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41219
距離特朗普就職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新一輪的中美經貿戰眼看就要重啟。現在我們分析一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展開的這次中美經貿戰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戰（2018年開打），有什麼區別。今天我們主要看看美國一側的情況。
一、從美方的目標和邏輯來看（到底想要什麼）：產業邏輯
1.上一次貿易戰，美方落位在“貿易平衡”問題；解決的是“貿易逆差”；“301調查”在形式上針對的是“不公平的貿易實踐”，形式上的目標是進一步開啟中國的大門（“門戶主義”邏輯），如果談判完全按照美方的意願談成的話，反而會加劇美國資本和產業流入中國，但這並不是特朗普基本盤/MAGA選民想要的結果。同時，由於貿易差額是談判的重要內容，中國也可以透過購買美國產品（例如農產品）滿足美方的需求。應該說，第一任時特朗普的邏輯還不清晰，在貿易戰的目標和策略上還不統一，內部也沒有形成共識
2.這一次貿易戰：美方是“產業邏輯”主導，最終希望的是發展本國產業，而不是簡單解決貿易差額問題。產業邏輯具體又可劃為三個目標和考慮：
1)科技：確保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例如晶片產業、人工智慧）較中國有較大的領先優勢。這是拜登政府對特朗普首任做的一個“加碼”和“升級”，使得中美“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
2)安全：確保美國在關鍵戰略產業/供應鏈（例如能源、商業造船、藥品）上的自給自足，最優選是自產，最低限度是不依賴中國
3)就業：創造穩定的、高質量的、高薪酬的就業，惠及美國大眾。
3.關稅只是一個工具，服務的是產業邏輯，也就是判斷加徵多少關稅，是否維持關稅，只要看其是否有利於服務產業邏輯，幫助產業迴流到美國本土
二、從特朗普個人來看——思維迭代、立場加碼，但卻是“跛腳鴨”，效力有限
1.特朗普本人的思維有迭代，較第一任時邏輯更加清晰、目標更加明確，即遵循“產業邏輯”
2.特朗普比第一任時更迷信關稅手段，認為關稅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並且比第一任時更願意使用赤裸裸的脅迫和威逼
3.對於特朗普來說，關稅變得很“個人化”，因為他講了太多關於關稅的話，對關稅的作用宣傳得太多，以至於關稅這招能不能成，已經和他的個人信譽有關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在關稅問題上特別固執，很難受幕僚和外界影響
4.如果說民主黨/建制派依然認為俄羅斯也是美國的重大挑戰的話，在特朗普的眼裡、所說的話裡，美國的挑戰和威脅只有一個，就是中國。他把美國的各種問題都歸咎到中國。所以，在他的第二任內，必然全力推動反華政治與“反華經濟學”。但如我們之前分析的，特朗普的反華已不是特例：他是反華政治的推手，但如今不僅不能算是最反華的政客，甚至可能是“最不反華”的政客
5.特朗普畢竟只有一屆任期，稍微一拖，兩年多過去，他的任期就快結束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會開始關心政治遺產，會更關心短期能見效的東西（“短期主義”思維增加），但長期是否可維持就不在他考慮範圍內的。這使得和他的任何談判都只有短期效果：你無法判斷下一任總統是更加溫和，還是更加鷹派（很有可能更加鷹派）。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所有人都會選擇“拖”，“熬過”特朗普的任期。這個因素，實際上將大大削弱特朗普的談判能力
三、從特朗普的班子來看——認識高度統一，絕對忠於特朗普
1)特朗普第一任內，班子裡什麼人都有，貿易問題上，有自由貿易派，也有保護主義鷹派，不同人對貿易戰的目標、策略、方向、手段的理解不盡相同，在整個過程中一直博弈，爭取獲得特朗普的支援。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用的人時有起落，有的人逐漸走到臺前，有的人則被邊緣化。特朗普自己是一個識人用人的動態過程
2)特朗普第二任期，提名的內閣人選跨度確實很大，似乎有不同觀點立場和傾向的人，例如有新保守主義的反華鷹派（盧比奧）；有典型的MAGA（JD萬斯）；有更市場化的華爾街精英和企業家（貝森特和馬斯克）。但第一，所有人在大的方向上都瞭解並認同特朗普的產業邏輯，區別只在於方法，例如關稅加徵的力度、運用的方式、使用的節奏，對不同的國家是否有所區別等；第二；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效忠特朗普，服從特朗普的決定；第三，特朗普保持自己的判斷，並不總受閣員和幕僚影響——尤其在關稅問題上
四、從美國政治來看：兩黨在反華上確已高度共識
1.遏制中國、振興美國本土產業已經是兩黨、兩院、由上到下由內到外的高度共識。這個可以從TikTok案看出：早期是共和黨推動，民主黨並不積極。到後期，民主黨也很積極，拜登的司法部長甚至變得極為激進
