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教育出問題了,才有了這樣的暑期檔電影

今年的暑期檔票房不算高,但各種型別都在開花了。職場牛馬去看《長安的荔枝》,孩子們去看《羅小黑戰記2》,好萊塢還保持熱血的英雄主義,以及一大部分中年群體(主要是家長們),可以看看切身的教育問題。
巧不巧,《你行!你上!》和《花漾少女殺人事件》同一天上映了。
姜文導演的 《你行!你上!》,講述著名鋼琴家郎朗和他父親的故事。《花漾少女殺人事件》則聚焦花滑運動員和教練母親相愛相殺的關係,新銳導演周璟豪長片首作,張子楓、馬伊琍擔綱主演。
儘管在熱度上新導演與大導演相去甚遠,但從電影表現來看,《花漾少女殺人事件》絲毫不輸《你行!你上!》的氣勢洶洶。私以為這部片甚至更大膽犀利,敢於直面真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大部分中國家長都關心的:
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培養自己的孩子?
如果大家對去年暑期檔有印象的話,一部同樣講述教育問題的電影獲得了相當高的票房。《抓娃娃》,沈騰、馬麗主演,講述一對富人父母刻意製造貧苦的環境,為小兒子考上清北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影片雖為喜劇,但核心在我看來相當恐怖。片中史彭元飾演的兒子長大後第一次走進隱藏監控室時,一個“楚門的世界”在他眼前開啟——十幾年來他像工具一樣被父母完美地欺騙操控,只為達成考上名牌大學的唯一目標。這,正是中國式教育的黑色寓言。
幸好,《抓娃娃》的形式是荒誕喜劇,讓人們不必在意,一笑了之。但今年的情勢明顯不同了,《你行!你上!》盡皆過火盡皆癲狂,《花漾少女殺人事件》陰鬱分裂至極——似乎講故事的人都再也無法迴避這件事情:我們的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行!你上!》裡的父親長了瘤,兒子差點跳樓;《花漾少女殺人事件》裡的母親和女兒都得了精神病,一個人格,殺死另一個人格。現實和電影中的郎朗可能是極少數幸運的天才,他逃過多少死劫,打通關一般坐在世界級演奏廳的鋼琴前——而沒有坐上位子的那些琴童們、運動員們,他們經歷了什麼,失去了什麼?無人在意。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被拍成電影的家長們,往往有超人般的意志。他們總是堅信,自己的孩子生來就是天賦異稟,因此他們願意傾盡所有,付出時間和金錢去規劃、去控制,直至達成他們想要的目標。
《你行!你上!》中,郎朗的父親在孩子還沒成型時就堅信他是個鋼琴家,他一定是,他必須是。《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中,馬伊琍飾演的母親正因為相信女兒是個花滑天才,才以極為病態的方式訓練她、控制她,以達到完美運動員的標準。
正因他們有了這種信念,在孩子成長的道路上,家長才能擯棄一切誘惑追逐目標。他們像對待一臺精密的儀器般對待自己的子女,打磨每一個零件,不放棄每一分鐘時間。他們的世界裡那個超強意志的自我佔據了主位——像一個暴君,以專制達成自己完美的統治。
因此在姜文飾演的郎國任身上,我們看了一個狂躁症附體的父親。在馬伊琍飾演的母親身上,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壓抑而分裂的母親。他們絕不是這兩部電影中的個例,僅僅在極端故事中才出現巧妙的戲劇衝突。他們實則無處不在——當你留心身邊的中產精英,在高雅藝術、競技體育或追求高分的學術道路上,許許多多的父母,都在以相似的病態對待自己的孩子,直至他們發現,孩子也病了。
孩子在替這個社會生病。
就在兩部電影熱映時,“一席”釋出了新的演講內容,一位北大教授說,她的孩子輟學了。“三聯生活週刊”也上線了系列影片,《我的孩子不上學》,數對父母勇敢地走到鏡頭前,講述他們家庭的困惑。
通觀發生問題、暴露問題的家庭,父母往往已經得到良好的教育,並且在社會上積累了一定財富或名位,當他們想要複製自己的道路以期子女能夠走上同樣受益的路徑時,方法不奏效了,路走不通了,道路不僅坎坷,甚至看起來已無路可走。
絕望的父母面對絕望的孩子,才是更多家庭遇到的真實衝突。假想一下現實中父子吵架衝上天台,父親說你吃藥吧去死吧,孩子說我就跳樓了。僅需幾秒鐘,父親將攔不住孩子的奔跑,不可逆地看他跳下樓去——在社會新聞中,我們看到了太多的悲劇。
在《你行!你上!》中,這一幕,本是郎朗傳記裡講述自己如何痛苦放棄鋼琴的一段,被姜文改編成了一個荒謬的定格。
——我不同意這個定格。它巧妙規避了問題。當鏡頭停留在姜文扭曲的身姿上,那足球運動員般的剷球動作讓人們忽略了孩子可能面臨的極端後果。而這一幕,更不應該聚焦在“偉大的父親”身上——彷彿他變成了超人,拯救了孩子的生命。但我們心知肚明,到底是誰讓這一幕發生的。
