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為何成為失敗國家】對於今年制度經濟學榮獲諾獎，很多人拿印度作為反例，說三哥不是號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嗎，咋沒發達呢？
民主並不意味著對市場天然友好，因為多數人往往是仇富的，相反，亞洲四小龍、智利等在市場化轉型時期，政治上大都是威權體制。但英國傳下來的普通法是個牛逼制度，法治才是私人產權和市場體制的基石。曾經同為大英殖民地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乃至新加坡、香港，都紛紛躋身於發達經濟體，唯獨印度三哥，不走尋常路，特立獨行，單單落後。（其中南非也是個另類，唯一一個從發達國家降級的例子，黑人掌權後大搞社會改造，其實就是搶錢，然後經濟就崩了，治安惡化，艾滋病流行……）
這是不是證明制度決定論有侷限？
我認為說這話的人，根本就不瞭解咱三哥。印度恰恰是榨取型制度和失敗國家的典型代表，與它的同儕形成鮮明的對比。
三哥之落後，存在地理、人口、宗教、文化等諸多制約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制度和道路的選擇失誤，國父尼赫魯及其家族，坑了印度幾十年。
制度即國命，道路即國運。
領導印度獨立的尼赫魯，是個狂熱的左派和工業黨，奉行親蘇政策，印度憲法至今明確規定其國體為Socialism國家。1947年，印度建國後引入的是蘇聯計劃經濟模式，有著龐大的國企體系和無處不在的行政管制。那時候印度老百姓想做點生意，有的得經過80多個部門的審批，直到2015年莫迪政府才取消計劃委員會。
當時印度人引以為傲的是，身兼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精華。英式議會制民主+蘇式計劃經濟，合二為一，又是文明古國，必成大器。印度政治精英一直是有大國野心的，認為美蘇不足論，自己才是未來的Super Power。沒想到弄巧成拙，這套“印度模式”把國家牢牢鎖死在貧困的泥潭裡，造成了經濟的低效浪費和官員的普遍腐敗。
印度的改革開放，整整比中國晚了十多年，1991年辛格任財政部長時才開始推行市場化，簡政放權，借鑑的正是8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但由於孱弱的中央政府、複雜的利益集團，印度改革一直走走停停。
直到有“印度鄧公”之稱的莫迪老仙登臺，雄心勃勃，鐵腕如鋼，強勢地把印度拉進市場化、全球化的軌道，巨大的人口潛力逐漸發揮出來，現在印度成為了全球資本（包括中國）的香餑餑。
印度這頭大笨象，啟動很慢，但一旦步入正軌，就會後勁十足，綿綿不絕，生生不息。
因為印度的人口結構均衡，非常年輕。相比之下，中國已經是一箇中年為主的社會，平均年齡比美國都高。而且人口結構更令人擔憂，隨著60後那批嬰兒潮到站，生育高峰的人群目前正步入退休期，中國社會的退休老人爆炸式增長，而年輕人的比例越來越少，形成倒金字塔結構，非常危險。年輕就是生產力，10年、20年、30年之後再看，每次都會重新整理三觀。
目前印度已經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GDP超越英法，僅次於美中日德，不出意外2030年左右就可以躋身前三，形成美中印三足鼎立的格局。根據增速和潛力，很多經濟學家預測到本世紀末，印度大機率將會超越中美，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印度能堅持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超級大國還真不是夢！
印度人並不笨，美國的STEM留學生佔比最高的來源就是印度裔和華裔，疫情後印度留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中國留學生。再看看美國的印度裔移民，家庭平均收入比華裔高，世界500強的高管CEO越來越多印度面孔。印度裔移民還勇於融入主流社會，廣泛參與公共政治生活，現在競選美國總統的哈里斯就有印裔血統，印度裔已經快變成美國社會的婆羅門了。
印度落後的真正原因
作者：秦暉
（著名歷史學家）
儘管長時段中印度的落後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印度落後於中國的差距拉大了。可見就制度方面而論，印度經濟中的積弊也的確甚多，這也是包括多數印度學者在內的學界公論。
當然，對於積弊何在，國外的主流看法卻可能與國內的官式說法相反。獨立後的印度長期實行所謂“尼赫魯式社會主義”，前蘇聯一直把她定義為“已經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加之該國實行聯邦制，各邦各自選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擁有相當大的自治功能，選擇的發展模式也差異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長期是共產黨人執政，就更難說是“資本主義”了。
一般地講，印度的“社會主義”也屬於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但是與瑞典式的“福利國家”不同，後者以二次分配為特色，主要以高稅收高福利從私人經濟中抽取資源，以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國家直接經營企業不是它的基本特徵。而印度的“尼赫魯社會主義”政治上學英國搞議會民主，經濟上卻不是學瑞典，而是主要學蘇聯大辦國營企業。
原來的聖雄甘地雖然因主張宗教寬容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殺害，但他的經濟主張卻是極有印度傳統特色的：主張迴歸自然，耕織立國，反對工業化，也對建立“現代強國”沒有任何興趣。但他秉性寬容，默許其門徒尼赫魯另搞一套。
尼赫魯卻是個工業化迷，一心要透過國家集中投資來趕超發達國家，把印度變成工業化強國。尼赫魯和英迪拉·甘地父女兩代（連同幾位過渡總理）執政37年，一直以“五年計劃”的方式搞經濟，而且好搞大型國企。因此印度經濟的產業集中程度相當高，很多基礎工業部門的生產集中於若干大型國營公司。
當然，作為憲政國家印度沒有強制沒收私人資本，私營工商業一直存在並且有一定空間，但各基礎工業部門均是以國營企業佔絕對優勢。
