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在整個大歷史中，清王朝無疑是幸運的，因為其在八旗和綠營武力退化的現實面前在最短的時間內編練出了一支戰鬥力線上的新軍，成功平定了太平軍，延長了其週期。而湘軍的編練絕對是曾國藩的個人意志，其在辦團練之始就直接奔著打造新軍的目標而去，最終使湘軍成為了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1644年，八旗入關之後就不得不面對武力退化的歷史課題，雖然清朝皇帝和當年的金國皇帝一樣以人力阻擋這個趨勢，但最終還是不得不接受八旗和綠營打不了仗的現實。
早在嘉慶年間，朝廷就敏銳地發現一個問題，八旗和綠營已經無力平定白蓮教起義，於是就引入了地方團練來協助正規軍平叛，最終，團練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協助朝廷成功平定了叛亂。
當太平軍起義之後，八旗和綠營的無能再一次在戰場上暴露無遺：太平軍起義之初，咸豐以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為欽差大臣、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署理廣西巡撫，在花費了一百六十萬兩白銀、調兵數萬的情況下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洪秀全於1851年3月23日建立了太平天國；接著，咸豐又派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管理戶部事務的賽尚阿前往廣西主持剿匪事務，咸豐甚至還授予賽尚阿遏必隆刀給其便宜行事的權力，但賽尚阿交出的依然是一份一塌糊塗的答卷，被太平軍在桂林數次打敗還攻佔了永安城。
在從永安突圍之後，太平軍持續創造勝利，先是攻克全州，接著又佔領道州，並在1853年1月12日打下了起義以來第一座省會城市武昌。
等到太平軍離開武昌時，已經擁有包括步軍、騎兵、水師在內共計五十萬規模的龐大軍隊。
無奈，咸豐只能換人，以向榮、琦善、陸建瀛為欽差大臣從不同方向圍堵太平軍，準備將太平軍殲滅於湖北。但清軍不是畏敵不敢接戰就是被太平軍打敗，導致洪秀全於3月28日進入了南京城，正式在東南站穩了腳跟。
在八旗和綠營無法搞定太平軍的情況下，咸豐就準備藉助歷史經驗辦團練協助正規軍作戰，從咸豐二年（1852）十一月到三年（1853）二月，咸豐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團練大臣，這其中就包括在家丁憂的曾國藩。
可問題是，團練就一定能解決問題嗎？
曾國藩的答案是不能。
早在京師的時候，曾國藩就看出了問題所在，因此，他於1851年三月九日給咸豐上了《議汰兵疏》，認為：“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
財政不足是朝野公認的事實，如今，八旗和綠營的戰鬥力又在戰場上被驗證不能剿滅太平軍，在不能解決財政問題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裁撤冗兵，曾國藩給咸豐當時的建議是：“汰兵五萬，仍變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
對於清軍的無奈，曾國藩後來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恐嶽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
在曾國藩的眼中，清軍已經沒救了。
當然，對於如何更好地應對變局，曾國藩當時並沒有成熟的建議，當1852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咸豐的諭旨之後就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八旗和綠營以及地方團練都無法搞定太平軍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編練一支新軍，以新軍作為平定叛亂的主力。