在《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中,電影的視聽語言把親子關係之間微妙的嫉妒、仇恨和深度捆綁表現得更為深邃。當張子楓飾演的運動員發現母親不關注自己、將注意力轉移到別的運動員時,她是痛恨的,她使出各種方法博得母親的關注。而母親也清楚地知道,這正是一種有效的控制法,唯有如此,孩子的鬥志才能被逼迫出來,哪怕分裂出另一個人格也沒關係——她們想取用就取用,想殺死就殺死。她們在意的是,最後有沒有拿到那個冠軍。
姜文以一種大躍進的方式表現了中國家長對贏的渴求。音樂是什麼不重要了,孩子是誰不重要了,老婆幹什麼不重要了,鄰居有沒有崩潰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達成他完美的計劃,把孩子送上最耀眼的舞臺。因此我們感受到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姜文,像暴發戶一樣粗暴地對待音樂藝術。管他郎朗彈的是肖邦還是莫扎特,他的每一個音符都是驕傲的凱歌,無差別的凱歌,只管聲音洪亮,響徹四方。
我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如此令人厭惡的鋼琴和小孩。因為一個暴君將鋼琴和孩子都當成了自己的傀儡。即使你說姜文有意為之,如此表現郎國任或中國家長的功利,但他已完全拋棄了電影藝術的法則——不塑造人物、不講述情感,只管大路通天,一個情節或一段話,重複再重複就是。
如果姜文對這種教育方式是認可的,我看不到電影中的父愛、全家人對音樂的熱愛,他們無法打動我;如果姜文對這種方式是不認可的,他只想狠狠諷刺一遍,那我更鄙夷他的擰巴和做作——他沒有悲憫自己創造的電影角色,也無法喚起更多人的同情。
相比而言,馬伊琍和張子楓,在一個極為聚焦的舞臺(冰場)上,酣暢淋漓地傳遞了對病態教育的困惑。無需走過場的明星拼盤,也無需不斷切換到更大的場景,僅需加入第三個人物——一個更為優秀的花滑運動員,這對母女的關係就面臨崩塌,善和愛都經不起考驗。
放眼中國以外的電影,歐美早已有講述教育問題的好片珠玉在前。二十多年前,法國影星於佩爾主演的《鋼琴教師》,看似講述一段虐戀,但細細揣摩電影中鋪墊角色性格的細節,無不在講控制狂母親如何影響了女兒的一生。
這部電影改編自奧地利作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耶利內克的同名小說。她早早揭露了高雅教育給家庭帶來的精神創傷,書中的文字更為直接,如剖開心腸,血淋淋地滴下痛苦的證明。
“孩子是母親的寵兒,母親只要求孩子為此付出很少的費用:孩子自己的一生。母親要親自支配運用孩子的一生。”
這段話,可以說不僅發生在《鋼琴教師》中,也發生在《抓娃娃》中。甚至連著名網球運動員大小威廉姆斯的父親也如出一轍地堅信,他的兩個女兒還沒出生就是世界冠軍。在電影《國王理查德》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洋彼岸的郎國任,以同樣極端的方式,造出了高雅運動的世界巨星(還是兩位)。
也許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如此教育的成果(而非結果),只是再一次印證了他們的方法論。只有那樣暴力地、不顧一切地將孩子推向他們的目標,孩子才有可能在成功的時刻回過頭來,感謝父母的義無反顧。
這,多像一個恐怖片的無盡副本啊。
在《你行!你上!》或《國王理查德》兩部片中,成功最後都蓋過了孩子本身。也許人們都願意相信,正是因為孩子擁有這樣值得被託舉的天賦才能扛下沉重的期待,但不要忘了,《鋼琴教師》或《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中陰鬱而沉淪的“傷仲永”,才是更普遍的境遇。——於佩爾飾演的鋼琴天才,踏上了平平無奇的教師之路。她單一而病態的童年無法再回來,只有一遍遍傷害自己的身體,才能激起自己從未平等獲得的愛。
戴錦華在一次訪談中曾說,“電影攜帶著公眾議題”,“電影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表徵,用當年文藝理論的說法叫晴雨表,叫末梢神經。可以從這樣一些現象去透視整個中國的社會心態。”
當我一天內看了兩部關於病態教育的國產片後,我無法再將注意力集中在姜文如何彰顯自己的個人風格上——在我看來,討論他作品中的無盡隱喻像個空洞的笑話,那狂躁而現實的案例不應為他的個人表達加持,卻讓更多的人忽視了,應該更有值得深思和警惕的問題。
《花漾少女殺人事件》是血淋淋的、坦誠的,把問題攤開在了眾人面前。2023年還有一部同樣小眾的香港電影也攤開了,《年少日記》。
為人父母者,是相信自己有超人意志能造出不世出的天才,還是尊重孩子自己的生命,不同創作者都在給出不同的答案。但我想如今的國內影人都在看到,有些事確已病入膏肓,是該做些什麼了。

作者 | 李婧
排版丨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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