2.拜登任內，不僅保留了特朗普的對華關稅，對很多政策還做了進一步的延續發展，例如積極推行技術出口管制，同時大力在國內推行產業政策，扶持晶片等戰略產業的發展，使得中美從單純的“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
3.所以，兩任總統會有較大的連續性，特朗普可以在拜登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並且可期獲得兩黨政客及最高法院的支援
五、從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聯絡來看：
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各種脫鉤斷鏈、加上中國本土企業的崛起，可能有如下幾點趨勢。這些趨勢是方向性的：
1.美國在中國的本土的利益減少：特朗普第一任時，搞對華貿易戰，無論是華爾街，還是大型跨國公司，都有反對的聲音，因為大家在中國有利益；第二任時，雖然許多企業在中國仍然有投資，或者採購中國的進口產品、在供應鏈上依賴中國，但反對的聲音只會趨勢性減少，因為美國企業和資本在中國的利益減少了。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這些年出於各種原因，美國資本減少對中國資產及企業的投資（包括一級、二級市場等。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獨角獸”數量減少的原因之一）；美國企業在中國本土市場競爭力的下降（歸因於中國本土企業崛起、消費者消費觀念變化、美國企業競爭力相對下降等因素所導致的國產替代現象）。此外，與七八年前不同，美國的企業在政治上也更加與MAGA的理念對齊，即認識到“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性，需要將一些產業轉移到美國本土或地緣政治上與美國更友好的國家
2.中國在美國的本土的利益增加：脫鉤斷鏈是非對稱的，一方面，美國加大對中國的制裁和出口管制；另一方面，一些中國企業成功打入美國市場，成為佼佼者（例如TikTok、Shein、Temu等）；此外，相比七八年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也增加了，其中不乏電動車等戰略產業企業，對美國主導資本市場的依賴仍然十分明顯。其客觀結果是，中國受美方制裁和打擊的“質子”反而增加了。當然，以上我們說的是趨勢性的變化，畢竟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仍然大於中國對美國的投資
簡言之，趨勢上看，反對貿易戰的美國企業/資本變少了，因為在華利益變少了；而美國政府對華貿易戰的手段增加了，因為一些中國企業在美國有不小的利益。
六、從美方可採用的工具手段來看——手段更多，目標更廣
1.特朗普第一任時期，最主要的是關稅手段；
2.拜登期間，除了維持特朗普的對華關稅，還大大拓展了針對中國行業、企業的各種制裁和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了對華貿易戰的維度、深度和廣度
3.特朗普第二任內，預計關稅先行，同時還將沿用並發展拜登時期的工具包，用以針對更多的行業，更多的企業，更廣泛的領域，尤其這些年中國企業發展迅猛，積極出海，一些頭部的社交媒體及電商平臺甚至深入到美國腹地，搞得風生水起，這些都有可能成為特朗普採取對華經貿戰的目標物件
七、從美國的國內經濟看——韌性更差：
1.美國國內經濟問題比2018年更加嚴重，不能看表面的GDP數字或就業數字，因為這些數字不反映質量和社會資源的分配。美國最主要的問題是分配不均，貧富差距仍然在不斷加大。這種經濟社會問題也導致了MAGA重回白宮，甚至成為美國的主流路線
2.這幾年，一個疫情（對供應鏈有巨大沖擊），一個俄烏戰爭（推高能源價格），再加上兩任政府為了緩解疫情都大量“印錢”，增加貨幣供應，結果導致了巨大的通貨膨脹。現在雖然通脹率壓下來了，但物價的絕對水平沒有下來，老百姓的購買力下降了。特朗普也承認，食品雜貨價格一旦上來，很難再降下去，現在只能寄希望於透過開放石油生產，把能源價格先壓下來。下一步，如果對進口商品加徵普遍關稅，帶來通脹衝擊的話，美國社會是很難承受的
八、從國際環境來看——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更差、挑戰更大
1.首先是地緣政治和軍事聯盟：特朗普要終結美國建立在軍事聯盟基礎上的盟友關係與秩序，放棄對盟友的安全承諾，號稱退出北約、到處收取軍事保護費，同時實質上要拋棄烏克蘭。所以，特朗普和傳統盟友和夥伴的關係一定是下降的，而且可能很緊張。同時，雖然特朗普不再主張單極秩序，但因為精力和興趣所在，不可能對廣大南方國家（非洲、拉美、東南亞、各種伊斯蘭國家等）有很大的投入，美國面臨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一定更差