因為，此時的形勢已經與嘉慶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嘉慶年間的白蓮教是標準的流寇，既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互不統屬，又採取多點開花的打法，團練是完全可以配合八旗和綠營將其搞定。
當時，團練傳統的打法就八個字：清查保甲，堅壁清野。白蓮教在面對一座座堅城而又無法進行補給的情況下很難打持久戰。
但太平軍就不一樣了，從金田起義開始，眾人就緊密團結在洪秀全周圍，雖然在下長江之前，太平軍也曾是標準的流寇，但當其打下南京之後就已經是一個足以和清朝分庭抗禮的割據勢力。
定都天京之後太平軍已經扔掉了流寇的標籤
圖源/劇照
當時的太平天國是一個以南京為軍政中心，以江浙為根據地，並在政治、軍事、經濟層面都有其制度和主張的南方政權。同時，太平軍中更是有石達開、楊秀清等這樣的精英人物，而且還在人才層面形成了接力。
既然太平軍和白蓮教的性質完全不同，那麼傳統的團練制度就無法應對，而事實也驗證了團練面對太平軍時的無力，清朝辦團練數年，根本就沒有一點成效。在看清楚了這一點之後，曾國藩應對變局的思路就已經非常清晰，編練新軍的意志也非常堅定。
曾國藩不僅有編練新軍以解題的方案，更有解決太平天國問題的整體戰略：以湖南為大後方，以湖北為後勤中心，支援江、皖，肅清東南。
但咸豐的諭旨中卻只是讓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根本沒有給曾國藩練勇的指揮權，也沒有指定哪些將領和軍隊歸他指揮。
此種局面之下，曾國藩就只能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表面上辦團練，實際上卻是打造新軍。因此，曾國藩首先給皇帝講清楚了辦團練的困難以爭取更多的時間：“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資。”
對於實際落地，曾國藩給皇帝的說法是：“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
團練一般都是在地方州縣操辦，曾國藩提出在長沙辦團已經是偏離了辦團練的宗旨，其參照明朝戚繼光練軍的理論也明顯是在打造新軍，而且招募物件又都是有一定訓練基礎的健壯鄉民，和當年戚繼光招兵的思路如出一轍。
對於編練新軍，曾國藩的宗旨是：但求其精，不貴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
咸豐當時也完全沒有看透曾國藩的思路，也只是本能性地批示：“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
可以肯定，咸豐還是將希望放在了八旗和綠營身上，對於團練的定位只是協助、補充正規軍，曾國藩能為國分憂，咸豐自然要對其行為進行點贊，至於湘軍後來的擴張當時完全在他的認知之外。
於是，曾國藩就正式開啟了其編練新軍的新路。為了掩蓋真實目的，他還是在文字上做文章：將由地方鄉紳控制的武裝稱之為“團”；將僱傭的外鄉士兵稱之為“練”。
我們總是將曾國藩編練的軍隊稱之為湘軍，其實曾國藩在練兵之初根本不敢這樣稱呼新軍，直到湘軍成為清廷的中流砥柱並積累了一定的軍功之後，他才敢允許其軍隊被稱為湘軍。
八年之後，曾國藩才說出了自己當年的苦心：“臣自咸豐二年奉旨辦團，初次折內奏明自行練勇一千，是臣所辦者乃官勇，非團丁也。”
官勇其實就是正規軍。
由此可見，曾國藩本質上並沒有辦過一天團練，他從一開始就是直奔建立新軍的主題。
在確定了方向之後，曾國藩就兼併了羅澤南和王錱手中的一千鄉勇，將其分為中、左、右三營，分別由羅澤南、王錱和鄒壽璋統帶，號稱“湘勇”。
當然，曾國藩特殊的身份也給其編練新軍帶來了方便：其丁憂在家是鄉紳的身份，可以方便在地方開展工作；幫辦團練的差事可以公開練勇；正二品侍郎的官銜可以讓他遊走於湖南官場。
雖然這種沒有地方實職的尷尬身份讓曾國藩在之後的歲月中很難開展工作，但前期還是助力其迅速打開了局面。
清朝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湘軍這支新軍，併成功平定了太平軍，首先就在於曾國藩及時認清了現實在第一時間編練新軍的認知。為什麼別人辦團練沒有成功就曾國藩青史留名，原因就在這裡。
