤 大力推薦！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
特約簽名鈐印（題詞）本
點選圖片，立即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