2.其次是經濟貿易關係。特朗普的美國實際上是在放棄“新自由主義”秩序，重回本土重商主義、保護主義。特朗普也在積極地將各國的企業、資本、資源吸引到美國本土。例如，特朗普剛剛和孫正義一起“放衛星”，號稱未來四年軟銀要在美國本土投資1,000億美元。試想日本政府會作何想。特朗普希望“規整”北美市場，和近鄰加拿大突然也關係緊張。其他的，歐盟國家（特別是最大經濟體、高度依賴出口市場的德國）對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陣以待。當前，全球經濟都面臨挑戰，美國的核心盟友歐洲尤其困難，而且可以目見經濟困境正在轉化為極化政治。在這個情況下，特朗普的關稅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本土重商主義將帶來反彈，使其與所有的貿易伙伴都產生衝突，削弱與美國的雙邊與多邊關係。而只要美國無法和這些國家聯合在一起，也很難“打贏”針對中國的貿易戰
九、從中國的“反制”能力來看——面臨挑戰更大。具體有幾點：
1.這些年，在美國的“圍剿”和“倒逼”之下，中國不少產業、企業實力反而有所增強（像電動車和新能源更是“一騎絕塵”），並開始在本土替代國際品牌，在國際上搶佔美國企業及外國企業份額。這些企業首先增加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競爭力；
2.其次，中國的產業/企業成為國際上青睞的戰略性資源：所有的國家都希望優秀的中國企業前來投資，帶來資金、經驗、技術、產品，幫助發展本地產業。這時中國企業就成了手裡的“牌”。同樣的一家中國企業，投資到歐洲、或某美國盟友/友好國家，或某全球南方大國，實際上都是對美國本土產業邏輯的挑戰——因為這些企業/資本即便不在中國，也是到了競爭的經濟體。
3.這些年，中國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和資本，對美國的反華政治及政治風險看得更清楚了，對中國國家戰略的理解和配合度也加深了，總體更加對齊（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府對齊，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對齊）。所以，美國對中國企業連蒙帶騙、逐個擊破、誘導中國企業站在美國一邊的難度大大加深。
4.中國這些年也嘗試過一些反制裁手段，包括最近應用的關鍵礦物出口管制、反壟斷調查等手段。雖是小試，但也預示了影響力，足夠引起美國的重視
5.相比七八年前，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提升，特別是依託“一帶一路”、“金磚”等平臺，倡導多極秩序與價值，使得中國和南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聯絡不斷加深，成為抵禦美國對華經貿戰的力量
6.和各國一樣，中國對特朗普的行事風格、策略、邊界、可能性、風險都更加了解了，應對也更加從容了。關鍵是：特朗普只有一屆，實際上已經是半個“跛腳鴨”。儘管特朗普代表的主義和方向可能會維繫下去，但這個有極強個人特色的人以後就沒有了。有個說法：“特朗普主義只有在有特朗普的時候才能奏效”。所以，用“拖字訣”，“熬過”特朗普也不失為一種方法。這其實正是各國政府都在考量的。
最後：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優勢和劣勢，以及中美博弈的特點
最後，講講特朗普（或一般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優勢和劣勢。
優勢：決策半徑非常小，就那麼幾個人，總統、副總統、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國家安全顧問，隨時坐下來就能聊，資訊快速交換和傳遞，很快就能決策。決策半徑小，速度快、效率高。這是一大優勢。
劣勢：劣勢有兩條，一是美方不瞭解中國，從語言上、文化上、政治上、歷史上、觀念上都不瞭解中國，美國所謂對華專家沒有幾個能看中文、瞭解中文生態，能夠進行中文訪談的。政客就更不用說了。而中國對美國，至少一線都懂英文，自上而下了解美國、英語文化的人很多。可以說，對美國研究得透透的。二是美國實際上在明處。什麼都擺在檯面上。政客各種講話、媒體報道，包括特朗普和幕僚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的資訊。可以說，美國在明處，中國在暗處。在知己知彼這個問題上，美國肯定輸一大截。
這時，中美博弈，有點像大象和獅子的博弈。
大象視野好，看得很清楚，知道獅子的一舉一動，埋伏在哪兒，打算啥時衝出來，怎麼衝的，衝到了哪兒，怎麼轉向的，打算咬哪兒。但是大象行動很慢，很難精細動作、精準轉身、靈活調節。所以，有時明知道獅子衝上來會咬一口，可能也沒太多的辦法，咬了也就咬了，但是咬了也沒事，咬不死。獅子則總有閃失的地方，關鍵時刻，大象踹它一腳，獅子落荒而逃，過一會兒伺機而動又過來襲擊。對於大象來說，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瞭解自己，把握好自己的節奏，按照自己的方式，專心致志，走好自己的路。這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不變應萬變”，最終，大象還是大象。獅子也還是獅子。草原很大，容得下幾隻這樣的動物，也不存在誰消滅誰的問題。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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