認知決定了一個人的高度，這句話在任何時候都適用。
當然，曾國藩的家國情懷主人翁意識也是決定性因素。
助力湘軍的第二個因素是，綠營對湘軍的發難。由於曾國藩成立了“審案局”，侵犯了湖南官員的權力，導致其被邊緣化，再加上曾國藩要求綠營和湘軍一起操練引起了綠營的不滿，種種矛盾交織最終導致了綠營衝打湘軍軍營的事。
在對綠營徹底失望之後，曾國藩決定將湘軍拉到衡陽去訓練，這在當時來看似乎是曾國藩的無奈之舉，但最終卻成就了湘軍的獨立性。
世上的事，一定要辯證地去看，福禍永遠是相依的，可以隨時轉換的。
長沙的衝突事件進一步讓曾國藩看清了綠營，認為，依靠綠營的力量是根本無法平定太平軍的，必須得打造一支強悍的新軍，才能實現“驅馳中原，漸望澄清”的目標。
但曾國藩建立新軍之路卻並不順利，因為，湖南官員為了壓制曾國藩選擇支援王錱，將資源都向王錱傾斜，曾國藩在被邊緣化之後是一籌莫展。
如果局面照此發展下去，那麼湖南進行軍事輸出的人選就必然是王錱，曾國藩編練新軍的想法只能永遠是個設想，其軍事組織很難超越團練的定位。
不過，太平軍還是給了曾國藩破局的機會。1853年九月，太平軍水陸並進，第二次進攻武漢，數日之間就到達了武昌城下。面對危局，朝廷急令湖南進行援助，但現實卻是，援助湖北，光靠陸軍根本不行，因為，過了岳陽就是洞庭湖、長江，必須水陸並舉，援軍必須有水師。
同時，建設水師也是在和太平軍爭奪長江的制水權，只有擁有了制水權，清軍才能順流而下攻打天京城，也才能加固岳陽、武昌的防守，同時配合南京、揚州城外的江南、江北大營逐次掃蕩江面，對太平軍形成戰略優勢。
在整體戰略中，由湖南出洞庭進入長江的水師其高屋建瓴的作用對於全域性更是重要。
在捕捉到這個資訊之後，曾國藩緊急上奏，請求編練水軍。曾國藩的想法和咸豐不謀而合，於是就立即贊成：“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
咸豐也有意籌建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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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編練水師的權力之後，曾國藩就迅速打開了局面，開始在衡陽、湘潭兩地打造戰船、招募水兵。同時，資源也源源不斷向湘軍傾斜：湖南地方有義務向曾國藩提供建設水師所需的費用；廣東運往江南大營和湖北防軍的經費曾國藩也可以截留提取；湘軍的糧食供應可以直接從漕米中提取；就是從民間募集資金曾國藩也是振振有詞。
至1854年2月25日，經過四個月的發展，湘軍已經發展為一支由十營陸軍和十營水師組成的共計一萬七千人的軍隊，成為抵抗太平軍的主力。
和戚繼光練兵一樣，湘軍主要也是以偏僻之地的淳樸鄉民為主力，其戰鬥力絕對在清軍之上。同時，湘軍的軍官也主要是由具有“忠勇血性”素養的儒生組成，據羅爾綱的統計：湘軍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佔到了58％的比例，在統領一路乃至多路人馬的高階將領中，這個比例更是達到了67％。
上馬殺敵，下馬講學是湘軍軍官的具體寫照。
同時，湘軍還設立了專業的運輸部隊“長夫”，並在火器配置上比清軍更具優勢。
現實倒逼著曾國藩以一介書生成為了治軍的專才。
當然，更重要的是，曾國藩在這個過程中抗住了咸豐催戰的壓力，直至將湘軍建設完畢。由此也可見曾國藩的穩重和成熟，如果當時貿然出戰，湘軍很可能會提前報銷。
之後，隨著湘軍不斷取得勝利，就逐漸代替清軍成為平定太平軍的主力，最終實現了攻克天京城消滅太平軍的戰略目標。
由此可見，清朝的幸運之處就在於及時組建了一支足以代替清軍的新軍，才避免了覆滅的命運。而其之所以能及時建立起新軍則在於曾國藩的認知和主人翁意識。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曾國藩挽救了大清。
當然，曾國藩的作用也不僅在於編練了湘軍，更在於其從全域性著眼不斷最佳化總體戰略，在戰略的制定層面代替了清廷。
雖然清廷因此付出了地方坐大的代價，但畢竟保住了江山。
任何事情都是一體兩面，清廷也不能既要又要，其認可了湘軍，就必須得接受某些不可改變的現實。