例如鋼鐵工業，獨立以前只有私營的塔塔鋼鐵廠，後來連續建起波卡羅、比萊、維薩卡帕特南、魯爾克拉等六大國營鋼鐵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鋼鐵生產。其中最大的波卡羅、比萊等廠都是蘇聯援建、按蘇聯的“馬鋼憲法”模式管理的。
然而有趣的是，雖然大鋼廠中碩果僅存的私營公司塔塔集團廠齡最老（1907年建），裝置相對陳舊，產量在全印總產中也只是一個零頭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鋼鐵業中“管理得最好的企業”，其效益比那些國營巨無霸都強，工人工資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會主義”不僅如瑞典那樣具有分配意義，也如蘇聯那樣具有生產意義。就整個聯邦範圍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於西方的憲政民主，經濟上卻更多地搞命令經濟。國有企業比重之大、市場管制程度之嚴、外貿保護手段之多都相當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經濟體制改革，努力革除舊弊，實行市場化與開放式競爭，但其進展還遠不如我們。
當然，如今印度的市場化程度不如中國，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國，連農民養雞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農民興辦集體企業也被說成是“集體資本主義”的那個時代，印度再怎麼搞“尼赫魯社會主義”，其市場空間與經濟人的活力還是要大得多。
為什麼當時的中國官方仍然能夠以印度為墊背的來進行“比較”呢？儘管如前所述，那時的中國經濟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實在大可懷疑，但是無論如何，印度經濟那時也並沒有明顯勝過中國，至少不像亞洲小龍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國家當時那樣，其繁榮與中國的凋敝形成那麼鮮明的對比，否則當時的中國官方也不會老拿印度做“比較”的墊背了。
其實80年代初中國經濟改革政策部門一個代表團對印度進行訪問考查後有個內部報告，其中的基本結論是：印度的私營企業比我們中國的企業搞得好，但是他們的國營企業比我們的搞得差。這個說法很耐人尋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國的工業正處於“喬廠長上任”時代，那時工業還是國營的一統天下，私有化還沒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轟大嗡已經結束，“修正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市場社會主義”，就是當時蘇聯的那一套）上了臺，實行了或者說恢復了蘇式的“勞動紀律加經濟核算”企業管理制度。
而這樣的國企儘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實際上也就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但卻比印度的國企強——實際上也就是蘇式的國企比“民主社會主義”的國企強。由於當時印度的私營工業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國企比中國的國企搞得差，就成了問題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會主義”至今仍然是既反對蘇聯模式又不贊成資本主義的許多好心人嚮往的東西，說它還不如蘇式企業可能是一個煞風景的觀點。其實筆者對民主社會主義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嚮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這類價值判斷放下而僅就企業管理而論，“民主的國營企業”在效率上的確是經常既不如私營企業，也不如“專制的國營企業”。
仔細想想，這道理其實並不複雜：企業不管國營私營，它的運轉要能夠理性化，就必須有某種約束機制，即科爾奈所說的“預算硬約束”。
在契約式的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方與勞方是利益有別的主僱關係，雙方透過博弈而形成一種約束機制：資方不會貪汙（企業是自己的，他貪汙誰）而工人不會“偷懶”。
在“專制的國營企業”中，管理者與勞方不是主僱關係而是“主奴關係”，前者只對上而不對下負責，雖無積累激勵，卻有升遷激勵，也可能從嚴治廠而實現理性管理。在產權明晰的全員股份制企業中，經理與工人除了主僱關係外作為股東還共同對企業負資產責任，約束機制更是雙重的了。
然而在“民主的國營企業”中，管理人與工人既非主僱關係也非主奴關係同時又無資產責任，理性約束機制因此很難建立。相反卻容易出現不顧企業利益的雙方“共謀”。
管理者既不像資方那樣把企業作為自己的產業來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遷而無視工會與“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術官僚的理性專制角色，於是短期行為、“內部人控制”、經理“討好”工人、雙方都吃企業坑國家之類的積弊便難以避免。
實際上，這也是西方民主國家“國企病”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工業文明的高度發達形成的許多行為規範使這些國家的國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樣嚴重。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何以中東歐轉軌國家在民主化以後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執政，儘快完成國營企業私有化都成為一項迫切的任務——因為他們不像中國，可以靠溫鐵軍先生所說的“奴工制優勢”來使國營企業雖不景氣但還能半死不活地維持。
東歐民主化之後的國營企業，科爾奈所說的那種“預算軟約束”危機往往會比專制的舊體制下更加嚴重。即使在轉軌前，相對而言專制比較寬鬆的波蘭，其國營企業狀況也明顯不如昂納克統治下更為專制的東德，儘管波蘭的經濟學在東歐是水平最高的。
實際上，中國文革時代的企業管理混亂也有類似原因：憲政國家“民主的好處”根本無從談起，但是“民主的壞處”，或者用學者的行話說，“過度參與造成的交易費用劇增”卻毀了企業，大轟大嗡之下正常的企業管理無法進行，正常的規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壓”而被廢除，其後果是眾所周知的。
東歐民主化之後，這些國家的國營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現工會勢力強大、經理權力削弱、企業管理困難、財政狀況惡化等問題。面對這種情況，即便你在理論上如何反對“休克療法”，贊成“漸進改革”，在實踐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斬亂麻地解決私有化問題。
而的確，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在私營企業裡工會漫天要價的情況就大為減少，甚至許多企業在私有化之後，工會運動竟然被主僱關係中個人化理性化的討價還價所取代，出現“工會消亡”現象。團結工會是當年嚴厲鎮壓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臺掌權就氣數已盡，很快走向瓦解，在經濟轉軌進行到如今後已經沒有多大影響了。
事實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還有孟加拉）如今還是工會、農會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維權組織極為活躍的民主社會。
印、孟如今吸引外資都不容易，雖然他們的勞動力不可謂不廉價（據瞭解，在浦那這個地方，印度最好的私營企業塔塔公司汽車裝配線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勞工的月薪更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已經比他們高。
但是印孟的工會農會可是不大好對付的，“便宜但不聽話”的勞動力未必能使外資感興趣。相比之下，中國沒有真正的工會，政府，地方政府眼裡除了上司就只有老闆，工人的服帖天下無雙，天下哪裡有這麼好的“投資環境”啊！
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人道理想雖然仍會有生命力，但在沒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專制社會主義”、民主資本主義，甚至專制資本主義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
自1947年獨立以來就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的印度當然不可能轉向專制社會主義或者專制資本主義，因此從民主社會主義轉向民主資本主義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選擇。
但是民主制的悖論就在於：雖然“民主制下的國營企業”比專制奴工制下的國營企業更加急需改革（僅就經濟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難改革。因為“民主分家”的討價還價多，“交易成本”要比強權之下的“掌勺者私佔大飯鍋”式的改革大。
專制國家可以駕輕就熟地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變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它昨天可以運用強權不受制約地化公為私，今天就可以同樣運用這個條件不受制約地化私為公。它可以把工人說攆走就攆走，土地說圈佔就圈佔，公產說給誰就給誰，民主國家可沒這麼容易。
東歐轉軌之難是如此，印度從“民主社會主義”向民主資本主義轉軌也是這樣。印度轉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說說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時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現實質性突破。雖說比中國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魯社會主義”舊體制中保留的市場成分本來也比改革前中國的社會主義要多，改革基礎還是有的。
但這種改革不僅要面對印度傳統中前述的一些慣性阻力，更要經過社會各階層各利益群體的反覆談判，因而難免舉步維艱。就在前年4月，以孟買為中心就曾發生全印一千萬工人反對經濟改革（主要是抗議“減員增效”和拍賣國企）的大罷工。
當然民主國家“吵吵嚷嚷分家難”既是一種難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時也並非沒有積極意義。充分的討價還價雖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
即便在談判實力與資訊收集雙重不對稱的侷限下最後的博弈結果並非“實質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權利體現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轉軌後形成的產權結構具有公信力和道義合法性的基礎。
而缺乏這種公信力的“掌勺者私佔大飯鍋”雖然在強權與黑箱作用下可以較快完成原始積累，然而道義合法性的缺失將妨礙其進入正常的交易與配置機制，而一旦強權動搖、黑箱打破，這樣的原始積累很容易引發清算情緒乃至引起社會動盪，那時“制度變遷的總體成本”恐怕就不會比民主轉型更小了。
而民主轉型雖然在一個時期需要付出較多的“交易成本”，但轉軌結果的公信力會使它具有較好的後勢。就印度而論，其經濟改革前期由於交易成本的增加並未很快表現出推動增長的效果。
但是近年來，印度經濟已經開始明顯加速，去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超過8%，股市市值增長七成，出口、投資、消費都出現強勁增長。許多觀察家認為印度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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